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都城 以及召公

陪都制，是西周對歷史的開創性貢獻。陪都制的發明者，

不是別人，正是伐紂興周的周武王

姬發。

剛剛建立不久的西周，面臨東西分裂的危險。周公旦奉成王命營建洛邑（今洛陽）

，稱為成

周，意即

「

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

」

。它與鎬京（今西安西）並立，兩都始成。東西並存，互想

協調，各有側重，整個王朝的統治大大加強了。

一都，猶如心臟，傷則斃命；兩都猶如肺葉，呼吸對應，始終保有活力和抵抗力。若傷一，

則另一可代之，續延國詐。兩都制，則是和諧、穩定的保證。

自西周至隋唐兩千多年，以長安和洛陽為首都的政治格局始終未變。

隋唐以後，

中國的首都雖然東遷、南遷、

北遷，

但以兩京製為核心的陪都制始終是國家統治

的根本所在。

今天，

依然困擾我們的東西部發展平衡和穩定問題，

周武王在三千多年前就已遇到並找到了

極好的解決答案。

《史記

·

周本紀》載，武王滅商後，返回鎬京（今西安西）

。卻絲毫沒有陶

醉於勝利的喜悅，

反而憂心如焚，

寢食不安。

為何？武王征九牧之君，

登豳

（今陝西彬縣東）

之阜，以望商邑。原來，他重回周的勃興之地豳懷古，嘆先輩創業之艱，不能不憂患遠在東

方的商邑（即商朝的舊地）

。那裡剛剛被征服，尚有不少

「

殷頑

」

伺機而動，很不安定。尤其

讓武王不放心的是

「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

」

，雖有弟管叔鮮、蔡叔度監視，

但如此廣大的殷

舊地不穩定，是他最大的一塊心病。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

「

曷為不

寐？

」

王曰：

「

告女：維天不食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

乃今有成。

維天建殷，

其譽名民三百六十夫，

不顯亦不賓，

滅以至今。

我未定天保，

何暇寐！

」

讓武王睡不著覺的，

已不再是殷商的暴政，

因為天亡紂王，

周興商滅正是天意的顯明。

現在，

最讓武王憂患的是，

「

未定天保

」

！

何為

「

天保

」

？

王曰：

「

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

明。

自洛汭延於伊汭，

居易毋固，

其有夏之居。

我南望三塗，

北望岳鄙，

顧詹有河，

粵詹洛、

伊，毋遠天室。

」

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原來，武王心中的

「

天保

」

是

「

定我西土

」

和

「

營周居

於洛邑

」

。

「

西土

」

早定，它是周的根本所在，有鎬京鎮定，自不必慮。只是東方的伊水洛水

一帶是

「

有夏之居

」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那裡統治不穩，

「

居易毋固

」

，怎能不憂心呢！但

只要在此新建一座都城，就可以彌補鎬京偏西，鞭長莫及的不足。

武王的憂患，

正是西周初面臨的發展不平衡、

不和諧的最大的社會問題。

周原來只不過是殷

商西部邊陲名不見經傳的蕞爾小邦，

「

公劉雖戎狄之間

」

，其後代

「

國於豳

」

，

「

止於岐下

」

（今

陝西岐山）

，只是到了文王、武王之世，

「

蓋王瑞自太王興

」

。借天時地利，遂以周代商，完

成大業。

但要統治殷商舊地及東至於海這樣廣大的地區，

原有的滅商以前的政治經濟重心就

發生了傾斜和偏移。鎬京居關中中心，統治

「

西土

」

自不成問題，但要統治

