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用楔子战略分化中苏中朝中越关系

美国是如何用“楔子战略”分化中苏、中朝、中越关系的 作者：马钟成 发布时间：2014-08-29 来源：乌有之乡 中国应该重新认识国父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并继续从中汲取营养，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全球范围围堵中国的计划得逞，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2013年2月15日

　　一、分化中苏的“楔子战略”：美国1950年佯装放手台湾与朝鲜半岛

　　1、朝鲜地缘位置的极端重要性

　　2、遏制中国——二战后美国的远东基本战略

　　3、放手台湾与朝鲜半岛?——美国分化中苏的信息舆论战

　　4、台湾与朝鲜——对于美国来说一个都不能少

　　二、一箭三雕的“楔子战略”：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分化中苏朝联盟

　　1、影响今天中朝关系的历史问题——朝鲜战争究竟如何爆发?

　　2、俄罗斯解密档案无法证明金日成及斯大林发动了朝鲜战争

　　3、美国是朝鲜战争的顶级发动师

　　4、美国60年前在朝鲜半岛的整个战略布局

　　5、一箭N雕——美国妙计意图分化中苏朝联盟

　　三、以史为鉴：美国如何通过“楔子战略”分化中越关系

　　1、从越南到朝鲜——共产主义国家的代际退化

　　2、乔治·凯南的越南战略

　　3、越南自1977年2月后开始反水

　　4、中国当年仍有机会将越南留在自己身边

　　四、朝核危机的起源：美国老布什政府如何离间中朝关系

　　1、2013年的朝核危机

　　2、朝核危机起始于1992年中韩建交后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胁

　　3、中朝关系如何被老布什打入了第一根“楔子”

　　4、1992年后朝鲜走向核武之路几乎是一种必然

　　五、克林顿与小布什的接力赛：“朝美核框架协议”与朝核危机的深入演化

　　1、克林顿政府与第一次朝核危机

　　2、小布什政府与第二次朝核危机

　　3、朝核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

　　4、美国针对中国及朝鲜的根本战略

　　六、朝核危机迈入终局：奥巴马要狂烧最后一把火

　　1、中朝友谊的最严峻考验

　　2、朝鲜已展示出倒向美国、日本的蛛丝马迹

　　3、赫鲁晓夫的教训——警惕中朝关系被美国再钉入楔子

　　七、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应对周边危机中国需做出系统的大战略调整　　一、分化中苏的“楔子战略”：美国1950年佯装放手台湾与朝鲜半岛　　1、朝鲜地缘位置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须弥不可忘记的是，中朝之间是“同志”关系，即两国曾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两个国家独立解放进程中及后来的朝鲜战争中，两党两国在并肩战斗中形成了血肉联系式的深情厚谊。同时，两国之间更是“兄弟”关系，即便中国与朝鲜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中国也应该明白，作为一个有庞大的人口、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资源、独立的文化传统及初步的工业体系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必然是美国及西方遏制、围堵乃至肢解的对象。唇亡齿寒，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朝鲜半岛被敌视中国的外部势力控制，辽东半岛乃至京津地区都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中国的灭顶之灾。环顾中国周边便可发现，如果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选择一个中国邻国，作为进攻中国东部核心政治经济区域的跳板，西部南部有高山沙漠阻隔，北部的俄罗斯块头太大难以吞下，而朝鲜无疑是最佳选择。中国历史自古至今的基本规律，便是朝鲜亡则中华危，中朝两个民族正是在共同应对外来威胁、保持自身独立自由的历代战争中，形成了“兄弟”关系。

　　假如美国军队控制朝鲜，控制黄海，其对中国大陆京津核心地带产生的威胁是致命的。这就是美军将朝鲜战争战火烧至鸭绿江后，中国选择抗美援朝而被迫暂缓解放台湾计划的根本原因。再看看日本当年在英美支持下侵略中国的计划，第一步是攻占琉球和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甲午战争中，正是日本先在朝鲜战场、随后在黄海、最后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胜利而直接威胁到了京津要地，这才使清政府如芒在背胆战心惊，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还顺势窃取了我钓鱼岛————清政府担心日本进一步攻占京津。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发生在朝鲜、黄海、辽东一线，绝非偶然。战胜国日本提出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而清政府则首保辽东半岛，其次才是台湾、澎湖。最后清政府借助俄、法、德的干涉，支付了巨额“赎辽费”才使日本当时吞并辽东的计划并未达到。朝鲜及辽东的重要性，是连最腐朽的封建王朝都明白的道理。

　　120年前，中国正是由于在朝鲜半岛的失败，从而失去了台湾和钓鱼岛，几十年后紧接着就是东北、华北……因此无论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也不管朝鲜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朝“兄弟”友谊永远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一。假如朝鲜被外部敌对势力控制，或者说朝鲜与中国反目投靠外部敌对势力，黄海的制海权必定完全沦入外敌之手，中国的核心区域地带将直接面临灭顶之灾。

　　朝鲜半岛一直被传统中国视为核心国家利益，其地位在琉球台湾之上。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朝鲜半岛不能被美日等外敌控制，同样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2、遏制中国——二战后美国的远东基本战略

