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薛力:美國再平衡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05期

轉自: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作者:薛力(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

1引言

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在2008年後已成不爭的事實。 針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奧巴馬政府提出並實施了亞太乃至印太再平衡戰略。

中國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這兩個戰略之間是什麼關係? 是具有零和性質的遏制與反遏制,還是又競爭又合作呢?

一些學者對兩國關係持悲觀看法,這在信奉現實主義理論的學者中尤其明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T.Allison )

2012年提出中美可能陷人 「修昔底德陷阱」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則認為, 「當中國不斷增加權力時,中國的鄰國和美國誰也不會袖手旁觀,而會採取行動遏制它」, 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應對失當,影響了遏制中國這個最終目標。

這些學者認為,中美關係是零和關係,彼此間將進行遏制與反遏制。這些知名學者的觀點影響力不小,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的判斷已經被廣泛接受,更不意味著他們的觀點已經成為標準答案。

本文將揭示既接觸又防範的兩面下注是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內容,指出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延續了這一傳統

在此基礎上討論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對美外交上的意涵,進而分析兩國戰略互動所蘊含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2遏制與遏制政策的語義學分析

遏制與圍堵都譯自英文單詞contain 及其名詞形式containment,二者分別常用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

中國常用字典與詞典中, 對於「遏制」一詞的解釋是制止;制止,控制;阻止、抑制;用力控制(某種感情),阻止;全力制止;壓抑、控制、制止。

從這些解釋義項中可以看出,遏制的主要含義是制止、阻止與控制。中國英語專家編寫或參與編寫的主要英漢詞典對contain一詞的解釋是:

阻止、遏制(敵人、困難等) 控制、牽制;阻止、遏制;控制、剋制、抑制、防止蔓延;含忍、容忍、自製;控制、抑制、阻止。

可見,與上述漢語字詞典的差別不大,主要含義是阻止、控制。而美國權威的韋氏詞典對contain一詞的解釋是:把某物包入, 包含某物,防止某物蔓延,把某物限制在一定範圍內。英國權威的牛津詞典對contain的解釋是:

防止(敵人、困難等)移動或伸展。在英文語境中,contain一詞作為政治用語時有特定內涵,特指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採取的戰略與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旨在對抗蘇聯基於意識形態的擴張性外交。 20世紀50年代任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主任的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所提出的遏制(containment )理論為冷戰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

他在1947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的《蘇聯行為的根源》中提到 「蘇聯的政治行為就像一條河流,朝著既定的目標不停地流動,流過任何可以流經之處……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則明智地接受並適應」。

因此,美國所有對蘇政策的要素是:對俄羅斯的擴張傾向進行長期、 耐心但又堅定、警覺的遏制。其政策思想的要點是:重點防禦, 經濟上援助盟國,在東歐煽動民族主義以分化蘇聯集團。

以這一思想為指針,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四點計劃、中央條約組織、《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以及對聯合國的支持等構成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外交的基礎。「冷戰期間的40餘年裡……

美國的目標十分明確:遏制蘇聯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擴張。」contain作為一種政策或者戰略時,更準確的表述是containment, 即包容政策、限制政策、防止擴展政策等。

在中國常用的英漢詞典以及英美常用英文詞典中,對con-tainment的解釋是:抑制、封鎖;封鎖(政策)、遏制(政策);把另一國家的力量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使之無法變得太強大的行動。

從中美關係實際情況看,很難推論出1978年以來美國對華推行的是containment ,即所謂遏制政策/戰略。

一個簡單的例證是:冷戰期間,對蘇貿易僅佔美國外貿總額的1%,小於美國與瑞士之間的貿易。

而中美之間,以2014年為例, 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對華出口佔美國出口總額的7. 6% ,進口額中更是有19. 9%來自中國。

2015年,中國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方統計的兩國貿易額達到5583. 9億美元。迄今為止, 中國是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這如果叫遏制的話,遏制就要重新定義。

