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書架 | 張豐：沈從文的眼淚

07-30

他當然妥協過，寫過自我反省、批判的學習材料，但是我認為，沈從文堅守了一個人的最基本的底線：他沒有揭發過什麼人，也沒有對誰下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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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眼淚》

文/張豐

張新穎先生的新著《沈從文的後半生》一改海派學者才氣逼人的敘述風格，甚至刻意避免摻雜自己的看法，而是努力讓材料說話，這樣，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真實的沈從文，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分析作家在文革中境遇的樣本。

沈從文生命的最後階段（1983—1988），很容易流淚。聽到收音機中播放二胡曲，他獨自坐在藤椅上垂淚，曲子奏完，他才說：「怎麼會……拉得那麼好……」淚水又湧出。表侄黃永玉搞到一張碑文拓片，拿給沈從文看，上面是沈從文在1921年寫的字，那時他才19歲。他注視了好一會兒，靜靜地哭了。一個雜誌社幾個人來訪，沈從文說起自己在文革中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來訪中有一位女孩子，擁著老人的肩膀說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沈從文抱著這位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今天，我們可以下結論說，沈從文是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最出色的小說家。那些文革後還活著的作家，沒有人寫過那麼好的小說，恐怕也沒有人流下那麼多淚水。在他的墓碑的背面，是張充和的撰書：「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以他的天真和敏感，在文革中如何生存？事實上，依據周圍人的記載，在文革中他至少流過三次淚，和晚年的老淚橫流相比，這三次流淚更讓人震撼，也更意味深長。

【一】

第一次被發現流淚是在1968年。這一年的12月，思想宣傳隊進駐沈從文工作的歷史博物館。全館人員都集中到館裡睡地鋪，沈從文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劃歸牛鬼蛇神的「牛棚」。副館長陳喬回憶這個時期的生活：「我跟沈從文都住進牛棚里，一個屋子住好幾個人，先是審查批鬥，每個人掛一個黑牌子，彎腰低頭。然後學毛選，參加勞動，搞衛生。他在那種境地中還總想讀一點書，考慮他的編著計劃。我勸他注意休息，他說，『不讀書，生活沒樂趣，活得無意義。』……沈先生也在會上表態，情緒不是很正常，有時候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帶了一個註明單位、地址的卡片。」（208頁）

文革中，即使是最艱難的時刻，沈從文都沒有考慮過自殺，因為他早已自殺過了。1949年2月28日，他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劃傷，又喝了一些煤油。多虧妻子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發現及時，他被送到了醫院。他的自殺來自於自己的內心危機，也來自於時代的壓力。從自身來說，他寫不出自己滿意的小說了，而他又感覺到，在新的時代自己必將會陷入孤立。對於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他有一種敏銳的嗅覺。1948年初，他寫了篇短文《中國往何處去》，結論明確而悲愴：「這種對峙內戰結束，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集權』！」沈從文不懂政治，也很少接觸理論，他這種感受是不折不扣的直覺。相比之下，1951年，陳夢家讀到奧威爾的新書《1984》，感嘆「1984的時代就要來了」，雖然及時，卻仍比沈從文慢了半步。

沈從文從精神崩潰中恢復，迎來了新生，和這個國家的「新生」倒是步調一致。但他的感受卻並不好，1951年，他感嘆，「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悴，很離奇。」很多人都感受到欣欣向榮想大幹一番的時候，他卻感受到了個人與國家的矛盾。儘管心中有一二十個故事，寫出來肯定是很精彩的，甚至可以契訶夫一較高下，但是在他決定解放（自殺）的那一刻，也許他就下定了決心，再也不寫小說了。他知道，出路在於「到群里去」，但是他卻始終做不到這一點。

可以說，在50年代初，沈從文就預感到了文革的氛圍。在《人民文學》雜誌社工作的張兆和鼓勵他多寫新社會，或者寫一些散文，她舉的寫作榜樣是劉白羽；兒子回來，也認為老爸的小說似乎是過時了，為什麼不能像趙樹理那樣寫作呢？這時，沈從文的心一定是悲涼的。1968年沈從文的「哭鼻子」，是為自己而哭。在50年代就打定主意只搞文物研究，哪怕是在外行的領導下，哪怕很長時間的工作只是當一名文物講解員，哪怕完全放棄了自我，這仍然不能過關。

很長時間以來，中文系的文學教育都把現代文學切割為1949年前和1949年後，儘管是在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前者仍光輝燦爛，各種革命和探索，而對後者則諱莫如深，在垃圾中找金子，對現代作家的「後半生」幾乎不著一言。整整一代人的後半生，在文學史中成為空白。儘管對整個時代定性是非常容易也是非常清楚的，但後人不能簡單把罪責歸於時代。1949—1976年，具體到某一位知識分子，其表現如何，出賣過誰，又被誰傷害過？這方面的研究似乎仍處於起步階段。如果《沈從文的後半生》所徵引的材料不僅是準確的，而且是完備的，那麼我們可以把這作為沈從文的文革答卷。

