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中國」源流考》新書發布

繼承中國「天」、「上帝」傳統，發展中國「天學」、「上帝學」

楊鵬（學者，《「上帝在中國」源流考》一書作者）：非常高興，今天是一個朋友小範圍的討論，非常感謝大家的到來。

第一點，從終極問題開始。任何一個文明，都有終極性的概念，這些終極性的概念是文明的核。中華文明中，終極性的概念，除了「道」外，就是「天」和「帝」。我與一些朋友，一直比較關心中國精神或文化的基礎的問題，終極性的問題。我先研究「道」，2003年出版了《老子詳解-老子執政學研究》，這是一本非常詳細的註解，通過對比儒家來理解道家。老子思想非常深刻的，極度冷靜，極度功利，非常理性，甚至理性得讓人脊樑發冷。老子的心態，更像一個自然科學家的心態，冷靜地觀察研究這個世界的的規律。如果重寫人類思想史，應將老子視為人類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思想家寫入。

研究了「道」後，我轉來研究「天」和「上帝」。研究中國的「上帝」信仰，與趙曉、唐際根、劉軍寧等幾位朋友的交流很有些關係。趙曉一直動員我加入基督教，雖然我至今還不是基督徒，但他強化了我對上帝議題的關注。唐際根是安陽殷墟博物館館長，是富有人文精神的優秀的考古學家，我隨他去看過曹操墓，從際根這裡我獲得不少寶貴的甲骨文研究的資料，而且是電子版的，助我從中了解中國殷商甲骨文中的上帝信仰信息。軍寧則與我一直在交流道家思想和中國式的文藝復興。軍寧倡導天道自由主義，不斷強化「天道」這超驗力量對中華文明復興的核心作用。朋友間的這些交流，激勵了我的研究。

《「上帝在中國」源流考》新書封面

當然，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啟發。幾年前，偶然翻《尚書》，看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忽然想，商湯口中這個「上帝」，是誰？一種力量牽引，我開始收集整理中國典籍中的「上帝」信息，一道光明就這樣從隱晦的歷史中顯現了出來。追蹤上帝在中國典籍中的線索，從上帝這個視角去重新審視中國思想史，這是上帝的啟示。是上帝把我們聚在一起，來交流對生與死，對人生意義十分重要的話題。

沒有超越世俗的信仰，就沒有超越世俗勢力的精神依託

第二點，沒有超越世俗的信仰，就沒有超越世俗勢力的精神依託。古代的祭司，是知識分子的原型，是站在天人之際講話的。中國思想史，是一部逐漸遠離上帝，遠離上天的思想史，是一部丟掉上帝和上天信仰的歷史。沒有了上帝信仰，沒有了敬天之心，表面上愈來愈只信自己，自強不息，事實上是對世俗的權力屈服了。沒有了超越現實世界的力量依託，知識人的脊梁骨就斷了。中國君王插在上天和知識人之間，知識人圍著君王旋轉，整個知識界的精神風貌完全變了，這是中國知識界與西方知識界差異的核心所在。有人說知識界要有獨立精神人格，但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信仰，何來獨立精神人格？——你崇拜的對象是上帝，你就可獨立於君王。你崇拜的對象是天道，你就可獨立於君王。你崇拜的對象是天子，你怎麼可能在天子面前獨立？有超越世俗權力的依託，才會有對世俗權力的超越。所以，知識階層獨立性問題只是一種表相，深層是知識階層超驗信仰丟失的問題。中國精神的發展，要回到超驗信仰中來。

學者楊鵬

中國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時代已結束，以政治轉型為中心的時代不得不到來，政治轉型啟動之際，信仰問題會成為重要社會問題。老信仰的復興，新信仰的興起，將是中國未來精彩的社會運動。在中國自身傳統和西方傳統的互動衝擊中，會有新綜合信仰的產生。我希望以中國傳統的天文化，以傳統的上帝文化為基礎，構建中國的文化精神，上天之光照耀下的儒、釋、道、法、墨、陰陽歷史傳統的新整合，在這個基礎上向世界各文化開放，吸引優秀的元素，與世界各文化平等對話和融合。

