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兵臨城下，貨幣戰爭都已打到中國肚子里來了！

人民幣突圍

　　　　本刊記者 楊政文

　　近年來，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的鼓雜訊不絕於耳，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貨幣大戰」彷彿愈演愈烈。

　　2001年8月7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中國的廉價貨幣》，2001年9月6日，《日本經濟新聞》登出《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中國威脅論的升級》。後來，日本政府官員開始在不同場合下力促人民幣升值。

　　於是，人民幣升值—靈活自由的浮動匯率與「中國威脅論」結合在一起。

　　2003年6月和7月，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先後表態，希望人民幣更具有彈性。同年7月，歐洲中央銀行總裁杜伊森貝赫和歐洲委員會主席普羅迪，也加入人民幣升值論的大合唱中。

　　在美、日、歐發達集團的聯合壓力下，人民幣升值壓力驟然緊張。儘管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公布匯率改革方案，人民幣開始對外升值，但此後，中國的升值壓力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愈加沉重。

　　2007年年末，歐盟、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平衡國際貿易為由，繼續對中國施壓，人民幣匯率再起波瀾。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應該採取什麼戰略？圍繞這個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向松祚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接受了本刊記者採訪。

　　狼來了？

　　究竟應該以什麼心態看這個問題？

　　湯敏認為，如果以防禦心態被動看待中外貨幣之戰，發達國家就彷彿大兵壓境，都在圍剿中國，好似「八國聯軍」又來了。

　　湯敏從自己倡導的積極心態去審視人民幣問題：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世界經濟發展正發生巨大的變局，人民幣匯率離不開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

　　「中國現在已經同滿清時期完全不一樣，不是大兵壓境圍剿中國，而是中國的產品打進了全世界。中國與美國、歐洲等一些國家存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貿易順差。相比來看，是它們的經濟在衰退，處於危機之中。中國經濟增長率超過11%。所以，我們現在是強勢，恐慌的是它們。」他從中外經濟對比的角度分析認為。

　　現在，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巨大，處於次債危機和通貨膨脹兩難之中。湯敏覺得，在這種焦頭爛額、進退兩難的困境下，美國和歐洲在內部經濟比較困難的時候，往往會抱怨別國，把希望寄托在外部。

　　從中國自己的角度看，還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熱錢流入、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出現苗頭等。在這種情況下，也很容易將原因歸結為是外國在攻擊中國。

　　「如果大家都抱著這個態度思考、處理問題，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重新回到貿易保護主義和閉關自守的狀態。美國其實在『一戰』和『二戰』期間都經歷過這個過程。」湯敏看待此問題的態度十分開放。

　　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核心的經濟信號。匯率是不同貨幣的價格。一旦匯率扭曲，需要大量政策加以修正。湯敏認為，現在出現的流動性過剩，以及樓市泡沫、股市泡沫，歸根結底都與匯率有關。需要反思一下，長期以來匯率制度的不合理，對中國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

　　升值之辯

　　向松祚也不認為人民幣升值是外國的陰謀，但他的態度是堅決反對人民幣升值。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也是基於其戰略考慮。有人認為我鼓吹陰謀論，我現在要澄清的是，這不是陰謀論。」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都有各自的戰略和策略。很多跡象表明，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力之一，是源於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

　　向松祚分析認為，壓迫人民幣升值，可以削弱中國進軍國際市場的動力，削弱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預期下，許多企業因匯率升值出現經營困難。中國應該妥善應對。這其實和兩個企業的競爭是一樣的道理。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最早認為，人民幣升值是規律。在這個問題上，他與湯敏的觀點相近。

　　1994年，楊帆就判斷出人民幣有升值需要：「這十幾年來，經過無數論戰，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因為當時1∶8.7已經超貶。同時研究發現，中國的實際匯率在上升。」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開始，起點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併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

　　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

　　在楊帆看來，其實人民幣升值已經晚了。至於人民幣為什麼遲遲沒有升值，他的看法是：「主要是因為出口集團利益干擾，出口導向戰略和僵化的政策思維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升值的陰謀不在美國，在中國。中國出口利益集團造成了這個結果。」

　　「1994年以後，這個利益集團不行了，但他們不斷對匯率政策形成干擾。比如1998年繼續鼓吹人民幣貶值，當時我卻是力主人民幣堅挺。那個時候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人民幣和港幣能貶值嗎？」談到這裡，楊帆顯得有些激動。

　　誰為「全球失衡」負責？

　　而向松祚從2005年起就一再表示，當時採取升值的政策是一個歷史性錯誤。因為現在升值幅度還不到10%，許多出口企業已經叫苦不迭。

　　「假若升值超過20%，出口企業之困難絕對無法避免，出口必定下降，失業問題將非常嚴

　　重。誰為中國承擔損失？為什麼要中國承擔所謂調節『全球失衡』的責任？」

　　談到這裡，向松祚顯得憂心忡忡：「升值到一定程度，升值預期必定逆轉，國際投機熱錢必定大規模從中國逃離，人民幣將開始大幅度貶值。中國有可能立刻陷入金融危機、高通脹、低增長，我們就很難再有機會實現持續高速增長。」