儘管張新穎沒有在書中對這份答卷做出評判，作為讀者，我們卻可以大膽為沈先生評一下分數。他當然妥協過，寫過自我反省、批判的學習材料，但是我認為，沈從文堅守了一個人的最基本的底線：他沒有揭發過什麼人，也沒有對誰下過黑手。他比普通人要勇敢一些，在巴金處於很不妙的地步時，巴金的妻子蕭姍也重病住院，沈從文冒著風險寫信去慰問，讓巴金感動而且慚愧。也許正是因為他自殺過一次，和陳夢家、傅雷、老舍這樣的自殺者相比，他更能接受時代環境下作家的命運，能夠活下去。作為一個作家，他早早放棄了寫小說的打算，後來他寫過一篇《老同志》，想在滿足時代需要和保持自我風格之間做一點平衡，但是失敗了。從此，他沒有在文學上做過迎合時代的努力，所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沒有什麼太荒唐丟人的作品，作為小說家，他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在1949年就死了。1949年後的沈從文，是作為文物（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者而存在的，作為一個學者，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是偉大的：儘管環境艱難而屈辱，卻仍百折不撓搞研究，他沒有放棄過，也沒有用當時的意識形態來指導過自己。

【二】

沈從文的第二次淚水給了愛情。由於張充和等人後來在書中的提及，他的這次哭泣儘管更私密，卻更為人所知。

1969年11月，沈從文即將被下放到幹校勞動。家裡一下子亂到不能再亂，張充和來看他，不明白為什麼亂到無處下腳，他說：「我就要下放啦！現在理東西。」張充和要走的時候沈從文叫住了他，「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進口袋裡，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216頁）

這是我讀過的所有和文革相關的故事中最動人的片段。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傳奇。在上海中國公學，年輕的教員沈從文愛上了學生張兆和、堪與宋氏三姐妹相媲美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張兆和跑到校長鬍適那裡去告狀，胡適卻語重心長地說，這人很好啊，未來會是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當然，這只是漫長故事的開始。對沈從文來說，張兆和就是女神，不折不扣的守護者。他需要一個高於自己的對象，用來愛，用來傾訴。每當兩人分開，沈從文獨自旅行，他總能寫出最動人的情書。早期，他在信中使用各種稱呼，三三，三姐……而後來，他則一直稱她為「小媽媽」。沈從文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給妻子張兆和的，「三姐，我對不起你」，在小十多歲的張兆和面前，他一直是一位孩子。

沈從文吸溜吸溜哭起來，那時他肯定想起了在蘇州，張兆和終於開始接受他的那些時光。沒有張兆和，早期的沈從文不會寫出那麼多好的小說，沒有張兆和，晚期的沈從文肯定活不下去。但是站在今天，我並不需要講述這段愛情在文革中的感人片段，我想說的是相反的東西：在愛情和親情中，其實藏有非常可怕的東西。在文革那樣的時代，它甚至可以成為壓迫的一部分。

如果對比1949年後的中國和蘇聯時期的俄國知識分子，我們會發現，同樣是面對思想改造、流放（事實上蘇聯作家面臨的環境也許更可怕，因為有更多的直接槍斃），中國作家或知識分子的表現，遠遠沒有蘇聯同行剛烈和具有反抗性。（有關蘇聯作家的反抗，去年出版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中文版可見一斑）中國作家也有很多自殺的，也有很多成為暴政的幫凶的，但是卻缺少堅韌的反抗者。除了兩國文化傳統不同之外，家庭觀念的差異是否也是一個因素？

1956年8月，沈從文到青島療養，到了這個在30年代初自己曾待過的地方，他忽然就來了靈感，剛去沒幾天就完成了一個短篇，卻被張兆和潑了冷水。「這文章我的意思暫時不拿出去。雖然說，文藝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寫重大題材，但專以反對玩撲克為題寫小說，實未免小題大做；何況撲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運動中，發表這個作品，我覺得也是要考慮考慮。」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反右」，已經如火如荼，張兆和的謹慎並非沒有道理。1961年，沈從文又到青島休養，張兆和抽空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這一次是鼓勵，「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在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方面的鼓勵，安排創作條件，老是為王瑤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這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對時代的認識，張兆和似乎比沈從文要正確得多，她鼓勵他創作，並不是要按照他本人的心愿，而是要按照時代和黨的要求進行創作。1961年，這樣做似乎是安全的，但時間並不長，沈從文還沒反應過來，更嚴酷的現實就來了，尤其是文革開始後，任何形式的寫作，似乎都是危險的。1970年，沈從文在湖北幹校寫起古體詩來。張兆和、兒子沈龍朱等親友都擔心沈從文寫詩可能帶來意外的災難，沈從文考慮過後決定接受他們的勸告。

