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與「建安風骨」——中國文學網

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打破了兩漢四百年間文人詩壇的沉寂局面，使詩歌創作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這個時期在文學創作領域出現的一些新氣象、新特點，被後人概括為「建安風骨」。筆者認為，所謂「建安風骨」，實際上是時代精神，也即慷慨激昂、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的反映。具體地說，在內容上多抒寫動亂的社會現實、民生疾苦及個人懷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在形式上注重創新，逐漸形成了一種悲涼慷慨、華美壯大的藝術風格。「建安風骨」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時代對人生價值的發現與認識。

建安文壇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他們的作品生動地展現了時代的面貌，是「建安風骨」形成、發展的堅實基礎。在這方面，前人對三曹的研究較多，也較深入，但對七子卻少有詳論。其實，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對七子進行深入的研究，不僅可以給七子以公允的評價，而且有助於加深對「建安風骨」的認識。本文僅就七子的詩歌與「建安風骨」之間的關係，也即七子的詩歌在「建安風骨」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些具體的分析。

（一）

沈德潛《古詩源》卷五云：「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亦云：「細揣格調，孟德全是漢音，丕、植便多魏響，」所謂「漢音」與「魏響」，是指建安詩歌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漢音」，慷慨悲歌，質樸渾厚；「魏響」，以情動人，華美壯大。這正是「建安風骨」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從總體上看，七子的詩歌既不象曹操那樣「全是漢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樣「純乎魏響」，而正是「漢音」向「魏響」過渡的橋樑。

由反映動亂的社會現實到抒寫個人內心情性，是「漢音」向「魏響」轉變的重要一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說建安詩人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所謂「慷慨」，即激蕩著悲涼憂傷的感情；所謂「任氣」，即指文氣盛暢，風骨遒勁。反映現實，康慨悲涼，是「漢音」的重要特徵。七子作為敢於正視現實的有識之士，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他們的詩歌內容充實，強烈地迴響著「漢音」階段所富有的現實主義精神，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詩》其一描繪的就是一幅難民流亡圖。「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是對漢末動亂現實的高度概括，而飢婦棄子的場面則是作者在眾多的難民生活場景中精心截取的一個特寫鏡頭，「亂世之苦，言之真切」（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使讀者對人民的苦難有了具體而真實的感受，震撼著人們的心靈。而《從軍詩》其五則是具體描繪戰亂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人煙稀少，雜草叢生，家國殘破，這正是動亂社會的真實寫照。阮瑀的《怨詩》對現實社會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表示深切的同倩。「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落恆苦辛。」在詩人看來，現實社會就象一條吞噬人們生命的罪惡之河，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民，不過是河中的一粒塵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凶禍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無法掙脫。這首詩傾吐了當時社會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處在社會底層蒙受苦難的千千萬萬人民的怨聲。另外，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寫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寫孤兒的悲慘遭遇，應瑒的《別詩》寫流落他方的思鄉之愁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無不激蕩著慷慨悲涼之氣。可以說七子的這些動人心弦的歌唱正是當時社會現實的產物，是時代的音響。

七子有不少反映現實的作品，但更多的作品卻是表現個人的內心情性。這些作品大多抒情氣氛濃郁，感情真摯動人。它既非歌功頌德，亦非諷諭勸戒，而是大膽地抒寫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應該說，以情動人的藝術特點，集中體現了「魏響」新風的內在特質。前人的評論就注意到這一點：陳祚明說王粲《七哀詩》「第以情至為工」，應瑒《別詩》「自然入情方，劉楨《贈五官中郎將》「情自宛切」（《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沈德潛說徐斡《室思》「情極深致」（《古詩源》卷六）。這些評語，都說得很有見地。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七子生活在戰亂頻繁的年代，人民背井離鄉，親人四散，因而抒寫離情別緒，便成為七子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王粲《從軍詩》其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這種難以抑制的憂思，正是七子在當時的共同感受。再如徐斡《室思》渭「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阮瑀《七哀詩》：「出獷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應瑒《別詩》：「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傷，哀婉動人。這種感傷的情緒儘管使人哀痛不已，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頹喪，卻常常在悲嘆中鬱積著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這在七子的詩歌中有突出的表現：「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王粲《從軍詩》其四）；「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劉楨《贈從弟》其三）；「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孔融《雜詩》其一）；「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陳琳《遊覽》其二）；「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等，都洋溢著乘時建功立業的豪邁情懷。當然有時也有對坎坷經歷的悲嘆，對時光流逝、壯志難酬的感慨。但是不論是對理想的追求，還是失意時的惆悵，都是作者真實感情的流露。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動亂的現實在詩人心靈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到由此而產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注重抒情，並始終貫穿著昂揚奮發的基調，可以說是「魏響」新風的基本特徵。七子詩歌從反映社會現實到抒寫拯世建功的情懷，正體現了「漢音」到「魏響」的過渡。