　　今天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中国应缓和中美关系，“以朝鲜换台湾”。他们主张，中国应该放任甚至协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如颠覆朝鲜政权)，同时采用各种手段促使美国放手台湾。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指出，正是1950年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抗美援朝，才使美国决定敌视新中国、军事支援台湾、阻扰中国统一，因此当年的抗美援朝是错误的决策。这种想法是单纯、幼稚而缺乏基本战略眼光和历史常识的表现。

　　先看看二战后美国的远东基本战略。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美、苏、英、中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提议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管理，但蒋介石提议中美共管琉球群岛。1945年日本战败，然而美国不仅没有将琉球交给中国，也没有实施中方提出的中美共管琉球方案，而是自己独占琉球，顺便也独占了不属于琉球而属于中国台湾的钓鱼岛。早在1942 年，美国垄断资本寡头的重要谋士、著名战略家、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人斯皮克曼便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一书，其中提醒美国，战争的结束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束，以中国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资源与人力来预测，中国将成为大陆强权，“一个现代的，焕发活力的，军事化的四亿人口的中国，不仅仅是日本的威胁，更是对西方权力在西太平洋地位的威胁。……流行的观点或许会继续将日本看做最大威胁，但很久以后平衡将导向中国一方，我们将不得不在远东采取曾经在欧洲的政策”，即像援助英国对抗欧洲大陆那样援助日本对抗中国。[1]

　　斯皮克曼于1943年去世，1944年他的《和平地理学》一书出版，其中对即将统一的中国依然充满了警惕：“美国为了保卫它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坚决地阻止在这些地区里面建立起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如果西方强国还想在这个地区保存一点势力，就必须为它们的实力建立岛屿基地。从中国确实有限的实力资源看来，这样的基地大概就足以对抗中国将来要想完全统治远东的企图。”[2]二战后，斯皮克曼的地缘战略思想一直十分深入地影响着美国。美国长期霸占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并一直坚定地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显然与这种主张有关。

　　也就是说，在日本战败而短时间内难以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就已经开始重新提防中国的崛起，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共产党中国。1943年时，在中国大陆，国民党政权仍然占有绝对优势，而美国已经开始警惕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了。1946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托管琉球，1947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提出琉球群岛应该归还我国，但美国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可以想象，假如内战中国民党一方获胜，美国对国民党的中国仍然会采取一半利用(对抗苏联)、一半限制甚至肢解的策略。20世纪的历史基本按照类似的逻辑进行，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是朋友，那些潜力巨大的大国只能是美国利用、遏制和肢解的对象，尤其是当它投靠美国的时候：美国面对强硬的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只得被迫承认其国家利益和势力范围，但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及叶利钦的俄罗斯则毫不犹豫下手进行肢解。

　　美国对待国民党的中国尚且如此，某些人认为1949年的新中国通过讨好美国、远离苏联的方式可以顺利解放台湾，岂非不可救药、一厢情愿的亲美幻想?同样，认为2013年的中国，可以用抛弃朝鲜、讨好美国的方式来统一台湾，更是缺乏历史常识和基本战略思维的亲美幻想。

　　3、放手台湾与朝鲜半岛？——美国分化中苏的信息舆论战

　　历史的事实是，在1949至1972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利用经济、外交、军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湾，这一基本战略美国从未动摇过;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和军队已经达成一致，要继续加大对台军事支援;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军第二天便封锁了台湾海峡，直接参加了国共内战，而此时中国尚未参加朝鲜战争——这一切事实表明，当时的美国不会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分化中苏关系而牺牲台湾。

　　1949年12月16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访问，当时的中国面临两件主要大事，国家的完全统一及国内工业化建设。解放台湾，当然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美国某些部门担心中苏结盟，曾主张采取“楔子战略”(包括政治、心理、经济等一系列手段)，要把新生的共产党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1949年12月23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意见出现分歧：双方原则上都主张要阻止中共解放台湾，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但国务院主张暂时采用外交和经济手段，缓用军事手段，从而给离间中共和苏联的关系留下战略空间;而军方则主张采用军事手段干预。[3]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三方提出了NSC/48号文件(六天后该文件得以修改)，这份文件更多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见：一方面美国应继续承认和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拒不承认中共政权，同时也阻止其他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另一方面，“美国还要通过恰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渠道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一切嫌隙”“在适当的时候，应使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分裂中苏的目的”。为此，美国不得不释放某些放手台湾的信号。[4]

　　紧接着，美国国务院在情报部门的配合下展开了离间中苏关系的系列行动：例如，美国务院于12月23日向驻外使领馆发出一份内部文件，文件指出，台湾的丢失、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防止美国的声誉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损失，应当运用一切材料向公众宣传，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没有特殊的军事意义，台湾的丢失不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5]

