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發進化》節選(28-31)

已有 46 次閱讀 2013-1-18 09:45 |個人分類:科普|系統分類:科普集錦|關鍵詞:化學鼻祖 達爾文家系 地理學原理 創世紀 貴族階層

在達爾文開始他那佔據了19世紀四分之三時期的人生時，他所進入的是一個許多觀點艱難共存的世界。那一道被稱為啟蒙時代的光明，也就是那種在上一代人中間孕育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哲學依然在照耀，只是被悄然蔓延的馬爾薩斯主義的黑暗搞得有些暗淡。重歸法國的君主政體在此前不久又給教會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又有了尋求保留其範式王冠地位的生機。而在背景之中，物質科學的腳步仍然在平穩地向前推進，其主要動力則來自英國化學家約翰·道爾頓的研究工作，以及他1805年發表的原子理論；該理論把牛頓物理學帶到了地球上，採用它的原理定義了化學這門嶄新的科學背後的機制。

儘管查爾斯·達爾文誕生在一個由上帝一位論派和自由思想者組成的上流社會家庭中，但他的父親卻出於對習俗的尊重，讓小查爾斯在英國聖公會教堂中受了洗禮。在童年時期，達爾文和他的母親一道參加上帝一位論派教會的活動。隨後他進入了愛丁堡大學，在那裡，他很熱心地學習科學，選修關於讓-巴普蒂斯特·德·拉馬克那種激進的進化理論的課程。

看起來，醫學院預科不那麼適合查爾斯——他那糟糕的成績導致他未能完成學位就肄業了。他的父親擔憂他可能會變得百無一用(或者，最多偶爾能用)，就鼓勵他進入劍橋大學，成為聖公會牧師。對於一個輟學的上中產階級英國人來說，神職就將是他最後的依仗了。

達爾文完成了他的神學學業，而且剛一畢業，就不理會他父親的抗議，簽約受雇於英國皇家獵犬號艦艇，在為期兩年的旅程中擔任船長羅伯特·菲茲羅伊的紳士伴侶。在那個時期的英國海軍當中，像菲茲羅伊船長這樣的貴族是不允許和組成船員的平民們交往的。因此，為了讓旅程變得不那麼不可忍受，菲茲羅伊給了達爾文一個旅行夥伴的職位，允許他在旅程中調查各種自然奇觀。

出海途中，獵犬號上的醫生，同時也是這艘艦艇上正式負責野生生物調查的自然學家，和年輕的查爾斯發生了一場衝突。這位醫生解決衝突的方式就是在南美洲離船出走了。於是，查爾斯在獵犬號駛往加拉帕格斯群島途中順手取得了正式自然學家的崗位，使這次航行成為一次範式意義上的歷史性航程。兩年的旅程最終持續了五年，在此期間達爾文完全沉浸到了他對自然界的研究之中。

在踏上旅途之前，達爾文得到了一部《地理學原理》，這部出版於1830年的書或許是繼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之後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其作者查爾斯·萊爾爵士是那個時代世界上名副其實的最引人注目、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他那部在1830年到1833年期間出版了3卷的《地理學原理》，不僅正式創建了地理科學，而且還悄然削弱了教會關於創世的聖經式解釋。

直到當時，人們還堅持著那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即天堂、大地和生命都是如同《創世紀》所描述的那樣，是神在那令人驚異的六天期間的精彩創作的結果。在這個問題上，教會的立場是如此地牢固，以至於它還提供了神創生地球的準確日期做為一個宗教性的事實。如果你打算給大地女神蓋亞買張生日賀卡的話，這一天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聖公會主教詹姆斯·厄舍確定了這個日期，他的根據是計算一直上溯到亞當出現時間的聖經宗譜血統。

儘管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盲目地接受了這個創世日期，以萊爾為首的地理學家卻估計，地球這顆行星已經經歷了許多世代的逐漸但卻充滿活力的劇變，在地理學的術語中，這是由地殼的扭曲和變形所致。萊爾得出結論說，大陸、海洋、群山的物理變形，是緩慢持續的改變所致，這些改變則是由風力、降雨、洪水、地震和火山等自然力所致。

