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鴻：我們的文化里，人本身並不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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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鴻 圖/走走

梁鴻援引漢娜·阿倫特的論斷：「我們的社會只有轟動，沒有事件。」她常常感覺到，當一件事發生時，很少有人真正關注事件本身，社交媒體上充斥的是情緒。

文?崔一凡

編輯?卜昌炯

一場演講之後，作家梁鴻在朋友圈裡寫：「每個人都喋喋不休卻又孤獨無比。唉，懷念上初中時老師提問我站起來就哭一句話說不出又坐下的日子。」

她為這次演講準備了一周，想說的話攢了一個冬天。說完之後又莫名羞愧。她對自己的努力有質疑，河岸這頭的人搖旗吶喊，那頭的人依舊水深火熱。

還是寫作更能讓她安生。她剛剛結束一本書的書寫，虛構小說，取名《梁光正的光》。她帶著它在全國各地宣傳，過程比寫書本身更勞心勞力。

任何地方，只要有梁鴻在場，她都儘可能關照到每一個人。臉上掛著笑，目光不多不少，均勻地停留在每個人身上，她會捕捉到言談間細微的小尷尬，用帶著鄉音的口吻迅速化解。

?儘力配合攝影師的梁鴻 圖/走走

即便碰到不得不做的事，比如化妝，比如拍照，她也極力配合。她把雙手蜷在胸前，發自內心的緊張，或乾脆脫下鞋子給攝影師提供角度，同時又為打擾到清潔阿姨感到抱歉。

「累虛脫了。」她說，「我想我的毛病是容易投入太多感情。」

最初寫《梁光正的光》，她嘗試用不同的人名和地名書寫。她無意把梁庄打造成時髦的「IP」，或是另一個高密東北鄉。後來發現總是磕磕絆絆，索性又換成梁庄和梁光正。

在《出梁庄記》的最後，她寫「我終將離梁庄而去」。但內心終究無法離開，這是她用慣了的顯微鏡，整個中國在梁庄的顯影下纖毫畢現。

白襯衫

即便寫下十幾萬字之後，梁鴻依然無法說清楚，梁光正到底是誰。

他的原型是父親，梁光正的名字從《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延續到《梁光正的光》，從非虛構延續到虛構。梁光正從她的同行者變成故事的主角，故事也隨之更加激烈，秘密越來越多。

他是天生的攪局者，在村子裡被稱作「事兒煩」。他「咔咔」吐著痰，用長指甲扣鼻頭上的黑痣。他諳熟村子裡的大小事務，能搭把手就絕不閑著，他一出場就引起喧鬧，是談話的中心，最不安分的農民。

每個村莊里都有被嘲笑的人，他們出格，強硬，不安生，生活永遠危機四伏。他們的形象永遠處於受人崇敬和遭人恥笑兩極。梁鴻打小不覺得他們是壞人，相反，他們身上有太多秘密。

不知幸與不幸，梁鴻的父親正是這樣的人。她記得，小時候家裡總有一群人在商量事情，父親坐在中央，為大家出謀劃策。上初二時，父親幫一家人打官司，讓這家人在她家住了兩個月。家窮，母親癱瘓在床，父親帶著他們四處奔走。官司終究沒打贏。父親說：「這不管能行？這些人都壞到底了，沒人治他們會行？」這句話在《梁光正的光》里，藉由梁光正之口再次講出。

?《梁光正的光》封面 圖/人民文學出版社

父親和梁光正對公平正義有自己的執念，一個世俗眼中的失敗者把自己想像成救世主，妄圖拯救家庭，拯救村莊，幫別人打官司。是非對錯在他心裡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他有病，天生對不平之事缺少免疫力。最終，他發現，其實他連自己也拯救不了。

「他身上自帶嘲諷社會的能力，實際上也是在嘲諷他自己。」梁鴻說。

他有4個子女，勇智，冬雪，冬竹，冬玉。還有二婚的妻子蠻子，繼子小峰。每個人都各懷心事，在史詩般的家庭生活中，他們不斷撕扯、碰撞、相互感動。他們想探尋這個家庭最隱秘幽深的部分。梁光正負責打破家庭中已然少有的穩態環境。

疑點是那件白襯衫，在梁鴻的記憶里，父親的白襯衫總是纖塵不染，閃得她睜不開眼睛。多年後父親講述被批鬥的細節，對「白襯衫上沾滿了血」這一細節依然不能釋懷，甚至是憤怒。

