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佛教影響的書院文化

嶽麓書院 資料圖片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經過不斷地磨合與洗禮，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不僅僅以民眾信仰的形態而存在，更因其對中國歷史和思想發展的參與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書院，曾經作為中國歷史上特有的教育、藏書與治學機構，影響遠播海外，其發展及興盛就曾深受佛教的刺激和影響。

書院，在中國的教育發展和文化傳播上歷史悠久、貢獻巨大，但對於其最早出現的確切時間，至今尚無定論。有人認為，書院在漢代就已出現萌芽，或許與「精舍」有一定的承繼關係。《三國志·魏武帝紀》載：「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漢代的「精舍」、「精廬」常為聚集生徒、私家講學之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後來書院講學的基本形式。但「書院」這一名稱的正式出現則始於唐代，即唐玄宗時期創設的麗正書院（或曰集賢殿書院）。不過，其當時並不具備教育功能。據宋代學者王應麟的《玉海》解釋說：「院者，垣也」，「垣」即牆的意思，那麼「書院」就是指用圍牆圍起來的藏書、校書之所，大體類似於今天的圖書館。可見，唐代的書院與後來宋朝發展的集教育、藏書、研究多種功能為一體的書院，尚有很大區別。不過，除此之外，唐代民間也出現了不少私人設置的治學書齋，常為私人讀書隱居之地，其間夾雜少量的講學活動，或可為後來具有講學性質的書院的肇始。毋庸置疑的是，書院在宋朝極為興盛，並形成了成熟的書院制度，這與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從外在的因素來講，書院在宋代的興盛要歸因於儒家與佛教的「明爭暗鬥」，或當時佛教的繁榮對儒士的刺激。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後，經過與儒道文化的不斷磨合，至唐代，已經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並因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而極為盛行。直至宋代，頗有一種「佛寺遍天下」的局勢。相較而言，傳統儒學則形色暗淡，一改往昔佔據文化主流的局面。基於強烈的憂患意識，一批儒學家希望重新闡釋和再造儒學經典，復興儒學以與佛教相抗衡。因此，書院就與佛教寺院相對應，成為理學家們再造和傳播儒家思想的陣地。如理學大家朱熹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創立了中國古代有名的四大書院之一——白鹿洞書院。正是宋代佛教的大力發展和統治者的提倡刺激了儒學家，爭取教育陣地、重振儒學思想成為他們創建或修建書院的初衷，這直接推動了書院在宋代發展至鼎盛。

然而，事實表明，佛教自傳入以來，就與一批批的儒學名士產生了不解之緣，其對儒學的影響也可謂深入骨髓，理學正是在「援佛入儒」的基礎上形成的。對此，那些為了堅守自己的文化陣地、對佛教表現出種種不滿和厭惡的理學大家也不可否認。其在與佛教做頑強對抗的同時，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和熏陶。這深刻地體現在其建立書院和發展書院教育的一系列活動中，主要表現為書院的選址、管理制度、教育方式等各個方面。

首先，書院多建於山水勝地，其或是受佛教影響選址於此，或是直接由佛教寺院修建而來。佛教初傳入時，受統治者的支持，寺院多建於都市之中，但也一直不乏隱居山林者，尤其是修習禪定者。至隋唐時期，佛教進一步繁榮，甚至形成「八宗並弘」的局面。其中，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代表更是興盛，其引領了佛教於山林勝地中建立寺院、修習禪定、講經授法的傳統，「天下名山僧佔多」便源於此。據載，在唐末動蕩的五代十國時期，不少讀書之人前往寺院清幽之地，「聚讀山林，蔚為時風」，書院的正式形成似乎便源於此。受此影響，宋代書院在選址時，也多選擇環境清幽、山林優美之地，以利於「存心養性」、「潛思進學」。還有些書院就是直接由寺院修建或擴建而來，如至今尚存的嶽麓山書院。其歷史淵源要從唐末五代時期，寺院接納文人學士借宿寺院說起。據南宋理宗時嶽麓書院副山長歐陽守道的《贈了敬序》記載，當時僧人智璇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北宋開寶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進一步擴建，建立了千古流芳的嶽麓書院。當然，也有一部分書院是從佛教那裡「爭奪」而來，如南宋時成立的泉山書院，在宋代時本為佛教天寧寺，因知縣趙瑤反感泉州人不重理學卻祀佛老，遂強行將天寧寺遷往它處，改建泉山書院祀奉朱熹。