「上帝」成為至上神，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象徵

第三點，全球化背景中的文明衝突問題。亨廷頓1993年在FOREGNAFFAIRS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視角非常宏闊，但他認為，不同文明的核心內容，是不可不可交流不可融合的，文明的衝突是必然。但事實上，從歷史的流變過程中，並不是不可交流。交流過程，是優勢元素取代劣勢元素的過程。以基督教中國傳播為例。中國幾千年的本土宗教結構，是上帝-自然神-祖先靈的宗教結構，但與基督教互動中，自然神崇拜基本消失，具有宗教意義的祖先神崇拜也逐漸消失，但「上帝」沒有消失。基督徒用中國本土的「上帝」概念翻譯了基督教至上神，因此「上帝」這個至上神意識大為普及，「上帝」成為至上神的最流行概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象徵。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在價值取向上，都認為個人的獨立自由是國家發展的前提。但獨立的個體，如果沒有對超驗力量的敬畏，就可能將自己視為上帝，秦始皇就把原來上帝的稱呼——皇帝——用到了自己身上。沒有信仰的個人主義，沒有信仰的自由主義，是有些可怕的。多年前，趙曉倡導「教堂+市場經濟」，認為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沒有信仰激勵和約束下的市場功利追求，很有問題。從中國傳統來看，墨子是「教堂+市場經濟」的最早的倡導者。中國的文藝復興，一要有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二要有歷史和傳統意識，應是兩者的結合。《「上帝在中國」源流考》，是對中國傳統的上帝信仰，傳統的天信仰的追溯。追溯歷史，是為了開啟未來。

「上帝文化」一直被中國人視而不見，此書彌補了空白

石凌虛（山西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我來自山西人民出版社，楊先生這本書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書海出版社出版，很有文化氣息。山西人民出版社帶有政治色彩。今天我代表出版社聽各位專家對這本書的建議和意見，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參加我們和漢唐文化共同舉辦的楊鵬新書出版座談會。今天有學術界、思想界的大家，工作很忙，感謝大家的支持。第二是感謝漢唐公司，漢唐陽光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了七、八年，這七八年里，漢唐公司一直有著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優質資源，這麼多年跟我們共同合作，對山西人民出版社歷史文化板塊品質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非常感謝漢唐兄弟般的情誼。第三感謝楊鵬先生的大作，感謝對我們出版社和漢唐公司的信任。

我們從選題上看這本書，「上帝文化」在中國是視而不見的選題，但為人類文明核心性的地方，因為人類文明首先是伴隨信仰文化而產生的。而且楊鵬先生書里以新的視角詮釋了上帝文化和世界信仰文化之間的交融。

下面我談一點編後感，通過編這本書，讓我感到人類文化跟人的成長是相近的，人的成長講究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作為一個人類群體或者族群的發展，與此有相互的地方，即楊鵬先生在書里提到的：人類起源的文化和文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剛開始都是一種敬畏文化起源。對上帝的信仰，就像一個人在不同家庭不同環境里成長，會演化成不同的人一樣。上帝文化一開始在東西方都存在，後來隨著文化背景不一樣、人群不一樣，西方逐步演化成神權政制、神權文化。在中國被皇權隔斷、皇權壟斷神權。於是，東西方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在西方神權國家裡，上帝對社會的治理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統治集團利用上帝文化甚至玩弄上帝文化統治大眾，慢慢的，讓它們作為一種文化工具、思想工具。皇權打破了，中國信仰的缺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石凌虛

第二個感觸是敬畏文化，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產生而產生。敬畏文化是人類最早的一種形態，人類在生存過程中對大自然的認識產生信仰和敬畏。敬畏文化逐步演變後，變成一種維繫社會秩序、思想秩序的東西。在中國，敬畏文化淡出，各個領域裡，由於各種歷史原因，敬畏文化在中國很淡，個性敬畏文化和群體敬畏文化的缺失，做出了很多不可理解的事。

第三個感受是，上帝信仰，以中國的語境來解釋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根植於意識生態。西方的意識生態允許上帝文化的存在與發展。在中國是什麼生態決定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個地域、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礎性東西，因為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造成中國當下獨特的意識形態，因此影響著中國當代的文化生態。這是我讀這本書的一些感受，我認為楊鵬先生這本書至少給了中國學術界、知識界更多的思考，把人們視而不見的東西以學術、文化的形式呈現出來，我覺得這本書的出現對中國信仰文化的重建、中國意識形態的思考會逐步引起學術和文化界的關注。感謝大家。