對於米爾斯海默這樣的美國學者而言, 不大可能不知道contain一詞的確切含義,堅持用這一辭彙描述美國對華政策,只能說他們被現實主義理論視野蒙蔽住了。

理論可以使人深刻,同時也會使人片面。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鍵區別並不在理論假設上,而是在世界觀上,現實主義者偏好從衝突與對抗的視角看問題關注的是安全、軍事、摩擦等方面

以至於常常忽略了這麼一個基本事實: 人類能繁衍存續到今天主要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合作與互助是常態,衝突與對抗乃間歇性發生。但是,中美和則兩利,斗則俱損,這是冷戰後中美戰略互動的基本經驗,也是美國對華實施兩面下注政策的主要原因。

3遏三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

按照上述對遏制的理解,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並非遏制/圍堵, 而是兩面下注包含接觸(engagement)與防範兩個方面,理由如下。

第一,冷戰結束後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採納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 Anthony Lake )的建議, 於1993年9月正式提出用擴展戰略代替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將接觸戰略確定為對華戰略。

自此,美國政府領導人與高級官員都認為,對中國採取「接觸戰略」是冷戰後美對華戰略的最佳選擇。 時任助理國防部部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解釋美國為何對華採取接觸政策時指出:

其一,美國足夠強大,中國要獲得威脅美國的能力還需要很長時間,因此美國不應對中國的崛起反應過度

其二,中國希望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從現存國際體系中獲益,所以美國沒有必要遏制中國

其三,中美兩國在長遠利益上有一致之處,這使得兩國通過接觸進而合作成為可能

其四,從政策操作的角度,如果一開始就把崛起的中國視為美國的對手加以遏制,那麼到頭來中國就會事實上成為美國的對手

其五,美國在亞洲的盟友都支持同中國接觸的政策,沒有一個贊成遏制中國美國若選擇遏制路線,只會孤立自己。

第二,小布希政府上台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基調有所調整,但最終還是回到了以接觸為主的兩面下注。

「美國多數精英和普通公眾對中國的未來走向存有戒心, 但仍未放棄通過和平和非對抗的方式來達到他們目的的願望。 美國只是做最壞可能的準備」。在新保守主義的鼓動下,美國甚至一度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

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進行反恐戰爭,需要同中國合作,小布希政府上任初期中美之間出現的戰略緊張得到緩解。而且,緊密的雙邊經貿關係,奠定了兩國戰略對話的基礎。

第三,奧巴馬的外交理念是: 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 stuff,簡稱DDSS ) 「奧巴馬主義」與「柯林頓主義」一脈相承: 都實行美國經濟優先和在外交上強調改善美國國際形象,因此注重多邊主義和「巧實力」,強調國際機制建設和全球治理問題。

有學者將奧巴馬主義的特徵概括為: 謹慎使用武力、善用美國影響、管控危機優化資源配置;外交實踐中則實際以「慎戰」乃至「不戰」為核心原則,因而表現為比較明顯的「內向收縮」,或曰「戰略收縮」,甚至被認為是「美國版的韜光養晦」

在外交實踐中,奧巴馬對接觸政策的偏好也多有表現,如推動達成全面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歷史性協議、與古巴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結束伊拉克戰爭並基本結束了阿富汗戰爭。

奧巴馬政府支持(至少不反對)中國更多地參與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後重建, 否則中國公司很難大規模介人伊拉克的油氣開採業與阿富汗的礦產開發業。這表明,奧巴馬經濟上推行的是對華接觸政策,以便實現總體戰略的「內向收縮」。

內向收縮也與遏制政策不兼容。2016年初, 奧巴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專訪時明確表示,「我們更應該懼怕一個衰弱的、受威脅的中國,而非一個崛起的中國」。

第四,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主要針對的是歐美國家,其中的關鍵點是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鄧小平明確指出,這種關係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性的戰略性的關係。

