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毛公案

一，斬帥公案

袁崇煥在平定遼東軍嘩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活動，包括按照崇禎及兵部要求進行的汰兵，整治防務等等。次年，他以尚方寶劍斬殺了在關外舉足輕重的遼東大帥——明平遼將軍毛文龍，頓時朝野大嘩，從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當時除了以崇禎皇帝為首的一部分人對其舉動是支持和肯定的外，另有一些大臣以及民間人士是為毛文龍抱屈的，但為數不多。

但到了袁崇煥被以謀款斬帥、通虜謀叛罪處死後，為毛文龍叫冤者頓時日多，呼聲也越來越高，到後來如計六奇者，更乾脆以毛文龍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煥比之為秦檜，並將袁崇煥責殺毛文龍的十二大罪與招回岳飛之十二金牌相提並論，曰：「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也。」（1）直到清乾隆年間由乾隆為袁崇煥平反之後，為毛文龍叫屈的聲音才又漸漸平息下去。

此事乃明季遼東戰事中的一大公案，雖死毛文龍一人，但產生的影響和所牽連到的問題，以及其中的是非曲折，不可謂不大、不多。譬如毛文龍是否該殺；毛文龍在遼東戰局中的作用；毛文龍被殺是否導致了明東江軍事據點之崩潰；毛部遼東系將領降清是否和殺毛有必然的聯繫等等。

這一公案，更由於其中頗有牽涉到如東林和閹黨之間的黨爭、各方利益、鄉黨袍澤之義，乃至因明清易代而產生的種種錯綜複雜之關係，以至三百年來爭論不斷，各種觀點也層出不窮，頗如中國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中所說：「庶知三百年公論不定，一翻明末人當時之記載，愈墜雲霧中。論史者將謂今日之人不應妄斷古人之獄，惟有求之故紙，憑耳目所及者之言以為信。豈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為糾葛。」

即使是到了現在，在對這一公案的認識上，也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贊成袁崇煥斬帥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當部分學者堅持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乃是因其不顧大局、剛愎自用而產生的巨大錯誤，其結果就是自毀長城，因為倘若毛文龍不死，則清軍不得無有後顧之憂而頻頻南下犯關。在這點上，以已經故去的史學前輩謝國楨謝老的觀點最為激烈，在其著作《江浙訪書記》中，謝老道：「且崇煥之軌文龍，……純由私人挾嫌所致。」一個「純」字，幾已將袁崇煥斬毛文龍的這一舉動定在了全無是處，且可指袁崇煥個人品質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現在的明史學者、上海復旦大學的樊樹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觀點。如在其著作《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二章中，就對此論道：

對袁崇煥而言，殺毛文龍可以說是一個大錯誤，對己對國都沒有好處。……毛文龍作為平遼將軍的存在，毫無疑問對後金是一大威懾力量，有著不可忽視的牽制對方軍事力量的戰略意義，……所以後金將毛文龍視為眼中釘，每欲派兵征討，又試圖招降，都沒收到什麼效果。皇太極無法做到的事，袁崇煥幫他做到了，這豈不令親者痛恨仇者快嗎？毛文龍被殺的直接後果，便是幾個月之後發生的「己巳之變」。這一事件從反面證明，毛文龍的牽製作用一旦解除，後金兵就便可肆無忌憚地長驅南下，騷擾京畿達數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樹志先生還對台灣學者李光濤先生及北京學者閻崇年先生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表達了自己對袁崇煥「斬帥」一案提出異議的動機：

李光濤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寫長篇論文《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龍史跡，為後人研究這段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他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把毛文龍在東江的作用全盤否定，把毛文龍說得一無是處，斷言道：袁崇煥斬所當斬，毛文龍死且有餘辜。這種過於偏激的結論，實在是大有商榷餘地的。近年來，閻崇年先生則從評價袁崇煥為民族英雄的立場上，為其「斬帥」百般辯解，極力證明袁崇煥殺毛文龍一無錯處。用心頗為良苦，終難令人心悅誠服。筆者無意為毛文龍翻案，只不過力求把毛文龍之死的真相告訴讀者。讀者諸君或以為拙著所述不可憑信，不妨披閱李、閻的論著，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這樁歷史公案。

……

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軍隊大舉南下解除了後顧之憂，終於導致了兵臨城下的己巳之變。

樊樹志先生在近年來的新作中，依然堅持同樣的觀點，內容文字相差無幾，而批評則更尖銳了，如在其《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中華書局，2004年11月第一版）一書的末章中這樣說到：

最早研究毛文龍的李光濤先生，……但是他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歷史的抑或是現實的?）把毛文龍作為東江總兵的作用全盤否定，把他說得一無是處，甚至對袁崇煥殺毛文龍大加讚揚：「袁崇煥斬所當斬，毛文龍死且有餘辜。」這種過於偏激的態度實在難以令人心悅誠服，歷史學家需要客觀的心態和冷靜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許是那個特殊年代的時代局限，人們能夠理解。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袁崇煥成就卓著的閻崇年先生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出於對袁崇煥的崇敬與偏愛，從評價袁崇煥為民族英雄的立場上，為其殺毛文龍百般辯解，極力證明袁崇煥殺毛文龍「一無錯處」（參看閻崇年《論袁崇煥》及《袁崇煥「斬帥」辨》，均收於閻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頗為良苦，結論卻過於絕對，與四十多年前李光濤先生遙相呼應，一個說毛文龍一無是處，一個說袁崇煥殺毛文龍一無錯處。人們不禁要問：歷史上真有「一無是處」或「一無錯處」的人和事嗎?具體而言，毛文龍真的一無是處，袁崇煥殺毛文龍真的一無錯處嗎？