唐際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殷墟博物館副館長）：楊鵬兄的這本書讓我想起兩個人：一是當年加拿大駐華傳教士明義士。他曾於1912-1932年間在安陽傳教。此人中文很好，寫過一首打油詩：柳樹出芽騎白馬，白馬走時順洹河。拾破陶器尋先古，小孩引到出古處。盤庚殷墟無痕迹，年前花根白地位。餘思盤庚它茲邑，商人作事問上帝。」（《遇殷墟》）作為一個傳教士，他似乎意識到中國本來有上帝，感覺他做的正是古代中國人做的事。因而生出感慨。

另外一個外國人叫Rod Campbell，哈佛大學畢業後在紐約大學的舊世界研究中心工作。前些年他在《當代人類學》發了文章提出一個觀點：商朝不是國王獨自統治世界，而是國王和死去的祖先一起來統治世界。可見許多外國人都相信3000年前的商時代中國人是有信仰的。

這兩位外國人再怎麼說只是看到表象，並沒有揭示本質。楊鵬先生的這本《「上帝在中國」源流考》，從歷史文化角度挖掘，從深層把「中國古代上帝」這個事說清楚了。楊鵬老師曾經送過我一本老子的書。我想，把信仰的問題說清楚，僅談儒家是不夠，只有把老子、莊子、墨子都得搞清楚才能談發現。古人講「敬天命」，實際上是通過相信上天的存在來約束人的行為。

2004年，德國學者組織過一個會議，會議討論的主題之一，是議論中國知識界構建的「理想中的古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熱衷營造一個聖賢輩出的古代社會。比如《九章算術》本是純粹的算術書，卻硬說是伏羲氏所作；《內經》本是醫書，也非說成是《黃帝內經》」。為何這樣？我想古人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帝王、包括整個社會有一種敬畏，受到一種約束。讓皇帝敬天，敬奉古代的聖賢。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唐際根

楊鵬通讀諸子百家，把古人的思想梳理得很清楚。除了專門研究「出土文獻」的學者，很少有人能夠像楊鵬一樣，能夠將傳世文獻中的老子、帛書中的老子、郭店楚簡中的老子都了解得如此清晰。他的著作建立在這樣的基礎工作之上，值得信賴。

帝，本是上天的存在。周人講究「敬天命」。秦始皇把「帝」套在自己的身上，使自己成為「皇帝」。人類開始侵犯上天，從此給社會信仰帶來憂慮。

我們國家的文化建設，包括兩大方面。一方面是楊鵬書中關注的社會基本信仰問題，上層意識形態的問題。楊鵬通過還原真實的古代帶來了古代的真實。另一方面是物質和技術層面的。這方面也要有人梳理。例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就要重新思考、重新評價。我們現在所說的「四大發明」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我們還有更偉大的發明。例如天文律法、鑄鐵術等。這些原創的、有科技含量的、發明時間領先，又對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發明才是真正拿得出手的發明。如果中國知識界對古代思想正本清源的同時把技術層面的梳理做好，我們就能面向真實的古代東方去構建現在和未來的社會制度。以真實的古代為依託，按東方的思想和技術基礎創造出適合東方的制度，是學術界需要努力的大方向。

夏駿（《紀錄片《河殤》編導，資深電視製片人）：我不是宗教專家，我提出幾個問題，供楊鵬先生等朋友今後的研究參考。在中國的強勢符號中確實不缺「天」的概念，在政治層面上，天與和皇權的強制、壟斷緊密相連，天子、天朝、天家，在這個意義上，老百姓很少資格來思考天的問題，這個民族仰望星空的力量就必然受到到壓抑，其實，即便是那些在仰望星空中有所作為的科學家，如落下閎、張衡等人，都是在皇家的後院里工作的，在為天家服務的過程中，有所發現。普遍的底層中國社會，在精神信仰層面更多的是血緣倫理文明，在家族血緣的圈子中著眼。

我知道一個故事，一個有名的企業家族：創業成功暴富後，家族內部股份也不是很清晰，媳婦們便爆發性花錢，所有巨款享受折騰過之後，家族成員之間的仇恨日趨激烈，彼此傷害，財富成為家族精神苦難的引爆器。最後，一個機緣，在企業內部蓋了一個教堂，才消停下來，選擇教堂是否有偶然性，不得而知。

