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張鳴、傅國涌等：精英有責任，而人才屬於全人類

日前，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家，海外僑胞數量已超過4500萬，中國正掀起自上世紀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來的第三波移民浪潮，這次移民潮的主體是知識精英和新富階層。如此大規模的移民潮，不禁引起國人的反思與警惕。　　時代周報：移民潮的背後有哪些深層原因？它會對我國社會的發展造成怎樣的影響？面對社會中堅力量的不斷出走，我們如何吸引人才、拯救精英？　　范以錦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應該看到這些有思想、有抱負，又很專業的人才不斷地流出去，對我們國家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損失。老一代的精英們已經留下來並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那我們怎麼留住那些年輕、有發展前景的精英呢？要留住他們，就要提供比較好的平台，讓他們看到自己才能施展的空間和上升的希望。然而國內往往是論資排輩的體制，要打破這種格局，讓真正有才能的人上位。雖然，我們在這方面已經想了些辦法，但還需要能真正提供保障的機制和體制，需要有寬鬆的環境讓大家暢所欲言，把熱情激發出來，軟硬體的條件都要具備。　　怎樣凝聚人心的問題，是我們國家需要認真探討的，因為這種離開已不是個別現象了。上世紀50年代，很多人是懷著希望國家中興的理想回來的；現在從個人來講，可能是喪失了信心、抱負和擔當。但還是要從我們國家自身看，我們怎麼營造讓他們產生信心的環境。不是發一些文件，說幾句要培養他們、重視他們的話就可以了。精英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棟樑，是未來發展的希望，一定要有良好的環境來保護他們、支持他們，讓他們看到希望，才能夠讓他們一往直前地承擔自己的責任。　　傅國涌　　著名學者、作家　　雖然我們國家現在是一個崛起的大國，是一個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體，能開奧運，能開世博，但報道出來的大量事實也告訴我們，我們的社會還存在很多的問題，是不斷發生扭曲的殺童案，發生連環自殺，發生礦難，且貧富分化利害，就業問題十分嚴峻。每個人都有一個桃花源的夢，希望簡單地更放鬆地生活，但現有環境達不到他理想的生活狀態，提供不了足夠的安全感。　　現在的知識分子普遍缺乏擔當、缺乏勇氣、缺乏對社會的批判精神，比較犬儒，只有少部分人有自主的判斷。魯迅那個時代是大部分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都活得像一個本質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今天是做不到的。自身責任感的缺失，也是他們選擇離開的一個原因。　　夏業良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我們要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人才流動，人才不是屬於某一個地方，某一個國家的，而是屬於全人類的。不是說精英不肯為這個國家和地區奉獻，而是說你無法為他們提供應有的條件，他們出於無奈才會選擇離開。所以不應該都把責任推到這些人身上，認為不為我服務去給外國出力是不負責任的，這是落後保守的思維。只要是人才，不管在哪個地方，只要能發揮潛能，作出成績，我們就應該鼓勵。　　此外，現在很多地方想靠高薪來吸引人才，光憑這個是不行的，人家不是只看你給的待遇，如果不能適應他事業的發展，也是待不長的。更長久更有效的吸引力還是制度環境、社會氛圍，更適合人的發展，並使人才能確實幹出成績出來，不是各方面都受到限制約束，明知有很多弊端又無法改變，最後人家只有走路了事了！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精英的逃離還是在於法律不彰，司法獨立問題沒有解決，很多人都很害怕，沒有安全感，不管他是企業家、學者，還是演員甚至官員都不踏實，所以就選擇了移民。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教育不行，很多人走是為了孩子，孩子在外面，他們也走了。中國現在一些基本的因素，比如政治改革滯後，市場環境脆弱，這是精英出逃的大背景，現在無論醫院、學校、銀行都像是衙門，要當官才行，是人才卻得不到重視，不是按規矩、老老實實幹，有才華，就能得到一切。　　拯救精英，實際上就是拯救國家，如果國家人才都逃了，不就成了廢墟了？現在不正常的狀態在加強，各種資源壟斷越來越強。在改革之初，一個小商小販，可能通過自己的勤奮，自己的心機就能發家，但現在越來越難，人們的上升渠道在堵塞，階層在板結化，到現在局面還是這樣，這是很麻煩的。　　