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探析

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探析[來源：益陽師專學報|發布日期：2013-08-15|瀏覽（84）人次|投稿|收藏]文霞　　鄒容（1885——1905），字威丹，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人。我國早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卓越的宣傳家。他寫的《革命軍》，由於通俗易懂而家喻戶曉，為辛亥革命的輿論宣傳起了重要作用，章太炎稱之為「雷霆之聲」和「義師先聲」，在當時被譽為中國的《人權宣言》。鄒容的《革命軍》一書體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　　「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在那個內憂外患頻仍的年代，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是不可能靜下心來讀書做事的。這種深重的民族危機賦予並塑造了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　　幼時的鄒容非常聰敏，「里人咸有神童之譽」，但他性格狂放不羈，對科舉成名的取仕之道不屑一顧。「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小小年紀，反滿反封建的思想已有萌芽。這種倔強之氣為他以後獻身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鄒魯回憶道：「設容幼即勉為諄謹，吾決其今日必不能成此奇行也。」他在閱讀歷史書籍時，常被鄭成功、張煌言等民族英雄的業績感動。他認真閱讀黃宗羲等人的著作，汲取其民族主義思想的精華。中國歷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和思想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雛形。　　少年時代的鄒容接觸到一些新學書籍和報紙，資產階級改良維新的新思潮深深地影響了他。「容最仰慕譚嗣同，常懸其遺像於座側，自為詩讚之。『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鄒容曾抄錄了改良派主編的《清議報》上的一首詩：「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鄒容吸收了改良派的愛國救亡思想，並在吸收愛國思想的基礎上，接觸和了解了一些改良派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宣傳。　　除了閱讀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作之外，鄒容還閱讀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一些著作。例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以及《法國獨立史》、《美國獨立檄文》等。他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理論，更深入地理解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這樣就為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豐富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容，同時也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特色所在。在留日期間，鄒容結識了許多革命黨人，思想上深受革命派的影響，接受了孫中山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思想和行動上都朝革命派靠攏，真正成為了一個他自己所稱的「革命軍中馬前卒」，而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時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革命軍》一書的出版，代表了他民族主義思想的成熟。「容嘗欲著一書，暴露滿族待漢人慘狀……容目擊時勢阽危，支那人心，又腐敗誰可與言，乃發篋將舊所著續成。」　　鄒容短暫的一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經年。」但是民族主義思想卻貫穿始終，並且有其鮮明的特色。　　一、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以愛國主義思想為基礎，它首先表現為革命救國的思想　　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凝聚的對祖國最深厚的一種情感，在國家和民族最危難的時候往往具有特殊的魅力。鄒容生活於國家和民族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年代，這種旨在愛國救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就很明顯。「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鄒容把革命視作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良藥，認為「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只有革命，才能「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中國——作者）鬱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而現在「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要拯救中國，必須進行革命。他認為中國人思想上有一股「奴隸之根性」，要去除這種「奴隸之根性」，就要進行革命教育。鄒容認識到，「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一塊土，為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死於斯，當共守其勿替。」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最樸素也最崇高的民族土義思想。民族主義是個人對民族國家懷有高度忠誠的心理狀態，愛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基礎，是民族主義的最普遍的一種表達方式。「蓋民族主義之發生，出於人類之自愛心、自衛心，本於天，根於性，而要非可以強致也。使人而不能自愛、自衛，則又何貴其為人類哉！」可見，這種民族主義思想在其他革命黨人身上同樣可以體現，只不過愛國主義的程度有所不同罷了。而鄒容的愛國主義思想是相當激進的。　　二、民族主義同推翻清政府統治結合在一起，在「反清」中得到深化　　鄒容認識到，中國人「內為滿洲人之奴隸，受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刺激，為數重之奴隸，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他把革命原因歸咎於滿族的專制統治，「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他詳細闡述了滿洲貴族在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對士、農、工、商各階層所實行的封建專制統治。首先，他從京官、地方官等官職入手，分析了漢人和滿人之間的差異，「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並且，他看到清政府的官職對於滿人、漢人的要求並不相同。「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在文化上，鄒容痛斥清政府的科舉制度，認為「賊滿人（對中國士人——作者）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汨之，多方賊之」，以至於使中國士子成為「奄奄無生氣之人」；其次，他把農民「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壟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的原因歸結於滿清政府的苛捐雜稅，「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之鬻妻曲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鄒容認為這種皇仁是「盜賊之用心」；然後，他描述了海外華工的慘狀，並且把海外華工的滲狀跟外國工人所享有的權利對比，對於清政府「殺一教士而割地賠款，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的不平等待遇深惡痛絕；而後，他也看到了中外商人的區別。「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為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對於富商的剝削卻是沉重的，「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關」，種類繁多；鄒容還看到了滿清統治者的昏庸腐朽。