　　投資者或投機者真的相信人民幣會持續升值下去？會永遠持有人民幣資產？對這兩個問題，向松祚認為，資本套利或大規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容忽視。

　　向松祚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分析，結論是人民幣根本不應該升值，來自外部的升值壓力必須頂住。就現在中國經濟基本面來說，並不支持人民幣升值，如果硬要強升，升值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掉頭向下。

　　現在中國還沒有實行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向松祚的觀點是，在現階段，從根本上來說，固定匯率是中國最佳的貨幣政策，就不應該允許匯率浮動，否則對經濟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小步慢跑

　　中國對歐洲的順差已經跟美國十分接近。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1至9月，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為1098.5億美元，其中對歐盟順差623.4億美元。湯敏表示：「人民幣升值與否，升值究竟是有利還是不利，實際上更多要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去判斷。不能簡單認為，只要是外國叫我們做的，一定就是不好的。至於升值速度，那是另一回事。」

　　楊帆也認為有個速度問題，升值不能太快。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利益不會帶來壞處，反而有好處。人民幣即使升值到1∶6，都符合經濟規律。

　　楊帆建議，人民幣一年升值一元或者七八毛錢都可以。「今年1∶7，明年1∶6，這個過程如果拉得再慢些更好。到1∶6再堅持一下，不要再升。美國要求儘快升到1∶4或者1∶5，這太過分了。這裡就有陰謀了。」

　　但隨著外國壓力加大，「人民幣估計挺不住，很快會到1∶5。」這是讓楊帆最擔心的。

　　有專家表示，在貨幣問題上硬頂一段時間是可以的，中國現在已經頂了四五年，但如果不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就很危險。

　　所謂大幅度是指多大？專家們並沒有一致意見。

　　反對升值的向松祚比較說：「美國認為至少升值35%；IMF認為要升值到5.5；社科院研究員余永定說採取『試錯』，先大幅度升值一次，不行再來；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說還有20%的空間；還有人說應該升值到4；最突出的是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黃有光，他說應該升值到2。我們到底相信誰呢？僅此一點，說明升值在邏輯上大有問題。」

　　湯敏建議，中國應該採取更靈活的匯率機制，所謂靈活，應該是既能升值也能貶值。一旦中國經濟發生問題，也可以很快貶值。這才是中國需要的匯率機制。假如中國樓市、股市大跌，就可以迅速讓人民幣貶值，在經濟好轉後再升值，從而保住自己的經濟利益。

　　至於中國何時採用完全浮動的匯率政策，湯敏感覺時間不會太長。

　　「或許10年，也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就能實現。但要等到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以後才能實現。開放資本賬戶其實目前已經不斷取得進展。與此同時，匯率制度也要求越來越靈活。只要中國經濟在宏觀上保持平穩，開放資本賬戶問題不大。」

　　楊帆特彆強調：「人民幣在升值期間不能搞自由兌換，誰搞誰就是國家的罪人。」

中國式廣場協議

　　本刊記者 楊政文 　　最近，美國、日本、歐盟紛紛要求人民幣迅速升值，中國面臨的壓力驟然增大。有人將這種情況與當年的「廣場協議」類比。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

　　2007年11月16日，經濟學家郎咸平在上海發表演講，談到「廣場協議」時，郎咸平認為：「當時日本政府簽下了協議之後，就很顯然落入了美國的圈套。道理很簡單，日本政府簽字，說明日幣即將升值。那麼，全世界的國際炒家都會去買日幣，因為他們賭日幣升值。」

　　對此，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有自己的觀點。他說，日本經濟之所以陷入長期蕭條，是由於日元升值太快，同時與升值後日本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有關。

　　比如貨幣政策，日元升值後為了減緩升值壓力，採取了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增發貨幣，從而造成大量熱錢湧入股市和樓市，使經濟泡沫越吹越大。

　　「日本經濟的主要教訓不是日元升值，而是資產泡沫化傾向過於嚴重。」

　　通貨膨脹分為兩種，一是實體經濟通貨膨脹，二是資產通貨膨脹。在增發貨幣過程中，日本政府對通脹問題缺乏認識。表面上看，發行貨幣並未造成實體經濟通貨膨脹，但問題轉移到了資產通脹上。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認為，日本「廣場協議」同中國現在升值的性質不一樣：「日本人自己也說不清楚泡沫經濟究竟是怎麼產生的，他們強調的是貨幣升值預期過快。其中，『廣場協議』起到的作用很壞，因為日元升值是在簽署協議之後。在各國政府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升值預期驟然強烈。『廣場協議』搞垮了日本，使日元升值四倍。」