　　这份文件显然是美国国务院和情报部门的“信息舆论战”手段，因为国务院的底线和军方是一致的，即要防止台湾丢失、阻止中共解放台湾，而做到这一点，拥有海军、空军绝对优势的美国并不困难。这份文件显然不是国务院真实的意图。后来发生的一切则完全证实了这是一次巧妙的心理战操作：麦克阿瑟司令部竟然把这份文件泄露出来，1950 年1 月3 日，一位驻东京的美国记者把文件发回国内发表，引起报界轰动。——这一系列操作明显是美国情报部门早期的标准范式，文件的泄露及媒体的披露当然是有意的，没有情报部门的允许，美国核心机密文件不会轻易泄露并被美国媒体公之于众。1月5日上午，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似乎在暗示美国将从国共内战脱身，声明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6]

　　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长篇演说，其中讲到苏联是对亚洲人民的最大威胁，俄国世世代代以统治亚洲各国人民为目的，并试图使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艾奇逊直接对中苏关系进行挑拨，他说，宣称忠于莫斯科，就等于宣称忠于“中国的敌人”。[7]

　　今天某些人认为艾奇逊的这个演说，公开宣布了美国太平洋防御圈战略，“明明白白把台湾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了。”因为在谈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时，艾奇逊指出，美国的防卫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经冲绳往南到菲律宾群岛。[8]其实，这更多地是一种误读。在艾奇逊所说的“防御圈”，也没有包括朝鲜半岛，但这不意味着美国把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军迅速介入，就是明证。其实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接见记者时，曾谈过同样的问题：“太平洋被认为是敌人可能进犯的通路。如今太平洋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我们的防线贯穿了亚洲海岸边缘的一连串海岛。这条防线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经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9]麦克阿瑟公开谈的“防御圈”跟艾奇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麦克阿瑟强烈主张美国军事干预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

　　对于台湾海峡及朝鲜半岛事务，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也说得很明白：“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讲明，谁也不能担保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如果发生这种进攻……开始一定依靠受到进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依靠整个文明世界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到目前为止，决心保护自己独立、抵抗外来侵略的人民所依赖的联合国，一直表明它并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10]很明显，艾奇逊演说的完整含义是，假如菲律宾、日本等美国直接驻军的地区受到敌人(如苏联)的进攻，美国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反击;假如南朝鲜、台湾等美国的盟友受到敌人攻击(如北朝鲜及中共)，美国将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抵抗和反击——当时的联合国已经基本上被美国主导。在艾奇逊反苏演说发表的第二天，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发表声明，在驱逐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也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随后退出会场。[11]——于是后来在朝鲜半岛，美国顺利地兑现了艾奇逊的上述声明。

　　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发表此演讲的用意：“其目的是要讲清楚美国政府在保卫太平洋的重大利益上已作的事情，而不是去推测万一在亚洲发生各种紧急事件时美国政府会做些什么。”[12]总而言之，艾奇逊的演说只是划定了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安全利益的底线，也就是当时美国军队实际上存在并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至于美国的其他盟友，如台湾及南朝鲜地区，艾奇逊当时并不认为美国应该放弃或者从这些地区进行收缩。

　　早在1949年，美国及苏联的军队已经都撤出了朝鲜半岛，当然，美国留下了500多人的顾问团。至于中国内战，美国也一直站在幕后而没有直接插手干预。1950年前后，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是比较清晰地，那就是在稳固日本和菲律宾军事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进攻干预朝鲜和台湾问题乃至越南问题，全面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当然，出于分化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意图，杜鲁门及艾奇逊的公开演说没有强调后者，乃至会给人造成一种美国可能放弃台湾及朝鲜的假象。

　　杜鲁门及艾奇逊之所以在1950年1月展示出放手台湾的假姿态，主要用意是在进行离间中苏关系的“信息舆论战”。美国不会真正放手台湾，杜鲁门声明中的“目前无意”四个字的真实含义就是如此。美国的小伎俩、小聪明当然蒙不住毛泽东的眼睛。经过毛、周的努力，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恰好艾奇逊及杜鲁门插手台湾及朝鲜问题的议案也于这一天通过。新中国自此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在后来的五六十年代借助苏联的援助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苏联甚至曾给予了中国部分核武器技术。这样宝贵的援助，美国从不曾给过其铁杆盟友，无论是如蒋介石政权还是日本、南朝鲜等。中国解放初如果在美苏间保持中立(像欧洲的南斯拉夫那样)，会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第一次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间占据了主动地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如果要继续分化中苏关系，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实质性代价。比如真正地停止对台军事支援，放弃协防台湾、围堵中国的远东基本战略，而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耍弄心理战的小伎俩。事实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签订，但斯大林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态度仍然很强烈。斯大林和苏联真正尊重中共并决定对中国大规模援助，是由于后来中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共与美国的接触一直在进行，对美国的大门也一直敞开着，美国仍然有机会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只不过中苏联盟越稳固，中国自身越强大，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从1950年初开始，美国如果付出一定代价，比如果断地断绝对台湾的军事支援，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及世界局势将是另外一幅样子。但这恰恰是美国所不愿承担的。而且美国如果做出这种选择，显然要冒很大的风险，在美国看来，这是一场极不靠谱的赌博：或许《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会于1950年签订，中苏同盟关系暂时被阻扰，但统一了台湾的新中国会倒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会是美国的盟友，倒很可能是苏联的盟友——在国共内战过程中，双方的壁垒已经十分清楚。因此，杜鲁门的1月5日声明本质上只会是个障眼法。艾奇逊即使主张通过放手台湾的方式来分化中苏关系，此主张也会遭受军方的抵制而不可能落到实处，更不可能在美国政界得到广泛认同，尤其是共和党那边。二战后，美国国务院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而军方及情报部门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

