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西方文化之源——從老虎與規則說起

呂乃基

近日，因一起意外的悲劇引出關於規則與老虎的熱議。規則，究竟是怎麼養成的？為何東西方的規則意識有如此大的差異（不是差距）？本文從西方文化的源泉說起。

梁漱溟曾論及人的三大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際關係，以及人己關係。相應於這三大關係就有三大博弈：人與自然博弈，與他人博弈，以及與自身博弈。與他人博弈可以理解，本來是博弈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與自然博弈，即把自然作為博弈的對手，研究自然會怎樣出牌，並據此出自己的牌；與自身博弈，包括從圖騰崇拜到所謂戰勝自我。將博弈論擴展到人的三大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看問題的視野，由此可能得出有價值的觀點。

人類的任何活動都可以概括為這三大博弈，同時，三大博弈彼此間不可分割。與自然博弈，從狩獵採集，一直到現代的上天入地，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人和人的博弈，以及涉及到人的慾望、意志和能力等，也就是與自己博弈。但在某個時期必然以三大博弈的其中之一為主。例如，希臘——西方文化的源頭，即以人與自然的博弈為主；差不多同期的中國和印度，分別以人際博弈和人己博弈為主。在原初時分以三大博弈中的何者為主，在相當程度上「鎖定」了一個文化的走向。

一、與自然界的博弈

首先與自然界博弈，從三大博弈中最簡單者開始，這是西方文化的源泉。

先分析這場博弈中的一方，自然界。

相對於另兩項博弈，與自然界的博弈具有以下基本特徵：自然界足夠久遠，可以對博弈的另一方奉陪到底。在同樣的語境下，只要與之博弈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出同一張牌，那麼自然界不會變招，也總是出同一張牌。這一點在博弈論中就是「重複博弈」和「有限博弈」。重複博弈，不僅在於時間，而且在於空間。自然界不僅足夠久遠，而且足夠龐大，可以和不同的博弈者博弈，只要這些博弈者出一樣的牌，那麼自然界亦然，或者說，自然界對所有的博弈者一視同仁。與他人的博弈，情況就不一樣了。若是第一輪輸了，第二輪難道還會是原樣嗎？多半會變招，「打一槍換個地方」，是為「一次性博弈」；甚至「無招勝有招」，這就是「無限博弈」。既然如此，於是就只能「兵不厭詐」。或許正是對「人心叵測」的無奈，於是只能要求「和為貴」，「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異」。至於各不相同的「小異」，只能要求「中庸」，不要走極端即可。若是對方又換了一個人，同樣的博弈內容，結果可能面目全非。至於與自身博弈，其一，難的是「認識你自己」。這是刻在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的三句箴言之一，歷來被認為是世上最難之事。「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己」（尼采）。其二，江山易易本性難改。其三，心無二用，難以區分博弈的雙方。只是在金庸的小說中看到雙手互搏的周伯通。因而，在三大博弈中最簡單的無疑是與自然界的博弈，之所以「簡單」，是因為「重複」和「有限」。

即使同樣與自然界博弈，也有難易之分。西方人找的是最容易的對手：丈量土地和槓桿，也就是對手的「招數」幾乎最少，可重複性最高，只要寥寥數招，便可洞悉對手的伎倆。相比較而言，如果面對的對手是動植物，其招數雖遜於人，也複雜到難以勝數。除了通常所知的李約瑟悖論外，李約瑟還有這樣一個假設：如果科學起源於中國的話，那麼一開始就不是力學，可能是電磁學。從博弈論的角度看，這種可能性幾乎等同於零。

