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亂」：大漢王朝的危局與新生（下）

轉型陣痛

賈誼《治安策》問世後20年，西漢體制上的「腳腫病」越來越嚴重，賈誼的盛世危言一步步坐實。其時漢文帝已逝世，漢景帝在位。公元前154年，晁錯向景帝上《削蕃策》，強烈要求削藩，矛頭尤其指向吳王劉濞（劉邦之侄），因為吳國是當時實力最強的諸侯國。吳國首府在今天的江蘇揚州，有漁鹽之利，又有銅山，可以直接鑄錢。吳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它不需要向老百姓收稅，因此國家和百姓都很富裕。劉濞在吳國處心積慮經營達四十年，因此有實力也敢於跟朝廷對抗。時間長了，大小摩擦多了，劉濞跟朝廷的嫌隙越來越深，多次假裝有病不到中央朝見。晁錯分析形勢認為「如今削減他的封地他會反，不削減他的封地，他也會反；如果削減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禍害小一些；如果不削減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將來有備而反，禍害更大」。就人性和現實形勢兩方面考量，朝廷也很少有迴旋的餘地了。於是漢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建議，厲行削藩。

吳（首府揚州）、楚（首府徐州）、趙（首府邯鄲）、菑川、濟南、膠西、膠東（以上四國均在山東）七個諸侯國起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名，傳檄各諸侯國，要求朝廷誅殺離間皇族骨肉親情的「大奸臣」晁錯。吳國是領頭羊，聲勢浩大，一國之兵力即達到20萬人。形勢的發展大大出乎漢景帝的預料，34歲的漢景帝著了慌，聽信袁盎的計策，以為殺了晁錯，七國就會撤兵。於是殺晁錯，並滅其族，再向七國求和，但是七國不允許（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繼續西進，目標直指首都長安。漢景帝匆忙命令太尉周亞夫（周勃之子）出任剿匪總司令，周亞夫正確實施了按兵不動，只是切斷吳軍糧草的軍事戰略。吳軍一旦前進失利，後無糧草，即自行潰敗。最後的結果是吳王被殺，楚王自殺，剩下的五國相繼投降，西漢王朝在驚濤駭浪中平定了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有其必然性，晁錯只是形勢的代言人。賈誼設想的完全和平的削藩戰略有一點空想的成份。不管形式和實際進程如何規劃設計，侵奪藩王即得利益的削藩戰略不可能不遭遇激烈的反彈。清朝康熙皇帝削三藩也同樣經歷了驚心動魄血與火的洗禮。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歷史前進的方向曖昧不明。

認識到危局必然到來是一回事，有能力積極謀劃應對危局的戰略是另一回事。在戰略上應對危局是一回事，在戰術上應對危局是另一回事。危局實際到來時扎硬寨、打硬仗，忍住轉型的陣痛而求勝是對一個組織的巨大考驗。戰爭是歷史的節點。漢景帝雖然開始時窘迫到要向七國求和，但歷史還是眷顧了他。

傳說中危局一定會到來，雖然還沒有到來的時候顯得非常遙遠。危局的解決往往要流血，也可能演變成年深月久的創傷巨痛，比如晉帝國「八王之亂」導致綿延數百年的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時代；再比如唐朝安史之亂，唐王朝從來沒有真正從這個陰影中緩過勁來，藩鎮割據越演越烈，直至五代十國小分裂時代。幸運的是七國之亂得到迅速平定，地方諸侯國勢力大為消沉，西漢王朝受制於藩王的「腳腫病」急劇好轉。

開創新局

削平七國之亂以後，朝廷士氣大振。漢景帝馬上收回諸侯國的人事任免權，並且規定諸侯王不再直接治理民眾，諸侯國官吏編製也大為精簡，原來的諸侯國丞相現在只簡單地稱為相。但是西漢王朝的體制隱患並沒有真正消除，諸侯國仍然擁有遼闊的土地，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兵，仍然有可能對西漢朝廷構成威脅。

時間又過去了27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漢武帝分析這種形勢時說：「古代諸侯的封地不超過方圓百里，朝廷強、地方弱，這種局面容易控制。現在的諸侯國有的連城數十座，封地方圓千里，朝廷控制較寬時，他們就驕橫奢侈；朝廷控制嚴密時，他們就會憑藉自身的強大聯合起來反叛朝廷，七國之亂就是這種情況。」