　　如果知道美国对1949年丢失中国大陆是如何的气急败坏，就不难理解1950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大战略。在中国国共三年内战过程中，美国虽没有直接出兵介入，但是给了国民党史无前例的军事援助。最终结果是，美国于1949年丢失了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谋划朝鲜半岛之大战略的同时，也正在进行“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毫无疑问，从大战略的角度，假如美国采用当年对待中国大陆的方式对待朝鲜半岛(即只给韩国军事援助而不直接出兵)，那么朝鲜半岛的结局将和中国大陆一样，迅速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一。所以，美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干涉程度，只能比对不久前中国的干涉程度更深一步：这一次要确保朝鲜半岛不要沦入共产主义之手。因此，在1950年初，美国将朝鲜半岛和台湾划出其太平洋防御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不能光从其如何说的方面去分析，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如何做的。当1950年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按照“楔子战略”用“信息舆论战”的手段离间中苏关系的同时，美国事实上从未停止通过军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的活动。

　　比如，1950年1月2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延长“紧急应战计划”至1951年底，其中包括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将阻止苏联(中共)得到台湾。1949年9月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拨款，进行反对中国的情报搜集等活动，1950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支持下，从这7500万美元中划出3000万美元，作为留给台湾和西藏的“应急储备金”。1950年2月，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前司令柯克上将到台湾担任蒋介石的高级顾问。[13]……当时处于历史巅峰感觉自我良好的美国，不会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分化中苏关系而付出实质性的代价，因为它还没弄明白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实力，它还不知道新生的新中国是一个打不败的对手，是一个值得做出让步的对象。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惨败后，美国只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1977年毛泽东逝世前后这段时间里，才真正准备过要放手台湾。想让美国对1949年的中国做出1972年的认知和让步，只能是一种空想。

　　实际上，艾奇逊1月12日演说发表不久，就和杜鲁门一起提出了新的议案，1948年美蒋之间签订的“援华法”延长几个月及对南朝鲜追加军事拨款这两个问题一并被提出来，并在1950年2月14日完成了法律手续。[14]1950年3月份，美国国会又把1948年“援华法”确定的款项中未用完部分的有效期(1950年2月15日到期)延长到1951年6月30日，国会还通过1950会计年度援台金额4000万美金。[15]1950年6月1日，艾奇逊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明确1948年“援华法”将继续执行，美国向台湾供给1.25亿美元的军火援助将继续，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参与国共内战、协防台湾、围堵中国。[16]这意味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国务院艾奇逊就已经和强硬的军方在对华战略上取得基本一致。

　　同样，杜鲁门及艾奇逊的演讲，也并不意味美国已经将南朝鲜划在太平洋防御圈之外。

　　1949年之后，美国不仅仅是要武力阻扰中国解放台湾，还曾计划用武力消灭北朝鲜政权，让国民党军队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反攻大陆。据2010年日本学者香村正光在日本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日本人将军》一书披露，在1949年5月，美国驻韩大使穆乔同韩国国防部长申性模、内务部长金孝锡进行了会晤。穆乔指示韩国做好准备，“努力促进‘三八线’以北总攻击时机的早日到来”。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特意向韩国陆军参谋长丁一权推荐了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参谋军官有末精三、田中新一、小野良三等四人，由他们组成名为“KATO”(即上述四人姓名的打头字母)的智囊团，协助“北进”计划的细化工作。据KATO成员有末精三的遗著介绍，“北进”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10个师主力集结于三八线，在美军(计划时美军未撤退)配合下，实施美韩联军直取黄海道西登陆作战;第二阶段，美韩联军将在平壤地区粉碎朝军，直进鸭绿江边，统一朝鲜半岛;第三阶段，在蒋介石军队配合下跨过中朝边境线，对中国东北实施美蒋韩联合“扫共作战”。但是由于韩国国内的左翼反抗运动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韩军内部也不断发生“武装叛变”，“北进”计划被迫中止。李承晚一方面大规模屠杀左翼群众，另一方面以早年服役于日军的“反共干将”组成“调查班”大规模清洗军队。截止1949年底，韩国军队共有4749人因赤色嫌疑被处决，8000多人遭关押。[17]

　　这个“北进”计划显然是由美国一手指导，由日本军人具体细化的大规模战争计划。美国的最终作战意图，当然不仅仅是占领朝鲜，而是要最终使蒋介石反攻大陆。可以想象，假如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军队没有跨过鸭绿江，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美军占领朝鲜后，蒋介石军队跨过鸭绿江!