其次，書院的學規和管理體制多在禪林清規的刺激下而產生。一方面，書院制訂學規的做法始於唐宋時期，在這之前，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未曾出現過關於學生的生活、學習、學校管理等的規約制度。而這種做法的出現，想必並非偶然。反觀當時佛教，中唐時期懷海禪師制訂了「百丈清規」，宋仁宗時出現了宗賾的《禪苑清規》。其中，對僧人出家及出家後的生活、學習、修行，以及寺院的管理制度等都作了詳細規定，這大概對各地書院開始制訂學規有所啟發。另一方面，在後出的較為完善的學規中，有不少內容留有受禪林清規印象的痕迹。據載，朱熹在與陸子壽商量制訂小學學規時，曾明確指出：「只做禪林清規亦自好。」對比當時比較典型、完善的學規——《程董二先生學則》與《禪林清規》，也可發現二者多處相似的條文和相同的精神實質。在管理體制方面，學院受清規的影響則更為明顯。寺院里設有長老、首座、殿主、藏主、莊主、典座等，各司其職，這給書院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參考。據《白鹿洞志》記載，其職事設置有主洞（院長）、副講、堂長、管幹等，大致都與寺院叢林里的職事設置相對應，分工明確，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管理體制，一改以往官學、私學掌教者集教學、管理於一身、組織鬆散的局面。

第三，由於許多理學大家本身就曾師從禪師，就學於寺院之中，其在創辦書院後，在教學方式和風格方面，也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寺院教育的影響。這體現在多個方面，如書院的開講儀式和升堂講說。在寺院里，講學之前，按照佛典的規定，需要敬禮佛、法、僧三寶。儒家講學並無此舉，但書院興盛之後，這類儀式也開始形成，即開講之前，須由山長、副講等帶領學生到大成殿向「先師」神位四拜。然後，才能「登講席、三肅揖、鳴講鼓」，開始正式的講課，其做法及步驟都與佛教的開講儀式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書院受佛教教學影響而形成的「會講」制度。佛教教學歷來崇尚自由之風，它不僅一直保留著遊方參學的傳統，鼓勵僧人遊學四方，相互切磋交流、增長學識，還很重視講堂上的發難。如都講和法師一樣，在講學時都要升高座，其重要職責質疑，便是向法師質疑問難。除了都講之外，任何僧眾都可以發問責難，並有專門規定，即使面對「惡音問難」，法師也「當行忍辱」，盡量回答。除了正式的講經，寺院之中也存在「普說」與「普茶」的形式，即就出現的問題隨時展開的討論。這些自由輕鬆的教學形式給書院教學以很大的啟示，宋代書院一改以往官學的呆板之風，大大加強了師生之間、書院之間的切磋交流，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會講」制度。會講類似於今天的學術交流會議，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會講就是朱熹與二陸（陸九淵、陸九齡）圍繞「心學」展開的「鵝湖之會」。

作為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書院的發展在宋代達到頂峰，並對宋代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教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可惜的是，至明清時，書院發展幾經挫折，宋代時崇尚自由、風氣開放的書院文化蕩然無存，終在庚子新政後完全退出歷史舞台。近些年來，隨著復興傳統文化、弘揚國學這一潮流的興起，一批新的書院應運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書院存在於一些有名的寺院之中，其與歷史上的書院不盡相同，不僅主動承擔起弘揚國學的重任，也將書畫、圍棋、禪茶等重要的中華文化遺產保留下來，為傳播傳統文化、提高民眾素養、促進當代文化建設貢獻一己之力。

（責編：tib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