某種意義上，主父偃的說法也可以說是盛世危言。他提醒漢武帝，「強幹弱枝」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體制隱患依然存在，再來一次七國之亂也不是沒有可能。接下來，主父偃提出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創新性解決方案，他說：「現在諸侯王子弟有的多達十幾人，而只有嫡長子繼承王位，其他人雖然也是諸侯王的親骨肉，卻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顯了。希望陛下命令諸侯王可以把朝廷給他的恩惠推廣到其他子弟身上，用本封國的土地封他們為侯，他們人人都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東西而歡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實際上卻分割了諸侯的領地，朝廷沒有採用削奪的政策，而諸侯卻逐漸衰弱了。」

主父偃真聰明。跟賈誼上《治安策》的時候對比，形勢有很大的不同。平定七國之亂，朝廷增加了威勢，各諸侯國畏懼收斂了不少。另外，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各諸侯王一定忙著生了不少兒子、孫子，「現在諸侯王子弟有的多達十幾人」，而不再是賈誼擔心的「有些諸侯王眼下子孫很少」了。

漢武帝馬上聽從了主父偃的建議，頒布詔書說：「諸侯王中有想推廣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領地給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報，朕準備親自給他們確定封邑的名號。」從此之後，各諸侯國連續不斷地被分割，而諸侯王的子弟們都成為有封地的侯爵了。

賈誼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只是一種指導思想，他當時設想的具體辦法並不可行。主父偃「推恩」的做法是一種真正的制度創新，而且措施得力，辦法可行，所以實施下去，馬上取得顯著的成效。推恩令有一個關鍵之處，中央正式頒布此項詔令之後，諸侯王是無法抵制的，因為「非嫡長子們」會以詔令為依據，強行分割諸侯國土地。就像一個大家庭，有許多兒子，原來只有大兒子能繼承家庭財產，其他兒子什麼也得不到，現在推恩令允許每個兒子都能得到家庭財產，那麼即使做父親的、做大哥的不願意，也不可能了，因為其他兒子不會答應。

走出「危局」，開創「新政」之道法術

西漢王朝削藩的案例較完整地展示了「體制隱憂—盛世危言—轉型陣痛—開創新局」的完整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體現了「道法術」融合無間的特徵。

從「道」層面處理危局，必須在戰略時間框架內考慮問題。西漢削藩戰略歷時將近半個世紀才最終大功告成，隨後的結果是西漢、東漢數百年間再沒有削藩的問題。從意識形態的轉型來看，就在推恩令頒布前不久，漢武帝開始非常欣賞「既熟悉文書法令，又會用儒術加以文飾」的公孫弘，此舉標誌著西漢王朝最終找到了「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結構。白壽彝《中國通史》評價說：「儘管在現實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視，但『外儒內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著儒家衣冠才能出場。」站在這個角度想一想推恩令，是多麼地「外儒內法」啊！

從「法」的層面處理危局，前後削藩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漸進式制度創新」最為引人注目。賈誼的辦法是讓目前強大的諸侯國在各自子孫的手中「碎片化」。景帝感到削藩問題很難完全在政治框架內得到解決，軍事是難以避免的。主父偃在朝廷力量進一步增強的背景下，通過創新型制度設計，使西漢王朝從此進入一種嶄新的政治格局。

從「術」的層面來說，削藩還有許多配套政策。比如在推恩令頒布的同一年，主父偃對漢武帝說：「茂陵（武帝在陝西興平為自己預築的墳墓）剛剛興建，天下有名的豪強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戶、煽動百姓動亂的人，都可以遷到那兒居住。這樣對內充實了京師，對外消除了姦邪勢力，這就是所謂『不用誅殺就消除了禍害』。」漢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遷徙各郡國的豪強人物和財產超過300萬錢以上的富戶到茂陵邑居住。術是必不可少的，但對研究組織成長戰略這樣的題目來說，術不是重心之所在，雖然術有的時候真的很好用。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西漢削藩戰略中的人事。西漢削藩是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漢武帝劉徹祖孫三代前赴後繼，其中又各有合適的戰略人物加以輔助，漢文帝時的賈誼、漢景帝時的晁錯、漢武帝時的主父偃，這些人都有最精密的現實感，也能順應時勢。從人物性情來觀察，漢家天下祖孫三代有「重文」到「重武」氣質的變化。文帝重文，他不想大動干戈，或者他相信一些遺留的帝國問題，子孫後代會處理得更好。景帝是一個過渡，他有擔當，能下決斷，但也容易驚慌失措。武帝大不同，在位50多年，有雄才大略，征伐四方，西漢在武帝手中最終趨於鼎盛，他自己也贏得了漢武大帝的美名。

（原載《銷售與市場》戰略版2008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