再考察博弈的另一方，人的博弈策略。

可以在認識和實踐兩個層面理解人與自然界的博弈。在認識層面，與自然界的博弈中人類手中的牌包括科學、倫理、藝術和哲學。科學「測度」作為博弈對手的自然界在「想」些什麼，要是人類這麼做，自然會做出什麼反應，等等。倫理的影響在兩個方面，其一，排除科研中的不端行為，鼓勵正當競爭和創新，設立優先權和各種獎項，旨在為與自然博弈的人的一側確立遊戲規則，激勵參與者，以及保障在這一側與自然界一樣「重複」和「有限」。其二，要求或者征服自然，或者善待自然；是以人類為中心（還有強弱之分），還是自然為中心，或者人與自然雙中心。倫理取向會影響人在與自然博弈中的心態進而科學研究的視野。因而在一般情況下，倫理學主要不是直接指向認識也就是科研過程，而是在實踐即技術與工程的環節發揮影響，是把握了自然界的博弈策略後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反思和訴求。藝術研究自然在審美上給人的啟示和感悟，這固然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但不涉及二者的博弈。哲學在整體上思考自然，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若是沒有科學技術，這種思考就難以深入，甚至會陷入謬誤。當然，藝術雖不直接涉及人與自然的博弈，但審美會給人以啟迪；哲學在人與自然博弈中的價值更是不可否認。雖然如此，直接坐在棋局前研讀對手，面對特定時機下自然界的特定部分和過程，思量著該出什麼牌的是科學，而不是藝術和哲學。

在科學與自然的博弈中，首先在於剝奪對方的無限策略，不能把主體一方的情感如「目的」之類以及種種「神跡」加諸於對方，否則就無法揭示和理解自然的策略。在近代之初，達·芬奇就排除目的論，認識到自然中存在必然性，是力學關係或數學上的比例。培根贊同德謨克利特的觀點，後者認為事件的原因是「不受終極因任何干擾的物質必然性」，終極因在其「不斷侵襲和進犯物理因領域的過程中則推翻一切，弄壞一切」。培根明確指出：「這種原因（指終極因或目的因）顯然只是和人的本性有關係，和宇宙的本性是沒有關係的。」「除了涉及人的行動的那些之外，並不能推進科學而只足以破壞科學。」[1]

在科學的眾多「策略」中，最重要的可以說是實驗。達·芬奇認為，「經驗是一切可靠性之父」，而實驗則是知識的「確實性之母」。他認識到，只有通過實驗才能把偶然的、附加的東西與本質的、基本的東西相區分。「要把這種試驗進行許多次，使得某種偶然情況不至於攪擾或歪曲這個證據。」伽利略意識到，通過實驗，研究者彷彿向自然提出他所感興趣的問題，並得到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他還覺察到實驗的檢驗作用，他說：「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單獨的實驗或與此相反的論證，都足以推翻這些理由以及許多其他可能的論據。」

實驗的要義是限定博弈的對象，圈出邊界，畫地為牢，以及控制條件：純化、簡化，排除博弈外因素的干擾，加上在特定方向上予以強化等等，重要的是可重複。實驗方法在於限定博弈對手及其所作所為，排除研究對象之外因素的干擾，只要己方在新的回合出同樣的牌，若是發現對方也（在相當程度上）出在上一回合出過的牌，於是也就揭示了對手的一個策略。達·芬奇發現，「同樣的結果總是產生於同樣的原因。如果原因消除了，結果也就不可能產生」[2]。在不便實驗的場合，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有思維實驗，例如去除空氣阻力、摩擦等因素，使問題簡化甚至理想化，從伽利略到愛因斯坦，科學家大多精於此道。實驗方法，使得科學家在面對自然時超越囚徒困境的一次博弈，使人與自然之間成為重複博弈，以及發現對方在嚴格的實驗條件下應用有限的策略，並且發現這樣的策略。正是在此意義上，有人認為，中國古代之所以科學沒有進步，就是因為缺少至關重要的實驗環節。

自然界一旦在這樣的博弈中「供出了」它的策略，就必須得到尊重，也就是己方的下一步策略只能建立在此基礎上。

不僅如此，己方還可以在已掌握的自然界的策略的基礎上於一定範圍內有所變招，試探對手的應變，進而有所預期再予以重複，看看對方的應變是否在意料之中。由並不充分的現象甚至蛛絲馬跡提出假說。假說在科學之策略中的重要性不亞於實驗，然後再由假說設計實驗，「算準」自然界對手在新的情況下會出什麼牌，再修改假說和實驗方案。科學的進步，在於實驗和假說之間反覆的比較。正是在如此逐步推進中的反覆比較，使這場人與自然的博弈，由重複博弈成為演進博弈。就這樣，由簡到繁，一步一個腳印，自然界的策略便漸漸被己方所掌握。

趙鼎新在論述戰爭催生歐洲現代化時認為，博弈規則必須穩定而且博弈鏈很長，或者說必須讓輸方或旁觀者能夠總結經驗，然後與贏方在同一規則下繼續博弈[3]。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可能發生重複乃至演進博弈。人與自然的博弈正是這樣的博弈。