不能說什麼國家培養了人才，國家也是納稅人養的。精英應該掌握話語權，但在體制內來說還是弱勢，所以他們選擇了離開。他們是精英，應該擔負起比一般民眾更多的責任，這是一種要求，但不是說他們必須做到，他們不做到也可以，也不違法。　　周曉虹　　南京大學社會學學院院長、博導　　首先，我認為移民與愛國與否不能相提並論。抗戰期間，沒有走出國門卻當了漢奸的人很多，同時期回到自己國家的抗戰的人也不少，所以我們不能將移民作為區分愛國與不愛國的標準。另一方面，從歷史上看，移民是一種傳統。我們大家都知道美國是由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人移民過去的。　　比如有這樣一批移民，他們是上世紀50年代回到祖國的，但回來後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於是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這些人就重新選擇回到國外。所以，我們的國家也應該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不應該譴責這些人。我們應該關注如何改變環境來留住甚至吸引人才。如果這些東西不能做到的話，那移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客觀上講，中國人口多，耕地等資源的人均佔有量相對較少，人們選擇到國外去更好的生活或施展他們的抱負，也是無可厚非的。　　實際上，精英出去以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進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交流與合作的一種動力或橋樑。因為這些人出去不是單純養老，而是從經濟到文化教育多方面溝通兩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移民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的對外交流和改革開放。而大家對移民的消極態度，我認為是因為大家對人才流失後中國的前途和穩定抱有懷疑態度。費孝通曾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許多有文化的地主從農村流失到城市，結果造成中國鄉村社會的凋敝和豪強勢力崛起。他把這種現象解釋成一種與水土流失相像的現象，叫社會浸蝕。從這兩個角度來講，中國精英的流失在社會層面上對社會的影響可能要大於經濟層面。　　信力健　　民辦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　　從表面上看，移民潮有很大的影響，它造成了財富和人才資源的流失，但從深層次來看，移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會太大。財富方面，很多錢流向了移民接收國家，但又變相地回到了中國。而且資金的流動是相互的，在流出資金的同時，也有資金的流入。其實他們很多人只是轉變了身份，多拿了一個證，他們的生活還在國內，一點都沒有改變，有高收入、有別墅。人才資源方面，走出去的人未必都是人才，很多官員和富商的子女在國外，並沒有學到任何真正的東西，而且這些人放在十三億的總人口裡面，只佔很小的比重，影響不會很大，我們不要誇大這種影響。　　在晚清和民國的時候，有很多中國人走了出去，到東南亞各國，很多都成了商業精英，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廣東有很多外匯收入，也有很多華人回國投資，是當時的一大景觀。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講，中國有大量的華僑，他們對中國的轉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要吸引人才，可以這樣入手，香港人有「回鄉證」，台灣人有「台胞證」，我們可以給他們一個「華人證」，這樣人才可以較順當地回到國內，我們要提供一個讓所有華人都能順利報效祖國的機制，可以承認雙重國籍。其次，我們應該要維護法律的權威，做到司法獨立，假如我們能夠給他們一個公正的、安全的環境，那就能夠為他們免除後顧之憂。要讓民眾更有安全感，必須讓所有國民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只要沒被法院認定為有罪，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一視同仁。媒體要注意傳播，不要採用一些概念，比如「富二代」、「官二代」，而要用「國民」的概念。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印度尼西亞、俄國、東歐都有排華現象，但是在國內，你就是國民，不應該存在排擠任何一個人的問題，每個人都得到法律的保護，包括生命權、財產權等其他延伸出來的權利。　　