「

東土

」

以東至於海

的廣大地區就難以

「

受命

」

了。尤其是

「

自洛汭延於伊汭

」

一帶，乃

「

天下之中

」

，是無可替代的

「

居中以制四方

」

的地方，惟有建新都，才能充分利用那裡優越的自然條件，加強統治。

只有實行兩都制，在鎬京以外，選伊水洛水之間，建一新制，才能實現東西協調、平衡、和

諧，避免東西失衡，甚至分裂。

武王不愧為傑出的政治家，他對

「

未定天保

」

的憂慮，

在他死後不久就變成了可怕的現實。

當

時，武王子誦立為成王，但成王年少，就由周公旦

「

攝行政當國

」

。因此，而引起了周室內部

早就覬覦王權者的攻擊。

「

管權、

蔡權群弟疑周公，

與武庚作亂，

畔周。

」

武王寢食不安的

「

未

定天保

」

的憂患真的出現了。

怎麼辦？

剛剛建立不久的西周，

面臨東西分裂的危局。

這場殷商舊地上發生的叛亂，

雖然是內外勾結，

蓄謀已久的，但它本身說明

「

未定天保

」

是造成叛亂的直接原因。於是，就在周公旦奉成王命

堅決果斷地平息叛亂後，

「

營周居於洛邑

」

，完成武王遺命不得不提到首要位置上加緊進行。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

「

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

」

這樣，一個方圓達七十里的命名為周的新都就建成了，慣稱為成周，意即

「

周道始成而王所

都也。

」

它與鎬京並立，鎬京因之稱為宗周，意即宗依根本，周之二都始成。

成周洛陽的首要功能就是統治東方。正如《尚書

·

康誥》所說的那樣：惟三日哉生魄，周公

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淪。建成周洛邑，為的就是要有一個

「

四方民大和會

」

之所，為的就是

「

乃洪大

大誥淪

」

，加強統治。及建成

「

居九鼎

」

，把象徵最高王權的九鼎正式安置在成周，就是對其

新都地位的確認。

從那以後至今，

問鼎，

定鼎，

就成了國家權力的代名詞。

而無論問鼎中原，

還是定鼎中原，指的都是佔據洛陽。由此可見，其地位的重要！

當然，也證明了武王

「

定天保

」「

營周居於洛邑

」

的英明和富於遠見卓識。

這樣，一國兩都的政治格局就形成了。兩都東西並存，互相協調，各有側重，整個王朝的統

治就大大加強了。宗周鎬京

「

王畿千里

」

，自然是當之無愧的政治中心。作為正式首都，它既

有統轄四方，又有守護

「

西土

」

的功能；成周洛邑，既是周王朝在東方的政治中心，又是經濟

中心和文化中心。

「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

，不只各諸侯國的貢賦皆匯聚於此，而且

洛邑本身也是

「

王畿六百里

」

，物產富饒，可想而知。成周之民，大多為殷商之人，這些亡國

者，為了生存，紛紛以經商為業，故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

「

商人

」

階層。他們的後代也都繼承

了祖業，至今中原人仍以善商聞名於世。據說，

「

商人

」

一詞就源於此。

成周洛邑交通發達，物產富饒，貢賦彙集，能工巧匠眾多，商賈雲集，焉得不繁榮？

據《周禮

·

考工記》記載，成周洛邑的青銅鑄造、陶瓷燒制及皮革加工、制漆工藝都相當發

達。

「

河出圖，洛出書

」

，作為河洛文明的標記，河圖洛書也是中華文明的又一起點。

「

興正禮樂

」

，定尊卑，明等級，正各份，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以宗法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禮樂