在實踐層面，與自然界博弈一方的主力無疑是技術（包括工程）,還可以加上巫術之類，在二者之間還有鍊金術等。巫術中或許包含有尚未發現的科學成分，但一般而論，大多基於臆測，是人的一廂情願。一方面每次作法所面對的自然並不確定，另一方面巫師自己的狀態難以重複，在巫師與常人之間也沒有溝通的渠道。因而，巫術是不確定的巫師個人與不確定的自然之間一次性和無限策略的博弈。至於日常生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特別在原始社會參與了與自然的博弈，但由於對象的不確定和主體的不經意並往往缺乏相應的知識，一般處於次要甚至邊緣的地位，在科技發達的現代更是如此。

雖然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技術，以及有輝煌的成就，如中國四大發明、都江堰、萬里長城等，但大多基於難以重複和積累的經驗，難以共享和傳承。唯有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博弈的聯姻，在科學自身是以假說為核心的認識與作為人類實踐活動之一的實驗相結合，更重要的是科學和技術的結合，方能在與自然的博弈中步步為營，有所前進。作為實踐活動，如果說實驗的功能主要在發現和驗證，那麼技術的功能不僅在此，而且在於發明和創造。技術的進步促進生產力發展，在增強經濟實力之時，也為科學提供了越來越先進的儀器設備，從而使人類作為博弈的一方在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都日益強大，在與自然的博弈中贏得一場又一場的勝利。此外，中國還有大量的技術附加了太多的文化色彩，掩蓋乃至於淹沒了實用功能，而「文化色彩」在彼此間基本上沒有可比性，因此也削弱了技術在與自然的博弈中的作用。

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理性的機巧」。就技術而言，「理性的機巧」即人把自然界當作工具,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動中實現了自己的目的[4]。 「那作為支配機械和化學過程的力量的主觀目的，在這些過程里讓客觀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揚棄，而它卻超脫其自身於它們之外，但同時又保存其自身於它們之內。這就是理性的機巧」。「…一方面讓事物按照它們自己的本性，彼此相互影響，相互削弱，而它自己並不直接干預其過程，但同時卻正好實現了它自己的目的。」「人的理性的狡計使他能用其他自然事物抵禦自然力量，讓這些事物去承受那些力量的磋磨，在這些事物背後維護和保存自己」 [5]。在博弈論看來，在與自然界的博弈中，人類似乎在不斷「勸降」對方陣營的力量，壯大己方的實力。

正是認識的演進和實踐的演進，以及二者的結合，人類從與最簡單的對手——丈量土地和槓桿——博弈開始，一步一個腳印，與越來越難以對付，也就是重複性越來越小，而策略越來越多的對手——電磁運動、化學運動，乃至生命運動博弈；以及從面對局部、當下和限定的博弈方入手，愈益與全局、處於過程中且沒有限定的對手博弈。

在博弈論眼中,人類歷史的「生存博弈」如同囚徒困境,通過重複博弈實現了對囚徒困境超越，通過演進博弈實現對重複博弈的超越[6]。這樣的重複和演進就在於人與自然的博弈，其主力便是科學和技術。正是在這樣的博弈中，西方社會漸次實現現代化。

在與自然的博弈中，足可以與科學技術為伍的還要提及體育。

體育，被認為是人類社會中最公平的競爭，之所以「最公平」，就在於除了棋牌類外，在所有的運動中，自然界總是博弈的一方。體育，不外乎兩種博弈，其一是人與自然的直接博弈，如更快、更強、更高，其典型就是作為各項運動共同基礎的田徑運動。其二是人際的博弈，主要是各種球類，在比賽雙方的背後依然存在一個無言的對各方一視同仁的參與者：自然。其一來自人的外部，如時間與空間、萬有引力、摩擦力、阻力等；其二，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

希臘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時期，既誕生了作為科學源頭的歐幾里德幾何與阿基米德力學，同時也成為奧林匹克運動的發祥地；這並不是巧合。有趣的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精神「更快、更強、更高，」這一點正與IT領域的摩爾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理念不謀而合，從而也印證了體育與科技在與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以往的體育只是單純依賴體能的提升，現在已經越來越得到科技的支撐，也就是科技與體育聯手與自然博弈。