萊爾的書中，有四章都用來描述拉馬克的理論；該理論同樣提出，生命起源於某種久遠的、緩慢的進化歷程；該過程歷經數百萬年，某些有機體在此期間滅絕了，這種情況解釋了化石的產生。對萊爾來說，生物圈的進化是行星的物理進化的完美補充。萊爾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打開了公眾的眼界，使他們接觸到有關世界的起源或者說創造過程的全新觀點。

在他長達五年的航程中，達爾文沉浸在萊爾的書中，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萊爾的粉絲，從而定期地和這位受人尊敬的科學權威通信。萊爾和拉馬克提供的全新領悟幫助達爾文形成了他的最終結論，即地球歷史上生命的演替也應當像地理現象一樣，歸因於來自自然界的原因。

在1845年，當達爾文發表他的《研究筆記》的第二版時，承認了萊爾的貢獻在形成他的進化理論上的重要意義。達爾文把這本書獻給了萊爾，並做了如下解釋：「本筆記以及作者可能擁有的其他作品之任何科學榮譽，其主要部分均來自於對眾所周知且令人欽佩的《地理學原理》一書的研究。」

1836年10月2日，達爾文回到了倫敦的家中。他會見了萊爾，並且立即與他成為了終生的好友。萊爾鼓勵達爾文繼續追尋他關於進化理論的研究。作為他們系列討論的結果，達爾文開始彙編他的第一本關於物種演變(Transmutation of species)的筆記。這個標題也是拉馬克在他1809年發表的《動物哲學》一書中為進化所創造的原始術語。

於是，就在拉馬克為生物進化提供了某種科學基礎，而萊爾在它與物理行星的進化之間建立了某種關聯的同時，達爾文則專註於為驅動或者促使進化過程的力或者說機制提供深入的理解。他特別關注的是新物種何以竟會出現的原因。由於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達爾文的理論飽受了多年的折磨，直到具有諷刺意味地，他從馬爾薩斯的作品中找到了推進自己概念的靈感。

達爾文在他的自傳中寫道：「在1838年10月，也就是我開始我的系統研究的十五個月之後，我碰巧作為消遣閱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並且由於長期持續地對動物和植物習慣的觀察，對欣賞那隨處可見的為了存在而進行的鬥爭有了充分的準備，這個觀點就立刻打動了我，即在這些環境下，有利的變異肯定會傾向於保留下來，而不利的變異則會被毀滅。」

換個說法的話，達爾文是在講，在馬爾薩斯專註於把選擇過程作為一個社會消滅其中弱勢部分之手段的同時，他，達爾文，則通過強調更強壯的個體的生存，把他自己的賭注也押在了這種選擇過程上。這是一種很有政治頭腦的舉動，因為達爾文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紳士，在那種文化中存在貴族階層和草根階層。因此達爾文沒有把選擇過程歸因到卑賤的草根階層的影響，而是強調正是貴族階層的高貴血統和遺傳——正是這些人擁有「有利的變異」，從而很可能是最適應的一群——推動了進化。因此，在他的作品中，達爾文在描述馬爾薩斯稱之為「自然界的選擇過程」(Nature』s process of selection)的那種消滅社會中不利群體的做法時修改了措辭，把它換成了達爾文的術語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

已有 57 次閱讀 2013-1-20 16:23 |個人分類:科普|系統分類:科普集錦|關鍵詞:達爾文 抄襲 華萊士 進化論 鬥爭與合作

到了1840年代早期，達爾文開始發展他的理論，但他沒有和任何人分享他的結論，甚至包括查爾斯·萊爾在內。1844年，達爾文在寫給著名植物學家約瑟夫·道爾頓·胡克爵士的信中說，「終於有了靈光的一現，我幾乎確信(和我最開始的見解完全相反)，物種不是(這就像承認謀殺罪一樣)不可改變的。」達爾文所指的謀殺是弒神。如果這個理論是合理的，亦即物種是通過某種進化式的轉變分別傳承下來的，那就將殺掉聖經第一卷的合法性，也就是那部分定義了神與人類種族之間關係的經文。另外，注意到達爾文這裡的說法也很有趣，「我幾乎確信」物種是可以改變的。很清楚，甚至連他都還沒有相信進化。