有些地方政府拆墳墓、挖墳，騰出土地搞經濟，他們不懂一個問題，就是墳墓在中國這種血緣倫理文明中的特殊重要性，古代中國人一輩子做事，之所以敬畏、守法，很重要的一個精神來源就是害怕，幹了壞事，會被家族處置，最嚴重的就是不能入家譜，不得入祖墳，成為孤魂野鬼。現在各地挖墳，當不能進祖墳、不能進家譜的傳統觀念斷裂後，導致社會底層血緣倫理約束鏈條的斷裂，本來已經如遊絲般脆弱的約束力徹底斷裂。剩下的就是物質享受，過把癮就死。整個社會成為沒有剎車的慾望號街車。

楊鵬先生寫這本書的角度很好，你不是一個純粹的信仰者、基督徒，就是一個思想者，從思想者角度看這個問題時，有很多地方可發揮。所以你很超脫、更客觀，與趙曉先生不太一樣，他有他的視角。

有一些很重要的待解問題需要學者們來回答，最近我做了電視片《漢江》，比如其中有這樣的問題，上個世紀處的漢中，基督教徒3000萬，當時上海第一，也不過3200萬，秦巴山區的小小漢中，為什麼基督徒的數量比廣州、天津還要多？再比如，河南農村裡的基督徒為什麼比較多？而更加沿海的江蘇農村基督教徒很少？我的問題是，這其中的規律要找出來，是什麼機制在支撐這些現象？

中國文化本身區域性個性很強，皇權控制強的地區和邊緣地區不一樣，比如四川盆地與中原差異就很大。這在於我們本身文明的豐富性，深入研究可以找到未來基督教在中國是什麼的可能性版圖前景。歷史中，有偶然性與必然性，哪些是偶然性的，哪些是必然性的。

資深電視製片人夏駿

還有一個是基督教與現代文明的總體關係問題，全世界20多億的基督徒，基督徒最集中的地區，這一輪現代化文明比較成功，這其中有多大的必然性關聯？ 韓國有1500萬的基督徒，1000萬佛教徒。韓國也是一個現代化的後來者，但出現了三星這樣的企業，是亞洲工業化的奇蹟和驕傲，為什麼韓國能有這麼傑出的有全球競爭力的偉大企業？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卻拿不出一個能夠媲美三星的企業？ 三星在全世界的競爭超過美國企業蘋果，為什麼？ 基督教在韓國工業化過程中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前些天，我在與韓國LG元老千辰煥先生探討時，他明確回答，基督教在韓國現代化歷程中作用非常大。現在韓國在全世界傳教的基督徒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亞洲土地上，屬於儒家文明的背景中，能夠產生這樣的工業化奇蹟是什麼原因？與基督教的關係如何？對這個話題，應該出一本書來研討。我問千先生，是不是二戰後美國對韓國的影響有很大關係？他認為韓國基督教的源流與中國的關係很大，很多基督教書籍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其中的名字跟中國的基督教的稱呼一樣，這其中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不管怎麼樣，趙曉兄你們做的普及不夠，這方面的著作比較少。楊鵬的書本很大意義是引發這個領域的一個傳播的力量，這個力量讓中國人更多地關注、了解這個問題。在中華民族在未來的文明結構中，基督教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者中華文明和基督文明的結合，怎麼結合？這裡有很多層面的大問題，這個應該引起更多的重視。

另外提供一個小資料，中國近代偉大的實業家、狀元張謇，這個人沒有去過歐美，他有一個說法讓我吃驚，他認為基督教可以救中國，一個四書五經讀到狀元的人，他竟有了這樣一個認識。按理說，他的歷史背景，不太會讓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但他得出了，所以這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我今天是帶著自己思考的一些問題來的，相信不少人有類似的問題，希望楊鵬兄、趙曉兄等朋友繼續研究，回應這些問題。

劉軍寧（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楊鵬這本書，出版之前我有幸拜讀了。現在正式出版，祝賀楊鵬！雖然這本書以學術著作的面貌呈現出來，但千萬不能把它當做是學術著作。有些書當成學術著作是抬高它，但對極少的一些書，把它當成學術著作是貶低它。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趙曉講的話，跟楊鵬講的相關性非常大，對當代的儒家和自由主義提出一個挑戰。首先是對儒家的。儒家裡有兩派：一派儒家認為，不需要有造物主，這一派是儒教的代表。還有一派如董仲舒認為，儒家有一個超越性的信仰。但董仲舒對這個超越性信仰，沒有表達好。不論你對儒家多熱愛，需要回答，儒家是否承認有一個造物主。必須大聲地說，不管答案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挑戰，同樣也適用於自由主義學者。多數自由主義學者傾向於學術、知識，認為學術、知識可以回答一切問題，因此不需要造物主，也不需要信仰。以學術問題看待一切，但不知道學術是一個很低層次的東西。