由質樸渾厚走向華美流麗，是「漢音」向「魏響」轉變的重要標誌。從總體上說，七子歌還是比較質樸的，尤其是他們創作的那些樂府詩，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點。但他們已開始追求語言的工麗、形式的華美，逐步走上華麗壯大的道路。魯迅先生曾說七子的詩歌「不外是『慷慨』、『華麗』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確實抓住了七子詩歌的這一新特點。

前人說漢魏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其實七子已注意到錘鍊字句對提高詩歌語言表現力的重要作用。陳祚明就曾說公斡詩「筆氣雋逸，善於琢句」，偉長詩「造語匠意」，元瑜詩「間有奇語」（《采菽堂古詩選》卷七）。吳淇也說仲宣「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贈蔡子篤詩》）二句「煉得精峭」（《六朝選詩定論》卷六）。象「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等千古傳誦的名句，無一不是精心錘鍊而成的。這些句子不僅內涵豐富，而且具有很強的美感，含蓄蘊藉，餘味無窮。就是用詞用字，也頗見錘鍊之功。「百卉挺葳蕤」的「挺」字，「菡萏溢金塘」的「溢」字，不僅寫出了花卉的繁茂，而且還給人一種動態的美。而徐斡的善用虛字，則更是備受後人稱讚：「句中多用虛字作健，非魏人不能。以能役虛字作轉語，每句動折故健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尤其是《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句，後人激賞、摹擬不已。當然，七子的鍊字鍊句，還不似曹植的刻意雕琢，仍不失自然的本色。七子不僅重視語言的錘鍊，也十分注意意境的創造。王粲《從軍詩》其三是一首抒寫懷抱的言志之作。作者先描繪了征吳途中見到的凄涼秋景：夕陽的餘輝、蟋蟀的哀嗚、孤鳥的翱飛、草露的寒涼，這些富有特徵性的景物有機地編織在一起，構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圖」，有力地烘托出征夫凄涼、孤獨、悲苦的情懷。情與景渾融一體，創造出一個濃郁的藝術氛圍。但這並不是作者真實的創作意圖，作者是以此襯托出自己要求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這首詩不僅意境醇厚，而且散發出一股昂揚奮發的積極進取精神。感情真摯強烈，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另外，如陳琳的《遊覽》二首、劉楨的《贈徐斡》等在意境的創造上也很出色。這些都說明七子的詩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華美工麗的特點，正如許學夷所說：「漢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斡、仲宣始見作用之跡。」（《詩源辨體》卷四）注重語言的錘鍊，形式的華美，可以說是「魏響」新風的重要標誌。七子的詩歌從質樸渾厚向華美壯大的轉變，正體現了「漢音」到「魏響」的過渡。

在「漢音」向「魏響」過渡的軌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正是「建安風骨」在前後兩個階段的不同的表現形式。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七子的詩歌則是聯結二者的紐帶。

（二）

七子的詩歌不僅具備建安文學的共同特色，而且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個性風格。正如沈德潛所說：「鄴下諸子，各自成家。」（《古詩源》卷六）鮮明的個性風格，可以說是「建安風骨」的主要特徵之一。

在七子中，王粲、劉楨成就較高，歷來「曹王」、「曹劉」並稱。劉熙載《藝概·詩概》云：「公斡氣勝，仲宣情勝。」非常準確地抓住了兩人的特點。王粲是一位天資聰穎、才華橫溢的作家。《三國志》本傳說他「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所以蔡邕稱他有「異才」。他的作品充滿才情，結構嚴謹精巧，語言凝鍊，詞藻華美，感情真摯，真是「文若春華，思若泉涌」（曹植《王仲宣誄》）。無論是言情，還是述志，都能揮灑自如，酣暢淋漓。為後人稱賞的《七哀詩》其一就有這樣的特點，特別是在結構與選材上更具匠心。前人認為王粲詩意象不夠雄渾，「體弱」、「質贏」，這種看法似欠公允。即以此詩而言，不僅意境闊大，而且氣韻沉雄，極似魏武風韻。方東樹就曾說，此詩「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昭昧詹言》卷三），確是過人之見。王粲胸懷大志，卻又性格浮躁[1]。因而慷慨中常常流露出要求建功立業的急切心情，感情激蕩，鋒芒突出。故劉勰說：「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文心雕龍·體性》）這一點在《從軍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博聞強志，學識深廣，善於用典，常常化用前人成句而不露痕迹。如《贈文叔良》、《思親詩》等篇就是如此。王粲的不足之處是有些應酬之作格調不高，頌諛過甚。但就總體而言，他不愧為建安詩人中的佼佼者，前人所謂「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鍾嶸《詩品》）；「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皆不失為中肯的評價。