在那一年晚些時候，蘇格蘭記者羅伯特·錢伯斯匿名出版了《創世在自然界中的歷史遺迹》，這本暢銷書在進化論與創世論之爭中支持了進化論。儘管這本書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並且受到了維多利亞式社會的攻擊，但它成功地把進化的觀念大眾化了，這一破冰之舉使得達爾文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而不必遭受職業上的毀滅之災。

然而，達爾文仍然又拖延了十幾年的時間，直到遭受到一位同事的刺激才開始行動。1858年6月，查爾斯·達爾文收到了一個足以激發他行動的郵包。這個包裹來自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一位在婆羅洲工作的英國自然學家。華萊士是一位和達爾文一樣好，甚至比他更好的自然學家，然而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工作階級平民。為了謀生，華萊士捕捉標本並賣給博物館、動物主題公園、以及富有的收藏家們，並且在此過程中成為了一位偉大的自然學家。

華萊士把自己題為「論無限遠離原始表型的變異傾向」的手稿的抄本寄給了達爾文，同時還附了一封信，請達爾文審閱這篇文章，並說如果他覺得該文有價值，就請他轉給查爾斯·萊爾。這篇手稿就是華萊士的進化理論。它簡潔、優美、專業，文筆特別好，足以讓華萊士成為名符其實的「進化論創建者」，而這個頭銜卻單獨給了達爾文自己。

由於不願意讓構建進化理論的聲望旁落到一個平民的身上，達爾文懇求萊爾幫忙，保護他那寶貴的、自我聲稱的在這項極其重要的發現上的優先權。在一封簽署日期為1858年6月26日的信中，達爾文寫道：「如果讓我被迫失去這麼多年來一直擁有的優先權，在我看來是很艱難的……」萊爾最終選擇了幫助達爾文，他這位憂心如焚的晚輩同僚，他的做法是把他們共同的朋友約瑟夫·胡克爵士拉下水，共同捲入了一場將被後世廣為人知的關於「科學史冊中最大的陰謀之一」的「優雅的布置」。

萊爾和胡克精心炮製了一封信，他們在信中宣稱，達爾文和華萊士是熟識。這封信還說這兩位「紳士們分別獨立地、在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構想出了同樣的高度天才的理論……他們在這一系列的重要探索當中都足以分別獲得原創思想家的榮譽。」其實，最簡單的事實是，華萊士手中已經有了一份發展完善並且已經成文的理論，而達爾文卻只有一個孵化了很久，但是仍未孵出的想法！然而，萊爾利用了他的地位精心策劃、捏造、修改文件並且抄襲，從而使達爾文這位貴族能夠獲得第一主角的位置，而華萊士這位平民卻只能獲得這項曖昧含糊的榮譽，被列為第二位的、或者說後輩般的貢獻者。

進化理論——官方的稱謂是達爾文-華萊士理論——於1858年7月1日正式在倫敦分類學會上與公眾見面，那一天剛好是達爾文收到那個包裹的一個月之後。

從表面上看，這一點舞弊行為放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看可能顯得無足輕重，但我們可以向你保證，這一事件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反響，這反響直到今天還在繼續影響著我們。究竟是華萊士還是達爾文獲得這份殊榮之間的差別，就是杯子究竟是半滿還是半空的進化論縮影。

從平民階層的觀點出發，華萊士認識到進化是通過淘汰最弱者來驅動的；而達爾文把同樣的數據解釋為，進化是最會適應的那一群個體固有的生存慾望的結果。其間的差別是什麼呢？在一個華萊士式的世界中，我們會提高自己，以免成為最弱的一個；但在一個達爾文式的世界中，我們卻會相互爭鬥，去搶奪作為最好的一個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當初華萊士勝出，這個理論就不會那麼關注競爭，而是會更多地關注合作。

在這次優雅布置的一年之後，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就消融在了背景之中，而達爾文則隨著他的代表作《通過自然選擇方式的物種起源》的發表，獲得了舉世矚目的聲望。這本暢銷書的內容使進化和自然選擇的概念大眾化，並且在世界上種下了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下去的恐怖觀念。

