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潮文學

第三節非主潮文學與布爾加科夫、帕斯捷爾納克　　　　一、非主潮文學　　　　俄羅斯蘇聯非主潮文學主要包括社會批判文學、回歸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僑民文學等等文學形態，作為蘇聯一俄羅斯主潮文學的對立一面，它們在20世紀的俄羅斯蘇聯文學發展中，呈現出複雜的狀況，也具有獨特的地位。　　　　(一)社會批判文學　　　　社會批判文學繼承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大聲疾呼捍衛人的價值、人的個性尊嚴，對社會的陰暗面發出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大部分作品在當時受到批判，有些則在當時難以問世，屬於回歸文學、僑民文學。從內容上看，社會批判文學包括幾種類型。其一，暴露現實生活中社會政治矛盾的政治性作品。如：愛倫堡的中篇小說《解凍》，法·伊斯坎德爾的諷刺作品《羊牛星座》(1966)等。其中《解凍》(第1部，1954；第2部，1956)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抨擊當時社會生產方式和經濟模式的弊端及其產生的社會官僚，重在展示個人情感世界和個人生活，提出了社會關心人的問題。作者的筆端還指向30年代的肅反擴大化等歷史事件。因此，儘管《解凍》本身在藝術上不足稱道，卻是社會批判文學的鼎力之作，並形成了「解凍文學」浪潮。其二，對日常生活醜惡行徑的道德心理批判，似乎要在人性匱乏的社會中找尋某種精神道德支柱。如：亞·雅申的短篇小說《槓桿》以及特里豐諾夫以中篇小說《濱河街公寓》(1976)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文學作品中對「現代世俗，，的重筆濃描。其三，披露勞改營和勞改犯生活的集中營文學。如：沙拉莫夫的《科雷馬的故事>>(1966—1978)，亞·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古拉格群島》(1973)等。其四，在對歷史的反思中重新書寫歷史。如：鮑·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1957年在義大利出版，1988年在國內發表)以永恆的道德標準、至善至美、個性價值、人道主義的價值尺度來審視十月革命這一重大歷史變革，堪稱通過一位俄國知識分子的個人命運書寫出暴力革命與「人性衝突」的社會史。鮑·莫扎耶夫的長篇小說《農夫與農婦》(第1部1976，第2部1987)描寫了梁贊州30年代推進的全面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出現的各種過火行為：強迫農民一夜間必須加入集體農莊等各種行為最終引發了宰殺牲畜、村民騷亂等一系列流血事件。這一類作品還有別洛夫的長篇小說《前夜》(1972—1987)，謝爾蓋·安東諾夫的中篇小說《瓦西卡》(1987)，伊萬·特瓦爾多夫斯基的紀實中篇《辛酸往事》(1988)等等。此外，對衛國戰爭的反思，也出現了諸如格羅斯曼將戰爭寫成兩大極權間爭鬥的長篇小說《人生與命運》(1988)，艾特瑪托夫混淆敵我界限，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並論的長篇小說《卡桑德拉的印跡》(1994)，以及阿斯塔菲耶夫通過長篇小說《受詛咒的和被處死的》(第1部，1992；第2部，1994)，竭力渲染戰爭的不人道、戰爭的恐怖，抹殺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界限，進而完全否定衛國戰爭的正義性。　　　　(二)回歸文學　　　　回歸文學是對本該屬於蘇聯文學整體創作潮流之中的一個複雜文學現象的總稱。它從時間上分為兩個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主要有安娜『阿赫瑪托娃、尼古拉·扎鮑洛茨基等人的詩集；皮利尼亞克、伊薩克·巴別爾、伊萬。卡達耶夫、奧麗普·曼德爾施塔姆、左琴科、安·普拉東諾夫、布寧等人的小說和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等文學創作。第二次浪潮始於80年代中期。此時，隨著蘇聯實行改革，公開性和民主化原則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貫徹執行及某些政治性禁忌的打破，文藝政策的放寬，各文學報刊競相發表過去被禁止和遭批判的作品，形成了稱之為「發掘熱」的回歸文學的第二次浪潮。其中主要有普拉東諾夫、別克、特瓦爾多夫斯基、普里斯塔夫金、布爾加科夫、皮利尼亞克、雷巴科夫、田德里亞科夫、安·比托夫、杜金采夫、阿赫瑪托娃、格羅斯曼、帕斯捷爾納克、扎米亞京、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索爾仁尼琴等人的創作。　　　　