　　在楊帆看來，日元升值是國家間的直接博弈，不讓日本啟動內需，使其走上泡沫經濟道路，美國和英國是有意這樣做的。「我們現在經常數落說，這是日本脫亞入歐、跟著美國跑的結果。中國是獨立主權國家，不存在這個問題。而日本到現在連獨立主權都沒有，不過是美國的半殖民地。」

　　湯敏分析道，日本沒有考慮到的是，資產型通貨膨脹，同樣也能對一國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而德國在同時期沒有犯日本這樣的錯誤，避免了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的困境。」

　　「日元升值後，日本採取了一些錯誤政策，放鬆住房貸款，採取『雙松』的財政貨幣政策，造成日本經濟長期蕭條。但中國要升值到1∶5，也不過才40%。五年時間升值40%，對中國來說是可以承受的。」楊帆說。

　　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與日本「廣場協議」簽署前很相似。但歸結到人民幣該不該升值的問題，楊帆認為，這是人民幣升值在時間上拖得太慢的結果，導致中國失去主動性。

　　他表示，日本當時是泡沫經濟時代，錢實在沒地方可去，多餘的錢自然跑到股市和樓市上去。這是日本經濟學家自己說的。中國不一樣，因為中國的內需基本沒有啟動。「原來我主張人民幣升得快些，但現在壓力太大，我看還是升得慢些好。如果早點升值，預期也不會這麼強烈。」

　　楊帆分析認為，中國現在正在啟動內需，而當時日本並不具備這個條件，一連串的錯誤下，泡沫破滅造成的巨大危害體現出來。在主權和內需的支持下，中國的經濟泡沫表現形式與日本不盡相同。

　　「即使崩盤又怎麼樣？只要利用好資本市場，那時候中國自己的企業發展起來了，還擔心什麼呢？一般來說，歷史都不會重蹈覆轍。你在這個地方栽跟頭，我不會在同一個地方栽，但有可能在別的地方栽。」楊帆說。

泡沫之患猛於虎

　　本刊記者 楊政文 　　海外熱錢洶湧，國內資產價格虛高。人民幣升值預期，使價格高企的股市和樓市創造了2007年中國資本市場的神話。但繁榮的背後，泡沫威脅卻成為懸在中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人民幣升值預期，造就了中國股市和樓市的兩市繁榮。上證指數從2007年初的2728點，最高沖至6164.04點。截至12月21日，落在5101點，漲幅接近2倍。據中國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調查顯示，2007年11月，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0.5%，創下近兩年房價增幅的新高。

　　被動升值吹大資產泡沫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仲大軍指出，目前美國壓中國人民幣升值，這種做法便是政府對市場投機資金的密切配合。「西方國家的政府與投機資金恰如哼哈二將，默契配合，一個在市場上炒作，一個從政治上施壓，最終目標是獲取中國的財富。中國的人民幣升值晚了，如果早在四年前適當升值，也不至於被外部熱錢炒作。」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認為，在升值過程中會有泡沫經濟問題的出現，股市和房地產都會出現高潮，「中國股市要漲到2013年，到20000點左右都不算泡沫。房地產在一些中等城市至少還有兩三倍的上漲空間。北京若控制得好，七年後恐怕不止再漲一倍。」

　　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採取人民幣堅挺的戰略，外資狙擊中國資本市場的圖謀失敗後，不得不離開中國。2000年，國際資本又開始返回中國。

　　楊帆分析說：「他們看到俄羅斯不行了，而且都知道中國要崛起了。這個時候，美國搞了一個陰謀，或者叫索羅斯陰謀。他們達成北京共識，準備到中國來，先把中國股市打垮，讓股指下跌50%，把牛市打成熊市。」

　　2003年9月中旬，上證綜合指數擊穿900點大關。「這個時候，在我們低估股價、低估國有資產的前提下，他們購入大量中國資產，然後，中國這輪特大牛市開始。」

　　人民幣升值節奏已經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成為資產泡沫危害是否加深的關鍵因素。「加快升值只會讓外資大量進入中國樓市和股市，都漲到天上去，然後崩盤。他賺錢走了，我們完了。這怎麼能行？」

　　如果中國在泡沫問題上認識不足，危險是顯而易見的。湯敏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他舉例說：「比如樓市，事實是大量居民買不起房，少部分人買很多套。如果中央政府不採取打壓政策，奧運期間再漲一倍的可能性太大，這樣的房價能不崩潰嗎？」

　　「樓市上漲的結果是股市上漲，如果股市在12000點甚至15000點再垮掉，會造成什麼後果？對那些有能力購買多套房產的投資者、房地產商，以及那些殺紅了眼的股民來說，他們自然不願意看到目前中央的打壓政策。」

