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的國家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

　　一、貧富懸殊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意義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此後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政治體制轉型（表現為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徘徊和衰退的一種狀態。　　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低收入國家能夠通過利用國外研發的技術，生產勞動密集型的低成本產品，以此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在國家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未充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逐漸減少，工資增加，競爭力被削弱」；「在它們迅速發展階段曾經推動高速增長的因素和優勢——低勞動力成本和易於採納的技術不復存在」；「如果無法通過創新（而不是繼續採用外國技術）提高生產率，那中等收入國家就會發現自己陷入困境。」[1]　　發展經濟學將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稱為「貧困陷阱」，1000～3000美元稱為「起飛階段」，將3000～5000美元視為「中等收入陷阱」，1萬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門檻。　　世界銀行更為精確的標準為（2010年8月新調整的數據）：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995美元及以下為低收入，996～12195美元為中等收入，12196美元及以上為高收入。其中，中等收入標準又以3845美元為界劃分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2]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日本的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3]　　與此相反，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一些國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先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它們是赤道幾內亞、希臘、中國香港、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模里西斯、葡萄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韓國、西班牙和中國台灣。[4]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徘徊情況」：　　

　　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人均GDP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已經超過1000美元，成功突破「貧困陷阱」（我國在2003年突破該陷阱），但是，經過四、五十年，幾經反覆，它們一直沒有能夠最終跨過1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概括起來，學者們關於拉美國家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有共性的原因如下[5]：　　（1）經濟發展模式僵化。拉美國家在20世紀30、40年代一般都採用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模式，大力發展本國工業，並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到1980年代，拉美國家固守自給自足、大而全的發展模式，令其比較優勢喪失，且逐漸與世界經濟脫軌，陷入了被動局面，幾次錯失經濟發展機遇。亞洲「四小虎」諸國實行高度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其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依附發達國家，內生經濟增長動力缺失。　　（2）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社會精英集團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產業發展高度依附發達國家；缺少自主知識產權，其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二元經濟結構特點突出，農業、中小企業和微利行業往往被忽視。　　（3）宏觀經濟政策失誤。表現為宏觀政策左右搖擺、通貨膨脹嚴重、國際收支不平衡、資本外逃嚴重、失業率高、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政府債台高築，外債激增，引爆金融危機，造成嚴重的經濟倒退。　　（4）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而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王一鳴，2011）　　（5）貧富差距懸殊。19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係數高達0.44～0.66（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進入0.6的危險區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衝突和政治動蕩，造成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進入21世紀，拉美仍然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區，其基尼係數平均值高達0.522（范劍青，2003）。「四小虎」諸國城鄉和居民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有的兩極分化嚴重（菲律賓），這導致農村過於貧窮，居民消費不足，內需不振，同時也引發大量社會問題，造成政局不穩，對經濟發展造成致命影響。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缺少龐大的中產階層，因而缺乏促成社會穩定的基礎。　　（6）體制變革嚴重滯後。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其壟斷地位阻礙社會民主化和社會改革，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一些國家，權力被金錢財富收買，整個社會被其控制操縱，人們的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完全被破壞。利益集團勢力強大，官員尋租，腐敗泛濫，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被嚴重扭曲。　　總起來說，戰後新興經濟體國家之所以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在早期的經濟「起飛階段」，它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制度問題，在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以後，其積累的經濟和社會矛盾便會集中爆發，其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便會進入臨界狀態，若在這一階段不能順利地實現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轉型，就難以克服經濟快速發展所積累起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矛盾，也可能出現發展戰略和宏觀政策的嚴重失誤，其經濟增長便會回落，並陷入經濟徘徊和停滯的困境，若再受到外部衝擊，其經濟就會衰退。可見，經濟和政治體制轉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非常明顯，在眾多學者羅列出來的一大堆原因中，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甚至兩極分化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都存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而貧富懸殊的背後，就是經濟和政治體制存在重大缺陷和問題。　　這些重大缺陷和問題的共同點是，這些體制都存在竭力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忽視下層民眾利益的問題。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往往呈現權力與資本結盟的特點，有的甚至形成對整個社會進行控制操縱的局面，從而完全破壞了人們的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他們利用其壟斷地位阻礙並破壞社會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維護既得利益，從而導致社會腐敗問題嚴重，財富往少數上層和特權階層集中，數量龐大的下層民眾基本上享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　　進一步，這些經濟政治體制的重大缺陷和問題不僅是貧富懸殊的制度原因，而且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其它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制度原因，比如：　　（1）「經濟發展模式問題」的主要方面就是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這是這類經濟政治體制導致的主要問題。以讀者熟悉的我國為例，當國家壟斷了所有重要行業，壟斷了絕大部分經濟資源，介入了所有能夠掙錢的行業，嚴重障礙和制約了民營經濟、民間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無法通過均等機會、通過創業和創新去獲取財富的時候，社會經濟內生動力不足是肯定的、必然的。　　