鄭也夫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　　這些人的選擇就是用腳投票，用腳投票比大選投票更真實。商人在國內的經營環境充滿了風險，雖可以發財，但極不安全，為了他們的利益，他們作出了這樣的選擇，但同樣他們也帶走了大量的物質財富，這也造成了直接的損失；知識分子的外流是因為他們認為自由度大、有發展空間，在國內可能不能獲得同樣的成就。比如我認識的一個女學者就是因為非常熱愛她的研究才出去的，而在國內她是無法安心搞研究的，不僅沒有相應的設備和研究條件，還有很多非學術的事情要處理，所以她甚至選擇了把家安在國內，一人獨自在外搞研究。而且科學是無國界的，出去的人做出的成果日後還會以其他的方式回報給祖國的。　　現在在做各種努力，想要吸引人才回來，很多名校都是爭相僱傭一些中國海歸或是洋教授，而且都給開高薪，給非常豐厚的條件，但我覺得這事情做得有點荒誕，有點過分，雖然是努力吸引他們，但在這方面下的功夫我不太贊同。美國吸引外國知識分子和對待本國知識分子沒搞兩個政策，是一視同仁的，確實美國的物質報酬豐厚，研究也自由，但並沒有對外國來的人搞特殊待遇，不媚外。我們的吸引也不應該說只是為了把海外人才吸引過來，畢竟國內還是培養了很多人才的，不能讓國內的人才覺得只有海歸才是人才，才值錢，如果這樣大家都會選擇出去了。像人大就有一個明文規定：招聘的教師必須有在海外正式學習的經歷。這事做的太絕了，太過了，向海歸傾斜太重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環境寬鬆，包括物質待遇也還要可以，但絕對不意味著是誘惑。要是誘惑別人來是荒誕的，那絕對不意味著環境好，要是環境好乾嘛還老誘惑人？應該是環境構成吸引，不是說格外拿出什麼東西，拿出什麼錢來，拿出個什麼房子來誘惑你。　　徐友漁　　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這樣的移民值得高度關注，它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和當前的經濟建設的負面作用相當大。一個國家要建成現代化的國家，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精英外流的同時帶走了發展經濟、科技的寶貴資源，如果再這麼發展下去，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　　過去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經濟落差非常大，很多在國內已是工程師的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願意出去做很苦的工作，因為即便在外國很一般的收入與國內相比，也是相當富裕的，所以過去的人願意出去，多是因為經濟原因。當今中國的經濟水平與國外相差不是很大，而且國外沒有親朋好友，文化差異也給生活造成很大困難，精英還是願意出去，主要是出於「安全感」的考慮。當人們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後，就會對安全感產生強烈的渴求。霍布斯說過，安全感是第一位的。精英之所以要外出尋求安全感，是因為中國目前法制不健全。在國外雖然有文化差異，生活上有暫時的困難，但在法制國家，後果是可以預期的，即便是做了壞事，比如貪污，他也可以根據法律，對後果做出恰當的預期。而在中國，由於缺乏良好的法制環境，以後的生活不可預期，生活的不穩定因素太多，精英必須靠維持與權勢的關係來保證自己的安全，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全感。雖然國家現在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短期這個局面還會繼續，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對待我們的人民，國家怎樣落實公民權利，這些東西要解決起來很困難，甚至要根本性的價值觀念轉變才能解決問題。　　中國人思念家鄉、熱愛祖國的感情一直都是很強烈的，與世界上其它民族相比，中國人的這種情結都是很重的。但問題是，我們社會出現很多不公正待遇，很多人產生了不安全感，這樣還要求他們一心報效祖國、為國盡忠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國家要讓人們對她發自內心的熱愛，不是通過搞一些活動和宣傳來要求人們對她熱愛，而是要提高其內在吸引力，這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的考驗。來源:時代周報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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