不妨看看歷史的本來面目吧。

樊樹志先生認為，李光濤先生這樣論述的動機雖然不明，可觀點過於偏激，對此，他以為李光濤先生可能是因「時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閻崇年先生則是出於對袁崇煥的「崇敬與偏愛」，才會從袁崇煥是民族英雄這一立場上，為其殺毛文龍一事進行百般辯解。

從樊樹志先生指閻崇年是自「崇敬與偏愛」這個立場上出發而發言這點判斷，我覺得樊樹志先生應該是認為閻崇年先生這樣做的根由，與台灣李光濤先生一樣，都是感情用事所致，而且他們的觀點和所提出的論證，都不能讓人心悅誠服，且這些也並不是「真相」。同時，如樊樹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異議並不是想為毛文龍翻案，而是「只不過力求把毛文龍之死的真相告訴讀者」。

另外，樊樹志先生在文中還說：「歷史學家需要客觀的心態和冷靜的眼光」，余以為此言甚是。

那麼，以客觀的心態和冷靜的眼光去看，毛文龍究竟該不該殺，袁崇煥在這個問題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縣鐵亦不能為之大錯呢（2）？到底什麼才是「真相」？樊樹志先生在著作中力求告訴讀者的那些，是否便是歷史的「真相」和「本來面目」呢？

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而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都是被歲月這把剪刀裁剪過的殘卷。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說：「前人的敘述和判斷，現在本身就成了事實。即等待解釋或判斷的憑證。歷史決不是用敘述寫成的，它總是用憑證或變成了憑證並被當作憑證使用的敘述寫成的。」（3）事實上，我們所常引用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句（4），或者也可以說成一切歷史都是思考史，即我們所看見的「真相」，是我們思考的結果，而並非真正的「真相」。

確實，毛文龍之死的一切過程，早已和時間一起消逝，我們無法再去親身經歷，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毛文龍之死，都是憑籍著前人的敘述和判斷，再由我們在今時今地進行思考得來的結果，這是我們思想的親歷史。

因此，對於這段已經成為歷史的公案，我們不妨先儘可能多地搜集克氏所說的「憑證」，然後思考進而得到屬於我們自己的判斷，得到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真相」。

毛文龍，號振南，杭州人氏，萬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薦橋忠孝巷。其人虯髯有英氣，善騎射，尤善弈。少年貧困時曾以賣卦測字為業，萬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職兵部，遂入京謀事，被薦於遼東總兵李成梁帳下，補內丁千總。同年九月，兵備道白某錄武舉，毛文龍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戶，升遼陽千總，三年後升任守備。熹宗初，遼東經略袁應泰命其造火藥，兩月完成，加游擊銜，後被廣寧巡撫王化貞用為補練兵游擊。

毛文龍這一路「歷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薦」（5），此後的路，便是毛文龍自己走的了。自遼陽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迅速崛起，成為遼東一方雄鎮，充分展現了他的個人能力。

天啟元年（公元1621）的遼陽之役，明遼東重鎮遼陽失陷，努爾哈赤一舉佔領了遼東半島。而毛文龍在此役後，隨即率二百二十健兒襲破後金之鎮江堡（今遼寧丹東市東北九連城），擒殺明遼東叛將、後金守將游擊佟養貞（佟養性之兄）等，佔領了鎮江堡，明方人心大振。只是後金大軍立刻便殺了過來，鎮江堡失守，毛文龍遂退據東江（泛指鴨綠江口的系列島嶼，因其大多位於出海口以東，故稱為東江），其後他以皮島（又名椴島或南海島，今屬朝鮮人民共和國）為主要據點，與覺華、旅順、廣鹿、長山、鹿島等大小島嶼連成一線，成為遼東明軍對後金後方掣肘的一支軍事力量，毛文龍因此被嘉獎，並升任總兵。

鎮江之役，發生於明軍遼東大敗、遼陽失陷之後，這不啻於一針強烈的興奮劑，讓明廷相當部分人為之雀躍歡呼。而當時的廣寧巡撫王化貞，「為人騃（音皚，愚笨，不明事理）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對此意外之勝，自然更是大喜過望，於是急忙上奏，並以此為己功。

但當時的遼東經略熊廷弼卻對此極為不滿。他的不滿，是來自於他認為毛文龍這次擅自行動，導致後金對海上防線加強了守備，以至他原來準備在廣寧集中重兵守衛，以朝鮮、天津、登萊等水師伺機從背後攻擊的「三方布置」之策就此夭折。同時由於這次行動，遼東四衛百姓也受到了後金軍的殘酷報復，幾乎被屠殺殆盡。對此情形，他這樣說道：「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於是熊廷弼「貽書京師，力詆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

此役功過，仁智各見，與此節要討論的問題沒太大關係，只因事關毛文龍東江崛起之源，所以於此略述。需要提一筆的是，後來因為王化貞的全不知兵和一意孤行，終於又導致了明軍的廣寧大敗。此役中，「化貞仗西部，廷弼雲『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附，廷弼雲『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但由於「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是以熊廷弼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十三萬明軍一朝崩潰，喪師失地退回關內而無能為力。可到了最後，在魏忠賢一干人等的主持下，因廣寧之敗而被問罪、斬首，且死後還要傳首九邊用腦袋去遊行以警示邊軍將士的，竟然卻是只率領五千人的熊廷弼，而不是那位擁兵十三萬最後潰逃的王化貞。對此結果，抱不平的朝臣在崇禎朝時為其翻案的奏摺中這樣說道：「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惋竊嘆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訟陳皇上之前。」（6）