第三點，人類智慧有兩個傳統：一個傳統是雅典傳統。雅典傳統基本上是關於邏輯與科學的傳統，現代科學諸多門類，主要發源地是在希臘，包括物理學、社會學、科學、醫學、解剖學、生物學、政治學、倫理學，這些學科在希臘時都有了。這是關於邏輯與科學的智慧，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比如幾何，對於我們理解物體的形狀、內部數量化的關係有很多作用。但科學的立場，是外在觀察者的立場，科學家把研究對象客觀化，外在化，科學家自己不在被觀察研究的事物對象裡面。外在化的結果，是研究的對象對研究者本人的行為不發生影響。三角形內角和180度，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是三角形，我的心態和行為，不會因為知識了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而改變。雅典傳統的特點，將研究對象外在化，研究出來的結果不影響研究者的行為。

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劉軍寧

另一個傳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更關心基於信仰的道德。人類一切道德的終極源頭，是基於信仰，而不是基於科學發現。三角形內角和問題，無關道德，勾股定理，無關道德，一切科學結論，不告訴你道德。解剖人的身體，發現不了他的心靈。耶路撒冷跟雅典有很大差別，耶路撒冷把自己當成是居中人，任何與信仰與道德相關的發現和結論，都對自己產生作用，影響世界。有了信仰或道德發現，自己的世界馬上不一樣。耶路撒冷這個傳統，跟雅典傳統完全不一樣。耶路撒冷傳統是處於其中的，我的任何發現，都告訴我，我受我的發現約束。

這兩種智慧，都試圖回答世界的由來，試圖回答世界是怎麼創造的。雅典邏輯是大爆炸，耶路撒冷的回答是造物主。道家有「道生一」，儒家承不承認「道生一」？大爆炸和造物主創世，兩者有沒有區別？有很大的區別，因為大爆炸不產生價值觀，美國《獨立宣言》不會這樣寫，宇宙由大爆炸產生，因而人人平等。但《獨立宣言》會寫，造物主賦予我們平等的權利。

人類社會基於某種價值觀、某種道德信念和某種規範在一起生活，靠雅典智慧得不到任何解。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假如一個人不知道、不懂量子物理，計算不出來太陽系之外的某個星球有多少光年，他仍然可以活得很好。但如果不遵守價值規範，不尊重生命權和自由權，就會過不好。所以這兩種智慧的高下，當場就能看到。但中國很多學者對此不理解，因此他們要貶低信念、道德和價值對人的意義，認為重要的是追求問題，追求事實，追求真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怎麼成了檢驗真理的標準？真理才應當是檢驗實踐的標準。真理就在，實踐本身怎麼可能產生真理？

我覺得中國很少有人，但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從有造物主這個立場去思考問題。假如你要稱之為造物主，這個造物主就不絕對只是一個基督教的概念，在中國也有這樣的概念。要更多地從造物主意志展開的角度去理解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不僅僅只是說昨天太陽出來了又下去了，不能用狹窄的眼光理解人類自身的領域，如通過解剖發現不了人的人性，就能否定人性的存在嗎？不能。謝謝！

楊鵬（學者，《「上帝在中國」源流考》一書作者）：我跟軍寧熟，但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這樣的講話，從價值生成的角度，重新看待雅典傳統與耶路撒冷傳統。

趙曉（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談自由主義時，有些人說不是自由主義，是保守主義，有信仰、有價值觀，關注誠信，關注實質自由，這時候會發現跟通常所說的在人文主義上沒有價值觀、沒有信仰的自由主義有很大不同。另外一些人會堅決反對。劉軍寧講得非常精彩，我回應一下高教授的觀點。2012年我在哈佛待了一年，楊鵬這本是從中國上帝信仰看中華文化，上帝信仰是中華文明的現實。換句話說，我們以前談的很多東西，不見得理解我們的文化。西方文化有深度，但多元，容易混淆。一個是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專制主義和集體主義，二是法國和德國模式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加上理性主義。英美文明才是真正的西方文明的精華，英美文明強調神本主義和經驗主義，不是理性主義。我們談西方文明時，會把法國的自由平等拿來，這不是美國來的，美國談公義、自由，公義放在第一的位置，跟法國不一樣。兩次世界大戰，拯救世界文明的是英美，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不是很清楚，對西方文化同樣不是很清楚。

