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中諸多觀點遭到後世學者反對 被視為「妄誣聖哲」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具有高度的學術專業性和理論系統性，對中國史學有著深遠影響。《史通》中的許多觀點在後世有諸多爭議，歷代學者的討論也很多，這使得《史通》長期成為史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而這些學術討論無形中推動著史學研究的發展和進步。

記人入史的體例標準

劉知幾認為，《史記》中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的做法不妥，因為項羽雖稱霸但無帝王之名，並且《項羽本紀》君臣事迹一同記載，是列傳的寫法，名實不符。這一觀點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反對。明代于慎行認為劉知幾是「不睹英雄之梗概」，忽略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清代黃叔琳在《史通訓故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對劉知幾這一觀點作注時，認為「原紀傳立名之旨，亦以區分品地耳」，將本紀視為區分等級高低之所，且不需編年系事，甚至批評「知幾得無太泥」，他對本紀的記載要求較劉知幾更為偏頗。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一》（中華書局，1958年）中從通史和斷代史的角度分析，提出司馬遷列羽入紀，班固列羽入傳各有道理，程千帆、張舜徽、張振珮同樣認為項羽在當時宰制天下，理應入紀。

劉知幾同樣以名實相符的標準，批評司馬遷將陳勝以及西漢諸侯列入世家的做法。明代李維楨對此予以反對，他在《史通評》中提出，「陳勝首事，豈不得比於蕭察乎？……編之世家，正為當爾。」（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279冊，第30頁）認為史例不可過於拘泥，司馬遷將陳勝列入世家是合適恰當的。清代學人王鳴盛、錢大昕也認為劉知幾未能理解司馬遷原意，章學誠更以劉知幾只知「史法」，不知「史意」來評價其過於拘泥。張舜徽在《史通平議》（《史學三書平議》，中華書局，1983年）中引用徐時棟和朱一新的觀點，認為史公原意不一定是帝王天子，而是號令天下的人，天下諸侯聽命於項羽，自當立紀。台灣學者林時民在《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8年）一文中也認為，史公從「王跡所興」作為考量，比拘泥於正統名教之下的本紀更靈活實際，劉知幾以「史法」自立，並未完全通達。

史表興廢的不同意見

劉知幾認為「表歷」的形式更適用於譜牒，且製表要求文簡義廣，難度較大，又極易導致重複，《史記》的表與本紀、世家和列傳的內容重複，「成其煩費」。南宋鄭樵反對劉知幾這一說法，認為《史記》「功在十表」，清代朱鶴齡認為作表可以使紀傳篇幅減少，也可以與紀傳「相為出入」，不應捨去。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也認為史表有拾遺補缺的作用。

但劉知幾並未全盤否定史表的意義，在《史通·雜說上》篇中，他認為在分裂割據的時代，史表有其自身價值，如《史記》的《列國年表》和《十六國春秋》的年表便有存在的意義，但統一的時代則無需用表。李維楨和郭孔延對此表示贊同。劉知幾對《漢書》作表的批評是《史通》全書批評筆墨最多的部分，且基本集中於《古今人表》。劉知幾直言，班固不應效仿司馬遷的做法，且不知剪裁，超越斷代的範圍，違背了史例，人物品類排列多有不當之處。南宋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贊同劉知幾的批評，但認為這並不是班固的過失。黃叔琳《史通訓故補》否定班固《古今人表》，認為「《漢書》八表惟《古今人表》廓落無當耳，余表不可廢也。每怪史家不盡作表，使王公世次闕佚，宰執名姓不彰，豈可以世人之緘而不視，遂謂無用乎？」但也對史表的作用極為肯定。

班固的《古今人表》雖飽受批評，但章學誠發表了不同意見，指出「史家必當奉為不祧之宗」，理由是班固斷代為書，斷中寓通，在表、志中表現得理當突出，所以往往需要突破漢代的限制，此舉應當效仿。值得一提的是，歷代批評者似乎忽視了劉知幾在《表歷》篇中的一個細節，「班、《東》二史……列國年表或可存焉」，「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侯分年，一時盡見」。劉知幾書中評論出現類似矛盾的原因，歷代學者也多有討論，主要觀點是《史通》內、外篇成文互有先後，劉知幾沒有進行總的修改完善，篇與篇之間缺少了一定的呼應；且劉知幾在不同時期對同一問題的認識存在差異，導致前後矛盾。

書、志的取捨

劉知幾在《書志》篇強調記當代、記變化、記人事，重點批評《漢書》的志，並主張刪除《天文志》《藝文志》《五行志》，增補《都邑志》《氏族志》《人形志》《方物志》。這同樣是《史通》留給後人的爭議問題。

金代王若虛在《滹南遺老集》（《史記辨惑（三）取捨不當辨》，遼海出版社，2006年）中批評了劉知幾只指出《漢書·地理志》內容全錄《禹貢》的不當，沒有指出司馬遷之謬的做法。劉咸炘《漢書知意》（《劉咸炘史學論集·史學編（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則認為班固全錄《禹貢》彌補了《史記》的缺漏，是很有價值的。南宋章如愚在《群書考索續集》（明武宗正德年間建陽知縣區玉刊本，第7冊，第13頁）中根據《周禮》的記載，強調《藝文志》的重要性，進一步闡釋《藝文志》在保存典籍、考察流傳文本的重要意義，反對劉知幾的主張，胡應麟支持章如愚的觀點。北宋張唐英同樣反對劉知幾設立新志的主張，認為設立新志會成為累贅。李維楨沒有單純評論設志與不設志的對錯，而是進一步思考史書應該如何記載的問題。郭孔延同意新設《方物志》，但反對劉知幾因好奇而設立《人形志》的做法。浦起龍在《史通通釋》中沒有贊同劉知幾的觀點，但指明鄭樵和馬端臨是受劉知幾的啟發設志，《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通志》也持類似觀點。清代學者紀昀認為，古今之天定有變化，反對廢《天文志》，且反對設立《氏族志》和《人形志》，稱《唐書·宰相世系表》「最為可厭」，設立《人形志》「此條最悖」，因此在《史通削繁》中將劉知幾的相關論述全部刪除。張舜徽《史通平議》中也稱，劉知幾以人形、方言取代《天文志》和《藝文志》，「雖屬戲言，亦太失輕重矣」。

對《史通》中爭議觀點討論的學術價值

《史通》明確了史之功用，強調了史家的責任，其「史才三長」說對後世歷代的史官選拔都有著指導性的意義，對後世史家如歐陽修、鄭樵、馬端臨、胡應麟、顧炎武、章學誠等人的修史實踐，以及宋、元、明、清諸正史的編纂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劉知幾認真反思當時史家撰述義例不純，史館制度弊端叢生，本著「辨其旨歸，殫其體統」的宗旨，不僅闡述歷史編纂學的內容，作出較為純粹的史學討論，而且能將格局追求至「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境界，「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史法之外，更有文化和倫常的高度。

有關《史通》中諸多爭議觀點的討論，是這部書的重要學術價值之一。不論是被視為「傷於苛刻」還是「妄誣聖哲」，都掩蓋不了《史通》的巨大影響力。《四庫全書總目》將其排在「史評類」第一位，譽其為「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後世梁啟超、傅振倫、呂思勉、程千帆、許冠三、張舜徽、張振珮等諸多學者均對《史通》有較高的評價，如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史通》所代表的中國傳統史學，在當下更值得學術界繼續挖掘，努力為建立中國史學話語體系作出應有的貢獻。

原標題：《史通》 中的爭議觀點及其討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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