至於說到毛文龍在遼東戰局中的作用，則必須要承認毛文龍對清軍，也就是當時的後金軍是有一定牽製作用的。他的攻擊手段通常是偷襲和閃擊，且屢屢得手，雖然斬獲不是太大，時常傷亡相當還無法守住奪取的陸上據點，不過他一直堅持的敵退我進、敵進我退這個戰術，也足以讓後金大為惱火。因為清軍既無法一舉消滅毛文龍，又不能漠視他的存在，他的兵力雖然不能做主力進攻使用，但可配合錦州一線主力明軍的攻勢去威脅後金側翼，尤其如果能聯絡當時的明屬國朝鮮一起發動攻擊的話，威脅會立刻增大。因此毛文龍的存在，好比一個人在背上長了一個疔瘡，雖然眼前沒什麼大問題，但它有可能潰爛發作成為一個更大的毒瘡，甚至引發其它更大的疾患，讓人很不舒服。

然而，是否籍此就可說「對袁崇煥而言，殺毛文龍可以說是一個大錯誤，對己對國都沒有好處」呢？余以為此說不妥。這裡需要澄清的有三個問題，既殺毛文龍有沒有錯、之後的「己巳之變」是不是毛文龍被殺之直接或者必然後果、東江防線的崩潰是否是因袁崇煥殺毛文龍而導致的。

孟森先生早年在其《明清史論著集刊》一書中，曾提到了關乎此事的一件重要證據，那就是《滿洲老檔秘錄》，後來也叫《滿文老檔》、《滿文原檔》等等。

要說「斬帥」公案，則先要把此件檔案的來歷說清楚，蓋因其中有太多關礙。

《滿文老檔》之來歷

《滿文老檔》是清廷入關前，以老滿文書寫的編年體皇家檔冊，記事起於明萬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公元1607年），止於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除卷首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部分殘缺外，其餘保存完好，共三十七大冊。此檔案乃是世之孤本，無論是其學術價值還是文物價值，都堪稱國之重寶，為二十世紀中國檔案界「四大發現」之一。另有三冊老滿文木牌，合計四十大冊，現存於台灣「故宮博物院」。

《滿文老檔》內容浩瀚，除按年代記載清廷軍政大事外，還涉及到當時滿族社會組織、典章、制度、與各方的交涉和對內事務處理，乃至民俗、風物、天文地理等等。其文字樸素少修飾，記事翔實，有相當部分內容為明清史和《清實錄》所不載、或記載不詳、或後來遭修飾甚至改寫過的，近年來尤為國內外學者所矚目，推為研究清史、晚明史，乃至朝鮮史第一手資料。

由於當時的滿族生產和科技力落後，因此《滿文老檔》所用紙張均為從明遼東地方衙門得到的公文紙和高麗箋紙，各冊厚薄大小均不一致，清初存放於盛京（今瀋陽市）崇謨閣。清廷入關後，與其它檔案一起存放於北京內閣大庫。

此檔所用文字為無圈點老滿文夾雜蒙古文和少量漢字。最初的滿文是無圈點的，謂之老滿文，由於歷史變遷，才漸漸發展成加圈點的新滿文。到了乾隆年間，因為能認老滿文的人越來越少，故乾隆命兩位大學士提取此檔，將其中難認的老滿文字檢出，以新滿文標註，做成《無圈點字書》，也就是字典，以供後人學習。至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錄了此檔的第一份抄本，一般稱這個本子為底本，後來乾隆又命大學士舒赫德為總裁，開始以加圈點的新滿文（又稱《加圈點字檔》）、不加圈點的老滿文（又稱《無圈點字檔》）兩種滿文分別抄錄此檔，當時完成兩份。之後又陸續抄錄，合計共抄出七份抄本（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稱和別稱，如以藏所區分的內閣本、崇謨閣本等；以抄寫字體區分的草寫本、正寫本；以外觀區分的大、小黃綾本等，由於淵源複雜，不在此贅述），都是180冊一份，分藏於北京和瀋陽兩地。現在除原始檔冊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外，上書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蹤，學者們懷疑毀於清末兵火。而其餘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則分別藏於北京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和瀋陽遼寧省檔案館等處。

這份檔案被世人所窺知、重視，起於二十世紀初。

1918年，清末進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對瀋陽崇謨閣藏本進行翻譯，其部分內容出版後名為《滿洲老檔秘錄》，後又改稱《滿洲秘錄》。再其後在《故宮月刊》上進行部分連載，稱為《漢譯滿洲老檔拾零》，但後來通用的稱謂，還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稱——《滿洲老檔秘錄》，孟森先生所言，即為此版本。

而在差不多的時間內，有一位名叫內藤虎次郎的日本記者，也在瀋陽翻拍到了崇謨閣《加圈點字檔》的照片，回到日本後他據此出版了名為《滿文老檔》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據此版本翻譯的日文譯作出版，此後這件檔案遂越來越廣為人知。

1964年，台灣學者廣祿等人開始翻譯此件檔案，出版後名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1969年，台灣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來的《舊滿洲檔》。