《切文古爾》(寫於1928—1929，小說的第一部分1927年在巴黎完成並出版)、《基坑》(寫於1929—1930，1969年在倫敦出版)、《初生海》(寫於1934，1979年在巴黎《回聲》雜誌上發表)，這組普拉東諾夫創作於20年代末、30年代上半期的三部曲，是作家創作高峰之時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們典型地體現出了作家的藝術天才：運用象徵、隱喻、誇張、假定、不規則組合等恣肆離奇的手段，在理想的激情與淡淡的幽默、辛辣的嘲諷中，將種種烏托邦空想的荒誕逼真地外化出來。　　　　《穿白衣的人們》是杜金采夫在因發表《不是單靠麵包》受到批判後，作品長期不能面世的巨大壓力下，歷經二十多年創作出來的一部力作。小說標題取自《聖經》，喻指身著白衣、勇為科學獻身的正直無畏的科學工作者，反映了40年代末期在蘇聯開始的生物學界李森科派對摩爾根遺傳學派的迫害。　　　　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發表後，反響空前，在當時被稱為近年來前蘇聯文學界「最重要的事件」。《新世界》雜誌曾計劃在1964年發表這部長篇小說的第1部，但因故停發，後來作者又創作了它的第2部和第3部。小說之所以轟動在於它通過描寫阿爾巴特街上的兒女們30年代的個人遭遇，揭示肅反運動前夕社會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通過敘寫黨內鬥爭，基洛夫被殺這一歷史懸案，塑造出專制暴君斯大林的形象。　　　　《我們》是扎米亞京1920至1921年間以日記形式寫成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作家通過精心構制的富有諷刺意味和幻想的未來社會圖景，來「預告人和人類會受到無論是機器或國家的過大權力的威脅」(扎米亞京)。藝術上體現出作家獨特的印象主義風格。這是扎米亞京創作完成的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代表其藝術最高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小說完稿後，在蘇聯被禁，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流傳，但是很快便在國外問世。1924年在紐約出版了英文版，1927年在捷克出版了捷克語版，1929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同年，待小說的俄文版也在國外發行時，蘇聯國內開始了對扎米亞京的大規模批判運動，迫使作家於1931年11月離開了蘇聯。　　　　(三)異樣文學　　　　異樣文學主要是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壇上悄然興起的一股文學新浪潮。這種文學所描寫的往往不是重大的、驚人的題材，而是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作品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被損害者，其精神心理特點是壓抑、彷徨、懷疑、冷漠；作品的體裁樣式與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著明顯的區別，往往兼有故事、小說、隨筆、回憶錄、日記或書信的文體特徵，並顯示出零散化、剪輯性的特點。「異樣文學」的作家們積極借鑒了意識流文學等西方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但它「得不到應有的理解和社會施展的不安心靈」，仍然是俄羅斯文學的人道主義傳統的體現。這種文學的代表作品有維·葉羅菲耶夫的《莫斯科一別圖什基》(1989)，葉·波波夫(1946一)的《愛國者的心靈》(1989)，托爾斯泰婭(1951一)的《彼得斯》(1986)和《霧靄夜遊人》(1988)，皮耶楚赫(1946一)的《彩票》(1987)和《新的莫斯科哲學》(1989)等。　　　　（四）現代主義文學　　　　本世紀初至2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俄羅斯文壇曾興盛一時，三四十年代相對「沉寂」，60年代開始復甦。但是該派作家有限的創作很難見容於文壇。主要作品有：瓦·阿克肖諾夫的長篇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1961)，它塑造的主人公可稱得上是蘇聯社會「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卡達耶夫的中篇小說《聖井》(1966)、《小方塊}(1969)，以現代派的手法處理了時間與空間觀念；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的詩集《拋物線}(1961)語言奇巧怪誕，結構繁複，詩人的關注中心即是詞語及結構本身；別拉·阿赫瑪杜林娜的抒情詩集《琴弦》(1962)和《音樂課》(1969)則顯示出這位女詩人在操縱詩句樂感韻律和具有強烈隱喻性語言方面的精到典雅、超凡脫俗。　　　　到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現代主義文學仍然是步履蹣跚。