（2）「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問題」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更多地表現為忽視農業、中小企業和微利行業，包括那些在我國倍受打擊的小商小販，街邊地攤（儘管一個地攤就是一個家庭的「飯碗」也不能倖免）。看看這類經濟政治體制的性質，這種情況就不難理解。　　（3）「宏觀經濟政策問題」包括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剝奪民眾）、下層群體缺乏社會保障、中小企業稅賦過重、過度追求畸形經濟增長（為制度性尋租腐敗創造條件）、等等，最終也都是由經濟政治體制的性質來決定。　　（4）從產業結構轉型來看，高收入發達國家無一不把技術創新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在這些國家，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往往高達70%左右。因此，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發展創新型經濟，是提高一國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通道。　　「技術創新問題」是典型的經濟政治體制問題。從表層來看，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會制約微觀經濟的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微觀經濟肯定缺乏創新精神。當企業能夠通過官商勾結、賄賂官員、粗放式資源開發而獲取高額利潤時，很難想像企業會通過技術創新去爭取市場。　　從深層次看，「技術創新問題」實際上是「人力資本問題」，本質上是「人力資本投資問題」。這就是說，要實現「跨越」，就需要逐步提升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而這些都需要通過教育、人才和人力資本積累去實現。但是，當一國經濟政治體制並不維護中下階層（尤其是下層民眾）的利益時，人口眾多的低收入人群、貧困人口幾乎完全喪失了投資人力資本的能力，只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刨食，在微利行業甚至地攤經營中艱難求生。　　發展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Scott Rozelle認為，「墨西哥（當初）沒有在工資上漲之後完成經濟轉型」，「在墨西哥，只有40%的農村人口接受過高中教育，大量勞動者都是在初中階段輟學，沒能掌握英語、數學和計算機等方面的技能。由於沒有人願意以高工資來聘用缺乏技能的人，所以很多人失業，他們只有三種選擇：非法移民到美國；做一份沒有希望和未來的工作；加入黑幫」。「如果不提升普通人的人力資本，即使（國家）高端創新能力上去了，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還是會被低素質勞動力拉下來」[6]　　缺乏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一方面直接制約了社會經濟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質勞動力的存在，也制約了企業的技術轉型和社會經濟轉型。　　需要強調的是，拉美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國高得多。它們的困難是更高層次上的困難。我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兩方面都明顯落後於拉美國家，因此，我們還沒有資格輕視拉美。進入21世紀，拉美國家相繼努力調整政策，促進經濟政治體制轉型，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效。近幾年，一些拉美國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者超過8000美元，離1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已經只有一步之遙。　　顯而易見，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對社會經濟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當一國經濟發展忽視了下層民眾利益，導致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時，這個龐大群體事實上被排除在經濟發展之外，而這個社會也因此而孕育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能容忍這種狀態時，社會衝突就會出現，社會就會動蕩不安，政局不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就會失去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突破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幾成「騎著自行車上月球」的鬧劇。如果沒有真正的經濟政治體制轉型，任何應時應景的政策修補，都只能是將「自行車」換成了「汽車、火車或飛機」而已。　　根據聯合國工發組織確定的標準，韓國在1970年代末已經成為典型的新興工業化國家。[7]當時，韓國的基尼係數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按國際標準，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相對合理區間的基尼係數為0.3～0.4）韓國1970年代推行「新小區運動」，縮小了城鄉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趨均衡。[8]　　日本1960年代大力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縮小城鄉差距、最低工資制度、完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等措施，促進社會財富合理分配，不僅實現了社會的相對穩定，而且在國民中積聚了一定財富，這成為日本後來渡過20年嚴重經濟衰退而沒有出現社會動蕩的基本保障。目前，日本的基尼係數僅為0.25。[9]　　日韓的情況顯示，它們的經濟政治體制基本克服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忽視下層民眾利益」的制度弊端，因而能夠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問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日韓在完成經濟「起飛」後，僅僅用了12年和8年時間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1年。[10]2009年，日韓人均GNI分別為37870美元和19830美元。[11]　　要解決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只有建立規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政治體制轉型這一條路，而如果真的實現了經濟政治體制轉型，那麼，不僅貧富懸殊的問題最終得以解決，而且中等收入陷阱的其它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所以，我們需要從經濟政治體制轉型著手，去解決貧富懸殊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未完——見《下篇》）　　　　--------------------------------------------------------------------------------　　[1]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財政部：《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主報告∕第一章），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發布。　　[2]鄭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警示》，《半月談》，2011年第5期。　　[3]王一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比較與原因分析》，《現代人才》，2011年，第2期。　　[4]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財政部：《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主報告∕第一章），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發布。　　[5]主要有高德步、李培林、范劍青、鄭秉文、王一鳴等人。參見：高德步的《世界經濟通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89～298頁；李培林的《高度重視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關鍵階段的穩定發展》，《領導參考》，2004年第34期；范劍青的《基尼係數的警示》，《人民日報》，2003年11月4日，第7版；鄭秉文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警示》，《半月談》，2011年第5期；王一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比較與原因分析》，《現代人才》，2011年，第2期。　　[6]（美）Scott Rozelle：《農村教育：最有效的投資》，《新世紀》，2012年第9期。　　[7]聯合國工發組織確定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標準是，1978年人均收入超過1100美元，製造業凈產值占當年GDP的20%以上。（高步德：《世界經濟通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65頁。）　　[8]王一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比較與原因分析》，《現代人才》，2011年，第2期。　　[9]鄭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警示》，《半月談》，2011年第5期。　　[10]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1997、1999、2002、200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1999、2002、2005年。　　[11]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