　　「升值預期綜合症」

　　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經濟過程。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向松祚將此概括為「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他認為，這是造成資產價格嚴重泡沫的主要原因。 現在，中國銀行（愛股,行情,資訊）體系的健全，主要依賴於資產價格的走勢。資產價格泡沫一旦破滅，中國金融體系之穩定必將受到嚴重威脅。

　　在資產價格泡沫涌動熱朝中，絕大多數企業參與炒股，「賺快錢」心理扭曲了中國企業決策行為。於是，「市值崇拜」開始影響中國企業家之心理：「老子天下第一」和不切實際的幻想，籠罩在許多人頭上。

　　「熱錢爆炒資產市場，讓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地區差異更加嚴重：中國經濟「拉美化」現象不容忽視。「向松祚警告說。

　　現在，流動性過剩已成為最熱門的經濟辭彙。儘管天天在高呼流動性過剩，創業資金和創新資金卻依然缺乏，中小企業貸款依然困難，甚至更加困難。資金分配兩極分化愈演愈烈。

　　向松祚的觀點十分鮮明：「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問題是，全球投機熱錢太多。對中國來說，需要的是長期投資資金。熱錢大量湧入中國，只會造成經濟極度不穩。」

　　歷史經驗證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熱錢過多將是災難性的。拉美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俄羅斯當年爆發的金融危機，都是非常痛苦的教訓。

　　向松祚警告說，不能再讓熱錢炒作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了。「不信你看看，現在的中國股市，被套牢的不正是中國自己的散戶嗎？」

　　讓泡沫為我所用

　　楊帆認為，現在，中國資產泡沫不算高。只是漲得快了點。

　　對目前流動性過剩的判斷，楊帆表示自己聽不懂。他認為，中國經濟沒有過熱，也不存在流動性過剩。中國要用錢的地方很多，有多少錢進來都不怕。現在主要是中國的機制不好，市場容不下這麼多錢。這叫相對過剩，而從絕對量上看，不存在過剩的問題。中國在扶貧、環保和技術升級等方面都需要錢。由於市場容納不下，外國資本來了便去做股票、房地產。

　　他建議，中國要利用這一輪大牛市，通過上市公司和印花稅，把錢集中到該做的領域。當然，這個過程應該順勢而為。

　　「股市可以漲快點，樓市慢一點。中國應該加快上市步伐，讓一些好的公司上市，從而將虛擬價值真正轉化成物質生產力，或者馬克思所稱的使用價值。現在馬上要上創業板，大量企業都要上，把社保基金做平準基金，就是有泡沫也不怕。利用好了這個泡沫，股市從1000點漲到10000點，甚至15000點都沒有什麼問題。」 楊帆分析說。

　　美國成功利用股市發展新經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即使崩盤，也只是企業股價下跌，但企業強大了。「個人買股票賠錢那是活該，誰讓你買的？」楊帆笑著說，「這樣，我們可以讓投資人，包括外國人來埋這個單，讓他們去承擔風險。」

金融開放懸疑

　　本刊記者 楊政文

　　2007年12月13日，中美兩國在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後發布的一份聯合情況說明中表示，雙方就在金融服務業領域加強合作達成協議。

　　按照協議，在政策評估結論的基礎上，中國銀監會屆時將就外資持股比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依據相關審慎性規定，中方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公司以及銀行發行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允許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公司債券，允許符合條件的外資法人銀行發行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債券。

　　早在一年前的2006年12月11日，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從事人民幣業務的地域和客戶限制，就已被全部取消。

　　一年來，外資行在中國境內的業務發展迅猛：17家外資銀行申請轉製成為法人銀行，全面經營人民幣業務；除重點布局一線城市外，外資行還將戰線延長到了二、三線城市和農村市場。

　　涉及到金融問題，人民幣升值和中國金融開放成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核心內容。

　　把握節奏

　　金融市場的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關專家認為應當把握好節奏。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向松祚指出，從原則上說，開放金融市場沒有問題。但中國在開放金融市場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徵和國際政治現實。

　　近年來，以人民幣升值為借口，迫使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成為美國一大戰略。但過多重視和依賴金融對外開放，中國卻忽視了金融對內放開和國內金融體系的完善。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認為，在開放金融市場方面，沒有必要受制於美國，「既然中國承認要升值，美國也不能漫天要價。在這個問題上，我不主張受制於美國的壓力。美國有很多地方需要中國，它在伊拉克已經死了10000多人，在中東抽不出身來。我們怕它做什麼呢？」

　　經濟競爭是一個相當殘酷的過程，誰佔據了產業鏈高端，誰就能獲得超額利潤。向松祚設想：假如中國銀行（愛股,行情,資訊）體系都被外國資本控制，那麼它將進一步控制中國的產業發展，將所有產業的高端利潤全部拿走，從某種意義上說還能控制政治走向，使中國永遠淪為別國的打工仔。