最讓這本書吸引全世界眼球的要數它的副標題，正如我們即將知道的，它為我們了解達爾文主義提供了更具洞察力的觀點。這本書的完整標題是：通過自然選擇方式的物種起源，或特權種族在生存鬥爭中的保存(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of Life)。此處應當強調，達爾文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他一方面有足夠的激進，可以在萊爾工作的地理學含義的基礎上構建他的理論；同時，他也不加質疑地接受了馬爾薩斯的結論，而我們現在知道後者是錯誤的。儘管生物學的成功顯然來自對某個環境的適應，但從馬爾薩斯式的立場看來，這種適應首先發生在爭奪稀缺資源的戰鬥中。

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概念，是由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創造的——巧合的是，他也是那個著名說法最適者方能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舊譯為適者生存，雖然簡潔，但卻隱藏了原意中嚴酷的含義——譯者注)的創造者——它強調了達爾文理論那嚴酷的含義。這個理論提倡通過種族純化來改進人類，後者當然意味著篩除不被看好的遺傳產物。當把它推演到其完全的應用時，達爾文理論就成為納粹德國以國家之名批准的科學與使命。

在他的晚年，達爾文離開了學術上的達爾文主義。他不再強調生存與鬥爭，而是重新把他的關注點放在了愛和利他主義的進化，以及人類善良的遺傳根基上。此外，達爾文還開始稱讚拉馬克把環境作為進化中之推動力的概念。不幸的是，達爾文的追隨者們認為他的新觀念無異於煽動式言論，損害了達爾文主義曾經為之奮鬥並且達成的所有東西的根基。達爾文主義者們索性就堅持了他們版本的理論，而把達爾文晚年的想法當做是他逐漸衰老的後果而加以拋棄了。

在達爾文理論發表後的十年之內，世界上大多數科學家都從根本上作為真相接受了它。但這個理論對於人類文明的進化還有一個比絕大多數人所意識到的都更為強有力的影響，那是因為達爾文為改變文明的基本範式提供了一塊缺失的拼圖。在物種起源之前，一神論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文化信仰，因為它是唯一的能夠對那三條永恆問題中的每一條都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答案的真相來源：

1. 我們是怎麼來的？

2. 我們為什麼存在？

3. 我們既已如此，怎樣充分利用它？

儘管科學已經取得了神奇的進步，並且穩步地侵蝕著教會的權力基礎，但它還不能推翻一神論作為文明的「官方」真相提供者的地位，直到它提供了「我們進化來的」作為「我們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的答案。

[轉載]《自發進化》節選(30)

已有 27 次閱讀 2013-1-21 15:07 |個人分類:科普|系統分類:科普集錦|關鍵詞:適應 辯論 和諧 暴力 叢林 生存

在《物種起源》發表的當時，普通大眾都在忙於培育各種植物和動物，並且對影響後代結構與行為特徵的遺傳變異現象相當熟悉。即使是外行人，要接受達爾文關於這顆行星上的生命是由某個原始祖先進化而來，身後在幾百萬年的時間內跟隨著一長串發生了繁殖變異的血統這一觀點也並不困難。因此，進化理論是講得通的，並且科學界和平民百姓都欣然接受了它。這樣的接受就把科學放在了這樣一種位置上，可以為那個惱人的關於起源的永恆問題提供某種被公眾認可而且感到滿意的答案，這個答案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比以前由一神論提供的關於創世的觀點更容易接受。

不出意外地，教會發起了一場積極的進攻以對抗這些無神的進化主義者異端們。預料之中的宗教與科學之間的衝突在《物種起源》發表的短短七個月之後就達到了頂峰。最後的決戰發生於1860年6月，在一次由英國科學促進會在牛津大學舉辦的會議上。這次會議的特別之處在於，兩篇基於新的進化理論的學術論文將在會上提交供公眾考慮。接踵而來的是一場預先安排好的辯論，其中一方是塞繆爾·威爾伯福斯主教，代表創世論者；另一方則是托馬斯·赫胥黎，達爾文的朋友和他理論的捍衛者。

