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 「大亞洲」的理想與現實

今人談起「亞洲命運共同體」，表面上是接續九十多年前孫中山關於大東亞主義的演說，可真正關切的，其實是一個多世紀以來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因此，歷史學家對此演說的內涵、背景及意義的考辨與論述，固然值得認真參考，但並非我們的工作目標。

作為理想型的政治家，孫中山在特定的歷史氛圍中，應邀為日本民眾闡述「大亞洲主義」（此乃命題作文，即開篇所說的「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講演，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博得了現場的陣陣掌聲。但其反對「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主張「王道的文化」；希望亞洲各被壓迫國家聯合起來，共同阻遏西方殖民主義東漸；努力恢復民族平等，最終達成世界主義的立場，雖高屋建瓴，但在當年沒有任何可操作性。

天下大勢、國家戰略以及政治家的個人意願，三者之間往往並不同調。再好的政治家，心裡想的，不見得說得出來；說出來的，不見得傳得開去；傳得開去的，不見得真能落實。呼籲亞洲各國政府及民眾以仁義道德為根基，形成一個「亞洲共同體」，以對抗喜歡訴諸武力、強權霸道的歐洲，如此高蹈的論述姿態，面臨很多現實的制約。不說「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這樣的概括是否合理，就說亞洲大小國家團結起來對抗歐洲霸權，誰來領頭？那個被孫中山寄予厚望的「優等生」日本，正忙著小步快跑「脫亞入歐」呢，哪會顧及諸多積弱貧困的窮兄弟。

現實政治是很殘酷的，不要說百年前，今天的亞洲，也都缺乏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共同發展目標，乃至共同的敵人。歐共體雖不太理想，近日更有英國選擇離開，但大格局仍在；相形之下，亞洲內部紛爭更多，遠不到談論「一個亞洲」的時候。這裡有外部勢力的插足，也與內部立場、利益及發展水平差異太大有關。不是說歐洲不能挑戰，而是你站在什麼立場來挑戰——統一的亞洲本就不存在，你想代表被壓迫民族的心聲及利益，人家不見得願意被你代表；各國政府及民眾更多的是自身利益的計算，還有合縱連橫的考量。

可為什麼這麼一篇在我看來書生氣十足的文章，多年後還會引起這麼多人的共鳴、關注與懷想，甚至不斷與之展開對話？因為它體現了一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理想境界。

另外，縱觀孫中山此前相關論述，我們可將此「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仔細分解成以下四個層面：第一，世界大同理想映照下的亞洲共同體；第二，中日兩國如何互相提攜；第三，尋求改革的政治家有無可能借力日本政府或民眾；第四，怎樣借鑒日本明治維新經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四句話，並不在同一層面上，有時甚至互相矛盾。比如，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不一定能長久地和睦相處。兩者利益攸關，既有合作，更含競爭，此起彼伏之時，最容易爆發激烈衝突。不說晚清以降多次的熱戰與冷戰，就說當下的中日關係，便讓人憂心不已，回想當初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論述，更是感慨系之。

政治家的論述，不免帶有某種策略性，尤其是孫中山借力日本的思路，並非無懈可擊。反而是其再三向明治維新致敬，代表了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先進知識者的共同立場。另外，「寄希望於日本（中國）人民」之類的說法儘管有點虛無縹緲，但用民間外交的方式，影響對方國家的輿論走向，我以為還是很要緊的。

如何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構建富有新意的中日關係，非我所能及。作為人文學者，我相信文化及教育的力量，我們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幫助本國民眾理解另一個國度，抑制自家過度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記得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聽到中日之間「友誼容易，理解很難」的告誡，真的如醍醐灌頂。在國家利益、政治家眼光與大眾關懷之間，還應該有讀書人的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時隔二十年，我決定增訂重刊《閱讀日本》，序言中故意引魯迅的《〈出了象牙之塔〉後記》，稱自家寫作「並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相反，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始終警惕魯迅所譏諷的「愛國的自大」。在我看來，理解並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樣的國度、民族、文化、風景，這既是心態，也是修養。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閱讀日本》

不唱亞洲主義之類的高調，若能在某種程度上引導民意，讓中日兩國民眾更多地看到對方的好處與長處，理解各自的利益與困境，而不是一味地以己之長攻彼之短，經過若干年的共同努力，度過這動蕩不安、充滿危機與變數的磨合期，則亞洲幸甚。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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