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惡是如何為極權主義提供土壤的？

1967年，加利福尼亞州帕羅奧圖市的一所高中，歷史老師羅恩·瓊斯在快講到納粹、二戰的時候，學生提問：為什麼德國民眾會聲稱他們對屠殺猶太人毫不知情？為什麼鎮上的人們，鐵路工人，教師，醫生，等等，都聲稱他們對集中營、大屠殺一無所知？為什麼身為那些被屠殺的猶太人的鄰居甚至好朋友的德國市民說猶太人被捕的時候他們不在那裡？為了讓學生切身實地的體會「平庸之惡」這位老師決定花一個星期的時間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於是他開始了實驗，結果則表明，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法西斯主義即可復活。

2008年德國青年導演丹尼斯甘賽爾將這個故事搬上了銀幕。影片中的故事發生在德國。文格爾是德國一所普通高中的就職老師，在學校舉辦的一個關於「國家體制」的活動周中，由於自己喜愛的「無政府主義」這門課被另一名老師搶走，無奈只得被動選擇「獨裁政治」。在課堂上與學生交流時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當下法西斯主義有沒有可能捲土重來？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表示納粹德國不可能復辟，而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在當今社會法西斯主義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滋生土壤。更有學生認為，法西斯德國是已經成為歷史的事，自己這一代不應該有歷史負罪感。

為了使學生切身了解獨裁政治，文格爾老師決定在班級中做一個小型的實驗。而故事的最後，事態逐漸發展到不可控的地步。在不知不覺中所有的人都深陷其中，最可怕的是這種改變是悄無聲息的。影片的最後也給出了答案，在現代民主自由的社會中，將一群習慣自由散漫並且接受過多年現代教育的學生變成一群集權、獨裁、極端分子僅僅需要五天時間。那麼這五天的時間都發生了什麼？又是什麼樣的力量可以在短短五天的時間之內讓人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

影片當中一位叫馬科爾的學生，原本成績優異，性格開朗陽光，和他的女朋友（文章後面會提到）感情很和諧。一切看起來都不錯，然而在這次名為「浪潮」的集權實驗之中，他漸漸地開始迷失自我，最後和女友感情破裂，還動手打了自己的女友。這讓他意識到這場運動的可怕，並且開始反思和阻止事態的發展。

在這裡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好人為什麼會變壞？美國的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經過試驗後得出結論，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好人也會犯下暴行。這種人的性格的變化，在心理學上被稱之為「路西法效應」。（路西法原是最榮耀的天使長，後因反叛被逐出天堂，脫落成為魔鬼撒旦。）社會心理學認為，一個人會犯罪並不一定與這個人的性格特質有關。我們常常認為一個人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是因為他本質就是壞的，可事實告訴我們很多時候好人也會犯下暴行。前幾年轟動一時的雲南大學生馬加爵殺人案，就是一個例子。馬加爵原本成績優異，還曾獲得過全國奧林匹克物理競賽二等獎，並被評為全省「三好學生」。這樣一位老師、同學、家長眼中品學兼優的學生按說本性並不壞，可為什麼還是放下了不可彌補的過錯？津巴多教授指出，周圍人和環境的因素對個體的影響非常之大。好的環境可以藉助外部壓力引導一個人向積極面發展，而壞的環境同樣可以通過外部壓力使一個人走向道德的淪喪。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它的因素也會對一個人的行為產生深遠影響，比如成長經歷，社會角色的扮演，以及生活壓力等等。

以上是從個體的角度來討論人為什麼會變成惡魔，接下來我們需要重點了解團體惡行是如何發生的？影片中，老師和同學們為了活動可以順利的進行下去，他們組建了名曰「浪潮」的團隊。他們擁有統一的服裝，以及團隊的標誌和手勢。並且文格爾老師一次次不厭其煩地強調，紀律和團結的重要性。這是典型的「集體主義」。為什麼要強調「集體主義」呢？因為「集體主義」是極權和獨裁最好的滋生土壤。群龍不可無首，有團隊勢必就會有領袖，這就給了獨裁者機會。而影片中「浪潮」的領導者，理所當然是作為老師的文格爾。文格爾老師為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他首先做的就是從新調整了班級中的座位，而他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打破原先「浪潮」中存在的一些小團體。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獨裁國家的公民是不可能擁有結社自由的。對於一個團體而言最怕的就是在這個團體當中又各自滋生出其它小的團體，因為這樣一來原先的團體力量就有可能會被瓦解或者取代。這也是為什麼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封建制度逐漸地被皇權集中制給取代的原因。

再來說說，服裝、標誌、團隊名稱的作用。就像每個公司都會有自己的LOGO，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國旗、國徽一樣。LOGO是表明事務特徵的記號。它以圖形或者文字元號來表明某種意義，某種情感。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便於區分和識別，是一種標籤化的識別工具。而統一的服裝可以表示個人從屬於某個集體，作為一種身份的象徵。如同許多的職業都會有自己統一的制服。無論是標誌、服裝、還是團隊名稱，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強調集體從屬關係，強化團隊認同感。另外它們還暗示著某種一致性，用於消除個體之間的差異。為什麼要消除差異，強調一致呢？這是因為對於一個團體而言，消除差異是最好的粘附劑。