因此,長期以來,對美外交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毋庸諱言,美國是二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主要設計者與領導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融人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快速發展,與這個體系至少在經濟上是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於是,美國順理成章地對中國實行接觸政策,促使中國進一步融人國際體系。

可見,美國對華戰略是以接觸為主的兩面下注,不宜用「遏制」這一冷戰辭彙來概括。美國前駐華大使茵效儉(Stapleton Roy) 2015年5月初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提到,美國重返亞太不是為了牽制中國,而是為了保持美國在東亞的地位。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普森 (Adam S. Poson)認為,「美國正在積極地與中國接觸,而不是遏制中國的發展」。哈佛大學教授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 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美國開始勢均力敵,兩國形成相互依賴,兩國間的敵意是基於經濟利益的競爭與衝突。

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擁有國,2013年中美貿易額達到5210億美元 中美雙向投資額累計超過1000億美元。

2014年中美貿易額達到3.41萬億元人民幣,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 移動互聯時代的象徵性產品蘋果手機絕大部分在中國組裝, 2014年這一產品在中國的銷量也超過了美國本土。

這裡,看不出美國對中國經濟採取的是「防止蔓延,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味道儘管相信「遏制說」的中國民眾可能不在少數,但是,在中國的美國問題研究學者中,贊成遏制說的人並不多。

王緝思認為,美國還在加強對華接觸以便影響中國的行為,同時有牽制、警惕或者防範,但不是遏制,那是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不適合於現在的中美關係

陶文釗指出,美國對華政策依然是接觸與合作,加上牽制與防範,但不是遏制那是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做法。在美國國內也有人主張遏制中國,但沒有成為政策與主流看法。

牛軍認為,21世紀的中美關係是一種相互依存不斷上升的競爭關係 這主要體現在雙方不斷調整在亞太地區的相對地位。總體上,冷戰後美國對華奉行的是接觸政策/戰略。

這一政策/戰略在柯林頓時期成型,並一直持續到今天。 用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K. Albright )的話來說, 美國實行接觸戰略的目標就是使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認真參與國際事務

而且能按照國際標準辦事的國家,其中包括有關對待本國人民的準則。毋庸諱言,這一戰略的終極目標是「西化」中國,但這也只有通過接觸才能實現。接觸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溝通、合作和引導,而非遏制政策那種步步設防、處處對抗

當然,接觸不是沒有對抗,經濟制裁、政治壓力、戰略威懾都可能成為選擇的手段,所以,約瑟夫·奈才會說:「接觸並不排除採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保護我們的主要國家利益。」

此外,美國也深知武力作為最後手段的價值,其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對日益強大的中國所具有的某種「不確定性」起到防範作用,但與遏制無關。

美國在對華實行接觸政策的同時,也採取一些措施防範中國,從而構成完整的兩面下注戰略。在中國與美國實力相差比較大時,防範的一面不太明顯。而在2009年後,由於中國的實力凸顯,加上南海爭端等原因防範的一面明顯強化

美國在中國周邊調整軍力部署、扶持中國的爭端對手等行為,也是防範的一部分。主要措施有:增加在亞太地區的軍力比重,到2020年60%的軍艦部署在太平洋與印度洋區域

強化第二島鏈的軍事能力, 包括增加人員、裝備、擴建基地等;在第一島鏈強化對盟國與夥伴國的軍事支持,同時強化自己前沿存在的機動性。

4從亞太再平衡到印太再平衡

進人21世紀後,美國陷於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場戰爭相對實力出現了下降趨勢

2008年肇始於華爾街的國際金融危機, 讓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備受打擊而中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綜合國力也隨之增強。這種百年未遇的現象震撼了西方,特別是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使其明顯感受到了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

軍費開支的持續增長與軍事技術的快速發展提升了中國的軍事實力,令美國感到自己在亞洲的軍事優勢受到了挑戰。應對中國因而成為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心之一。

美國採取「防範中國」的戰略, 表現為提出並執行「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 )」政策。這有幾個標誌:2009年7月22日, 美國為參加東亞峰會而加人《東南亞國家友好合作條約》

