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中國的政治文明從清朝開始落後

16至17世紀，西歐國家正處於君主專制時期，也叫絕對君主制時期。英國是都鐸王朝、法國是波旁王朝、俄國是流里克王朝、德意志是諸侯混戰。因而在當時的世界上，明朝是政治文明最先進的國家。

英國國王亨利七世是都鐸王朝的創立者，都鐸王朝被認為是英國君主專制的黃金時期

歐洲君主專制制度是從封建國家向資產階級國家轉變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政治形態，它產生於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國王拉攏資產積極，打擊各級封建主，於是建立了絕對君主制。歐洲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特徵是國王個人專權，他依據「君權神授」說，把立法、行政、司法權集於一身，並且依靠管理制度和常備軍，對全國實行集權統治。

「君主專制」這個名詞是西方的名詞，英語：absolute monarchy，德語：absolute Monarchie。把中國明朝的君主制度套上一個「君主專制」（absolute monarchy）顯然是不適合的。君主專製作為一種專制制度，在政治理論上，絕對君主制下的君主，為國家主權的唯一代表，對他的臣民與領土，有無限制的權力，其治權不受到任何其他司法、立法、宗教、經濟或選舉的制衡或約束，像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的「朕即國家。」歐洲歷史上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與俄國沙皇彼得大帝是典型的君主專制制度下的君主。

法王路易十四

那麼中國的君主是不是絕對君主制下的君主呢？不是！

康熙以前的中國古代，有專制（despotism），但王權仍未絕對化，不能說是絕對君主制。準確的說，只有在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以後，中國才是絕對君主制，那有人說，飛哥你說了半天，不還是明朝的時候，中國進入絕對君主制嗎？不要忘了，朱元璋廢除丞相以後，在朱棣時期，明朝隨後就建立並且完善了一套內閣制度。

明太祖廢除宰相後，日理萬機，事務繁忙，不得不設立春、夏、秋、冬「四輔」官，選民間老儒充任，後改設殿閣大學士，皆輪值以備顧問。朱棣繼位以後，開始把這套制度完善，建立了一個固定的秘書諮詢機構——內閣，朱棣從翰林院官中特簡侍讀解縉、胡廣，編修黃淮、楊士奇，修撰楊榮，檢討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宮內文淵閣當直，參預機密。自此閣臣常設，遂有「內閣」之稱。

今天的故宮文淵閣，明代內閣辦公場所

明宣宗時期開始形成「票擬」，宣宗之時，內閣的主要職權從過去比較空泛的「參預機務」轉變為固定的「票擬」，即代皇帝草擬對臣下奏章的處理意見，「用小票默書，貼各疏面上進」，稱為「條旨」，明代雖然廢除了丞相，但內閣承擔起了丞相的角色，達到了「偃然漢、唐宰輔」的程度。

清初，仿明朝制度，設內閣，置六部，但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卻凌駕於內閣六部之上，甚至制約了皇權。康熙時期，設南書房，變成內閣、議政大臣會議與南書房三權鼎立的局面，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然而雍正皇帝開始設立軍機處，全國的軍政大權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雖然有內閣大學士，但內閣大學士不入軍機處當直，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宰輔，更何況，軍機大臣還只是跪受筆錄而已，是軍機大臣根據皇帝的裁決，謄寫奏摺，而不是自己寫處理意見。所以說，為什麼清代的皇帝個個顯得勤勞？如果他不勤勞，國家的政務交給誰去處理？而在明代以前，中國的皇帝是有時間偷懶的，這絕不是個人素質的問題，而是制度造成的。

明代政治的民主精神還表現在廷議和廷推，廷議和廷推可以說是近代議會的雛形。

明制，凡朝廷遇有重大政事，皇帝必詔令廷臣會議，共同就重大問題展開討論，討論結果上報給皇帝，皇帝作最終裁決。

廷議主要討論的重大政務有：一、議立儲君。二、議建都。三、議郊祀。四、議典禮。五、議宗藩。六、議漕運。七、議邊事等等。至於參與廷議之人員，計有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通政使、大理卿及掌道御史等。

所以，崇禎為什麼不能遷都南京？閻崇年說這是崇禎糊塗，其實不是崇禎糊塗，而是像遷都這樣的大事，必須經過廷議，但是大臣們都不敢擅言遷都，因為一旦遷都，李自成到了北京，肯定要把明代的太廟和帝陵燒掉，捨棄宗廟和陵寢在中國古代是非常大的罪名。清代皇帝，英法聯軍打過來了、八國聯軍打過來了，為什麼說跑就跑？因為皇帝一個人說了算，他想跑，大臣們誰都攔不住。還有，明代為什麼不割地、不賠款？因為割地、賠款必須經過廷議，這種喪權辱國的事情拿去公開討論，有誰會贊成？而清代割地、賠款都是皇帝說了算，皇帝說能陪就陪，能割就割。

所以，我們如果真正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並且與當時的西方對比，就會發現中國古代的政治文明一直是領先西方世界的。到了清代，1688年英國經過「光榮革命」建立了君主立憲制，而中國的雍正卻建立了「軍機處」，西方向前發展了，我們卻倒退了。一進一退，差距就拉開的非常大。

於是有人說，明代還有宦官專權，這是明代政治最黑暗的地方。注意，明代的宦官專權和唐代的宦官專權不一樣，唐代的宦官是宦官掌握了軍權，控制了皇帝的生殺大權。明代的宦官是依附於皇權的，皇帝放出來咬人，他們就出來咬人，說把他們處理掉，就處理掉。明代的宦官掌握了奏摺的披紅權，其實是皇帝故意的，用來牽制閣臣。而且明代也有好的宦官，當宦官和閣臣合作的時候，宦官就是好的，當宦官和閣臣作對的時候，宦官就被史書罵得一塌糊塗。

披紅權本來就屬於皇帝的，只是皇帝有時候偷懶，把權力交給了宦官，但並沒形成制度，皇帝說收回來就收回來。

此外，明代還有士人議政的傳統，明代的讀書人可以結社議論時政，而清代則嚴厲禁止。

明代有內閣，有廷議，而且皇帝還是漢族，所以當中國人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後，明朝比清朝更容易轉型，不幸的是，明朝的時候，西方還沒有建立現代民主制，到了清代，中國人才了解到美國和歐洲的民主制度，但是清代已經很難轉型了。其實，清代的士大夫並不反對西方的民主制度，當時很多讀書人去西方遊歷，發現歐美國家的議會制度太好了，這簡直就是堯舜禹時代的「三代之治」，也是儒家「天下為公」理念的體現。

明代皇帝偷懶，如果換一種角度來說，這其實是好事，「君逸臣勞」。英國光榮革命，為什麼要請一個不愛管事的君主回國，而不是請一個勤勞的君主回國？就是這方面的原因。皇帝不上朝是好事，明代皇帝經常不上朝，國家機器照樣運轉，因為都是大臣們幫忙處理朝政，內閣已經把處理意見寫好了，皇帝蓋個章就行了，還需要天天這麼勞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