我深刻的記得，學校在要求學生定製校服的時候最常說的一點就是，穿著統一的服裝可以杜絕同學之間的攀比現象。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校服根本無法杜絕攀比現象，因為可攀比的東西太多，並不局限於服裝，而且校服會破壞學生的個性和想像力。

強調紀律與秩序，追求平等與一致，消除差異、個性，這些正是集體主義的屬性。法國的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著作《烏合之眾》中就詳細的批判了集體主義。在這本書中作者指出，一個人一旦融入某一個群體他的個性就會被湮滅，群體的思想會取代個體的判斷，而與此同時群體的行為也會表現出排斥異己，極端化，情緒化和低智商化等等。在影片《浪潮》中，馬科爾的女友卡羅因為沒有按要求穿著統一的白襯衫，而遭到群體的排斥。而當馬科爾責問卡羅為何不像大家一樣穿統一的服裝的時候，卡羅的回答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說：「因為我穿白襯衫不好看，我不喜歡。」這裡就直接表現出了群體意志綁架個體意志，並且表現出了群體的排他性。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那些選擇了穿統一制服的同學中他們就一定都是願意和喜歡穿白襯衫的嗎？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審美，我相信一定還有其他的同學平時也是不喜歡穿白襯衫的。可為什麼他們選擇了妥協呢？

人們常常會有一個錯誤的觀點，認為大多數就代表著天然正確，這就導致勒龐提到的群體的思想會取代個體的判斷。

群體還常常表現出它的暴力和破壞力，而最可怕的還在於，因為群體的力量遠高於個體所以相較於個體它的破壞力被放大了，又因為群體的人多勢眾，所以常常可以逃避懲罰。所謂法不責眾。而個體因為沒有這樣的天然優勢，在表現暴力的一面時因為害怕得到懲罰有時就會選擇克制。當一個人以群體的名義來作惡時，他就掌握了最好的免罪機制。其實關於群體的破壞性，中國人是並不陌生的。在那場十年的浩劫中，無數人品嘗了來自群體的傷害，然而因為官方和非官方都選擇集體失憶，使得當下的中國人記吃不記打。而對於一個獨裁者來說，當他想施展他的暴力的時候，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群眾發動起來。

別看集體主義時常強調平等，但那僅僅是因為集體主義需要一種步調一致性，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驅使個體遵從集體。少數人凌駕於集體之上，支配共同體的資源，並發號施令，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另外群體還會時常表現出冷血和漠然的一面，忽視個人的尊嚴與利益，對於異己者更是只講立場不講道理。

在心理學中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責任分散效應」，心理學家經過大量的實驗和調查後發現，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況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夠給受難者提供幫助，他會清醒的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如果不去救助受難者會使他產生負罪感和內疚感。而如果有許多人在場的話，救助受難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產生一種「我不去救，讓別人去救」的心理，從而造成「集體冷漠」。

那麼什麼樣的人對組織會表現出狂熱的支持和渴望呢？答案是弱者，或者說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弱者需要團隊歸屬感，以集體力量作為依靠。在電影《浪潮》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蒂姆。在整個浪潮運動中他是表現得最積極的，原本他總是被其他同學欺負，因為懦弱又不敢反抗，而加入浪潮之後他體會到集體力量的優勢。當一個人發現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為自己提供應有的保障的時候，他就會希望藉助集體的力量，而集體的力量猶如一種毒品會讓一個人上癮。集體主義常常通過各種手段使得個體依附於集體，讓個體失去獨立性，從而使個體對集體產生依賴。

我們常說集中力量好辦事，但正因為集體的力量太過強大，因此當集體的力量被一個獨裁者利用的時候它的破壞力也就越加可怕，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們要提防這種來自團隊力量的原因。

那麼獨裁者又是通過什麼方式在團體中來實現步調一致的呢？

獨裁出自希臘語，意為自我統治。獨裁體制的基本前提是，核心領導者、紀律、服從。在樹立自己的威望的同時，獨裁者還會為團隊樹立一個共同的追求。通過強調目標，把各個個體串聯起來，只有目標一致才能步調一致。獨裁者非常善於樹立所謂高尚，但空洞的目標，然后冠以理想之名來煽動群眾。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有人心甘情願的去做炮灰，而炮灰們還會認為自己是在為人類的偉大事業奉獻熱血和生命。

雖然法西斯主義已經不再了，可滋生法西斯主義的土壤還在。那什麼樣的社會結構有利於專制體制的誕生呢？

最穩定的社會結構是呈橄欖球形的，底層人民和上層人民都屬於少數，而中產階級佔大部分。最不穩定的社會結構是呈金字塔形的，底層人民佔據了絕大多說，而社會的資源卻被少數人佔據著。當社會結構不穩定的時候，很容易就會走向極端的專制。為什麼呢？因為不穩定結構的社會是失序的，而專制主義它強調紀律和秩序，所以就會有很多人被迷惑。可是一個專制的體制是沒有自由的，紀律和秩序或許會帶來短暫的安定，可失去自由的人民最後的命運只能是被壓迫。

納粹主義已經不在了，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一些地區依舊存在著高失業率、貧富差距大，依舊存在著諸多不公的現象。而這些都為法西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養分，只要生長獨裁政治的土壤還在，我們就要提防法西斯主義的再次生根發芽。這正是電影《浪潮》反思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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