　　他的看法是，開放金融市場並不意味著什麼都開放，必須慎重研究相關步驟和開放程度，並配套相應監管措施。

　　只有佔據了產業鏈高端，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向松祚解釋說：「在這個過程中，開放金融市場應當十分慎重。中國當前必須做的是，管理好熱錢的同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吸引產業投資，而不是急於開放資本市場。」

　　對等開放

　　現在，QDII和QFII成為股市的熱門話題。國外也有聲音說，市場開放是相互的，中國人能到國外投資股市，海外投資者也可以進中國市場。

　　「但是，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有能力投資國外股市？」向松祚對此不以為然。

　　中國股市規模、監管水平和流動量，根本無法與國外相比。隨便國外一個基金到中國股市炒作一下，就能弄得天翻地覆。華爾街和倫敦股市規模來看，國際資金大量炒作危害不大。因為在這樣成熟的市場，這些國家有嚴格的監管措施。

　　美國的銀行在中國都設立了分支機構或法人機構。按照對等原則，中國的銀行也應該去美國設立分支機構和法人機構。以中國銀行機構資本充足率不合格為借口，阻止中國金融機構進駐美國，這個標準具有很強的主觀性。

　　向松祚對此感到困惑：「中國的銀行機構使用的是國家信用，這是最好的信用水準了。為什麼不讓中國進入美國金融市場呢？花旗銀行也是一個私人銀行，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沒有義務救它。但中國銀行的大股東是國家，所以以信用為借口是站不住腳的。」

　　美國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十分嚴格，連招商銀行（愛股,行情,資訊）到美國設立辦事處，都成為一大新聞。美國有議員甚至對此向政府提出強烈批評意見。

　　專家普遍認為，同金融企業一樣，中國自己的企業應該優先讓中國的資本進入。因此，在最近的銀行上市熱朝中，讓外資銀行入股的思路遭到廣泛質疑。

　　對內優先

　　對此，向松祚就表示不理解。他覺得，中國企業能不能強大，靠的是自己，引入摩根士丹利、高盛這樣的國際投行投資工商銀行（愛股,行情,資訊），本身就是「洋奴」思維。靠他們這點兒股份，並不能真正改善公司結構。「難道引入內資就不能改善治理？沒有國外大資本入股就做不起來嗎？」

　　美國一直敦促中國加大銀行業開放力度，但對自己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卻實施嚴格管制。對招行、工行、建行等中資銀行開設美國分支機構的申請，美國目前只放行了招行一家。

　　向松祚強調，中國不反對國外資本入股中國銀行機構，但起碼要建立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尤其是銀行業的開放，由於涉及到經濟信息和金融安全，慎重應該是第一位的。過度放開金融市場，可能會導致中國金融被外資控盤。

　　向松祚還做了一個類比：「反過來說，如果中國人控制了花旗銀行，會是什麼概念？它可以左右美國的經濟發展，甚至政治格局。所以，產業命脈必須最終控制在中國人手上。包括金融在內。中國產業發展對內放開，一定要優先於對外開放。」

　　多層次參與

　　中共「十七大」結束後，中國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保持了穩定。而美國2008年大選，下一任總統目前還不知道是誰。楊帆從當前美國選舉形勢的角度分析說，小布希下台，民主黨肯定要上來，美國對外戰略會出現大調整。

　　至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他感覺有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味：「利益沒這麼交換的！儘管在台灣問題上，中國要取得美國的支持，但主權問題不可以用來交換。歷年來，中國對美國讓步太多，這是事實。」

　　作家王小波的《百姓、洋人、官》一書中，用一個循環論描述中國歷史上的怪圈：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對此，楊帆直言道：「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有點兒外國勢力也有好處，可以制約當官的。」

　　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政府官員不能對國家利益隨便讓步。「中國可以不受限制，但也不能亂讓。官怕洋人，又不受監督，讓步過多，其中還可能有腐敗私利或者利益集團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向美國學習，加強對話的民主化和公開化步伐。美國現在還經常指責中國不民主，實際上，中國真要民主的話，那就不得了了。像我這樣的人在議會就是鷹派議員，一點利益都不會讓給美國。」楊帆的語氣十分強硬。

　　楊帆認為，像中美戰略對話這樣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大事，應該在各個階層普遍展開討論。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是讓哪項不讓哪項的問題。

經濟質量：貨幣之戰的背後

　　本刊記者 楊政文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儘管現在全球虛擬經濟已經是實體經濟的數倍，但貨幣之戰的背後，仍是實體經濟的較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優化制度安排，力促中國企業升級換代，是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虛擬經濟就是錢錢交換，或者說錢生錢。人們到銀行存款，到股市和債市購買乃至炒買炒賣股票和國債、購買保險等行為，以及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互相之間、中央銀行與國家財政與金融機構之間、上市公司與股市股民之間發生的資金往來行為，本身都是虛擬經濟行為。