此處還可以順便提及中國古代的「武功」，有點兒像是體育和技藝的雜交。華山論劍，就其在參賽者之間的博弈所制定的規則而言，大概可以與奧林匹克運動相提並論。然而在與自然的博弈中，武功修為每每來自機緣或秘籍，難以為他人企及，「功夫」則「精進」至匪夷所思的地步，違背自然規律之怪異武功俯拾皆是，自己一不小心還會走火入魔。因而難以重複，更不能演進。

正如前述倫理對科學技術的影響，倫理也會影響體育，例如黑哨和作弊等，因而要求公平公正，限定人的博弈策略，由此方可「重複」和「演進」。至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就根本不是博弈了。

趙鼎新認為發生在西歐近代的戰爭催生現代化，這一命題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只是在於戰爭與體育的相似性，即在爭戰雙方的背後有不在場的在場者：自然，因而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具有了重複和演進博弈的意義，從而為各方積累經驗和有所進展提供了可能。而「一定程度」，其一，戰爭帶來的破壞。其二，戰爭未必帶來人在與自然博弈中的進展，中國數千年所用的冷兵器就是明證，即使有進展也是極其緩慢，多半同樣要靠機緣，如莫名的「玄鐵」之類。其三，戰爭夾雜了太多的人為因素，由此導致彼此間博弈的無限策略，因而降低了自然作為幕後參與者的地位。回過頭來再看看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無數戰爭，把人的計謀發揮到極致，從孫子到諸葛，乃至成為神。與神博弈，還會有勝算嗎？由此可見，對博弈方的約束，使其只能應用有限策略，這一點對於博弈的重複和演進，也就是文明得以演進的極端重要性。因而，如果說戰爭催生現代化，那麼也只是「催生」而已，主角只能是科學，還有技術。

二、對博弈方的形塑

與自然界博弈的這種重複、策略有限，以及演進的博弈方式極其重要，正是這樣的博弈方式，於文明之初和日後的歲月中對於塑造西方人尤其是科學家的性格上起到了重大影響，進而從一個方面鎖定了西方文化的進程。

首先，形成天人分離的觀念。固然，很難說是有了天人分離的觀念而開展與自然的博弈，還是因與自然的博弈而開啟天人分離的觀念；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與自然的博弈，尤其是與其中最簡單部分的博弈，造就並促進了西方人天人分離的觀念。作為博弈對手，自然的行為與主體的好惡無關，這一點給科學家留下深刻印象。1616年，伽利略在羅馬法庭上規定了作為一名科學家必須遵循的準則：「從事實驗科學的教授們並無力量可以隨意更改他們的見解以及左右搖擺。影響一位數學家或物理學家與去影響一位律師或商人有著極大的不同。可以認為有關契約、合同、票證或商業的見解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但不能以同樣的力量去更改關於自然與天體事項的實驗結論。」伽利略以第一性和第二性進一步劃清主客體的關係。在人際博弈中就不是這樣，可以夾帶著太多的情感、權力和利益因素，因而難以分清敵我。始於與自然博弈的西方文化進而形成客觀看待世界的特質：由客觀的看待自然，到客觀的看待他人，以及客觀的看待自己，乃至冷靜地承認人是機器或猿。

其次，形成所謂「以意欲向前」的精神。梁漱溟把世界文化劃分為三大並存不悖的文化系統，即中國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中國文化「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則「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這就是梁漱溟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說，分別代表了西、中、印三民族對待事物的三種態度：西方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前述阿基米德的名言就表達了這種強烈的「意欲」；中國隨遇而安[1]，不求奮鬥；以及印度不去想辦法解決，而是想取消問題和要求[7]。

從博弈鏈的角度，結合梁漱溟所論及的人的三大關係，就很容易解釋「文化三路向」說。不難發現，西方文化「向前」的「意欲」，正是源於前述對於自然的「演進博弈」。早在公元前三世紀，阿基米德即聲稱：「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中國文化的「調和持中」出於人際博弈中利益糾葛和難分高下，只能要求各方隨遇而安。印度文化在人與自身的博弈中，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根本精神，以求得內心的寧靜和滿足。（本文主要分析西方文化，中國和印度文化在本文中不作詳論，只是以資對比）。源於西方的科學技術在與自然的博弈中，由簡到繁，一路高歌猛進，從而信心滿滿，「意欲向前」。進而把這樣的精神用於徵服，征服自然，乃至世界。