較為有影響的作品是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71)和薩沙·索科洛夫70年代完成的長篇小說《傻瓜學校》。此外，1979年瓦·阿克肖諾夫、安·比托夫、法·伊斯坎德爾、維．葉羅菲耶夫、葉·波波夫等人共同編輯了一部文集《大都會》，收入包括五位編者及沃茲涅先斯基、阿赫瑪杜林娜、維索茨基等17位有現代主義創作傾向作家的作品，但是文集當時沒有通過蘇聯官方的審查，後來在美國得以問世。　　　　《普希金之家》描寫了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中既找不到自己位置，也無法在當今及未來中尋到落腳之地的困惑與迷惘。它同索科洛夫的那部以「傻瓜學校」象徵封閉、停滯的外部世界，以一個生活在自我意識圖畫中的未成年人為主人公，以思緒的跳躍決定時間流動的無人物、無體裁的作品都被看成是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　　　　蘇聯社會進入全面改革的80年代中期後，特別是蘇聯解體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是人們信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世界觀被擊得粉碎，精神上面臨著巨大的信仰危機；另一方面是整個社會混亂無序，彌散著一種因種種現實威脅帶來的無望的世紀末情緒。此時，以歸謬的手段，通過無序的敘述、鬆散或消亡的結構來展示現存世界非自然性的後現代主義在俄羅斯文壇有了充足的土壤，成為蘇聯解體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主體。如哈里托諾夫的長篇小說《命運線，或米拉舍維奇的小箱子}(1991)、弗·馬卡寧的中篇小說《蓋著呢子、中間放著玻璃瓶的桌子》(1992)以及阿·科羅廖夫的《果戈理的頭}(1992)等都是該派文學比較重要的作品。　　　　(五)僑民文學　　　　從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至今，由於各種原因，一大批俄蘇作家僑居國外，他們的創作統稱為僑民文學。從時間上劃分，僑民文學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十月革命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當時國內進行的十月革命、白色恐怖、國內戰爭及其他種種社會政治因素，使得許許多多的俄國文學家取道新西伯利亞、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波羅的海的各個港口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流亡於伊斯坦布爾、布拉格、貝爾格萊德、里加、哈爾濱等地。1921—1923年在柏林形成了最大的俄僑文學中心，而後移至巴黎，自1940年起該中心轉至紐約。包括的主要作家有：列·安德烈耶夫、巴爾蒙特、安德烈·別雷(1923年回國)、伊萬·布寧、吉皮烏斯、亞·庫普林(1937年回國)、德·梅列日科夫斯基、阿·托爾斯泰(1923年回國)，以及1921—1923年僑居國外的格奧爾基·阿達莫維奇、鮑里斯·扎伊采夫、格·伊萬諾夫、阿·列米佐夫、符·霍達謝維奇、瑪·茨維塔耶娃(1939年回國)、伊萬·施米廖夫和分別於1924年、1931年移居國外的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葉甫蓋尼．手L米亞京等。他們出版了相當數量的俄文報紙(在歐洲各國，1920年有138種，1921年有112種，1922年有109種；在中國哈爾濱，1926年有13種)、雜誌[如：《未來俄羅斯》(巴黎)、《俄羅斯思想》(索菲亞一布拉格一巴黎，1921—1927)、《界線》(哈爾濱，1926—1945)、《帆》(上海，1931—　　　　1934)、《新雜誌》(紐約，1942年至今)]，並成立了數十家出版社[如：《言論》(柏林)、《火焰》(布拉格)、《俄羅斯大地》(巴黎)]，印發了布寧、施米廖夫、扎依采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列米佐夫、納博科夫、茨維塔耶娃、苔菲等眾多作家的作品。40年代，隨著希特勒鐵蹄對歐洲的踐踏，俄僑文學的大本營開始遷往美國。1942年俄僑文學雜誌《新雜誌》在紐約創刊，以出版俄僑文學為主的契訶夫出版社也相繼成立。那些留在歐洲本上的俄僑作家則大多飽受法西斯集中營和戰爭之苦。而中國的俄僑文學中心自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公開入侵東北，便自哈爾濱南下遷至上海。經過幾年的興盛，在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日益陷於戰爭的水深火熱之中後，上海的俄僑文學也開始呈衰落之勢，同時戰爭也造成這批中國俄僑作家隊伍的分化，他們中的一部分移居第三國，一部分返回蘇聯。這樣，40年代時，俄僑文學在中國已基本消亡。至此，歐亞俄僑文學最輝煌的時代——俄僑文學的第一階段始告完結。　　　　