同日,時任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 ) 在與東盟國家外長會晤前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已重返東南亞地區;2010年1月22日, 希拉里又在位於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作演講時提到:「美國回到亞洲了。我還想強調的是,我們回來是想留下來。」

僅強調亞洲既片面又具有誤導性。為此,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 2010年1月21日在參議院作證時,用的是「重返亞太(return to Asia-Pack )」的表述

並對美國的亞太政策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應奉行接觸原則。轉向與重返的說法不夠嚴密, 人們質疑:長期在亞洲駐紮重兵的美國什麼時候背離或者離開過亞洲?

因此,奧巴馬政府不久就調整了表述,修正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 ) "。亞太再平衡政策出台的標誌有兩個:

2011年10月, 希拉里柯林頓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主張美國轉向亞太;同年11月, 奧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講話中提到美國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具有巨大潛能的亞太地區。不過,奧巴馬政府很快發現僅僅依靠亞太國家已不足以制衡中國

而且,亞太國家傾向於認為制衡中國是美國人的事,它們更希望搭美國的便車而不是自己制衡中國。這可能是太平洋戰區司令塞繆爾·洛克利爾(Samuel J. Lock-lear III) 2013年3月在國會作證時提出「印亞太(Indo-Asia-Pacific )」概念的主要動因。

雖然太平洋戰區司令部新聞官唐納莉(Donnelly)強調,用這個新詞取代亞太一詞不是在排除中國,而是為了彰顯亞太地區除了太平洋還包括印度洋。

但這種解釋說服力不足。更符合邏輯的是,美國提出印亞太這一概念主要是為了拉入印度等南亞國家,以便構建規模更宏大的「印太再平衡」。

即使奉不結盟為外交圭桌的印度不是很配合,也依然能發揮一點作用。大致上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2013年3月已經演化為印太再平衡戰略。

在981鑽井平台事件與中國在南沙的陸域吹填活動後,美國開始公開、多頻次地批評中國(如在2014年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部長對中國的批評),這意味著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從幕後走向前台。

再平衡戰略體現的是盎格魯一撒克遜戰略文化。「實現力量平衡」是盎格魯一撒克遜戰略思維的精髓, 其核心是:扶助弱國一方以實現某一地區的力量平衡防止地區大國進一步「坐大」繼而衝擊自己的安全與利益。

就英國而言,最典型的是實行了幾百年的「大陸平衡政策」支持弱的一方,使得歐洲大陸實現力量平衡;如果已經實現了力量平衡 英國則「袖手旁觀」。這被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倡導者米爾斯海默概括為「離岸平衡手」戰略。

二戰後的美國則把這一戰略當作「區域戰略原則」在歐洲支持西歐對抗蘇聯及其東歐盟國、在中東支持以色列對抗阿拉伯國家、在南亞支持巴基斯坦對抗印度在東亞通過一系列雙邊同盟(美日、美韓、美菲、美泰)對抗社會主義國家(如中蘇同盟、蘇越同盟、中朝同盟)。

現在,則表現為在東海問題上支持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支持東盟聲索國。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2010年1月21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介人亞太事務的原則時

明確提到美國在亞太地區整體上奉行接觸原則,指出奧巴馬政府通過一系列行動重申了與日本、韓國等的同盟關係,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與中國建立了夥伴關係。作為亞太政策主要操盤手的坎貝爾,在這裡強調的是接觸的一面。

遏制政策與接觸不兼容,只有兩面下注戰略才能涵蓋接觸與防範兩個方面。為了防止東亞安全形勢發展到需要動用武力的程度 防範措施就派上了用場,「恢復一個地區的力量平衡」因而成為現實選項。這就是印太再平衡戰略。

美國為推行再平衡戰略,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努力:首先 加大對印度軍售力度,通過大批量出售軍用運輸機,印度成為2013年美國最大的軍售對象。