　　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單獨存在。從根本上說，貨幣金融「大戰」的背後，是國家實體經濟之間的較量。前有堵截，後有追兵。人民幣升值如同一柄雙刃劍，可以促進中國企業更新換代，提升產業競爭力，但如果過程處理不好，企業也會在短期內被迅速衝垮。

　　本刊記者就此問題採訪了部分經濟界人士。

　　《財經文摘》：主張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理由是，中國貨幣已經處於強勢，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向松祚(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一個國家的貨幣競爭力、金融競爭力，其背後一定是強大的產業競爭力。而強大的產業競爭力，又來自於科研、教育，乃至基本的制度安排。

　　美國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金融力量，原因是背後有強大的產業、科技和軍事競爭力。而競爭力能夠得到保障，還在於背後的民主制度安排，對私有經濟的保護。這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來無數美國人艱苦奮鬥的結果。

　　現在美國處於弱勢周期。但如果從歷史角度看，人民幣是不是已經成為真正的強勢貨幣？還很難說。我個人認為，現在人民幣還遠未成為強勢貨幣，理由很簡單，進行冷靜的客觀分析就可以發現，中國的產業競爭力不用說與美、歐和日本這些發達國家去比，在某些方面連韓國都不如。

　　從《財富》500強企業排名可以發現，這個排名不是按市值，而是根據銷售收入。中國完全通過市場競爭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根本擠不進500強。相反，日本則有70多家，美國接近200家。

　　經過30年改革開放，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實力有了飛速提高。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大刀闊斧的改革，建立了初具制度架構的市場經濟體制，加上中國人相當勤奮。這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中國貿易順差巨大，中國產品從量上看，在全世界已經居於第一。但仍處於產業鏈的低端。 中國固然有自己的優勢，比如國家大，人口多，但產業競爭力與其地位是不相稱的。在這種格局下，人民幣怎麼可能成為全球的強勢貨幣？

　　《財經文摘》：這就是說，在金融競爭的背後，真實經濟乃至制度安排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向松祚：貨幣反應的是真實經濟的實力和國家經濟的長期預期，談到貨幣和匯率問題的時候，不能忘記真實經濟，不能就貨幣談貨幣。

　　美元之所以能成為全球主導性貨幣，是有基礎的。二戰結束後，美國工業產出佔全球四分之三，黃金儲備也相應佔全球的四分之三。戰後其他國家恢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美國。一個國家經濟弱但貨幣強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

　　此外，美國政權十分穩定。200多年來，除了一次內戰，美國的政局與別國相比具有穩定優勢，被人們稱為安全天堂。

　　回到中國現實。我們也相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政局也能長期穩定。但這尚需要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執政的不到60年里，發生的動蕩也不少了。

　　投資的核心在於信心，而一旦發生動蕩，投資信心將受重創。只有投資者對一個國家長期穩定繁榮具備信心，貨幣才有公信力，資產和貨幣才有長期持有的價值。

　　中國是一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按照官方數據，中國尚有60%多的人口還在農村，即便將進城打工的農民考慮在內，農業人口所佔比例還是十分龐大的。

　　在「二戰」前，美國農業人口就已經降到10%以下，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農業人口連2%都不到，都已經發展成為徹底的工業化國家。

　　《財經文摘》：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有人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是該地區在國家金融體系十分脆弱、企業競爭力還沒有跟進的條件下，貿然放開金融市場管理所致。中國應從中汲取什麼教訓？

　　湯敏(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從東亞的發展經驗看，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地區，它們都經歷過長期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過程。但在關鍵時候，它們能很快將這些產業轉移出去。像台灣和香港，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大陸和越南，主動適應產業升級換代這一過程。

　　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對工業進行轉型，印度、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國等亞洲國家就會迎頭趕上。前有堵截後有追兵，這才是中國面臨的危機。

　　現在從總體上看，中國發展已經超過了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亞洲國家。儘管中國的企業也在進行自我升級換代，但缺乏系統性，政府缺乏較強的政策引導。比如稅收、環保、金融等一系列政策，都缺乏主動性，政府意識還有待加強。

　　不從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角度去談改善人民生活，堅持匯率不動或小動，都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本。

　　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幾乎都在本幣升值和企業競爭力的關係問題上栽過大跟頭，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爆發過嚴重金融危機。中國應該從別國汲取教訓，要有過人之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否則出問題是遲早的事。

　　《財經文摘》：如何把握人民幣升值與產業升級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關係？

　　湯敏：現在，我們將大量精力用在如何「反圍剿」上，而對幫助企業升級換代卻缺乏足夠的重視。

　　匯率必定是要調整的，但應該有一個過程，讓企業留有時間進行產品的升級換代。

　　現在，大家都在抱怨農民工工資收入不高，原因就在於，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還能賺錢，沒有提高產品質量、升級換代的動力，工人難以創造更多使用價值，工資也就得不到提高。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人民幣升值不能太快。要給企業留出時間進行技術升級。給企業五到七年的時間，在升值過程中讓企業在升值壓力下改變戰略，提高技術。這不是在一兩年里就能完成的。