1978年，位於北京的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譯註工作組，聯合了當時國內的十一位滿漢文字、歷史專業研究人員，對這一檔案開始進行翻譯和校注工作，在參照各版本和各方的協助下，歷時十年，於1987年完成了初步譯註工作，共譯出八十五萬餘字，分上、下兩冊，名為《滿文老檔》，於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1000套為研究之用。這一版本由於擁有的館藏原始版本多、參與人員多、出版時間晚、譯註時間長等條件，所以能參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之前各種已出版的版本進行比照，因此相對以前的版本而言是比較完善的一個本子。遺憾的是，此版本只有漢譯本，沒有原文影印比照。

這是《滿文老檔》的來歷和各版本之大致淵源。為方便起見，本文所敘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有稱《滿文老檔》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確或歧義者，亦頗多比照台灣版本及日本版的譯文，並於注釋中標明其異同，以努力避免譯註傳抄中產生的錯訛。

毛文龍的投敵書信

孟森先生著作中提到的金梁版《滿洲老檔秘錄》，存在著一些翻譯上的問題。金梁先生為清末進士，在翻譯過程中過於重雅訓，因此雖努力不改其本意，然相當部分譯文已與原文文字有些差異，其中甚至有抄錄《東華錄》的現象，是以常為後人所詬病。然而，孟森先生即使在查閱了原始檔冊之後，再談毛文龍投降後金事時，也只能提出了一些猜測，譬如說其「詞氣據傲」而不似投降云云，終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證來推倒檔案所載之事。

那麼，這個檔案里有些什麼和毛文龍之死有關的記載呢？

在《滿文老檔》中皇太極檔案第二函《太宗皇帝天聰二年正月至十二月》內，有兩冊檔案的名稱都是《天聰二年毛文龍等處來文六件》，裡面是毛文龍和在皮島的原後金鑲黃旗副將王子登二人給皇太極的信，同時檔案其它函、冊內亦散落有多處毛文龍與後金相關的事迹記載。

這一函的第十一、十二冊書信檔中，有六封是毛文龍與皇太極信，其餘為王子登的，還有一封是沒有落名款的寫給皇太極之書信，雖然內容也是討論投降後金事，但因其落款不明，歷來對作者、書信正文是否有錯訛，甚至是否有他人信件的一部分誤入此信等等，爭論頗多，容後文詳細敘說。這些信的歸檔時間為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後金天聰二年正月至四月。

毛文龍與皇太極的這些信內所談，大致是三件要事：議和、遣返雙方收羅的降人及被捕人員、歸降後金。

議和一事，並無什麼可議之處。

關於遣返降人和被捕人員一事，比較重要的一個內容是關於原明將劉興祚（愛塔），在投降後金之後又叛歸皮島事，皇太極強烈要求遣返此人。同時，他還責成毛文龍設法解救、送回前去皮島談判，但被來皮島辦公的明戶部官員捕獲，並送往北京的後金官員闊科（漢文檔冊稱「可可」，其他亦有史料稱為「科廓」，為方便起見，今從兩地之《滿文老檔》文，統一稱為「闊科」）等人。

毛文龍歸降後金，乃是這些書信中分量最重的一件事。在信內毛文龍不但明確表示了他願意歸降後金，還主動提出與皇太極裡應外合，合力奪取山海關和登、萊等地，並開出了具體的歸降條件。

其它的問題，也許還都能以時局為由做一番分辯，惟獨歸降一事，卻實在有些辯無可辯，至多只能予以猜測。但猜測始終是猜測，只要無法提出確鑿的反證來推倒這些信件的內容，即使如孟森先生，也無法證明毛文龍並無歸降後金的意思，亦不能推翻信中他主動邀約後金裡應外合奪取明山海關、登、萊等地的叛明謀劃，只能予以猜測。

我們先來看看信內皇太極責成毛文龍設法解救並送回被捕的後金官員一事。

根據明方的記載，在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的閏四月辛酉，毛文龍曾向北京報稱曰：

長山島逃回胡四等稱：大清皇帝言，屢次與毛文龍講和，文龍回書語皆飾欺，及送禮講和，又將我人解京，……如今禁海無糧，欲乘機攻殺等語。（7）

此處記載的「大清皇帝」云云，顯系作者為避諱而為之，蓋因後金一直到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才改國號為清，此刻必不得雲「大清皇帝」。但這裡毛文龍說皇太極指責其「又將我人解京」，卻可與清《滿文老檔》中的毛文龍書信、毛文龍自己所寫的塘報互相印證，證實了此前確有後金官員被解押到北京。在《明清史料叢刊初編》上編《皇太極諭皮島眾將》眾文書中的第一封，是現存的唯一一封皇太極給毛文龍的回書，其中也明確談及了與毛文龍議和與闊科出使皮島未歸事：

前者將軍差官執書，言山海官多，和事無敢擔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罷兵，共享太平，即差人去。不意競不發回原人，一似勢力所得，復另差人持書，又是別話，何也？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東等處，攻取我肯令爾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真德行，勢力所得，是乃真英雄，若以虛言誘致差人幾名，有何好處？

皇太極這封書的回信時間，為明崇禎元年、後金天聰二年十月。另據朝鮮方面的《承政院日記》記載，此年皮島都司蘇萬良曾於九月持毛文龍書前往後金處，十月中持皇太極回信返回，因此可知這毛文龍與皇太極在崇禎元年九、十月間，尚在書信來往談和。