制度。君臣有別，貴賤有序，上下各盡義務，和諧相處的政治社會秩序開始建立。

成周洛邑在經濟上形成了自己的優勢，在政治文化上也特色獨具，無可替代。

同時，

在軍事戰略上，

成周洛邑也是威攝東方的重鎮。

最精銳的軍隊

「

成周八師

」

就駐防洛邑，

專為防止

「

殷頑

」

反叛和強大的東夷來犯，拱衛宗周，維護統一。

這樣，

在西周的政治地圖上，就形成了以鎬京和洛邑為重心的東西兩大

「

王畿

」

。為了加強統

治，便於管理，適應東西兩大重心建立的需要，把整個國土也東西分治了。以陝陌（今河南

陝縣）為界，西為陝西地區，東為陝東地區。各設

「

卿事竂

」

，即中央政府及直接聽命周王的

最高行政長官，

分別管轄。

當時陝西地區屬宗周鎬京，

由召公奭管轄；

陝東地區屬成周洛邑，

由周公旦管轄。

「

周召共和

」

，共同執政。今陝西省名，就源於此。陝西，無疑是有史記載的

最早的

「

首善之區

」

。陝東的名稱雖已失傳，但東西部發展問題的重要程度至今未變。

至此，

長期讓周武王及歷朝歷代帝王及志士仁人寢食難安，

憂心如焚的東西部發展問題，

在

三千多年前周武王的兒子成王當政時，就在周公等輔佐下開始很好的解決了。

今天，

依然困擾我們的東西部發展平衡和穩定難題，

周武王在三千多年前就已遇到並按照自

己的方式找到了極好的解決答案。

兩都制，

無疑是周武王對中國政治進步、

社會和諧穩定的

一大創舉。

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沒有什麼比統治的和諧、穩定更重要的了！一都，猶如心臟，傷則斃

命；兩都猶如肺葉，呼吸對應，才有活力和抵抗力。若傷一，則另一可代之，續延國阼。兩

都制，則是和諧、穩定的保證。

自西周開先河直至隋唐兩千多年，

以長安和洛陽為首都的政治格局始終未變。

西周以鎬京

（漢

稱長安）為首都，洛邑為陪都延續近四百年。在鎬京衰敗後，周平王又東遷洛邑，開始了東

周的統治；

西漢以長安為首都，

洛陽實際上也扮演著陪都的角色統治二百多年。

在長安遭毀

壞後，

漢光武帝劉秀又建都洛陽，

開始了東漢的統治，

「

西京長安

」

仍為陪都。

「

兩京

」

終漢朝，

都在發揮著首都的功能；

隋、

唐兩朝，

更是明令長安為首都，

東都洛陽為陪都。

「

兩京

」

互動、

互補的功能依然未變。

隋唐以後，

中國的首都雖然東遷、南遷、

北遷，

但以兩京製為核心的陪都制始終是國家政治

統治的根本所在。正如美國城市學者利維

·

瑪姆福特所說：

「

城市是一個國家精神文化和物質

文明的縮影。

」

中國的古都，無不凝結著中華民族的精血和魂魄。

關於召公的記載，官方的典籍中很少見到，唯一可信的資料，便是《詩經》的記載。詩經是純粹的民歌，動人民口傳口唱的歌，可見一個人真正地為人民做了好事，真正的為政清廉，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召公沒有留下巨著鴻篇，沒有留下警世名言，甚至沒有能夠留下隻言片語。然而，他卻把自己留給了煌煌三千年歷史，留給了一代一代生息繁衍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歷史與道德的承傳有時候是不需要文字的。一種偉大的精神是依靠生息著的民眾的擁戴，是依靠社會主流的支撐與包容而繼往開來的。精神本來是無形的，而融匯與吸納的形式和流程，卻是可見的。

召公姓姬名奭，周武王的弟弟，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陝西岐山縣西南），故稱召公，亦稱邵公。周召分陝後，據《史記》記載，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

《詩經》里有《甘棠》詩一首，其詩為：「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翻譯成現代話：　　棠蔭茂盛樹萌長，千萬別砍傷，召公曾用它做房。　　棠蔭茂盛樹萌長，千萬別砍劈，召公曾在此休息。　　棠蔭茂盛樹萌長，千萬別動手，召公曾在此逗留。^[2]

6成語故事

出自《詩經·周南》

周武王滅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他死後，把江山傳給了兒子周成王。周成王即位的時候年幼，幸好有兩個賢臣輔佐他。這兩個賢臣，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召公。召公配合周公做工作，他為輔佐周朝嘔心瀝血，政績也非常顯赫，因此大家又尊稱召公為召伯。

召公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到基層去，深入各地方去辦公。有一次，召公到他的分地召地（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城西南）去辦公。當時天氣炎熱，召公就不在屋裡待著，而是每天在一棵甘棠樹（在今岐山縣劉家塬村學校內）下辦公。召公在當地待了不少天，處理民間事務；他辦事非常認真公正，給老百姓解決了很多生活中的具體難題。他走了之後，老百姓十分懷念他，說："這樣的好官太少了。不僅到我們百姓中來，而且就在一棵甘棠樹下辦公。辦完了公，也不吃我們老百姓的東西，也不喝我們老百姓的東西。如果天下的官員都像他這樣的話，不就太好了嗎？"