親友的關心當然都是發自內心，在那個時代，沒有這些關心人是否能活下去都會成問題。尤其是考慮到文革中，夫妻之間互相揭發、劃清界限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張兆和對沈從文的告誡和提醒，不僅正當而且感人。但是我們仍不禁感嘆，體制的威力要真正施加到個人身上，家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較強，對作家來說，考慮作為整體的家庭的利益，似乎是應該的，而在那個時代，要趨利避害，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似乎是不二之選。作為個體的作家，面對抽象意義的權力或者現實的危險，也許並不會缺乏反抗的勇氣，但是要考慮到家庭的利益，做出讓步就是很自然的。1974年，沈從文下定決心，要把關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書寫出來，張兆和擔心沈從文沒有止境的熱心攬事，反倒可能會招惹是非和禍害。這一次，兩個人鬧起了矛盾，沈從文給張兆和寫了一封萬言長信，開頭就說：「你的話，不是不對，是『語重心長』，值得銘刻於心上。可是主要還是近於怕事、自保，求在社會大變動中，不受意外衝擊。」幸運的是，這一次沈從文沒有聽張兆和的。

【三】

沈從文的哭泣，一把鼻涕一把淚，往往像孩子一樣。但是，面對文革中最大的傷害，他卻只是「紅了眼睛」。

1975年2月的一天，沈從文在館裡看到范曾正在畫商鞅的歷史人物畫。范曾所畫的商鞅，腰間別著一把亮亮的刀，沈從文當即指出錯誤：秦時沒有這樣的刀呀，也不能這樣上朝議事。沒想到范曾惱羞成怒，指著沈從文的額頭說：「你過了時，早沒有了發言權，這事我負責。」

范曾當時不過是沈從文的助手。當時在場的另一個助手王亞蓉記得，「先生氣得面紅耳赤，我攙扶他的手覺得他在發抖」。黃能馥、陳娟娟夫婦回憶，沈從文走了一小時的路到他們家，氣得眼睛紅紅的，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沈從文一生受的委屈很多，被王瑤看低，被郭沫若批判，到後來被丁玲嘲弄，對他都算可以忍受，唯有這一次，張新穎用了「傷害」作為標題。

沈從文對范曾有知遇之恩。1962年，范曾在中央美院畫完畢業作品《文姬歸漢》，送給郭沫若看獲得賞識，但是系主任卻「勃然大怒」，給他扣上了一頂「個人主義」的帽子。沈從文對他很欣賞，設法把他弄到歷史博物館來上班，甚至表示自己願意掏錢給他發工資。但是在文革開始後，歷史博物館裡貼出批判沈從文的大字報，最給力也是最狠毒的，竟然就是范曾寫的，「寫了幾十張，列舉了幾百條嚴重錯誤」。范曾的大字報讓沈從文格外痛苦，而在文革後期又當面指責沈從文「過時」，這次沈從文感受到的卻是憤怒，而不是委屈。所以他並沒有流下眼淚，而是給范曾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但這仍只是私人通信而已，並沒有在工作中向他發難，後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范曾仍是具名者之一。

相同的故事還發生在陳夢家身上。陳夢家的學生兼助手李學勤，當時也不過是學術研究剛起步而已，卻也寫文批判他。最後陳夢家自殺，是否和李的批判有關，也許永遠不會有確切的答案了。何偉在《甲骨文》中，有一段寫他去清華大學採訪李學勤，直接提出了這個問題。按何偉的說法，李學勤為自己當初的行為感到後悔，他說他寫那些批判言論的時候，才不過24歲，那時候他太年輕，很難拒絕身邊的壓力。

范曾和李學勤的行為，相信並不是文革中的個案。對沈從文和陳夢家這一代人來說，同代人的批判他們並不會太在意，因為打筆仗已久，彼此知根知底，反駁起來也會很有章法。而身邊後生的攻擊才是致命的，後生可畏——他們代表著新政權的未來，把前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在正常社會，這種學術上的「弒父」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一代新人換舊人，只有批判的繼承，學術才能進步。但是在文革那樣特殊的年代，這種「弒父」很多時候都會變成真的殺人。當學術批判和運動結合在一起，和「揭發罪行」結合在一起，它就成了殺人的利器。今天，很多人感到痛心的是文革作為一個民族的苦難，並沒有得到徹底的反省。但是想一想如今范曾和李學勤們的地位，他們正是各行各業的經營，把持著話語權，真正的反省又如何可能？

不斷深化的文革，是對人性的不斷圍捕。沈從文的墓志銘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讀《沈從文的後半生》，確實可以理解沈先生，並從而理解那時被困的人性。如果照這樣的思路，中國知識分子史中，可以寫的「後半生」還有很多。

圖書信息：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

作者: 張新穎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4-6

頁數: 392

定價: 59.00

裝幀: 精裝

ISBN: 9787549554010

關於作者：

張豐，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讀書人，媒體人，現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