但那時，全家連最基本的溫飽都難以保證，父親哪來的錢去買白襯衫？一個一輩子與土地和莊稼為伍的農民，如何能始終保持乾淨潔白？

答案存在於每個人身上。有一次梁鴻回老家給母親上墳，不遠處有一對父女，父親叫昆生，性情孤僻，帶著一家人住在墓地旁的空地里。梁鴻每次上墳都會和他說會兒話。

聊完之後，梁鴻拿出一百塊錢，想給他。昆生做了一個非常小的動作。他雙手合在一起，朝手掌心吐了幾口吐沫，梁鴻也鄭重起來，雙手捧著錢，給了他。在那一刻，他希望拋卻自己的流浪漢身份，被當作人來看待。他用唾沫把頭髮梳攏，想顯示出人之為人的尊嚴。

梁鴻寫《出梁庄記》，在悲慘的現實遭遇下，更多想表達的是人們的精神狀態和生命狀態。他們都解決了溫飽問題，渴望得到尊重的精神訴求卻長期被忽略。梁光正也是如此。「他一直不認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讓別人把他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個農民來看待，我想，這也是他始終堅持穿白襯衫的隱秘心理，他希望把自己納入一個更寬廣的存在。」梁鴻說。

她理解這種精神訴求。當年梁鴻在村裡一所小學當教師，每天5點鐘起床，上課，下午讀書，寫日記。雖然不知道前途在哪兒，但直覺告訴她，「我的生命肯定不會停留在這個地方」。

少女時代的梁鴻 圖/梁鴻微博

她常騎著自行車到縣城借書，有一次駐足在書攤前，翻著文學期刊捨不得走。書攤老闆以前也是文學青年，寫東西，後來不寫了。他把那些書捆成一摞，放在梁鴻的自行車后座上，免費送給她。

他們渴望被尊重，被平等看待，這種渴望甚至超脫了物質的束縛。但在大多數時候，一些人因為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沒有表達的權利。她曾關注過快手上的視頻，其中的獵奇和自我摧殘令她不適。「沒必要去嘲笑他們，在這個時代里，你必須做出更高的危險度，但是從個人來講，你不能否認，這是他發聲的途徑，而且他沒有其他途徑了。」梁鴻告訴火星試驗室。

這兩年，梁鴻發現自己和父親越來越相似，特別是在「倔」這一點上。越來越忍受不了不說真話，她渴望通過寫作和發聲改變一些事，但往往收效甚微。愧疚感隨之而來，只能再次投入寫作，尋求慰藉。

父親

兩年前，梁鴻的父親去世。這給她帶來了不小的打擊，解讀父親的願望愈演愈烈。到達的路徑有很多種，梁鴻依然選擇書寫。且只能用虛構的方式，只有劇烈的戲劇衝突和故事情節，才能真正挖掘出父親身上最鮮明的特質。

早年間，《中國在梁庄》和《出梁庄記》的誕生，父親功不可沒，他對女兒的書寫投入巨大的熱情，抑或說是興奮。

那段時間，大學教師梁鴻正經歷自我懷疑。空有學者的名頭，每日所做的事卻讓她感到虛浮無聊。她與世界的聯繫彷彿只存在於高談闊論和「言不及義的文章」中間。

她禁不住羞恥之心不斷地拷打和質問。2008年7月，她離開北京，回到梁庄，這個當年一直想逃離的地方。她在這裡住了5個月，重新感受故鄉給她的啟蒙。

?梁庄的小路 圖/梁鴻微博

小時候兄弟姐妹多，父母管不過來，孤獨彷彿天然形成，她總是一個人跑來跑去，到村子後的大河坡遊盪，洗澡，摘野菜，胡思亂想。「我覺得我天然的就沉在一種黑暗裡面，自然的黑暗裡，那裡可能有很多很細小的事物，它們一直都在，到現在還在。」

它自然地培育了一個人的敏感，幾十年後，這種敏感讓她重新發現故鄉。那個夏天她本來只想寫幾篇散文，但在和村裡人的閑聊中，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故鄉的異鄉人。她看到那些加速建設的高樓，和那些愈加殘破的茅草屋，關於鄉村的想像與現實、過往與當下之間裂開一條巨大的鴻溝，每個人都身在其中，苟延殘喘。

她想回歸故鄉，重新書寫故鄉。父親給予她最大的支持。每天清早5點，父親起床，在院子里咔咔吐痰，扯著嗓子唱幾段豫劇。隨後便帶著梁鴻，四處和人攀談，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往事逐漸浮出水面，拼湊成型，形成一幅社會劇變時期的鄉村圖景。