由於百姓非常懷念他，所以不許任何人動他曾經辦公過的那棵甘棠樹。《詩經》里有一段描述這件事情："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什麼意思呢？"蔽芾甘棠"是說甘棠樹剛剛長出小樹苗。由於召公是在一棵甘棠樹下辦公的，"召伯所茇"，所以，在這些甘棠樹還沒長成大樹的時候，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傷了它的樹枝，這就是"勿剪勿伐"。第二句"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就是說要把甘棠樹好好養著，別讓它枯死了。為什麼？因為"召伯所憩"，就是召公曾經在這個地方休息過。第三句，說"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就是說一定要好好地侍弄這樹，因為"召伯所說"，"說"在古時就是住宿，就是說召公曾經在這裡住宿過。從《詩經》這幾句詩，我們可以看出，召伯作為一個國家官員，在基層百姓中享有多麼高的威望。召公通過認真替百姓做事，換來了百姓對他的愛戴，也留下了這條成語。

"甘棠遺愛"，指的就是對離去之人的懷念，或讚頌離去官員的政績。

7召公與甘棠遺愛

召公，姓姬，名奭(shì),西周名臣。在周王朝興盛過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尚書·召誥》以及司馬遷《史記》的個別篇章我們可以知道：召公奭乃文王之庶子。在興周滅商的鬥爭中，他是積極的參與者和主要人物。他循行南國，布文王之化；結交盟國，爭取人心，為伐紂滅商奠定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武王即位後，召公與姜尚、周公旦等一起幫助武王完成了討伐殷紂的大業，建立起強大的周王朝。之後，他奉命釋放了被囚禁的殷商逸民箕子，受封於燕。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旦代行政事，召公為太保，治理自陝（今河南陝縣）以西的廣大區域。周公歸政後召公奉成王之命營建東都洛邑。洛邑建成，召公在洛河岸邊作《召誥》昭示天下。適淮夷和奄國發動叛亂，周公、召公帶兵討伐，消滅了奄國，穩定了東方。成王臨終前託付召公、畢公輔佐太子釗。成王死後，召公在先王廟中告誡太子釗要「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立釗為康王。

可見，召公是周朝初年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股竑重臣，為建立、穩定、鞏固西周政權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他的采邑在召（今陝西省岐山縣西南部），位列三公，故稱召公；又因他曾與周公旦輔佐成王，「作上公，為二伯」，故又稱召伯。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又有人稱之為燕召公。

召公以德治國，為完善和發展周禮做了大量工作，歷史上有名的「甘棠遺愛」就是召公德治思想的最有力見證。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朱熹《詩集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

「甘棠遺愛」這一千古佳話，在周王朝發祥地岐山境內得到許多實物的佐證。今岐山縣城西南十里許的劉家塬村有召公祠，祠內有甘棠樹及慈禧太后題、光緒皇帝御賜「甘棠遺愛」匾額一塊。鄉老皆言祠內之古甘棠乃《詩經·甘棠》一詩所詠之樹。周公廟內尚存一高230厘米、寬74厘米、厚15厘米的石碑。該碑是清道光25年春岐山縣令李文瀚在召公祠觀賞甘棠開花繪成一幅圖後經邑人武澄勒石而成，上刻有甘棠圖案、「召伯甘棠圖」五個篆字及《甘棠圖記》草書。「甘棠遠蔭」為岐山八景之一。另外翻閱歷史、地理典籍《括地誌》、《水經注》、《史記索隱》、《詩集傳》及《岐山縣誌》，均有這方面的記載。幾千年來，文人墨客也寫下了大量歌詠召公及「甘棠遺愛」的詩文，其中尤以薛成兌的七絕《召伯甘棠》流傳甚廣，詩云：「蔽芾詩章留古今，召公仁政得民心。甘棠剪伐猶知護，足見當年遺愛深。」

（原載1996年第3期《寶雞文理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