廣場協議導演驚天逆轉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向松柞 　　1985年9月22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五國集團簽署《廣場協議》，宣稱：「我們要求其他主要貨幣相對美元持續有序升值。」

　　《廣場協議》主要是要求日元持續升值。協議簽署的第二天，美聯儲就進入外匯市場購買日元、拋售美元，直接促使日元升值。《廣場協議》簽署之後一年內，日元升值幅度超過20%，並從此進入幾乎是單邊持續升值的軌道。

　　《廣場協議》最重大的特徵有二：其一、它首次以多國國際協議方式，要求和迫使日元升值，這是史無前例的；其二、日元從此進入一個長期的單邊升值軌道，直到1995年，單邊升值趨勢才有所改變。

　　有的中國學者竟然認為日本之所以出現泡沫經濟，是因為當時日元升值速度和幅度不夠，說明這些學者完全罔顧基本事實。他們從此錯誤邏輯出發，主張人民幣快速大幅度升值就是錯上加錯。

　　升值噩夢

　　美國「鞭打日本」的貿易和匯率政策，讓日本經濟高速增長趨勢很快逆轉。

　　《廣場協議》所導致的「日元長期持續升值預期綜合症」，首先表現為日本驚人的泡沫經濟和隨後的泡沫破滅，它給日本銀行體系、金融市場、消費投資以近乎毀滅性的打擊；其次表現為日本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完全失效，沒有任何能力來刺激日本經濟復甦。最終結果是日本整體經濟實力慘遭沉重打擊，美國和日本經濟之相對實力出現驚天大逆轉。

　　與美國的差距迅速擴大

　　儘管日元升值因素讓日本以美元計算的賬面GDP不斷放大，最高時達到美國GDP的71%(日元升值最高峰時的1995年，日本GDP達到52600億美元，美國GDP是73970億美元，日本GDP是美國GDP的71%)，然而，日元升值所導致的超級泡沫和隨後的持續衰退，卻讓日本經濟一落千丈。

　　到2006年，日本GDP只有43790億美元，美國GDP卻直線攀升到13195億美元，日本GDP只相當於美國的33%，遠遠低於1980年的38%。美國和日本相對經濟實力的逆轉是現代歷史的重大事件。

　　金融擴張能力遭重創

　　日元升值所導致的泡沫經濟，讓日本銀行和金融企業一夜之間成了全球金融的超級明星。日本金融機構從名不見經傳，一躍成為國際金融界的風雲霸主。上世紀80年代末，全球十大商業銀行，皆是日本銀行。

　　當時，日本銀行實力強大，強大到足以讓許多人擔心日本銀行不僅控制美國金融，而且控制世界的金融命脈。與此同時，日本投資銀行迅速崛起，其國際擴張速度甚至超過商業銀行。

　　眾所周知，投資銀行歷來為華爾街和倫敦所壟斷，沒有外人插手的餘地。但是，以野村、大和、日興和山一為代表的日本投行，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急速崛起於倫敦和華爾街。

　　然而，泡沫破滅幾乎一夜之間將日本銀行和金融體系毀滅殆盡。今天的全球商業銀行，已經很難看到日本商業銀行再現輝煌；今天全球的投資銀行，已經幾乎看不見日本投資銀行的影子！ 日本銀行和金融行業的趨勢逆轉，比其GDP的趨勢逆轉還要驚人。

　　企業稱霸世界的夢想破滅

　　上世紀70到80年代早期，日本許多企業咄咄逼人，在許多行業領先世界乃至獨佔鰲頭。

　　然而，「日本第一」終難成為現實，許多日本原有的優勢產業已經被美國甚至韓國超過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日元升值後，日本人持有日元現金和存款、等待匯率升值所獲得的收益，遠大於投資所獲得的預期收益。直接後果就是日本國內投資產業的熱情和國內消費的意願急劇減退，大量資金湧入證券、房地產等投機性高和流動性高的市場。

　　此外，匯率升值，尤其是匯率動蕩不安，嚴重擾亂了企業的投資決策，增加了企業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從而進一步降低了企業進行長期實質產業投資的熱情。

　　企業利潤大幅度下降

　　美國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的主要理由，是降低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然而，日元從360日元＝1美元，最高升值到80日元＝1美元，美國的貿易逆差沒有什麼改變，倒是日本企業的利潤被大幅度降低。