　　就在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刚刚公开发表演讲、将台湾和韩国划出太平洋防御圈后，1950年1月26日，美国与韩国签订了美韩《相互防御援助协定》，2月9日至10日美国参议院与众议院也先后通过《对韩援助法》，据此向韩国提供了1090万美元军事援助。1950年3月15日，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南朝鲜军事当局制定了对北方的作战计划，即《陆军作战命令38号——附陆军防御计划》，其基本内容是所谓诱敌深入，“在后退中寻机反攻”。该计划经过不断完善，最终于6月19日被韩国国防部定名为SL-17计划，它对美军后来的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据起草该文件的美国军事顾问柯蒂斯说，后来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的想法即来自这里。[18]

　　总之，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的公开演讲，本质上更多的是一次试图阻止中苏结盟的信息舆论战。

　　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前，美国虽然想分化中苏关系，但自己却又不愿对中国做出一丁点实质性让步。欺骗性质的心理战伎俩失效后，美国最终不得不坚定了用军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的战略决心。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刚爆发，26日美国就参加了战争，27日美军第七舰队就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行动如此迅速，只能表明，美国以军事手段干预台湾问题的战略早已确定。而这一系列具体决策则是杜鲁门总统于6月25日、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的，除了积极参加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外，杜鲁门还做出另外两项决策：加强在菲律宾的美军，加强对在印度支那(越南)法国军队的援助并派出军事使团。[19]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杂耍”不得不告一段落，美国真正的底线至此已经暴露：美国对新中国展开了全面围堵。

　　为何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迅速部署兵力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加大对新中国的围堵?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全面围堵中国的远东基本战略从未改变过。这个事实也充分证明，台湾和朝鲜半岛，都在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内而不是之外，杜鲁门、艾奇逊1950年1月的演说仅仅是“信息舆论战”伎俩。

　　如果说6月27日之前，美国只是站在幕后，积极帮助国民党“剿共”的话，从6月27日开始，美国军队已经正式走向台前介入了国共内战，中美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新中国由于缺乏海军和空军的优势，于是在1950年10月25日选择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军队交手，要利用自己的陆军优势打破美国的全方位围堵。因此，不是中国的抗美援朝彻底恶化了中美关系，而是美国6月27日封锁台湾海峡直接加入国共内战的行为彻底关闭了中美关系缓和的机会之门。不过，此时的毛泽东仍然给美国人留有了余地，选择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入朝参战，避免中美两国成为法律上的交战国。在根本意义上讲，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一场全局意义上的“解放台湾战争”：只有在朝鲜战场及其他战场上给美军以重创，美国才有可能最终知难而退、放手台湾。战略大师毛泽东在1950年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而新中国正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等强硬方式，才迫使美国于1972年抛弃国民党政权、承诺断绝对台军援，美国此时已经决定要放手台湾。除此之外，新中国没有生路。

　　假如1950年6月27日美国不是封锁台湾海峡，而是放弃对台武力支援，中共选择打台海战争还是打朝鲜战争将会是个未知数，中美苏三角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也是未知数。然而狂妄至极的美国十分轻易地中止了对中国的“拉”拢策略，因为它不愿为分化中苏同盟付出任何真正的代价，更不想给中国留下丝毫发展壮大的战略空间。美国的一系列动作显然是在明示中国：首先，对于朝鲜，美国是要定了，对于台湾，美国也要定了，美国要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围堵中国(实际上还有越南方向)。历史的逻辑是如此的坚硬，它不以某些人的“意志”而转移，更何况“空想”。

　　上述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已经充分说明：首先，美国军方武力阻扰中共解放台湾的意志从未丝毫动摇，而1950年1月前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楔子战略”，更多地停留在心理战伎俩层面，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战略欺骗。1949年台海的局面十分明朗，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援和干预，台湾将在50年底被新中国解放。因此，美国“楔子战略”的窗口期或许只有一年。美国从未下定决心用台湾换取中共于这一年多时间里在美苏间保持中立，因为统一后的中国走向何方，仍然是不确定的，也是更加危险的。

　　今天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假如1949年新中国在苏联与美国之间保持中立，也不参与朝鲜战争，美国或许会放手台湾，而使中国得以在1950年完成统一。因此，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抓住机会远离朝鲜，不可再犯1950年抗美援朝错误。然而，这种判断显然低估了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力。很多中国学者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正是由于美国的分化中朝联盟的“楔子战略”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即便1949年新中国在美苏间保持中立，美国仍然会阻止中国于1950年解放台湾，因为美国既担心统一的中国倒向苏联，也担心统一的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美国顶多以“和平”的名义，在中共与台湾国民党政权间搞点平衡游戏，正如美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那里做的一样，断然不会让新中国统一台湾。美国更不会像苏联那样帮助新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及建立强大的国防(如提供原子弹技术)，而这些对中国崛起及最终解决台湾问题都是根本性的物质条件。

　　4、台湾与朝鲜——对于美国来说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美日来说，在台湾和朝鲜半岛两个方向围堵中国，是围堵中国的两个主要支点。美国不会因为要打朝鲜战争便放弃台湾，也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放弃朝鲜。在美国眼里，为围堵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一个都不能丢。美国军方的态度不必言说，即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从未主张当中共解放台湾时袖手旁观，美国白宫从未真正制定抛弃台湾的政策。