「意欲向前」之所以成為現實，還在於在人與自然的博弈中所形成的非嵌入編碼知識[8]。非嵌入編碼知識的特點是與特定的對象無關，與對象所處語境無關，以及與特定主體無關，以清晰的邏輯表達，可以由人或無生命的載體承載，因而可以積累和共享。於是，知識經由非嵌入編碼知識與隱性知識——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公共和私人知識——的互動而得到增長和更新。與之形成對比的中國和印度，在與人和與己的博弈中主要只能形成隱性知識和部分嵌入編碼知識，難以交流和共享，因而也就較少增長和更新。

自古希臘起，西方人即視求知為生命，知識至上。據說，歐幾里德的一個學生曾問及，「學習幾何有什麼用處？」，歐幾里德的回答是，「給他5分錢，讓他滾！」歐里庇德斯的名言是，那些獲得了科學知識的人是有福的，他們既不追求平民的煩惱，也不急急忙忙參與不公正的事業，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恆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樣形成，以及在什麼時候，為什麼形成的……[9]。總之，求真，好奇，為科學而科學等等，就是這種心理的寫照。

由此可見，「意欲向前」，不僅旨在外部世界，而且在於自身，主要體現於懷疑和創新。科學在懷疑中前進，懷疑是為了創新。在此意義上，西方文化的要義是求異，反思，不斷自我更新。相對而言，中國文化則在於求同，為了共同的目標；為此，需要穩定和收斂，一方的中庸和另一方的包容。西方人以為中國強大了便會對外有所圖，恐怕是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底蘊，實在是多慮了。

由與自然博弈而意欲向前，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西方文化史就是西方人在與自然的博弈過程中的「自舉」過程。

第三，規則意識。規則，就是對博弈行為做出的具體規定，可以清晰編碼或者模糊，甚至是「潛規則」。後者不是抽象的理性標準，而是在特定人群和特定場合的博弈中漸次約定俗成，各方心領神會。規則可以由博弈者各方共同制定，也可以由博弈者授權的第三方制定，或者由博弈者和第三方共同制定。此處的要義是，其一，得到所有各方的認同，其二，各方之間的平權，其三，第三方超越所有各方；目的是保證博弈的公平。規則的普遍適用和穩定有效同樣重要，這將有助於博弈者在勝負或得失中汲取經驗教訓和知識的積累，理性的育成，信用的培育，從而減少社會運行的成本，最終有助於人性的凝練、積澱和提升。局部和臨時的規則在特定場合固然需要，但若是總是「個案處理」或「下不為例」，也就是一次博弈，就可能導致囚徒困境，造成人際間的失信、背叛和人性的墮落。

在人與自然的博弈中，自然實際上一身而二任，既作為博弈的一方，又是規則的制定者。不論博弈的另一方也就是人願意與否，在確定的情況下，自然界總是按「既定」方式出牌。正是在與自然之間普遍和重複的博弈中，經歷了成功與失敗的反覆磨練，尤其是在演進博弈中獲得了確定的進步，使得西方人逐步接受和培育了規則意識，並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一意識推廣到人際的博弈中。「科學技術是社會秩序的高效製造者。每當科學家和工程師就觀察、解釋、表述或者理論達成共識的時候，他們都是在建立秩序」[10]。顯然，在一開始就以人際博弈為主的中國，由於博弈各方間充斥著一次博弈和無限策略，同時，政府作為制定規則的第三方，往往直接參与博弈，因而規則意識淡漠，守規則反而一再被淘汰出局，而善於「變通」者往往獲利，從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規則得不到執行，只能寄希望於倫理道德規範，接受「和而不同」。由於沒有對博弈方策略的嚴格限定，各方隨心所欲的「無招」，實際上難以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

客觀和規則意識二者的結合構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根本特點：理性。客觀，在於尊重事實，尊重規律；規則意識則涉及主體的思與行。對事實和規律的尊重培育了規則意識，而只有遵守規則，也就是執行有限策略，方可能展開重複和演進博弈。理性又可區分為認識過程的科學理性，以及實踐領域的技術理性。科學理性和技術理性分別由認識和實踐上使得「向前」的「意欲」成為現實；反過來說，正是這樣「向前」的「意欲」，成為一種價值判斷或價值理性，引導科學理性和技術理性，並為之提供動機。