　　日元夢想被徹底粉碎。

　　隨時粉碎日元成為國際貨幣或區域主導貨幣的任何努力，乃是美國金融貨幣外交始終堅持的基本策略。迫使日元持續升值、讓日元匯率動蕩不寧，實乃削弱日元國際地位之基本手段。

　　日本向世界各國大量輸出資本，自然希望提升日元的國際影響力。美國始終不允許日本佔據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由日本牽頭負責處理亞洲金融危機，話音未落就被美國斷聲喝住。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日元之國際地位、日本資本市場之國際影響力，卻與「老二」的地位完全不相稱。

　　為了深刻理解日元長期升值預期究竟如何導致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和蕭條，還必須清楚闡釋日元長期升值預期如何改變了日本經濟運行的內在機制。

　　升值預期改變資產價格預期

　　日元長期單邊升值預期，首先改變了國內資產價格預期，誘發國內信貸資金和國際投機資金紛紛進入資產市場炒作。此乃貨幣升值預期容易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的一般規律。美國1926年－1929年的泡沫經濟如是，日本1986年－1990年的泡沫經濟如是，2005年至今的中國資產泡沫亦如是。其他類似的歷史故事不勝枚舉。

　　信貸過度投放，系統風險上升

　　有兩股力量共同促成信貸市場的極度寬鬆。一是國內投資者預期資產價格大幅度上漲，千方百計獲取信貸資金以參與投機買賣；資產市場的預期高回報，同樣誘使許多企業放棄長期實質投資，加入到短期投機行列。

　　股市和房地產價格上漲增大資產價值，將價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產作為抵押物，反過來又可以獲得更大的信貸資金。

　　整個日本經濟金融體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瘋狂鏈條：資產價格泡沫－企業和個人資產急劇放大－大量信貸投放進一步促進資產價格暴漲－更多的信貸投放。一旦泡沫破滅，瘋狂鏈條就迅速逆轉：企業和個人無力償債和破產－銀行資不抵債和壞賬累累－銀行收縮信貸進一步迫使企業和個人經營困難和破產－銀行體系資不抵債和壞帳更加嚴重。

　　二是國際投機熱錢大規模進入日本國內市場，加劇了上述泡沫的形成和破滅過程。

　　貨幣政策完全受制於匯率波動

　　《廣場協議》觸發日元單邊大幅度升值預期，日本中央銀行很快發現：自己的貨幣政策陷入兩難困境。

　　一方面，日本中央銀行不希望日元升值太快，經常到外匯市場買入美元賣出日元。此項操作卻加劇了日本國內流動性的寬鬆局面，進一步刺激了投機炒作。

　　另一方面，日本中央銀行希望提高利率，抑制投機熱潮。然而，只要升值預期繼續存在，提高利率只會加劇升值預期。

　　到了泡沫經濟中後期，日本中央銀行既擔心泡沫愈演愈烈，又害怕「戳破」泡沫，完全陷入無所適從、左右危難之困境。「日元先生」神田英姿對此有非常詳盡而且痛苦的回憶。

　　升值預期長期存在

　　歷史上，許多國家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立刻出現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觸發匯率急劇貶值。日本恰好相反：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元長期升值預期依然繼續存在。這是需要認真解釋的奇特現象。

　　初步解釋是：其一，日本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實現了資本帳戶自由兌換，大規模資本外逃的動機幾乎不存在；其二、泡沫經濟之破滅，讓日本企業和個人之資產負債狀況急劇惡化，對外投資能力大幅度下降，將日元兌換美元以便對外投資的規模相應下降。IMF和日本中央銀行的統計數據清楚表明：1994年之後，日本對外投資速度顯著放緩；其三、美國針對日本的貿易爭端始終存在，市場總是預期美國政府將持續要求日元升值。此乃「日元長期升值預期綜合症」最基本的特徵。

　　財政貨幣政策失效

　　為了刺激陷入持續蕭條的經濟，日本政府自然想到「凱恩斯式」的財政赤字政策。

　　財政赤字所累積的日本國債總額逐年大幅度攀升：1991年國債總額佔GDP58%，1999年，該比例超過100%。日本成為主要工業國家裡，國債總額佔GDP比例最高的國家。

　　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元升值預期和壓力繼續存在，讓日本深深陷入「低利率流動性陷阱」難以自拔，貨幣政策也完全失去了刺激經濟的基本功能。

　　1994年－1995年，日本中央銀行試圖刺激嚴重衰退的經濟，將短期利率降低到2%以下；1996年降低到0.5%；1999年，更宣布史無前例的、著名的「零利率政策」。

　　日本中央銀行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手段來刺激經濟了。與此同時，日本商業銀行之新增貸款長期疲弱，增長速度遠遠低於1%。

　　回到金融問題，要不要發展，要不要創新，要不要注意對方的陰謀。要我說，一個都不能少。

　　(本文根據本刊記者採訪錄音整理而成。採訪人：馮淑娟、楊政文，錄音整理：楊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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