　　结合二战后美国的远东基本战略，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三个判断。1、假如1950年2月中国没有与苏联结盟而是在美苏间保持中立，中国不可能获得苏联大规模援助，而美国仍然会将共产党中国当做敌人。在美国积极支援台湾的情况下，缺乏苏联援助的中国，是没有实力短期内解放台湾的。由于轻视新中国的实力，美国甚至会积极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2、即便新中国像国民党那样全面投靠美国，美国按照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基本战略仍然要肢解、分裂中国。3、假如1950年中国解放台湾的战争先于朝鲜战争首先打响，美国的反应一定是派军队进入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已经决定要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并同时加大在朝鲜半岛的兵力部署。

　　对于中国来说，假如朝鲜半岛一失，美日军队控制黄海威胁北京，中国安全自保都困难，哪有力量解放台湾?这是1950年的中国和2013年的中国，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一个人头部受到敌人的威胁时，不知防卫，反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维护脚的安全上，岂非求死之道?因此对中国来说，朝鲜一丢，东北方向屏障被敌人突破，东南方向收复台湾的工作将更加困难。

　　实际上，反美的朝鲜政权越稳定、朝鲜政权越强大，朝鲜在东北方向对美日军事力量的牵制也越大，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空间也越大。假如中国帮助美国顺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手上还有什么牌可以制约美日?美国一旦顺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对中国尤其是京津核心地区将产生史无前例的威胁和压力，此时一贯欺软怕硬的美国只会得寸进尺，又有什么理由去放手台湾?此时被美国全面包围的中国，要解放台湾，将更加困难。因此，今日的中国只有加强与朝鲜的“兄弟”关系，帮助朝鲜发展壮大，才能有效地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其逻辑和1950年中国选择抗美援朝一样。

　　1950年，美国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围堵中国，新中国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重挫美军，并逼迫美国于1972做出准备放手台湾的重大让步。正是在朝鲜战场，新中国保卫住了最根本的国家核心利益：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保证了中国东北及京津核心区域的安全，更对美国形成了心理威慑——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由于担心中国出兵参战，美国始终不敢越过17度线，这是美国陷入泥潭并走向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今日的美国又同时在东部的朝鲜半岛、台湾、日本(钓鱼岛)、菲律宾(黄岩岛)以及西部的西藏、新疆等方向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围堵，中国必须确保的核心利益，仍然需要在朝鲜方向实现。中国能够制约美国并进而打破美国围堵的“优势兵力”，仍然在朝鲜方向。如果说在其他方向，中国都处于被动的守势从而有点焦头烂额的话，朝鲜方向是中国仅有的进攻资本。如果美国通过朝核危机顺利颠覆朝鲜政权，等待中国的又是什么?当中国京津核心区域受美日直接威胁时，美日虽然不会在这个方向直接进攻中国，但是来自其他方向(如台湾、钓鱼岛、新疆、西藏)的压力必然的进一步增大。

　　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并非简单地、完全地局限在当前所主张的领土版图之内。台湾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中国尚未收复的领土，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是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的领土版图，是近代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各方力量博弈的结局，但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则有其自己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惯性。如果说，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朝鲜的地缘战略地位高于琉球及台湾，更高于越南的话，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保证地缘位置最重要的朝鲜是中国的“兄弟”而不被外敌控制，和收复台湾领土一样重要，都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同样，假如冷战中败下阵来的是美国，苏俄成为全球霸主和中国的头号威胁的话，外蒙的问题就会跃升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然而，历史逻辑的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的主要敌人一直是西方帝国及其扶植的日本，而非俄罗斯。只要美日仍然将台湾和朝鲜当做围堵中国的两只手，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就同样地重要。

　　二、一箭三雕的“楔子战略”：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分化中苏朝联盟　　1、影响今天中朝关系的历史问题——朝鲜战争究竟如何爆发？

　　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的战略应对来看，美国为分化“中苏联盟”及“中朝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深谋远虑的连环活动。不为人知的是，1950年1月杜鲁门及艾奇逊对华友好的演讲，除了分化中苏关系外，更是在分化中朝关系，也是在分化苏朝关系。当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1950年初的种种行为的真实深层目的才真正展现出来。

　　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南北双方究竟是谁打了第一枪，长期以来双方阵营一直相互指责。6月25日前后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发生了什么，由于没有第三方在场，很多年来南北双方以及背后的两大阵营一直是各执一词。中国本来一直认为，是南朝鲜军队在美国的策划下首先越过三八线，向北朝军队进攻，从而引发了朝鲜战争。然而，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及南朝鲜一方的意见主张似乎在中国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及认同，这种意见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在瞒着毛泽东的情况下秘密发动的，是北朝鲜军队在6月25日凌晨4点首先越过三八线发动了突袭。极力在中国传播上述观点的，是沈志华等人。