在一個電影、廣播和電視都還沒有發明的時代，各種辯論比它所傳達的訊息本身更會吸引公眾的關注。在當時，各類辯論就是娛樂活動。它就是公眾的劇場，辯論者們會一直決鬥到象徵意義上的死亡，他們彼此用剃刀般鋒銳的機智在語言上痛擊著對方，其間點綴著戲劇般的高潮和辛辣的譏諷。威爾伯福斯主教是一位頂尖的辯論家，由於他在辯論中所展現出來的在獲取辯論優勢上的狡猾，他被稱為「滿身肥皂的薩姆」。換句話說，薩姆是非常狡猾的。

威爾伯福斯不是來征服進化論的；他是來從人們頭腦當中驅除它的惡魔的。他所表達出來的意圖是要讓進化論者們出醜，從而在公眾頭腦中重建教會的創世信仰。這場辯論沒有留下任何實際的記錄，但據說威爾伯福斯在總結他的論點時設置了一個問題，讓赫胥黎無論選擇怎樣回答都會顯得像傻瓜一樣。這個問題利用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家族血統和母性的尊重，有關它的其中一個版本是這樣的：「讓我來請教赫胥黎先生一個問題。他聲稱自己是一位猴子的後代，這血統究竟是從他祖父這邊來的，還是從祖母這邊來的？」

赫胥黎曾被人們稱為「達爾文的鬥犬」，他當時甚至很猶豫是否參加辯論，因為擔心被滿身肥皂的薩姆的雄辯術誘入陷阱。然而，他當時給了威爾伯福斯正中兩眼之間的一擊，他那句聞名於今世的回答是：「我會回答您的問題的，我的主教大人。一隻猿在您看來或許是一個可憐的造物，它智慧低下，步態佝僂，在我們經過時只會齜牙咧嘴、吱哇亂叫。但我寧願我的祖先是一隻猿，也不希望他是一個願意把他毋庸置疑的、天賦的高雅和文化出賣，而去為謊言和偏見服務的人。」

赫胥黎的魔法子彈不僅擊倒了威爾伯福斯，它也致命地重創了教會。只是在片刻之間，辯論就結束了——和它一同終結的，還有一神論的範式。在監管了人類的航程近兩千年之後，教會被迫交出了知識的火炬，並且和它同時交出的還有對西方文明基本範式的控制權。現在，未來已經把握在了科學唯物論的手中。

在17世紀之前，科學把生命看做某種和諧的過程，這是本真論及其後裔自然神論所遺留下來的最後的信仰。但在達爾文之前的那個世紀，以及在他死後的那些年中，自然界的文化圖景就從養育生命的母親變成了暴力的叢林。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圖景的轉變是基於使用扭曲的科學，進行有偏見的觀察，所得到的錯誤的結論。我們在自然界中觀察到併當做暴力的是兩類東西的結果，一類是捕食者-獵物關係，另一類是在領地、食物和配偶方面的競爭關係。後面一類暴力即使會產生致命後果的話，也是很罕見的現象。在動物的領地爭端中，一旦一方確立了優勢並得到另一方的承認，失敗的動物就會悄然溜走，但它還是活著的。所以可以很肯定地說，這不是一個狗吃狗的世界。是的，這是一個狗吃松鼠的世界，也是一個狗對著狗咆哮的世界，但狗就是不會去吃其它的狗。

儘管我們人類的確是生命之網的一部分，但幸運的是，我們高居於食物鏈的頂端。我們不再有自然的捕食者，因而，正如不止一位憤世嫉俗的哲學家所評論的，我們彼此相互獵食。獵殺一隻鹿是某種在已經建立的生命之網內的自然過程，但獵殺一位獵鹿者則是某種遠遠超出了自然界固有道義的行為，在這兩類暴力之間存在著截然的不同。我們把暴力當做一種生活方式的基本偏見其實是對自然界的某種誤讀。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使用暴力作為統治者們操作系統中的最小公分母的做法遠在達爾文之前就開始了，在那種系統中，權力就是正義。然而，達爾文理論為人類的各種不人道的行動——其中即包括對個體的暴行，也包括集體力量的使用，特別是當後者有助於幹掉那些快速發展的、擾亂制度的低階層大眾時——在科學上提供了正當的理由。