而長期以來,印度的武器主要來源一直是蘇聯和俄羅斯。其次,奧巴馬成為第一個兩次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在2015年1月底對印度的訪問中,雙方就實施2008年簽署的民用核能協議達成共識,雙方核能合作商談「取得重要突破」。

此外,美印還簽署了《美印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願景》,要求保障航行和飛越自由,尤其是在中國南海。美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保障南海航行與飛躍自由,凸顯了印太再平衡戰略旨在平衡中國。

西方學者也承認,奧巴馬此行有兩國合作對沖中國崛起的考慮。當然,奧巴馬此行還有別的目的,如推進全球減排進程、為巴黎氣候變化峰會做準備等。

總之,奧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從轉向亞洲到重返亞洲再到亞太再平衡最後變為印太再平衡,其目的是:平衡中國的崛起 保持「亞太地區的穩定」,維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領導地位,而不是為了以過去對待蘇聯的方式遏制/圍堵中國。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奉行對西方開放、 融人現有國際體系以發展自己;中國不謀求意識形態擴張; 中國奉行防禦性核政策—最低核威懾政策與不首先使用原則沒有挑戰美國的核優勢地位

中美之間存在大規模的文化與人員交流;雙方一度是准盟友, 現在依然保持大量的軍事與安全合作,包括中國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開放敏感軍事地點供對方參觀等。

5「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外交

近年來,國際國內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外匯儲備過多、境內消費不足等問題巫須解決;西部大開發效果不明顯

西部地區與東部的差距在進一步拉大;周邊國家多數經濟上比中國落後 既希望搭上中國的經濟快車又對中國心存疑慮,因而在安全問題上不同程度地向區域外國家尤其是美國靠攏。為此,中國政府對內提出建設長江經濟帶與京津冀協調發展兩大戰略

對外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下簡稱「陸絲」)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絲」)的「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對內具有「平衡地區發展」「調整經濟結構」「以開放促改革」「維護國家統一」等多重功能,以便將中西部地區建成內陸改革開放新高地。

但「一帶一路」戰略的側重點無疑在對外方面,它是中國政府依據本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與所面對的國際環境而提出的頂層設計,或曰總體對外戰略,旨在推進民族復興進程。「一帶一路」戰略是開放性的,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

中國外交也在做出調整, 從過去30年的「外交為發展經濟服務」轉變為「外交為中國復興服務」。相應地,外交理念將從強調「韜光養晦」轉向強調「有所作為」甚至「奮發有為」。

因此,如何在 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落實「有所作為」與「奮發有為」就成了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 「一帶一路」戰略取得成功的關鍵是處理好「點線面」的關係,其中美國是「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線」歐亞大陸是「面」。

而「海絲」與「陸絲」主要針對中國周邊國家。 從力量對比的角度,中國需要應對的國家可以分為兩類: 比自己強大的國家與比自己弱小的國家。從軍費開支的角度看, 比中國強大的只有美國;從地理位置看,則需要應對周邊國家與非周邊國家。

中國奉行的不結盟外交與美國對中國崛起日趨明顯的防範,這兩個因素共同決定了中美關係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有限,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則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在「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周邊外交的重要性將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在2013年10月周邊外交座談會上,習近平指出,「周邊外交工作,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需要 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使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邁向命運共同體」在習近平講話中一再得到強調。

在2015年3月底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三部委聯合公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這一年因而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第一個全面落實年, 「五通」成為「一帶一路」的代名詞。

從該文件中可以看出,經濟領域既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也是推進與周邊國家合作的重點 一年來這一戰略取得了顯著進展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與絲路基金的成立

重點沿線國家與重點項目的推進(如中巴經濟走廊項目、 東盟國家港口與鐵路項目的落實)。 在文化領域,除了孔子學院建設外,中方倡議召開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加強青少年、民間團體、地方、媒體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庫交流合作網路

