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朱熹思想以本來面目

一

　　程朱理學所以為後人所詬病，特別在五四運動後被視作封建儒學的代表，主要原因是認為它是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即維護絕對君權。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這種觀點已受到黃宗羲的批判，並斥之為「小儒」。（《明夷待訪錄·原君》）這與孔、孟君臣對等的觀念相比，理學家的尊君、忠君思想，確是比先秦儒家加強了。

　　但這裡有個問題，朱熹既然盡忠於君主，並從理論上積極維護君權，何以他生前卻不為時君世主所用，而待死後才被作為偶像吹捧？如所周知，朱熹入侍經筵在朝只有46日，這期間與宋寧宗趙擴接近，計進講7次，內引留身奏事2次，面對1次，賜食1次。他對皇帝奏事，除參預議山陵、祧廟外，還奏上乞差官看詳封事進言札子，乞討論喪服札子，乞瑞慶節不受賀禮札子，論災異札子等。以上札子的基本精神是要皇帝正君德，納忠言，遠近習，收放心，行治道。由於儒家是講仁治和德政，希望能有個仁民愛物的堯舜之君。當朱熹奉召入都前，門人劉黻曾問他：「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他回答說：

　　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年譜》）　　朱熹行道，要造就一個誠厚儉約的君主，以符合天意人心。但事實上封建帝王多是驕奢逸樂，任用一些近習小人，如趙擴就以韓侂胄為親信。而朱熹企圖用正心誠意之學以正君心，如在進講時，要趙擴對「修身為本」一句，做到「常存於心，不使忘失」。強調「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日月常明，而不復為利慾之昏」。像古代賢人那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從諫弗咈，改過不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這些說教，作為新君初政的一種無害裝飾品，趙擴表面還是虛心接受的。因為當時召朱熹入朝，為的是「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攻媿集》卷二十六《論朱熹補外》），是還有可供利用之處。但當時朱熹以「帝王師」的姿態入朝能否真起作用，有的人並不感到樂觀，如項安世在《次韻路德章、吳斗南同迓朱侍講》詩的最後兩句：「莫遣晦翁聞世事，怕教興盡卻思回」。朱熹要是真正想匡時救世，恐怕未到「興盡」卻要「思回」了。

　　二

　　朱熹侍講經筵，初時講些正心誠意之類的道學說教，趙擴為著收取人心，還裝出虛懷若谷的樣子，但他用「內批」詔旨獨斷專行和任用韓侂胄等近習干預朝政，即關係到朝廷綱紀問題，朱熹不客氣地面奏四事，卻當面提出批評。他說：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

　　朱熹認為做君主的獨斷專行，並不符合「為治之體」。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雖然實行的是專制君權，但帝王的詔旨正式頒行還有一定程序，如臣下認為不妥的，可以經過審復請君主再作考慮，這是封建政治體制中對君權的一點約束，雖然作用不大，但專斷的君主總覺得不能為所欲為，於是用「內批」的方式，直接下詔給當事人，有點類似後來的手令，就避開審復這個程序。同時這種內批雖出自君主個人，但容易受左右近臣所擺弄。所以朱熹也連帶提出這個問題，要「左右勿預朝政」。他接著說：

　　而幾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復，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蓋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文集》卷十四《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朱熹堅持封建治體，要做到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君主也要酌取公論，對不同意見，要容許「互相論難」，做到「擇其善者」才施行。但這樣一來，君主就不能獨斷專行，近臣就不能干預朝政，當然為趙擴和韓侂胄所不能容忍。於是趙擴又是使用內批這件武器，借口說「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這樣輕帶一筆，就把這個「帝王師」逐出國門，於是連「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的招牌也不用了。

　　朱熹被逐出朝，心情雖有點不平靜，但致君為堯舜的「帝王師」理想熄滅了，當他回歸舟過釣台時又想到嚴子陵，吟起了他自稱不知何人所題的《水調歌頭》：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痴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

　　朱熹已是倦鳥知還，雖有欲濟時艱的反思，但報國無門，還是「放去任疏頑」，走回孔老夫子講學授徒的老路。而這首詞，據題下夾注，謂「實亦先生所作」，可能屬夫子自道。而當時他提倡道學的深意，仍不大為人理解，所以他到上饒講學唱酬時，老友徐安國在題為「晦庵席上作」的《滿江紅》，對此頗為嘆息：　　爭獻交酬，消受取真山真水。供不盡杯螺浮碧，髫鬟擁翠，莫便等閑嗟去國，固應特地經仙里。奉周旋惟有老先生，門堪倚。追往駕，煙宵里。終舊學，今無計。嘆白頭猶記，壯年標緻。一樂堂深文益著，風雩亭在詞難繼。問有誰熟識晦庵心，南軒意？（《西窗集》）

　　朱熹回到武夷講學，而朝中不斷傳來壞消息，陳傅良、彭龜年、劉光祖、吳獵等剛直敢言的道學黨人相繼被逐出朝，接著道學黨首領趙汝愚罷相，在流放中含憤而死。太學生敖陶孫為詩吊曰：