達爾文主義還給了教會一記陰招，因為它削弱了那條關於道義的宗教觀念，亦即方法和結果都應保持正當。在某種最適者方能生存的心態之下，達爾文式的適應就是一個種群在接下來的世代中保持或增加其數量的能力。因此，通過健康或者強壯下一代產生的適應是一種結果。至於我們人類究竟是怎樣得到這個結果的，是通過關愛還是通過一把烏茲衝鋒槍，這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問題。

最後，達爾文理論鼓勵那些「特權種族」想辦法給他們自己更多的優惠待遇。更為糟糕的是，達爾文主義給出了某種心照不宣的許可，使每個國家都可以用犧牲全世界為代價來推進它自己的「特權種族」。就這樣，達爾文理論把西方文明從一神論的聖典法則推到了科學唯物論的叢林法則。不再有任何規則或者道義準則……只有達氏贏家和達氏輸家。

儘管很少有人真的閱讀並且理解了達爾文的完整著作，但最適者方能生存這句話卻廣為人知，只不過絕大部分人都誤解了它。這句話並不是一個科學概念，而是某種同義反覆的恆真命題，也就是把某種東西定義成它自己的炫目說法。例如，字典上定義適應(fit)一詞時，在生物學的名詞中，它就意味著能夠生存。因此，當達爾文主義者們引用最適者方能生存這個咒語時，他們說的實際上是，「最有能力生存的那些才能夠生存」。好吧，對的。不過當人類心智吃進了這句話之後，再配上獅子追捕瞪羚的圖景，最適者方能生存就有了更為威脅生命的、讓腎上腺素分泌得更多的意義。

然而，如果我們看一看叢林，我們就會發現所謂叢林法則即使在叢林里也不適用！當一頭獅子開始追捕瞪羚時，獅子並不關心最適者，也沒打算抓一頭長著最大的角的瞪羚，以後留在窩裡當紀念品。事實上，它會追趕那頭最不適應的，因為它餓了，要確保自己能弄到東西吃。更準確地說，所謂叢林法則其實是最不適應的不能生存。根據定義，要生存，你不必非得是最會適應的那一個，你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好吧，適應。換個方式看這個問題，想一想每天有多少百分比的瞪羚沒有被獅子吃掉吧。

進化論給我們上的一堂不要做最弱者的這一課，在以下這則故事中詼諧地描繪了出來。兩位露營者在森林中一覺醒來，發現一隻熊進了他們的帳篷。其中一個人開始穿鞋，另外一個人說，「你為什麼要穿鞋呢？你是跑不過熊的。」第一個人說，「誰想要跑得過熊了？我只要跑得過你就夠了。」

已有 43 次閱讀 2013-1-22 13:23 |個人分類:科普|系統分類:科普集錦|關鍵詞:環境背景 新物種 蓋亞假說 聯合繁榮

隨著人類的進化之路繼續向更為平衡的、整體的生命知覺擺動，我們看到量子力學的新規則也同樣適用於進化理論。

當今的各種研究強調，進化發生在某種環境背景之中——而不是與環境分離的。進化過程可以看做一個環境持續地尋求平衡其自身。例如，假設1號有機體吃掉環境中的X並排泄Y。隨著1號種群的增加，它的食物X必然會減少，而它的副產物Y則會同時增加。儘管X的損失和Y的累積會使環境略微偏離平衡，但這種情形也提供了某種機會，使得一種新的有機體，通過吃掉Y並排泄Z來茁壯成長的2號得以進化出來。隨著2號種群的增加，它讓Y的水平回到平衡，但代價是增加了環境中Z的數量，後者相應地支持了未來以Z為食的3號有機體的進化。諸如此類，以此類推。這是一種超級簡化的實例，但正如複雜系統理論學家呈現給我們的那樣，情況的確是這樣的。