然則其中原由是什麼呢？是不是毛文龍主動把前來聯絡的後金使者抓起來押送北京了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於明天啟七年（清天聰元年，公元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到達皮島（8），並一直在此的原後金鑲黃旗副將王子登寫給皇太極的信，信中關於此事的本末還比較詳細。書中云：

馬通事來時，於途遇六、七人逃來，不思己為前來議和，便射死一人，斬殺一人，餘眾敗走，登山得免。及馬通事至島之次日，敗走之人逃來島，在毛文龍之衙門遇見馬通事，彼等言爾非途中殺我之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龍。毛文龍反打逃人，責問諸申（滿洲人）地方之事，何告於我等語。遂不詢問，逐出之。其人至黃戶部門前喊冤，遂擒馬通事以去。因馬通事嫉妒闊科，任意妄言，毛文龍知事不善，故殺之，並將闊科送往帝京。……誰知道闊科與黃戶部到北京後，告知毛文龍與汗禮上（筆者註：原文為上）往來不斷等語。科道各員聞之，俱奏書稱，毛文龍欲親敵國，設計謀叛，事已屬實，至今尚未議畢等語。……汗不遣人言謝，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復取逃亡諸申，其謀瀉矣。……汗未思之乎？山海關為北京之前門，登萊二府為北京後門也。豈能為此小故，而棄天下大事乎？（9）

而在毛文龍與皇太極的信中，談及闊科前來聯絡一事時，先是這樣說的：

先於四月二十六日，闊科、馬通事等五人來至鎮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島，時戶部在島散發糧食。戶部官屬下人，十分懷疑，屢告其戶部曰：諸申往來頻繁，終日忙於事。留住幾日，所用衣服，全縫製畢。五月十六日，遣其舊人三名，由海至鎮江，復攜禮物兩馱，運至瀋陽。今聞山東登州地方總兵官及原道員，不時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員攜其下屬官員、承差及親隨、僚友等，又來至皮島等語，因未知確信，我遂斷然制止，未納下人謊言。我與爾同謀此事，惟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覆。（10）

在隨後的一封信中，毛文龍又道：

毛文龍拜金國汗纛下致書。不佞常銘之於心，宣之於口，存之於中，一時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氣同意，即遣回國。又聞初遣之使臣，照舊攜禮物前來我處等語。當時，皇上遣戶部大臣送錢糧至島，並將所乘船撤回鐵山。其時汗所遣使臣，未經查實，誤入戶部。使臣及所攜禮物，盡被擒獲，解往京都。不佞聞之此，遂連夜遣人赴京，賄銀四萬兩，始獲赦死，養之於內地。請少待數日，奮力交涉，俾還於汗。正在煩惱之際，突有喀山牛錄下諸申八人逃來，伊等言稱：我汗與諸貝勒原以一心倚爾等行事等語。不佞聞此，愈覺不安。嗣後遣來之人，須仔細辨認為善也。無論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兩面夾攻，則大事可定矣。我不分爾所得，我亦不歸爾管轄。特致書以聞。（11）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這封信里毛文龍首次明確談到了「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兩面夾攻，則大事可定矣」這一裡應外合的叛明大計。

此後的信中，毛文龍一直堅持闊科等人「誤入戶部糧船」的說法，又申辯道，自己若是誘騙，又何苦去騙擒這四五人：

曾想送還闊科，即與汗及諸貝勒議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誤入戶部糧船，為來送錢糧之戶部官員擒獲，連我之三人一併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敗我大事。今將闊科未能送還，汗與諸貝勒，亦不再聽信我言。一片誠心美意，反成無信義者，此怨無處可訴。我之本意，本欲與汗共圖大事，今又見疑，豈非天之罰耶？……若謂誘騙，騙其四五人何為？我二人毋相疑。（12）

按：台灣李光濤先生編輯的《明清檔案存真選集初輯》中，毛文龍此信原件照片上有老滿文批註，可知收信時間為崇禎二年三月一日。

據此可知，毛文龍至遲自崇禎元年三月起，到崇禎二年的二、三月間，還在繼續與皇太極商談「共圖大事」，此大事承其前信所示，即是「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兩面夾攻，則大事可定」這一起兵叛明，奪取明朝關隘和城池的謀划了。這同時也印證了前文王子登書信中所說的「山海關為北京之前門，登萊二府為北京後門也。豈能為此小故，而棄天下大事乎」一語為真。

合謀奪取山海、登萊，正是毛文龍「欲與汗共圖」之「大事」。

毛文龍於此年六月初被袁崇煥誘殺，距其寫此封書信的時間僅三月余。

關於皇太極使者闊科被擒送北京一事，毛文龍和王子登兩人的信中所敘，是有所出入的。而這位闊科的被捕，又導致了皇太極疑心大起。這，直接影響了後來毛文龍和後金商談歸降之事的進程。

按王子登的說法，是闊科等人在來皮島途中濫殺無辜，以至上島後被隨後到來的倖存者擒獲、指控，而毛文龍不予理睬且釋放闊科，試圖不了了之，於是倖存者又去了正好前來島上送錢糧的黃戶部處報告，終於導致闊科被擒，馬通事因多嘴被毛文龍殺人滅口。但闊科被押送到北京後，卻泄露了毛文龍與後金議和一事，導致朝野上下一片大嘩，北京朝廷認為毛文龍有「謀叛」之心。