?梁鴻與父親 圖/梁鴻微博

父親也是被書寫的一員。她採訪父親，鉤沉的記憶絲絲縷縷重新牽出。遙遠的年代裡，父親參與政治鬥爭，幫人打抱不平，他的個人史逐漸拼湊拉扯出一部鄉村史。《中國在梁庄》由此誕生。

此後，父親又陪她走遍全國二十多個城市，尋訪外出打工的梁庄人，西安蹬三輪的，青島電鍍廠的，內蒙校油泵的，東莞服裝廠的，她在城市的晦暗處與他們交談，記錄他們的故事。這個習慣一直存在，她喜歡那些生機勃勃的、鮮活的人，喜歡和保姆、買菜的阿姨聊天，甚至街上有人吵架她也會停下來看兩眼。她覺得家常里短的內部包含這一條線索，通往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命運。

她在青島採訪時，住在堂嬸家。那天晚上她和堂嬸躺在床上，堂嬸說：「自從寶兒死之後，我12點之前從來沒有睡過覺。」寶兒是堂嬸的大兒子，跟著奶奶生活在梁庄，2003年夏天在河裡淹死了。

直到現在，梁鴻依然能將堂嬸的話複述出來。那個夜晚，堂嬸細膩飽滿的悲傷浸透了她。她們之間的關聯在拉近，即便不能抵達，至少身處同一種悲傷。

社會學家孫立平說：「我們身處在一個斷裂的社會和時代。」她開始思考這種斷裂，這似乎不單單指社會階層的分裂和固化，更大的意義上，是人們心靈和觀念意識的斷裂。

她的堂哥在西安蹬了快20年三輪車，卻在接她的時候迷路了。一方面城市發展太快，農民工日趨邊緣化，另一方面，這些頑強生存的人從未在城市找到認同感。以至於在外的梁庄人平時看個牙痛病也要回家。關於他們的報道越多，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就把他們推得越遠。他們從未在城市獲得真正的認同。

她在西安還遇到一個年輕的三輪車夫，18歲的小老鄉。她想了解他的生活，但溝通的大門被鎖上，他始終保持沉默。他見過他的父親、老鄉被抓的場景，反扭著胳膊按在地上。他無法適應這種羞恥，同時也認識到作為三輪車夫的他無法得到尊重。

「在規則、懲罰和羞辱之中，農民變為『暴民』和『惡民』。我們千萬不要簡單地說他們沒素質。素質是培養出來的。我們的生活如果沒有給他們空間培養素質，他是沒辦法有素質的。」梁鴻在演講中說。

前些天梁鴻接受採訪，記者92年生人，說農村和農村人離他們這一代很遠，所以對梁庄的話題並無太大興趣。當時梁鴻本能地回答：「不遠啊，我們現在還有8億農民。」後來她查資料確認，農村戶口依然接近6億。

一代人究竟該如何定義？若單從年齡維度上說，92年出生的記者，和她在西安遇到的年輕的三輪車夫是一代人，她與死了兒子的堂嬸是一代人，但是，站在河流兩岸的「同代人」們無法感同身受。

?梁庄的老人們 圖/梁鴻微博

寫完《出梁庄記》後，她被空虛和沮喪所籠罩，「還有無法去除的虛偽之感」。這本書讓她收穫了資源和聲名，卻不能為梁庄帶來絲毫改變。「以真實之名，抵達生活，最終卻仍然遠離。」

斷崖兩側，人們自說自話，缺少理性，也缺少真正的聯繫。在《梁光正的光》中，第三人稱視角的敘述方式卻經常出現一個「我」，她沒有寫明「我」到底是誰。虛構與現實交織，她在寫自己的生活，也將之無限延展，構成整個民族共同的故事。

李洱評價：「他們生不如死，他們在愛中死，他們雖死猶生：他們就是我們的父兄。」

勾國臣

勾國臣的故事在梁庄流傳百年，梁鴻在寫《出梁庄記》時才聽人講起。那時他們酒桌上談起征地補償和村幹部的貪污，有人說：「難不成你還想當勾國臣啊？」

勾國臣是清朝嘉慶年間人，落第秀才，在梁庄幫人寫訴狀為生，家境貧寒，好打抱不平。當地農民年年辛勞種田，供奉河神，不敢怠慢，莊稼卻年年被淹。勾國臣看不過去，一紙訴狀告上天庭。玉皇大帝不屑一顧，說：「你沒種地，淹水關你何事？」之後，命天兵天將重打40大板，將其丟回凡間。