讓亞洲人民享受更富內涵的精神生活,讓地區發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為此中國承諾向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每年提供10000個政府獎學金名額。安全與軍事領域雖非「一帶一路」推進的重點,但中國也在努力改善安全氛圍。

繼2014年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和召開亞洲相互合作與信任(CICA,以下簡稱「亞信」)會議後

2015年比較引人注目的是 中俄海軍5月和9月分別在地中海和日本海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9月份中國與馬來西亞在馬六甲海峽及其附近區域舉行代號為「和平友誼一2015」聯合軍事演習(中馬兩軍首次實兵聯合演習)。

在政治領域,中國倡導建立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特徵的新型大國關係。早在20世紀90年代, 這一表述已經出現於中國領導人的話語中

但本屆中國政府在處理對美關係時,將之放在突出的位置。 習近平2012年年初訪問美國時發表的講話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先聲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重大節點。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被當作「一帶一路」戰略的一部分而被強調。

但是,美國官方迄今沒有接受這種說法,針對中方提出的一些原則性主張,美方更看重在具體領域與議題上檢驗中國的主張如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馬丁鄧普西(Martin E. Dempsey)多次強調應深化中美兩軍的軍事交流。

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亞洲事務主管麥艾文(EvanMedeiros) 2014年11月甚至表示美方不參加口號外交。

以美國為重心的新型大國關係容易在其他大國中引發猜忌等非預料效果,而建設「一帶一路」需要眾多國家的合作與配合,應該在這個過程中與許多國家構建新型國家關係。 因此,中國在2014年年底提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底的聯合國總部之行中對新型國際關係的理念做了全面闡述,標誌著這一外交理念已經成為中國推行「一帶一路」過程中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普遍準則。

6中美兩國的競爭與合作

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有扶助亞太國家平衡中國的一面,但同時也有與中國保持接觸以引導中國在現有國際機制內發展的一面。

美國希望中國在這個體系內承擔更多的責任,這與美國希望其亞洲盟國在平衡中國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在邏輯上是一致的—自己的相對實力在下降,又要保持全球領導地位,現實的選擇就是更多地借力。

這也正是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外交和全球戰略調整的目的所在,主要體現為軍事與安全領域從歐洲與中東收縮但強化在東亞的存在。

美國已意識到無法阻擋中國的崛起,只是希望這種崛起在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內和平實現。但作為霸主,美國不會幼稚地認為,沒有必要為此做適當的防備。

在軍事方面,美國的做法是從第一島鏈撤到關島到達爾文島的第二島鏈,並努力彌補這一鏈條的不足。

採取的措施有:強化與菲律賓的軍事關係, 並通過部隊輪換實現了事實上的軍事重返菲律賓; 增加與新加坡的軍事合作,提升樟宜基地的軍事功能並增加使用頻率

增加對 印度尼西亞、越南的軍事援助;試圖構建美日澳印四國戰略同盟以應對中國,包括舉行聯合軍演和在南海進行聯合巡邏。

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目標是維護自己的領導地位、獲取經濟利益、保持同盟體系等,但這些都不屬於保衛本土安全那樣的核心利益。作為需要關注全球的大國

美國不能為了與中國抗衡而在亞太地區投人過多的資金、人力等資源,況且美國本身也需要中國的合作。就中國方面而言,無論是在各個層面改革開放,還是與國際接軌,都是服務於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開始向外擴展。

但是,中國的實力又沒有強大到讓外部世界做出改變來適應自己的程度。在這樣的階段推行「一帶一路」,遇到一些困難與麻煩是很正常的。歷史上崛起國利益擴張的時候,通常是用軍事力量來確保資本輸出

而中國卻是在用和平手段實現這一過程,這也增加了其難度。中國領導人鄭重承諾:中國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把自己經受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這恰恰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受到沿線國家歡迎的原因之所在

中國的睦鄰、安鄰、惠鄰政策使其在推動周邊合作時採用的是開放地區主義(openregionalism ),而不搞封閉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地區秩序。