1998年，英國科學家蒂莫西·蘭頓在著名雜誌《自然》上發表論文，為那個由科學家、環境學家、未來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構想出來的蓋亞假說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洛夫洛克提出，地球本身就是一個生命實體，它用進化來調節其自身極其複雜的代謝過程。蘭頓描述說，自從38億年前生命開始出現在地球上以來，太陽已經變暖了25%，然而，這顆行星卻有能力用某種方式調節了它的氣候，緩衝掉了這巨大的溫度變化。蘭頓提出，有益於整個系統的進化特徵會傾向於得到強化，而那些會以某種不利的方式改變環境或者使環境變得不穩定的進化特徵則會被抑制。

蘭頓總結道，「如果一種有機體獲得了一種變異，導致它以某種『反蓋亞』的方式行動，它的繁衍就會受限，因為它會處於進化劣勢。」更切中要點並且適用於我們當前情況的是，蘭頓提出如果我們人類沒有找到與這顆行星更加和諧的各種進化方式的話，我們有可能發現自己已無家可歸。

我們過去未能意識到的是，真正的進化原理是「最相合者得繁榮」(thrival of the fittingest)。那些能夠最好地貢獻並支持全球和諧從而與環境相合的有機體會得到繁榮發展，而其它的——好吧……

不過，或許有關生命的真實本質最有說服力的實例，能引導我們走出馬爾薩斯式匱乏困境並指出下一次進化之方向的實例，就與這顆行星上多細胞生命形態的起源和發展有關。

為什麼，而且怎麼會，數以萬億計的單細胞有機體能聯合力量變成我們？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記住，在這顆行星上有生命的最初38億年中，唯一的生命形態是單細胞有機體，就像細菌、水藻、酵母和各種原生動物。

大約7億年前，細胞們開始組合成原始的多細胞集群式有機體。通過分享訊息，新的公社式聯盟提供了更為強大的對周圍環境的覺察，從而提升了其構成細胞的生存質量。簡而言之，環境覺察是進化水平的度量，它為有機體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可以在一個動態的世界中有效且高效地生存。兩人世界的開支像一個人一樣便宜，所以聯合力量勝過單打獨鬥。

最初，在進化的早期階段，集群式有機體中的所有細胞都執行同樣的功能。然而，當組成一個有機體的細胞數量達到某個臨界值時，所有細胞做同樣的事就不再有利了。

想像一下，我們仍然是一個由獵人聚集起來的社會，每天早晨，八百萬紐約人都坐車到韋斯特切斯特縣去尋找食物的情形。與此相比，在部落成員之間分工一下大家的維生職責就要遠遠地更為有效了。在這種情況下，獵人會出去到野外打獵，而社區里其餘的人則留在家中干各種雜務，比如做飯、帶孩子、保養工具、看電視，等等。

這正是多細胞有機體進化過程中發生的情形。隨著它們的社區成員數量增加到上千、上百萬、上萬億，社區中的單個細胞們承擔了專業化的工作，以支持整個有機體的生存。生物學家把這種在組成細胞之間進行的分派工作量的過程稱為分化過程。

隨著不斷分化的細胞社區結構的進一步進化，它們最終創造了大量全新的物種——這種進化對於生命最初的38億年間繁榮於世的單細胞有機體們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多細胞社區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這顆行星上進化進程中的一次量子躍遷。因此，我們也許會認為，眼下這種有知覺的人的有機體代表了拉伸到極限的進化終點。但在現實中，人實際上正處於下一次更高水平進化的起點，這次進化將產生全新的多人超級有機體，人類(Humanity)。

過去，最適者方能生存的觀念應用於我們的個人主義文化，就意味著最會適應的個人能夠生存。然而，悲劇的真相是，大地女神蓋亞才不在乎那些最會適應的人，因為她更關注的是整個人群對其全球代謝的影響。不論我們產生了多少聖雄甘地、特瑞莎修女或者列奧納多·達·芬奇，眼下這個時刻，我們整個物種正在受到考量的不是它的適應，而是它的「相合」。或許我們，就像我們的單細胞祖先一樣，必須把我們的單細胞個人主義甩在身後，進化成某種相互關聯的多細胞整體，在其中自我的利益和行星的利益是完全同一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