他痛罵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統治者，認為他們用人民的錢去修築陵園、宮殿，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他得出結論：滿族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同時，他又號召漢族人民團結起來，反抗滿族的封建專制統治。他看到「漢種！漢種！不過為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漢種！漢種！又由滿洲人介紹為歐美各國之奴隸。」他提出要「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滿人」，當時這種「排滿」的思想是非常曾遍的。「蓋異族者，欺之而不為不信，殺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者也。」滿族統治者對內實行專制，對外卻屈膝賣國。身處於滅國滅種的關頭，「欲御外侮，先清內患」。鄒容提出要進行一場革命，「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他呼籲漢族人民不能「享昇平盛世，歌舞河山，優遊於滿洲人之胯下」，不能「為洪承疇，為細崽，為通事，為買辦」，要革命排滿。應該看到，此時的清政府儼然是「洋人的朝廷」，而承受著雙重民族壓迫的中國人民意識到，只有推翻滿人做皇帝的清王朝，才能進而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就包括了「反滿」和「革命」兩個內容，而「排滿」是其首當其衝的目標，蔡元培指出，「此次革命（辛亥革命——作者），實專屬民族問題，於政治上排去滿洲親屬之權力而已」。鄒容，革命首先要「先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要「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要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這種思想來源於愛國激情和種族主義思想，與孫中山的反滿主義思想的來源不同，「孫中山的反滿主義思想來自——至少部分地來自——他的親西方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鄒容的反滿主義思想更為單純，也更容易走向極端。　　三、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結合在一起，提出要建立「中華共和國」，這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特色　　鄒容認為，革命不僅要「救國」和「反滿」，而且要創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他提出，「蓋欲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獨立之權。」他系統論述了「革命獨立之大義」，為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設計了藍圖，也為革命黨人提供了一個革命的目標。他認為應根據中國的性質，參考美國的憲法和自治法律，設立中國自己的憲法和自治法律，並且認為中國應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與其他獨立國相等的一切權力；再針對個人而言，他認為，通過革命教育，「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提出「全國無論男女，皆為國民；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個人有不可奪之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一切利益；每個人的權利得到保護。」他的思想為後來同盟會主旨的創立打下了基礎。「中華共和國」是孫中山所倡導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設想的一種先導。他曾說：「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首先，要反滿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達到破壞的目的；然後，再融合西方資本主義學說中關於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並且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提出了「中華共和國」，達到「建設」的效果。這種思想相對於一般的民族主義思想而言，有所創新和提高。　　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以愛國主義為基本出發點，融合「反滿」及民權、民主等思想，提出要革命救國、革命反滿、建立一個「中華共和國」，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革命軍》中，這本書在當時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可以說是振聾發聵的。它先後被翻印20多次，銷售達100多萬冊，在清末革命書刊的發行量中排在第一位。柳亞子把他的書稱為「搏虎屠龍革命軍」；章太炎曾說：「無掀天揭地之革命軍，則民族主義不伸。民族主義不伸，而欲吾四萬萬同胞，一其耳目，齊其手足，群其心力，以與眈眈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大舞台，吾未聞舉國以從也。」可見，當時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得到很高的評價。吳玉章曾說：「（資產階級革命派——作者）的宣傳給人印象最深的只有兩點：一是反滿；一是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這種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風暴就是這樣鼓動起來的。」孫中山把民族主義視為「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而鄒容的宣傳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並且為革命黨人提供了革命藍圖和目標，鼓舞了革命黨人的信心。鄒魯曾評價鄒容，「夫中國士氣，屢經摧折於歷代專制之主，舉一世胥成柔煦媚諛之風久矣。有強毅豪爽之鄒容出，以為士表。或可救秦、漢以來疲軟之病乎。」　　應該看到，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加上年紀輕，閱歷淺，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還是有一定的局限的。首先，他的《革命軍》只是融合了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學說的一些觀點，加上自己的年輕和熱情，把那些學說和觀點平民化、大眾化，他所創建的「中華共和國」，只是停留在口號階段，沒有具體的實施辦法。應該說，他的《革命軍》在深度方面有所欠缺，不能提出自己的系統的理論。其次，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反滿」問題上走得太遠。他沒有把滿族貴族和滿族人民區分開來，「反滿」很籠統，這樣就陷入了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怪圈。「反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滿族統治者身上，其中摻雜著漢族人民的種族主義情緒，」而董必武在後來是這樣評價當時的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也提民族主義，但是打倒滿清，是漢族的民族主義，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鄒容的民族主義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時代的烙印，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再次，由於過分注重「反滿」，排滿成為反帝、反封、反君主專制主義三位一體的口號，是從反封建到反帝國主義，以推翻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政權來割斷帝國主義的內線，他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比較模糊，沒有堅決地從正面提出反帝鬥爭的任務。　　綜上所述，鄒容的民族主義思想是非常激進的。我們不能對前人做更多的苛求。止如吳玉章評價，「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儘管作了許多政治鼓動，並且做了一些啟蒙工作……（但）未能攻破封建主義的堡壘。」他年輕氣盛，熱情高漲，積極宣傳革命，彼人們稱為「狂飈式的人物」，在當時能鼓舞一大批人投身於革命，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現在也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教育的好材料，給我們提供了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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