有必要指出，在演進博弈推進到生命科學等領域，「可重複」的含義未必限於實驗，更重要的是新的知識是否被整合到知識體系之中。成果一旦發表，已經成為公共知識，成為歷史。在知識之樹上每片新葉長出來的過程中，形狀不確定，甚至可能被觀察者一定程度上賦形，但長出後，在現實中看到的（已經是歷史的）知識的葉子，卻是非常清楚的固定形狀（網友）。生命科學領域，既要求實驗可重複，更多的在於新知識能否融入知識體系，為相關領域接受並提供支撐。因而在「演進博弈」的更複雜的領域，除了規則，倫理必然介入。

第四，民主意識。其一，自然界提供足夠多且來者不拒的博弈「選手」，人與自然之間的博弈鏈足夠乃至無限長。對於所有與之博弈的人，無論民族和國家，不計古往今來，一視同仁，無親疏好惡之分（一些研究者可能因擁有某地所特有的對象如地質和生物的「近水樓台」之便，進而實行封閉甚至壟斷，從而獲「先得月」之利），只要以同樣的規則與之博弈，自然界便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其二，在這樣的競技場上，勝負只有一個標準：是否揭示了新的事實和規律，也就是自然的博弈策略。其間沒有並排除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干預。當自然界以同一種狀態面對芸芸眾生之時，芸芸眾生彼此之間也就只能是同一種狀態，那就是平權，繼而由與自然博弈中的平權，延伸到人際博弈中的平權，這正是民主的要義。若是一方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另一方只能苟延殘喘；當一方退出競爭，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對手，博弈實際上到此為止。而博弈的停止，也就意味著演進的停止。美國NBA每年選秀弱隊有優先權，即在於使博弈各方大致均衡，從而使比賽得以持續和進步。

默頓由科學活動總結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默頓規範，實際上正是在人與自然的博弈中對人的一方，對其中的特殊成員也就是科學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約。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巴爾贊把「一個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學家」奉為「資產階級美德的楷模」[11]。

無疑，以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為源泉，也給西方文化帶來一系列問題，如還原、非此即彼，以及生態危機等等，筆者將在另外場合討論。

從博弈論的視角考察西方文化的源泉，這是一種嘗試，由此也會帶來視角上的缺陷。其一，西方文化的源泉不僅在於人與自然的博弈，商品經濟的意義至少同樣重要。其二，西方文化只是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並非全然不顧相對獨立的人際和人己關係，也就是說並非全然由人與自然的關係來推出人際和人己關係。例如有人把西方文化的淵源稱為「兩希文明」，意為兼有希臘和希伯來的遺存，其中後者即主要關乎人己關係。其三，西方文化的重複博弈和有限策略主要用於其內部，當西方文化面對其他與之不同類的文化時，往往從利益而不是原則出發，以及顯示出多重價值標準；也就是轉變為一次博弈和無限策略。

回過頭來看老虎傷人的慘劇，根本原因是漠視甚至無視規則，在漠視、無視的背後，則是千年的傳統文化。

[1]中國並非沒有「向前」的「意欲」，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處說的是主流。印度亦然。

[1]葛力．十六到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6，46

[2]索科洛夫．文藝復興時期哲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61

[3]趙鼎新，戰爭催生歐洲現代化？《南方周末》2008-10-09

[4]周澤之，黑格爾的自然觀與可持續發展[J]《江淮論壇》2008年第02期

[5]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版，第394頁；黑格爾：《自然哲學》1980年，第7頁。黑格爾引文轉引自之乙，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6/4513.shtml2009-5-20

[6]黃華偉，社會歷史的博弈論解讀[J]，《湘潭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530-2010012107.htm

[7]盧艷霄、張叢林，梁漱溟「中國社會結構特殊論"及其現代價值[J]，廣西社會科學，2008，4

[8]呂乃基，論非嵌入編碼知識[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1

[9]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陳恆六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7

[10]西斯蒙多，許為民譯，科學技術學導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165

[11]雅克·巴爾贊，林華譯．從黎明到衰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