中國與蘇聯不同:蘇聯建立的是排他性的、 以自己為中心的政治經濟秩序,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努力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成為現有世界秩序的一分子。

而且,即使到了2049年 中國的綜合實力與美國之間依然很可能有巨大的差距因而,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只能在這個體系內進行,難以另起爐灶。

目前,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地區大國,但在某些方面有全球性影響力。中國的力量與影響處於上升期, 中國夢的實現,意味著中國從「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大國」變成「綜合性全球大國」。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旨在推進這一進程。

這一戰略的重點區域是亞歐大陸,尤其是亞歐大陸的中東部。中國也希望在某些功能領域發揮全球性影響,建立亞投行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美國曾經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則使得周邊國家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

不確定性容易導致恐懼,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有疑慮是正常的,中國需要做的是讓其感受到善意、分享到好處,進而願意置身於中國倡議發起的區域合作和全球議程。

這是一大挑戰,但中國處於相對主動的位置,有較大可能實現。處理對美關係則棘手得多。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與現有國際機制的頭號推動者與維護者美國對中國的崛起疑慮重重:

憂慮喪失在全球與亞太的霸權(或日領導)地位、 疑心中國要將之排擠出東亞政治經濟安全體系、擔心被盟國拉人與中國的大規模軍事衝突,等等。

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是歷史難題, 認為二者必然走向戰爭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許多人的信條。 但中美都不希望全面對抗,並為此採取種種預防措施

除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與文化上的頻繁交流外,雙方在軍事領域也簽署了一些協議:2014年簽署「兩個互信機制」, 2015年9月又在兩個互信機制下新增了「軍事危機通報」附件與「空中相遇」附件。

整體上,中美兩國戰略之間並非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那種遏制與反遏制的關係而是一種競爭關係, 或曰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體現為既競爭又共存。

為了防止競爭演化為激烈對抗,雙方又需要進行一些妥協與合作。這可以在兩個方面進行嘗試:

一是在中國周邊的地區性合作、二是某些功能領域的全球性合作一些學者注意到,中美互相需要對方的合作,兩國關係的最高層面也仍然是合作。雙方領導人都強調彼此合作的重要性

如奧巴馬在2013年與習近平的加州莊園會晤中表示, 中美兩國的關係對世界來說很重要,呼籲兩國實現新模式的合作。美國國防部部長亞什·卡特(Ash Carter)在2015年3月的講話中強調,中美關係不是零和,而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

在中國方面, 習近平強調的是:「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願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絲綢之路經濟帶旨在「建設新的開放與合作的經濟發展帶, 把中國和沿線國家用發展這個主線緊密連接起來,構建經濟、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鏈接的新關係,構建基於共同利益的命運共同體」。

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是推動建設「基於海上航行開放自由、 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資源共同開發的新秩序,是合作發展的沿海經濟帶」。

因此,中美兩國戰略之間存在眾多現實和可能的合作,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安全、文化、國際制度等諸多方面,但主要體現在經濟、軍事與安全等領域。

經濟關係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種關係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不大可能出現根本性逆轉,雙邊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可能進一步增加。經濟相互依賴固然會導致國家間的摩擦,但總體上在兩國關係中扮演的是建設性角色。

美國在構建國際機制方面的作用與能力依然無可匹敵。就「一帶一路」戰略而言美國不妨建立與推動一些機制的建設

如參加亞投行與亞太自由貿易協定,促成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與亞投行、絲路基金的合作,在一些國家共同開展項目。中美競爭性共存的典型例子是亞投行。

很難想像,冷戰期的美國會許可自己的同盟國加人蘇聯牽頭成立的國際機制而現在,美國則坐視自己的盟友一個接一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甚至不排除自己未來也加人。對於盟國加人亞投行,美國雖然不高興,但並沒有全力阻止。

而如果涉及軍事同盟關係,美國的反應將迥然不同。如果中韓嘗試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哪怕韓國搞的是「雙頭同盟」,美國也會全力阻止。美國保持全球霸主地位的四大支柱是綜合國力、國際機制、美元國際地位與軍事同盟體系。