這裡先插一句，北京朝廷認為毛文龍有「謀叛」之心，當是王子登的誇張之語。雖然毛帥在其信中已然透露了此刻兩家所談之事：如何裡應外合聯手攻取北京的前、後門——山海關和登萊二府，但此刻的明廷，還不知道毛文龍的謀叛之行已到如此深度。

而毛文龍的說法則沒王子登那麼戲劇化，相對要樸實些。他沒有說及闊科等人濫殺無辜事，不過經過也頗曲折。依毛文龍前一封信所說，四月二十六日，皇太極使者闊科和翻譯馬通事等五人至鎮江，於五月初三日被迎入皮島，當時戶部官員正好來島解送錢糧，此事引起了戶部官屬下人的懷疑。到五月十六日，毛文龍遣舊人三名，帶禮物兩馱，打算渡海自鎮江前往瀋陽皇太極處。但此消息被戶部官員的下屬探知，而毛文龍隨即又聽說山東和登州等地的明軍開始在海上加強警戒，不時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東等地明軍和道官也前來皮島，毛文龍遂「斷然」採取了一些措施，最後明軍官員未接納下屬之報告，以為謊言，毛文龍就此過關。毛文龍告訴皇太極這些具體過程，一則當為邀功，二則是為取信，三則大約想表明自己此舉所承擔的風險之大。

然而，隨後而來的情況卻大出雙方意料之外。毛文龍在後一封信中說闊科等五人並未安全返回瀋陽，而是在為戶部官員所擒，還連帶毛派去瀋陽的三人都一起被抓了起來，被直接送往北京。這些，戶部官員根本就沒知會毛文龍：「亦未告知我，以敗我大事。」

兩人敘述的最大差異，是在於王子登說闊科之被抓，乃因闊科等人被途中濫殺無辜之倖存者在島上撞見，因此事發，此事發生在皮島，毛文龍不但知道，而且還動手殺了翻譯官馬通事滅口。

而按照毛文龍前後兩封信的說法，戶部抓人非但他並不知情，還把他派去瀋陽回禮的三個部下也一起抓了起來，直接押送進京。

又，查得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六月，戶部員外郎黃中色受命負責東江糧餉事宜，而自毛文龍元年塘報中可知黃中色於已四月四日抵達皮島，崇禎二年四月奏報中，亦有再提到「餉臣黃中色」云云（13），此即王子登所說之「黃戶部」及毛文龍所說之「戶部糧船」往來皮島之事，在這一點上，兩人說法是一致的。另外，毛文龍自己具奏之四月二十八日起的東江塘報，以及朝鮮方面的記載都表明，闊科等人至少是先後兩次來皮島，一次是三月十三前後，一次是四月。

王子登和毛文龍信中所敘事端不一，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

一，王子登信與毛文龍信系出不同人之手，當非一人偽造。因倘若是同一人偽造，則必事事無不互相印證，以實其言。無論是誰作偽書，毛文龍是真降還是假降，都斷無在信中自相矛盾、使人疑惑之理，況且是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而事後皇太極對此事耿耿於懷的反應和疑惑態度，也說明了此事干係之重大，兒戲不得。另外，王子登信內自誇邀功之意，溢於言表，如「毛文龍乃一品大人，至貴重也。惟信副將（王子登自稱）之言，始行此事」（14）等等，亦頗符合日本神田先生考據中謂其為居中聯絡者的心態。

二，證明了王、毛兩人的信件內容，在作書時互相之間並不知曉，乃是分別寫給皇太極的，否則，關於此事的內容必定是一致的，原因同上。

同時依這許多信內所提及的，可知往來信使是雙方人員都有：信件時而由皮島王、毛各自的家人、親信送去後金；時而由來島的後金使者帶回去，且使者常需面傳應對皇太極、王子登、毛文龍三家分別囑咐之事。如信中「起初王總兵具書議和，遣游擊金秀柱偕王總兵官家人前往」、「乞汗遣可使之人來皮島，我與彼面陳所欲之事」、「來員之言語含糊不明，故復往問」等等類似言語甚多（15），如此，則皇太極見信後必然會要使者與毛文龍等面商事體，且使者往往在皮島一住便是十數二十日，又觀諸朝鮮的《仁祖大王實錄》，也可知雙方使者往來頗為繁多，如毛文龍書信是王子登或其他人所作之偽書，這等事情卻又如何瞞得過就在島上的毛文龍？且做偽只能瞞得一面，無法兩面欺瞞，更不可能三面欺瞞，尤其是如果瞞不過毛文龍，則其偽當時可知。

因此所謂的「偽書」問題，只看書信中叮囑之內容，以及皮島與瀋陽雙方使者此等來往情形、方式和頻繁度，已基本可以否定。又如日本已故的東北、亞洲史大家神田信夫先生，在其《「滿文老檔」に見える毛文龍等の書簡について——毛文龍と後金の和議と交涉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就曾舉集了大量的明、後金和朝鮮三方史料，尤其是記載極其詳細，至於使者來往日期和人數、言談舉止都歷歷在冊的《承政院日記》、《亂中雜錄》等，不但據此考據出王子登入皮島的確切時間，還詳細論證了王子登在毛文龍與後金談判中的身份和作用。神田先生認為，正是這個王子登，扮演了毛文龍和皇太極之間歸降談判的中間人角色。

只是因《滿文老檔》之刊行，此後論毛文龍者十之八、九必提此書信，所以「偽書」之猜想也因此而起，塵囂日上。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依然只僅僅是純粹的猜想，並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證據能證實這一猜想。所以，毛文龍的這些書信，目前依然還是一件無法推倒的、他與後金實施歸降和起兵叛明談判的直接證據，是個鐵證。