　　早在2000年，邓力群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7周年时，曾对朝鲜战争发表过这样一段话：“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这个历史事件学术界一些人有糊涂观念，说是北朝鲜人首先发动战争，而不是美国，也不是南朝鲜。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从最近黎可飘与克林顿的—次谈话里得到很好的答案。黎可飘对克林顿说：你们美国人出兵越南的理由是，我们北越人越过了十七度线。你们把十七度线作为美国的国境线，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越南人是在解放自己的国家，这是正义的战争。从人民革命的观点来讲，朝鲜人要解放全朝鲜是正义的事业。问题在于，金日成也好，斯大林也好，当时都以为美国不会干涉。”[20]很显然，沈志华等人的观点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带来很大的混乱，即便是邓力群也不得不退一步说，“朝鲜人要解放全朝鲜是正义的事业”，美国的武装干涉没有理由。

　　沈志华等人强调是北朝鲜及苏联首先发动了战争，其目的是希望中国人如此理解那段历史：美国原来确实不想介入朝鲜半岛及台湾海峡问题。金日成急于解决问题要发动战争，而斯大林在失去中国的大连港及旅顺港后，急切地希望统一朝鲜半岛，因此同意金日成于6月25日发动战争，朝鲜半岛的平衡被打破。美国担心共产主义国家全面进攻，因而派出军队迅速介入朝鲜半岛及台湾问题。美军仁川登陆，北朝军队溃败后，斯大林又要求中共出动军队，最后又在三八线达成平衡。因此整个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开始最后又中止于三八线。然而中共不仅解放台湾的计划被阻止，反而又在朝鲜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本来美国没有打算与中国为敌，朝鲜战争一交战，中美成了宿敌，而中国被迫更加依赖苏联。因此，整个朝鲜战争，斯大林是最大的赢家，毛泽东是最大的输家。整个朝鲜战争，毛泽东被斯大林耍得团团转。显而易见，这种历史叙述和阐释是美国长久以来的论调。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沈志华等中国学者不断地散播这种论调，并获得了相当多的认同。

　　朝鲜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但笔者认为此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

　　欲灭其国，必先亡其史。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以上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假如美国的逻辑成立，那么1950年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及后来的抗美援朝等决策的正确性便存在很大疑问。而以这种眼光看，金日成的北朝鲜，与其说是中国的铁杆盟友，是“同志加兄弟”，还不如说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破坏者。那么后来的金正日的朝鲜、金正恩的朝鲜呢?答案也不言自明。所以，对历史上朝鲜战争真相如何认识，直接会影响到当前的中朝关系。90年代以来，借助沈志华等人的著作，美国的以上逻辑在中国得到极大传播，与此同时中朝关系也陷入冷冻时期——这些相互关涉现象的连续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2、俄罗斯解密档案无法证明金日成及斯大林发动了朝鲜战争

　　仔细分析沈志华等人的著作，所谓“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及斯大林发动的”这个结论，仍然存在很大的疑点。沈志华在《1950：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金日成确定的6月25日”这个结论，但是他所使用的材料，并非是其一直洋洋自得的从俄罗斯档案馆购买的解密档案，而是“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给金日成当翻译的人叛逃，叛逃后他写了回忆录”。此文中还指出，“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计划是怎么制订的，苏联顾问又怎样同朝鲜人民军协商，等等，这些情况在北朝鲜一些叛逃人员写的回忆录中有记载。按照苏联顾问的原定计划，攻击于7月份开始。后来金日成不同意，坚持将时间提前到6月25日”。[21]用叛逃人员的回忆录来证明如此重大的结论，这是沈志华文章最大的漏洞。实际上，北朝鲜一方也有大量类似的证据证明战争是由美国及南朝鲜政权发动的，如文学凤、金孝锡等人的证言和声明等。

　　2003年，沈志华编辑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档案资料中，仍然没有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的直接证据。众所周知，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后，由于苏共及克格勃被美国大面积渗透，苏联的一手档案已经被恶意篡改。即便如此，在沈志华所编辑的这套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唯一可以勉强论证其论点的是那份著名的苏联驻朝大使于1950年5月30日发出的第408-410号电，即《什特科夫关于朝鲜进攻日期致维辛斯基转史达林电》。其中谈到金日成正在考虑和准备“进攻行动”，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认为，“由于金日成打算在6月底(в конце июня)开始军事行动，并且在此之前部队的准备工作也可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同意这个期限。”[22]而斯大林收到电报后马上接受了此建议。

　　然而，这里疑点颇多——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

　　首先，这里所谈的“军事行动”、“进攻行动”，究竟是指主动地突然袭击敌人，还是在敌人突袭情况下进行反击式进攻，仍然是不明确的。

　　其次，很明显，这份电报只能证明金日成有相关的计划，并做了准备工作，而不能证明北朝鲜政权已经做出了相关的进攻决定。此电报明确指出，“金日成说，在党的政治委员会讨论会上他还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打算在最近几天提出这个问题……”，而什特科夫则建议金日成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应该与军事领导人商量，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好自己的部队，还要同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们商量，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23]1950年的金日成，在北朝鲜内部还远远没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同时金日成也在通过什特科夫试探斯大林的意见。也就是说当什特科夫发出此电报时，北朝鲜政权还远远没有做出发动主动进攻或反击式进攻的正式决议。