　　左手旋乾右轉坤，群邪嫉正竟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詩人玉屑》卷十九）

　　韓忠獻指韓琦，他家的末世孫就指韓侂胄。當時反道學與道學兩派的對立是邪與正的鬥爭。韓侂胄既扳倒趙汝愚，接著矛頭就指向朱熹。先由劉德秀借春試大比機會，上了一道禁絕偽學的奏疏。說「二十年來，士子狃於偽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以滋其盜名欺世之偽」。（《宋會要輯稿·選舉·貢舉雜錄》）接著朱熹和其他理學家的著作遭到毀禁，人被稱為「偽徒」。還有胡紘奏劾朱熹六大罪狀，甚至說趙汝愚「謀為不軌」，招致朱熹為「奸黨」，倚為「腹心羽翼」；汝愚身後，「猶為死黨」。這就不單是偽學問題，更演成政治迫害了。怪不得有個叫余嚞的上書請斬朱熹。由於他是曾作「帝王師」的一代儒宗，所以這些政敵還不敢貿然下手，但反道學的勢頭仍不斷升級，如劉三傑向皇帝面奏，指稱「偽學之黨，變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於是效法元祐黨籍故伎，由朝廷開列出一份59人的偽逆黨籍。除宰執4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外，侍制以上就以朱熹為首，凡列名黨籍的，給以終身禁錮，永不敘用。

　　朱熹晚年遭受這種打擊，一方面感到「親舊凋零」，「氣象極覺蕭索」；但同時對「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說「甚可笑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李季章》書四）至於朱熹本人，當有的弟子勸他避禍時，他回答說：

　　今為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語類》卷一百零七）

　　朱熹當時的處境，確是避無可避，但他自信道學是正確的，對外來迫害，只有橫眉冷待，才是表現出「吾道之光」。

　　朱熹最後6年黨禁在家，曾寫有《水調歌頭》表示他的心境和抱負。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道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發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這裡滄洲指滄洲精舍，是朱熹晚年授徒講學之地。他雖遭受逆境，並非消極隱遁，直到臨終幾天仍然著述不輟。吾道自有傳人，這是他的抱負，也是他始終堅持的信念。

　　三

　　慶元黨禁是朱熹晚年身受的災禍，他死後似乎很難得到翻身。但頗奇怪的是，在他身後10年，即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朱熹得賜謚曰「文」，被尊為「朱文公」。到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被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1230)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1241)從祀孔廟。咸淳五年(1269)度宗詔賜婺源朱氏故居稱為「文公闕里」。到元代至元元年(1335)詔建朱熹文廟。明代景泰六年(1455)，朱熹後裔還得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同時推行祭朱制度。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升入配祀孔廟「十哲」之列，牌位由東廊進入大成殿。康熙皇帝稱他為「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由是朱廷梅在《重修文公廟暨建韋齋祠記》中，對朱熹的歌頌到了頂點。

　　百世之下，使百世以上之大道昭如日月，沛若江河，微朱子，孰與歸！故曰：朱子者，孔孟後一人也。朱子之道，既上接孔孟，下軼周程，則朱子者，天下之朱子也，萬世之朱子也。（《婺源縣誌》卷六十六）

　　這樣一來，說朱熹是孔家店的二老板，也不為過了。

　　從上面情況看，有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朱熹理學的歷史命運，在他生前與身後，遭遇何以截然不同？朱學地位的變遷，原因何在？二、從五四運動到批林批孔，所批判的朱熹，是封建統治者所塑造的「聖人」偶像，還是朱熹的本來面目？有個真偽問題，我認為這兩方面是互相聯繫的，可以合起來解釋。

　　這些年來批判朱熹有個共同點，就是認為宋明理學是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所以反封建就要反理學，而朱熹卻最為明、清統治者所推崇，故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但是他生前何以遭受慶元黨禁？我認為朱熹思想對待封建君權帶有兩重性：從總體上、宏觀上朱熹理學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即是維護君權；但是在具體上、微觀上對君主有較高要求，即是要作為仁德之君，作事要聽從「公議」，反對獨斷專行和偏信近習之臣，提高來說對君權要有所限制。這兩種思想他認為是統一的，但接受的當事者——君主卻會有不同反應。

　　宋寧宗趙擴初政時召入朱熹侍講經筵，裝出尊師重道的樣子，無非借他的名望以收取人心，但朱熹對皇帝卻幾次提出批評，從趙擴看來，那是對君權的限制和挑戰。所以當朝臣問到為何驅逐朱熹時，他說：「初除朱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又說「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趙擴心目中，用朱熹講點經書作為擺設是可以的，但要干預皇帝的言行，那就不能容忍了。至於朱熹身後，他不會再進逆耳忠言，而尊君的理學教條又可以大加利用。於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揚之可以登天，抑之可以入地，封建統治者這種作為，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至於我們近年批判的朱熹，可以說是有真有假，而假的形象似乎更多一些。朱熹理學總體上是維護封建君主這是真的，但君主的獨斷專制統治他又是反對的，以理殺人並非朱熹的本意。以他來代表封建專制的形象只能是個被利用的假象。這些年來他一度成為封建專制君主的替罪羊，也可以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從歷史上就形成的悲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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