而更鮮為人知的是，在《滿文老檔》之外，尚有五件毛文龍與皇太極書的漢文原檔也僥倖留存了下來，現存於台灣史語所。今謹附其中一件翻拍照片（局部）於此，其中除略有殘缺及因翻譯導致與《滿文老檔》有個別文字略有差異外，其內容與《滿文老檔》中所載毛文龍與汗書之一基本一致，可供互相印證。而此信中抬頭的格式，也頗能說明問題。

糾纏不休的闊科事件

現在我們再來辨析一下毛、王二人的說法哪一個更接近事情的本來面目。

如果以毛文龍的說法，這位讓雙方糾纏不休的皇太極使者闊科，又到底是怎麼被那位管糧餉的黃戶部黃中色擒獲的呢？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位黃中色是個什麼樣的人。

早在袁崇煥出鎮遼東前，朝中不少大臣對毛文龍謊報冒領等事項就已有所知，故「多有上本者」，而崇禎也對其所報有疑。在平台召對袁崇煥命其督師遼東後，恰好毛文龍又獻俘北京，所以崇禎特地招兵部尚書等人前來問對道：「文龍獻俘，似或非實。前者冒餉亦多，該部詳查以聞。」當時在場的諸大臣中，就有「黃戶部中色、王兵備廷式（筆者註：式應為試）、孫軍門國楨皆曰：『文龍有軍二萬六千，一年之餉，殆十餘萬，而不能收復遼陽一尺土，國家虛費至此，敕令兵部酌處雲。』」黃中色此處的表現，已可說明其態度之一二。而當時的大明屬國朝鮮在獲悉這個情況後，君臣曾大為擔憂，商議道：「毛帥若不得如前冒餉，則其勢不得不責辦於我，前頭必有難處之患矣。」（16）

毛文龍和皇太極之間的來往，可以瞞得了北京，但在朝鮮、皮島和遼東地方，是不太容易隱瞞的，蓋因其使者多有走朝鮮過境者。而這位餉臣黃中色頻繁來往於北京、山東、皮島等地，加上皮島將領也不是全都願意和後金來往的，所以黃中色如果獲悉有後金使者往來於皮島，也並不奇怪。就是當時的明朝藩屬朝鮮，亦有官員打算向黃中色報告的。如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十三日，朝鮮官員鄭忠信就飛報朝鮮國王曰：

胡差五人及護送唐差一人，將輕貨四五馱出自蛇島，直向義州之路。問於唐人，則秘不明言。毛將之與虜相通，為日後地者，果似分明。黃戶部方在島中，不可不密通情形於戶部，使之嘿察應變。宜以此意，下諭於接伴使（17）。

此刻的黃中色已經於四月四日抵達皮島，而毛文龍塘報說他於十二日點兵開始配合黃中色落實核查兵數事宜，顯然，毛文龍是藉此調動兵馬之機將闊科等人護送出了皮島。且此朝鮮方面的記載又證明了他在此年四月二十八日給北京的塘報中撒了謊，因為他並沒有留下闊科只派馬通事回去，而是將全部使者都送了回去。

毛文龍這樣做的原因，與後金方面來往固然此其一，但黃中色的雙重身份也是導致他趕緊送闊科等人離島的原因之一。

當時的朝鮮和蒙古的部分部落，為明朝的左右手，對後金形成了一個環形包圍圈，所以和朝鮮的關係，是明朝外交上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毛文龍所部，屢屢在朝鮮境內威脅地方官員，燒殺搶掠。雖然他們不是和後金軍入侵那樣大規模地進行，但數十數百人的毛軍擄掠姦淫甚至欺壓朝鮮地方政府，在朝鮮方面的記載比比皆是。尤有甚者，據《仁祖大王實錄》記載，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毛文龍派去的使者毛有卿，帶家丁三十餘人仗劍直闖朝鮮王宮厥門，「拔劍突入，幾至接戰」，根本不把朝鮮國王放在眼裡。

事實上毛帥此等跋扈於遼東和朝鮮的情形，在天啟年間的京官姜曰廣等二人出使朝鮮時就已有所知，並且當時就接有島中之人關於毛帥反叛的密告，因此這位黃戶部黃中色到皮島，並不僅僅只是來打理糧餉的，他同時還負有「糾察軍務」的使命，如下文中將會提到的袁崇煥所言，他還兼有監軍之職責。

對「糾察軍務」這個使命，黃中色看起來很在意，而且也是在切實進行的。以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此人尚算廉潔，也比較盡忠職守（18）。他本人和其下屬，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向朝鮮官員問起皮島部隊有否騷擾朝鮮，這個舉動，是符合當時明朝政府利益的。同時，黃中色和毛文龍無論在政治和利益關係上，都不是同一陣營的人，他不屬於毛文龍的北京關係網內，而且在糾察毛文龍虛報軍兵數目、冒領軍餉一事中，還有這位黃中色的一份，毛文龍自己所上的塘報也曾言道：「臣部之兵，……再裁之餉臣黃中色，為六萬。」（19）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回過頭去看毛文龍的書信，再聯繫朝鮮官員密告有胡差來往皮島之事，那麼縱觀整個事件過程，就會發現闊科之被擒獲似不僅為誤入糧船那麼簡單了，也並非是戶部官員黃中色多管閑事，竟似已帶上了一點身負「糾察軍務」之責的黃中色在設計抓捕後金使者的色彩：