(2)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　　　　這一階段越過蘇聯國境線匯人僑民文學潮流中的作家並不多，主要有：詩人伊萬·葉拉金、小說家鮑里斯·希里亞耶夫、謝爾蓋·馬克西莫夫等。這批人就其才華素質、創作數量、創作的藝術水平而言，都比前一階段的僑民文學遜色得多，但他們使走向終結的第一階段僑民文學有了承續，有了新的內容，而且仍然同現實的蘇聯社會保持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3)第三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　　　　這一階段出現的引人注目的前蘇聯作家移居國外的浪潮幾乎都與社會政治因素密切相關。如：三次入獄、兩次人精神病院的索爾仁尼琴，1972年因為在國外發表了長篇小說《古拉格群島》，1974年被驅逐出境；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因為在國外出版了短篇小說《士兵伊凡·瓊金的生平及奇遇》被開除出蘇聯作協，而後於1980年移居國外；約瑟夫·布羅茨基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代言人，於1972年被逐出國境。當然這一浪潮也同此時當局對猶太公民出境的限制放寬有關，所以在大部分新僑民移居西方(美洲、歐洲)的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僑居於以色列。這時期的僑民文學主要包括：瓦·阿克肖諾夫的長篇小說《燃燒》(1980)、《克里木島》(1981)~冬天裡的幾代人》(1994)；約·布羅茨基的多部詩集及散文。布羅茨基於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評語認為其作品「超越時空的限制，無論在文學上及敏感問題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和濃郁的詩意」。在巴黎出版的僑民雜誌《大陸》的主編弗·馬克西莫夫的長篇小說《創世七日》(1971)，沃依諾維奇的《士兵伊凡。瓊金的生平及奇遇》(1969)，加利奇的詩集，弗里德里赫·戈連施坦的中篇小說《贖罪》(1979)，弗·納博科夫的長篇小說《洛麗塔》(1954)、《普寧》(1957)等以及58篇短篇小說和兩卷集的《文學講稿》(1980)等，維克多·涅克拉索夫的《愚人筆記》(1974)以及A．庫茲涅佐夫、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薩沙·索科洛夫、索爾仁尼琴等人的創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這些作家以前完成於蘇聯國內，卻被禁止在蘇聯出版的作品。　　　　僑民文學家遠離故土大多是由於政治原因，因此，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對蘇聯政權制度和種種社會現象的不解、疑慮、揭露、批判和否定都在他們的創作中佔有極大的比重。索爾仁尼琴的紀實體的長篇《古拉格群島》等一系列的小說及政論文章，安·西尼亞夫斯基持不同政見的內心獨白《合唱隊的歌聲》，阿克肖諾夫的諷刺幻想長篇《克里木島》，苔菲對布爾什維克極盡嘲諷的小說和雜文，吉皮烏斯對蘇維埃政權的詛咒，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反蘇之作等都堪稱其中的代表。然而，不管這些作家身居何處，過著怎樣的生活；也不管他們有著怎樣的創作觀念，他們終究無法擺脫纏於自身的「俄羅斯情結」。因而，幾乎所有的僑民文學作家，特別是第一浪潮中的僑民作家的創作主題之一都是流亡者對俄羅斯家園深深的眷戀，失落家園的孤獨、悲觀、絕望和對紛繁往事的不盡緬懷。例如普寧作品中無可奈何的鄉思、傷感和絕望的情調；創作生涯多半在國外度過的女作家苔菲作品中對俄羅斯、俄羅斯人生活和品性的溯本求源。即使是在1977年加入美國籍、成為美國公民的約．布羅茨基用俄語和英語兩種語言構築的詩文大廈中，對俄羅斯故鄉的懷戀之情仍是其創作的主題之一。而用俄、法、英語創作，成為美國公民的弗·納博科夫的許多詩歌、小說反映的則是他在俄羅斯度過的童年、少年生活以及俄國流亡者的心態和境遇。可以說，俄羅斯就是他的夢境、他的神話和他的憶念。同時，他和一些僑民文學家一樣，向西方譯介了包括《葉甫蓋尼·奧涅金》、《伊戈爾遠征記》在內的俄國文學名作，應該說這也是僑民文學家們懷鄉之情的一種表現。在美國定居以後，納博科夫變得更加貼近西方社會，由此又引出了僑民文學的另一特點，那就是對異域文化的接受和表現。這方面納博科夫和布羅茨基是最成功的代表。此外，列·安德烈耶夫僑居芬蘭時創作的《撒旦日記》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尼·巴伊科夫僑居中國時寫就的長篇小說《大王(虎的故事)》(1936、1942)等塑造了中國獵人的形象，作品具有濃郁的中國東北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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