簡論早期梁啟超的自由觀(四)

360docimg_0_簡論早期梁啟超的自由觀(四)2006-09-09 吳根友在梁啟超看來,政府與人民之上還有一個實體性的,具有人格特徵的國家存在著。故政府與人民皆只是構成國家的要素。他說:「天下未有無人民而稱之為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為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之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1]因此,他認為,主權在個人的學說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觀點,易於導致無政府主義;然而,如果使政府之權無限,則陷於專制主義,國民亦永不得進步。因此,確立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是政治哲學的重要問題。那麼,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究竟何在呢?他認為:所謂「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者,謂政府與人民處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也權。」[2]政府既然能給人民以權利,也就有權收回這些權利。故政府要與人民之平等,實是政府與人民許可權之要義。他還以中國傳統仁政理想所導致的缺陷為例,指出政府許可權過大的危害性。儘管仁政理想也講保民、牧民,但由於在上者的權力無限,結果是:「仁政者,只能論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結果導致了 「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而無可如何的狀況。所以梁啟超在考慮政府許可權與人民自由的問題時,明確地將政府的正鵠規定在「公益」服務之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界為歸。」「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為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因此,政府的許可權在於:「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 如果政府不能禁止日常生活中人民之間相互侵犯自由之事反而先侵犯人民之自由,「則政府是蹈天下第一大罪惡。」[3]梁啟超對政府權力始終持有戒心,堅持許多政治原則必須要從「自由與平等」這兩個原則出發,力求在法律的前提下來談論自由與平等。他說:「所謂人人於法律內享有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此豈非人民所賴以託命者。」[4]他針對晚清社會與政治的混亂狀態,極力捍衛人民擁有自由與平等的權利。他說:「近幾年來,任意設立名目,括削民膏,使我民無財產之自由;監謗防川,偶語棄市,使我民無言論集會之自由;凡信皆拆,入城必搜,使我民無通信行旅之自由;動輒搜索家宅,使我民無住居之自由;挾仇誣害,不經法庭,便可處死,使我民無生命之自由;偽造民意,協迫推戴,使我民無良心之自由。其他法律上之種種不平等,則亦類是。在此種政治之下。豈復一日能有生人之趣?為人民者,拚其頭顱,濺其心血,以求平等自由之權利,寧非天經地義!吾之所愛自由尊平等者,其在乎此?」[5]這樣,在政治自由的問題上,梁啟超基本上把握了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精髓。梁氏又將侵人之自由分為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眾之自由。侵一人之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眾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而公法私法都是根據一國的主權而定的。他認為,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而且通過對約翰·密爾自由觀的分析,他得出了「文明自由」 的概念。他說:「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許可權雲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國家未有能成立者也。」[6]到1902年寫《新民論》的時候,梁啟超進一步地闡述了「文明自由」的概念。他說:「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其一舉一動,如機器之節腠;其一進一退,如軍隊之步武。」「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從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7]從文明自由的觀念出發,他批評當時中國的部分青年人對自由的誤解道:「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囂囂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為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可托以藏身也。」[8]如何看待團體自由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呢?梁氏說:「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人不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個人之自由更何有也。」他甚至以一身之自由與肢體之自由的關係為喻,以論證個人不得脫離團體而自由的道理。口不可自由地不擇物而食,手不可以任意地持劍以殺人,如果肢體真是這樣的話,則身體就會因之而失去自由。個人自由與團體自由關係亦如此。[1]《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第1頁,《飲冰室合集》第2。[2]《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第5頁。[3]同上文,第3頁。[4]《國民淺訓》第17頁,《飲冰室合集》第8。[5]同上書,第17頁。[6]同上文,第4頁—頁。[7]《新民說·論自由》,第45頁。[8]《新民說·論自由》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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