美國的經濟總量與國防支出在未來有可能被超過,從而嚴重削弱其綜合國力進而迫使美國在國際機制主導權上做出一定的讓渡。

美元國際地位與軍事同盟體系因而成為美國力保的最後支柱。這兩者在和平狀態下很難被更替,尤其是軍事同盟體系。

中美雙方在安全與軍事方面也有進一步合作的空間,特別是海上安全領域。中國海軍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從近岸防禦 到「近海防禦」轉向現在正處於從「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的轉變階段。

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海軍走向遠海並成為全球海上安全的提供者是必然趨勢現階段,西太平洋是雙方互相調適的重點區域。

中美之間有大量事務需要協調,以避免不必要的爭端與摩擦發生。為此,除了軍官互訪、中國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外,還有許多事情可做。以南海為例雙方可以嘗試劃定彼此行為的「紅線」,避免把對方逼到牆角。

2016年1月31日美國驅逐艦「柯蒂斯威爾伯」號未經批准進人中建島12海里的行為, 已經違犯了中國的法律,也與美國既往在中國沿海12海里內航行時通常經過批准的做法不同。

美國如果繼續採取明確違反中國法律的行動,中國除了強力反應,沒有更好的選擇。「一帶一路」與再平衡兩種戰略之間除了合作的一面,也有競爭的一面。

而在軍事領域,由於軍事同盟的封閉性,還存在對抗性的一面。對於競爭性的一面,雙方不妨坦然承認,並為此制定一些遊戲規則。由於軍事與安全領域的對抗有可能導致雙邊衝突,為此中美雙方應給予特別的關注。

其實,中國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也是雙邊安全合作的一個方面,有助於減少雙邊的互相疑慮。為此,除了現有的朝核問題、伊核問題之外,中美可以嘗試在阿富汗重建、巴以衝突調解、應對「伊斯蘭國」等方面進行進一步的合作。

甚至可以考慮在中日美韓之間開展軍事對話。中日之間正在醞釀的海上危機管理機制或可拓展到包括韓美兩國。 2015年4月22日,175個國家簽署關於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就展示了中美合作的世界意義,是兩國合作的成功範例。

兩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40%兩國達成的兩份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為2015年12月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6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奠定了基礎,兩國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的通力合作則確保了協議的通過。

7結 論

根據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所處國際環境,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便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夢的實現。

作為大戰略,「一帶一路」將引導中國的對外發展,並塑造中國的對外政策,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

總體上看,這一戰略實施的重點在經濟領域,包括公路、鐵路、機場、港口電站、油氣管道等項目建設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產業部門。政治安全領域有亞信機制等,文化上也有擴大留學生規模、互辦文化節等規劃。

機制的構建是開放性的,並沒有把美國排除在外,這與美國力推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 TTIP)等排他性協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國家能力到與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決定了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性質並非遏制中國,而是兩面下注。

這一戰略包括接觸與防範兩個方面。其在2009年前主要表現為接觸的一面 此後開始強調防範的一面,並在2013年發展為涵蓋南亞的印太再平衡。

美國無法為「一帶一路」涉及的地區提供足夠的資金、技術、產品、人員等支持其本國也需要中國的資金,但又不希望喪失(至少是過快地喪失)在這一地區的領導地位與利益,包括經濟利益。

因此,中美雙方存在合作的空間, 以經濟領域為主,同時也存在於安全、政治、文化等領域。

為此,美國可以考慮參加亞投行、亞信、亞太自貿協定等已經或正在成型的機制,但亞洲國家有權利構建不包括美國的地區機制。

美國還可以鼓勵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與亞投行、絲路基金進行更多的合作。

美國的再平衡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之間並非遏制與反遏制的關係,兩國的戰略目標雖然有競爭乃至對抗一面但也存在廣闊的合作的空間(注釋略)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ID:sinoz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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