勾國臣死後，囑咐家人將他葬在河岸邊，說「河神要是把我淹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告狀了」。此後梁庄雖依然年年漲水，但總也淹不到勾國臣的墳頭。後來梁庄一帶的人稱那些好管閑事的人為「勾國臣」。

從某種意義上講，《梁光正的光》是勾國臣故事的延續。他們同為「事兒煩」，不討喜，卻又值得尊重。大多數人害怕和某種懷有偏見或堅硬的東西對抗，把自己包起來，活得更安逸一點兒。

勾國臣和梁光正並非如此，他們雖低到塵埃，卻光芒四射。他們讓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不得不去思考。「他讓你活得沒那麼安生，沒那麼風清月白。他提醒你，其實你的生活沒那麼清白，他身上確實有純粹和高貴的東西，只不過我們不適應這個純粹和高貴。我們這個時代，沒有純粹和高貴容身的地方。他一生屢戰屢敗，但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失敗的人。」梁鴻說。

?村莊廢墟 圖/梁鴻微博

和勾國臣一樣，梁光正直到死後還不消停。梁鴻寫到這裡時靈感迸發：「我覺得不應該讓他這麼輕易就死了。」他的棺木始終無法塞進墓室，不得已，養子小峰光著膀子，和梁光正的親兒子勇智一起抬棺木。

小峰終於露出了背上的傷痕，真相大白的一刻，兒女們也在梁光正的靈位前和解。父親的折騰終於在生命隕落之際取得勝利。

但梁鴻似乎始終沒有與自己和解。一種內疚和無力感時刻在侵蝕她。她是中國人民大學作家班的老師，她不希望這裡是膚淺純白的象牙塔，最迫切的是與現實產生聯繫，就像一個農民不能離開他的土地。她甚至希望在作家班開一門課，探討社會事件，以及背後的因果和脈絡。

在社會事件的喧鬧之下，隱藏的是「冷的內核」。西安的堂哥和老鄉們為了不受欺辱結成緊密的聯盟，一起打架，一起要車，一人有難，一呼百應。但有一次聽說老鄉的孩子走丟了，堂哥卻表現得漠不關心。這是與他們的生計無關的事。

最近的一場大火更確切地印證了這種判斷。她在演講中說：「在我們的文化里，『生命』本身、『人』本身並不值錢，除非你在文化系統內找到價值的對應，才被賦予肯定和尊重。當你對這個社會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低的時候，你就不被認真對待。這一觀念裡面包含一個冷的內核，即我們對人、對人自身是冷漠的。」

在《出梁庄記》中，她援引漢娜·阿倫特的論斷：「我們的社會只有轟動，沒有事件。」她常常感覺到，當一件事發生時，很少有人真正關注事件本身，社交媒體上充斥的是情緒，「批判一番，感嘆一番，我們缺乏一種理性的精神，缺乏對事件真正的盤查、理解，來來回回反覆的思索」。往往發泄之後，情緒連同事件一起煙消雲散。

北京的冬夜裡，記者問梁鴻，如何紓解這種愧疚。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只有書寫，不斷寫下去。

她繼承了父親的倔強，並為之自豪。在書寫和思考中，梁鴻漸漸發現，一個人的倔強遠非是個人事件，「他們所盪起的漣漪，所經過的、到達的地點，產生的後遺症遠遠大於我們能看到的」。

她想寫一本關於地鐵的書，她對這個城市地下的龐然大物懷有興趣。「地鐵跟整個城市的擴張是一致的，血管一樣的，地鐵延伸到哪裡，城市的軀體就延伸到哪裡，地上和地下是一致的，一個是黑暗的意向，一個是光明的意向。」梁鴻說。

但最終的落腳點依然在大眾生活。地鐵上的那些普通人，白領、學生、農民工，他們各自有什麼樣的心事和故事，他們如何塑造這個城市，而城市又給他們帶來了什麼。

不論如何，她決定以更倔強的姿態走下去。就像她的父親，就像梁光正。《梁光正的光》里，那個病入膏肓、身體孱弱的倔老頭準備迎接生命中最後一場戰鬥：

「勇智看到，父親已經擺好姿勢，像一隻公雞，昂著頭，雞冠豎立著，準備迎接期待已久的戰鬥。雖然這隻公雞脖子上的那圈毛已經稀疏，看起來有點衰敗和孱弱，但他眼裡散發的光卻足能鑿穿日月。那是來自山頂洞人時代的光，古老，神秘，帶著超強的聚合力，穿越漫長的黑暗時代，帶著人類從蒙昧走向光明，走向食物鏈的最頂端。父親被這光芒照耀著，好像獲得了啟示和指引，手持長矛，向人間的風車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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