楊鵬（學者，《「上帝在中國」源流考》一書作者）：我補充一句，從政治哲學來說，有四個材料非常重要：一個是《獨立宣言》，一個是《美國憲法》，一個是傑弗遜的就職演說，還有一個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這四個材料非常重要。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就是，上帝信仰與理性主義的融合，自由平等精神與上帝信仰的融合，屬於有信仰的自由平等主義。

陳明（《原道》主編）：考古學家說話很學術，考古技術性很強。楊鵬的書，要從當代思想史角度來看。楊鵬研究老子時，以新出的文獻說老的東西，這是方法論上的東西。他還有一個觀點和價值立場，認為道家講自由主義，比較親和一點。看了楊鵬《「上帝在中國」源流考》這本書後，我一喜一憂。對孔子是不錯，評價挺高。但是，是從什麼角度肯定孔子的？是跟「天」掛鉤，特彆強調孔子跟「天」的關係，這是特別重要的。可問題是，這個「天」是中國文化里的「天」，還是基督教的「天」。這是關鍵，要搞清楚，楊鵬對此是猶疑的。楊鵬對「天」的肯定後面，與基督教有關係，這方面要考慮。

以上帝來說孔子時，有三種情況：第一，是中國的上帝還是基督教的上帝，二選一，或者是基督教的，或者是中國的。這是兩種方案。還有第三種方案，上帝是超越的，超越經驗的，超越各個民族和各個文化系統的，不同信仰是同一個本質的顯現：在耶路撒冷的顯現，到歐洲又有一個顯現，在中國是一個顯現。我不知道楊鵬是哪種說法？（楊鵬：同一個力量，不同的顯現，在不同民族中的顯現不一樣），同一個存在，不同的先知，不同的把握，不同的表述，包括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工作。但換一個基督徒，他們會不會認同是一個問題。對這本書要有一個討論，是該打還是捧，或者該怎麼弄，我認為現在並不特別清楚，要多研究。

《原道》主編 陳明

另一方面，我很贊成你剛才講的兩點：一個是從思想來說，把國家和「天」的關係更緊密地勾連起來，建立「天」文化系統，這其實跟當代大陸新儒家的主流相關，當然跟秋風不一樣。儒家文化概念系統、概念價值和「天」的關係是一個基礎性的關係。看《尚書》、《詩經》，會發現這是經驗性的東西。《中庸》、《大學》里做了一個理論的總結，孔子的「天」就體現出來了，所有一切的理論因此提升。孔子之所以成為聖人，聖人比教主更好，現在很多人傾向於從教主角度稱孔子，我認同從「先知」角度更好一些，這是我們要做的事。

再是當代文化建構也要從「天」這裡去做，這是我贊成的。上帝是基督教化還是中國化，非常重要。今天建構它時，要考慮與王權的關係。我認為建構它肯定是對的，那為什麼中國「天」和人的關係被隔斷了，王權放在中間？從歷史角度而言，王權和神權的力量是互為消漲的關係，王權強神權弱，神權強王權弱。猶太文化中，神有決定性，拉比為中心，這是因為猶太這個民族太弱小。他們所處的那個地方，人很多，戰爭多，流動性強。猶太是一個王國，亡國意味著政權系統被摧毀。如大學，肯定是校長、院長被幹掉了，學校才有教授治校的機會。拉比中心也是這樣，因政權組織系統被摧毀，所以先知變得重要，拉比變得重要。這是從比較宗教史的角度來看猶太教的形成過程。為了強化凝聚力，就採取一神信仰，一神信仰，內部凝聚力就強化。在中國，自己內部有衝突，如齊國、秦國、晉國、楚國，各領風騷，各國的文化有排他性，勝者勝了，文化就擴張，敗者敗了，一敗文化就沒有了，就異化掉了。宗教形態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不要只說是信仰本身的緣故，這是第一。第二，不要認為基督教和猶太教是一個典範。在今天，重建這樣一個東西是可能不必要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