「時戶部在島散發糧食。戶部官屬下人，十分懷疑，屢告其戶部曰：……今聞山東登州地方總兵官及原道員，不時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員攜其下屬官員、承差及親隨、僚友等，又來至皮島等語。因未知確信，……未納下人謊言」、「皇上遣戶部大臣送錢糧至島，並將所乘船撤回鐵山。」

——以毛信此處所言，黃中色和他的下屬在發現島上的可疑行跡後，大約是怕自己人手不足以彈壓，已發信要山東明軍開始加強巡邏，同時招山東明軍上島，而後因為沒有「確信」，所以無法抓人，也可能因毛文龍有一定的防禦措施，不容易抓到人（20），於是先撤回山東明軍，同時聲稱自己的糧船要開回鐵山去，實則是埋伏海上。

「不料汗所遣之人誤入戶部糧船，為來送錢糧之戶部官員擒獲，連我之三人一併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敗我大事。」

——後金使者一離島，黃中色馬上實施抓捕，連同毛文龍的三名使者一起，從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連我之三人一併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這個舉動，更十分明顯地表示了黃中色等人對毛文龍的懷疑。

因此如果以這樣的情況而論，則闊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龍非但無辜，且對闊科等人的保護已可算十分之儘力了。

但毛文龍在此處，卻終於露出了一點破綻。

試想如果闊科等人是在來皮島的途中，那倒確實有可能誤將戶部糧船當毛文龍水師而走入導致被抓，但現在他是和毛文龍的手下一起自皮島回瀋陽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龍安排，而闊科身邊的三名毛帥親信又焉能沒一個能分清自家水師和戶部糧船的，怎麼可能全體都「誤入」戶部糧船而被抓？因此，這明顯是毛文龍在皇太極處試圖為自己開脫之詞，他要將闊科被抓的責任，推到闊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龍之子毛承斗所輯的《東江疏揭塘報節抄》中，卷七所載的一份毛文龍塘報，從另一方面證實了那位通事馬秀才，確實是在毛文龍皮島軍營的轅門外被殺，餘下人員「夷目可可（闊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闕」。如此，則毛文龍所說的三名部下被戶部官員一併抓去、且並未告之自己云云，顯然是子虛烏有之事，乃是毛文龍為推卸責任而杜撰的開脫之詞。

另外，在這封塘報里，這位使者闊科的官級也從牛錄額真一舉上升到了固山額真，與《滿文老檔》所記載的牛錄額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龍書信的漢文原檔，可知毛文龍是知道闊科只是個牛錄額真的，此又明顯是毛文龍順帶搞出來的冒功之舉。

另外，《東江疏揭塘報節抄》首次提到後金來人談判是四月二十八日，而且只說了三月十一日的闊科與馬秀才，對此前所有來往一概不提，此後更是再無提及與後金來往談判事，這顯然是有意欺瞞北京朝廷及遼東、登萊軍事主管機構。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此開始的時間線索及此一時期涉及的各方人物。

首先是毛帥於四月二十八日塘報中首次稱三月十三，後金派馬秀才及可可，也就是闊科等五人前來和談，其派馬秀才回去誆騙後金「大海」者前來，留闊科等人在營；

四月十三日，朝鮮官員鄭忠信報朝鮮國王曰，有「胡差五人及護送唐差一人，將輕貨四五馱出自蛇島，直向義州之路。問於唐人，則秘不明言。毛將之與虜相通，為日後地者，果似分明。」可知所來後金使者全部回去了，未有留皮島者，毛帥塘報撒了謊；

朝鮮《亂中雜錄》載，五月「初四，毛帥接見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還鐵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島」，可知闊科一行於五月初四日復回皮島；

五月初六日，毛文龍塘報說三月十三日來的後金使者共六人（與四月塘報所說共五人明顯不符），其中馬秀才因民憤太大，才出營門就被島民群毆至死，所以只有四名後金使者送京。但其未說明事件發生時間；

五月初七日，毛文龍兩封塘報同時發送，與登萊總兵楊國棟及餉司黃中色分別打起了官司，謂楊國棟污衊自己「叛逆」云云，並指責楊國棟靠通內監陞官，乃魏忠賢餘孽；謂黃中色核查兵數不實，昧良心甚矣等等。

就這個時間線索而言，王子登此前的陳述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馬通事來時，於途遇六、七人逃來，不思己為前來議和，便射死一人，斬殺一人，餘眾敗走，登山得免。及馬通事至島之次日，敗走之人逃來島，在毛文龍之衙門遇見馬通事，彼等言爾非途中殺我之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龍。毛文龍反打逃人，責問諸申地方之事，何告於我等語。遂不詢問，逐出之。其人至黃戶部門前喊冤，遂擒馬通事以去。因馬通事嫉妒闊科，任意妄言，毛文龍知事不善，故殺之，並將闊科送往帝京。

因為王子登說「馬通事至島之次日」被其途中濫殺之逃難遼民倖存者發現，即後金使者於五月初四到皮島，次日也就是五日事發，然後馬秀才等被黃中色抓獲。而毛文龍隨即於六日具奏了有關馬秀才被殺之塘報，七日對黃中色和登萊總兵楊國棟寫塘報發難。

單從時間上看，王此說就完全符合朝鮮及毛帥兩方記載，其可靠性顯然高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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