劉楨才情自不及王粲，但他的詩風骨遒勁，意境峭拔，則又在王粲之上。可以說剛正氣盛是劉楨詩歌的鮮明特色。《贈從弟》中表現出的那種高潔、堅貞、傲岸的品格自不必說，就是一些應酬之作，也不乏清正之氣，《公宴詩》沒有絲毫酒肉氣，倒象一首清新秀美的寫景詩。《贈五官中郎將》只寫對好友的深厚情意及內心苦悶，毫無阿附權貴的卑乞之氣。而《贈徐斡》則更是感情激憤，充滿慷慨不平之氣。作品中的所謂「氣」，實質上是詩人品格與氣質的外化。劉楨詩「氣盛」的特點，正見出其品格、個性的高潔、耿介。據史載，他曾因平視曹丕夫人甄氏而獲罪被刑[2]，又曾直諫曹植以禮待家丞邢顒[3]。這種個性、品格，體現在作品中便是一種剛正之氣，陽剛之美。鍾嶸《詩品》說他的詩「雕潤很少」，其實這算不上大缺點。劉楨詩最大的不足是反映現實的面比較狹窄，所寫多是友情及個人遭際，缺少象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詩》那樣史詩式的作品。但總的來說他還是建安詩人中成就較高的一個。他的詩「比漢多姿，多姿故近；比晉有氣，有氣故高」（陳祚明《采寂堂古詩選》卷七），「陳思以下，楨稱獨步」（鍾嶸《詩品》）。與王粲相比，各有所長，堪稱伯仲。

陳琳、阮瑀、徐斡，皆以文章稱譽於當時。與王粲、劉楨相比，他們的詩歌則較質樸厚重，尚多「漢音」，故許學夷說三人在七子中最少「作用之功」（《詩源辨體》卷四）。這與他們都熱衷於向民歌學習有密切關係。但由於各自的經歷、性情、愛好不同，所以他們的作品也各有自己的個性風格。陳琳青年時代即被稱為「州里才士」（《三國志·魏志·張昭傳》），是個有才華、有抱負的人。可惜早年擇主不善，曾委身於曹操的主要對手之一——袁紹，並且冒犯過曹氏[4]。歸曹後，只是由於曹操愛他的文才，才沒有加罪於他。他常常懷有「羈客難為心」（《遊覽》其二）這樣寄人籬下的感慨，壯志難伸的苦悶一直鬱積於心間，所以他的作品較多慷慷之音。「慷慨」雖是時代的特色，但陳琳往往在慷慨中隱含著一股功名未就的憂憤之情。《遊覽》其二：「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寢房，慷慨詠墳經。」懷才不遇，而又行將暮年，這種強烈的憂苦之情，無時無刻不在咬噬著詩人的心靈。「轗柯固宜然，卑陋何所羞？（失題〔春天潤九野〕）長歌之哀，甚於慟哭，看似豁達之言，實際上更突出了詩人內心的痛苦。這種深沉的慨嘆，仍不失為一個志士所發出的時代之音。在七子中，阮瑀最善於周旋於曹氏兄弟之間，且與曹丕交往頗深。但曹氏父子只把他看作一個文學侍從和摯友而已，政治上並不得意，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一股悲音。《雜詩》其一：「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為戚，感此用哀傷。」「悲風」，在建安詩歌中屢見不鮮，它是當時社會及文人心態的反映。詩人臨川而嘆，感到整個世界都浸在一種可悲的氛圍之中。「丁年不再遇，富貴不重來」（《七哀》），令人生悲；「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傷」（《苦雨》），令人生悲；「白髮隨櫛墮，未寒思厚衣」（失題〔白髮隨櫛墮〕），令人生悲；……「多悲風」，正是詩人面對一個混亂而又凄慘的世界發出的感慨。它形成了一個特有的意象，不僅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特色，也反映了詩人的心境，體現了他詩歌的風格。徐斡一生潛心學問，對功名利祿極為淡薄，始終清正自守，適志而行。徐斡詩較少建功立業的熱望，多寫思親離別之情。故而感情真摯細膩，文辭也較為自然流麗。《室思》乃千古絕唱，但卻得之於自然，文辭華美，情極深致，「宛篤有《十九首》風骨」（鍾惺、譚元春《古詩歸》卷七）。

應瑒早年曾飄泊他鄉，歷盡艱辛，故而他的作品傷感情緒較濃重。正如謝靈運所說：「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構思巧妙，以雁自喻，悲嘆身世。作品將比喻、擬人、對話等融為一體，取得了特殊的藝術效果，故陳祚明說此詩「吞吐低徊，宛轉深至，意將宣而復頓，情慾盡而終含，務使聽者會其無已之衷，達於不言之表」（《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應瑒是比較重視藻飾的，他的作品辭采斐然，最接近曹植「詞采華茂」的風格，可惜流傳下來的作品太少。

在七子中，唯有孔融與曹氏兄弟及諸子交往最少，且以書表著稱。他比曹操年長二歲，嚴格地說應屬漢代作家。他首創「離合體」，也嘗試寫作六言詩，只是成就不高。《雜詩》算是寫得較好的，但作者歸屬尚有爭論。孔融性格豪放，不拘禮節，然而志大才疏，最為曹氏所忌。他的詩雖含蓄蘊藉不足，然風格豪宕，也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簡言之，王粲才情橫溢，辭藻華美；劉楨剛正遒勁，高風跨俗；陳琳雄健氣盛，磊落不平，阮瑀悲慨多氣，平易質樸；徐斡清新流麗，平和自然；應瑒辭采斐然，宛轉深至；孔融文氣豪宕，剛健質直。七子的詩歌個性鮮明，各具特色，正體現了 「建安風骨」的內涵的豐富性，這也可以說是建安詩歌之所以能取得較高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

富於創造性，是「建安風骨」的又一個顯著特徵。七子的詩歌，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作了許多大膽的嘗試和創新。

中國古代詩歌從四言發展到五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階段。在詩歌形式的這一重大轉變中，七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劉勰在論述詩歌發展史時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文心雕龍·明詩》）曹氏兄弟及七子競作五言，造成了建安時期五言興盛的局面，於是五言便成了後代詩歌創作的主要形式之一。關於這一點，只要作個簡單的統計，就可以明白。七子現存詩歌共一百三篇（包括殘篇）；五言就有八十篇，佔總篇數的十分之八。比七子稍早的曹操（只有孔融比曹操年長二歲）五言詩只佔他全部詩作的十分之三。比七子稍晚的曹丕、曹植，五言詩分別占他們的全部詩作的十分之五和十分之八。曹操寫過不少出色的四言詩，可與他的五言詩媲美。王粲、孔融、應瑒雖然也寫過幾首四言詩，但數量很少，且多為前期作品。陳琳、阮瑀、劉楨、徐斡的詩作則基本上都是五言詩[6]。由此可見，七子的五言詩，在建安詩壇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七子對五言詩的成熟、興盛，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七子還十分重視詩歌形式的整齊劃一，音節的和諧流暢。如王粲《雜詩四首》其一：「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馳厲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迴翔游廣囿，逍遙波水間。」全詩八句，隔句用韻，對仗工整，暗合音律，已接近五言律詩的形式，可以說是後代新體詩的雛型。

七子也十分重視吸取前人詩歌創作（特別是民歌作品）的營養，但是並不墨守成規，簡單地模仿，而是有所開拓，有所創新。七子繼承了《詩經》、《楚辭》以來的傳統，大量地採用比興的手法。但《詩經》、《楚辭》中的比興大都比較單純，用以起興和比喻的事物還是獨立存在的客體，或者興象、喻體雖與所表現的內容合而為一，具有象徵的性質，但往往只是作品的某個片斷。而劉楨的《贈從弟》三首，則全篇用比，主、客體渾融無間，使作品的意蘊更加深厚。詩人「真骨凌霜，高風跨俗」（鍾嶸《詩品》）的品格，正是通過蘋藻、青松、鳳凰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才畢現在讀省的面前。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在學習漢樂府民歌的同時，又有新的發展。這首詩顯然是受樂府民歌《孤兒行》的啟發而創作的，但與《孤兒行》不同，全詩是採用整齊的五言，並以第一人稱對話的形式，讓孤兒自己站出來傾訴苦難，這樣就縮短了作品中的人物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從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感和藝術感染力。另外，由曹操首先開始的以樂府古題寫時事的作法，也得到了七子的響應，也可以說這一對後代產生重大影響的作法是由「三曹七子」共同完成的。

總之，七子的詩歌不僅是建安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建安風骨」的生動體現。七子與三曹一樣，對「建安風骨」的形成、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這一點在文學發展史的研究中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注釋：

[1]見《三國志·魏志·杜襲傳》。

[2]見《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裴松之注。

[3]見《三國志·魏志·邢顒傳》。

[4]見《三國志·魏志·王粲傳》。

[5]見曹丕《與吳質書》。

[6]陳琳現存雜言一首，劉楨現存四言三句，徐斡現存四言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