　　从6月1日至6月25日，在这段十分重要的二十多天的时间里，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及和斯大林究竟是如何沟通、商议并决策的，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里，完全是个空白。北朝鲜政权是否最终做出了突然发动战争的决议仍然是个未知数。很难想象，假如北朝鲜政权之前已经做出决议要在6月25日发动对南朝鲜的突然袭击，如此重大的事情会完全瞒着毛泽东乃至斯大林。而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里，既没有原始文件档案能够证明北朝鲜做出了突然进攻的决议，也没有原始文件档案能证明金日成将进攻日期确定于6月25日。因此俄罗斯解密档案，恰恰证明了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战争的，恰恰不是金日成和斯大林。

　　最后，这里涉及的日期是“6月底”这样模糊的时间，仍然不能证明朝鲜战争为何于6月25日爆发。另外关于此份电报涉及的这个时间点(в конце июня)，还有人翻译成“6月下旬”而不是“6月底”，这是一个更加笼统地时间范围。

　　众所周知，自1949年后，南北朝鲜双方在美苏的分别支持下，都在谋求统一朝鲜半岛消灭对方，也都曾各自制定了各种“北进”及“南下”的进攻计划要统一朝鲜半岛(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至1950年6月25日前，双方都已经在三八线附近集结军队，并不断发生军事摩擦。不能因为美国及南朝鲜做出过北伐的战争计划，便以此证明战争就是南朝鲜发起的;同样也不能因为北朝鲜做出过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计划，便断定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因此仅凭以上第408号电以及斯大林对408号电建议的同意，很难证明是金日成和斯大林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朝鲜战争。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更加彻底地反斯大林，苏联外交部曾配合勃列日涅夫专门提供了一份名为《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的文件，为了论证金日成及斯大林发动了朝鲜战争，此文件指出“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的发起时间定为1950 年6 月25 日。(第408 号电报，1950年)”。[24]如上文所分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408 号电报的曲解。

　　如果沈志华等人认为以上俄罗斯解密档案便能证明是斯大林及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那么沈志华所编的同样的一套档案材料中，还有一份1950 年6 月26 日《什特科夫关于转呈朝鲜外务省通报致葛罗米柯电》，其内容有：“6月25日清晨，南朝鲜傀儡政府所谓的民族国防军部队，沿整个三八线向北朝鲜发起了突然进攻。开始突然进攻的敌人，攻入了北朝鲜境内，纵深达三八线以北1-2 公里的海州以西地区，以及金川、铁原地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保安部队下达了命令：打退攻入北朝鲜境内的敌人的进攻……”[25]按照这份俄罗斯解密的档案文件，是否能够证明是美国及南朝鲜发动了朝鲜战争?按照美国及沈志华等人的观点，这份通报肯定是当时北朝鲜一方采用阴谋手段故意制造的假情报，因此是不可信的，然而这种“阴谋论”更多地是一种猜测而已。要证伪这份档案中提供的信息，需要更多的原始证据而非猜测。如果结论预设，态度先行，对自己结论有利的档案则采信，对自己不利的档案材料则否定，这显然不是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

　　北朝鲜军队的确于6月25日大规模越过了三八线，这在6月26日《什特科夫关于朝鲜战况致扎哈罗夫电》中已经有详细说明。然而，在此之前南朝鲜军队是否主动进行了挑衅并随后诱敌深入，至今仍无可靠地档案材料能够得出确定性的结论。什特科夫此电中还记录了当时北朝鲜政权的政治命令及军事命令，如“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等等[26]，但按照俄罗斯解密档案本身，实际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3、美国是朝鲜战争的顶级发动师

　　实际上，仔细分析朝鲜战争前后的各种迹象，弄清楚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并不困难。

　　例如，《纽约时报》驻汉城特派记者曾指出，本来，“好战的的谈话……几乎都是韩国的领导人发表的。”[27]1950年5月5日，李承晚曾说，“五月和六月,也许在我们国民的生平中成为极其重大的时期。”[28]第二天5月6日,他又发表“热战”鼓动，要求北朝鲜人民为了赶走“外来势力”而动员起来，他甚至“预计”占领北朝鲜,任命北半部五个道的“知事”后,在汉城设“临时办事处”。[29]在这个阶段，几乎全世界的人们都预计，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在加剧半岛紧张气氛。然而，5月10日，南朝鲜国防部长申性模发表声明，称大批北朝鲜军队转移到三八线,“侵略的危险”已经临头。此后，南朝鲜政权一贯好战的言论突然消失了，从而被听惯了其好战言论的西方记者们讽刺为“平静的国家”。很明显，是美国制止住了李承晚狂妄的好战言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后面发动战争并通过信息舆论战的方式将战争责任嫁祸给北朝鲜做铺垫。[30]

　　从战略上看，美国及南朝鲜比北朝鲜更有可能于6月25日发动战争。

　　首先，1950年5、6月的南朝鲜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南朝鲜的经济破产，南朝鲜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大规模地左倾已经无法避免。李承晚为了消除政治危机,于5月30日提前举行了选举，他采用法西斯暴行残酷镇压了南朝鲜的左翼和中间力量——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李承晚政权开始大规模屠杀左翼韩国民众，人数高达10万人。[31]然而选举的结果仍然是李承晚的惨败,在“国会”210个席位中,李承晚的“独立促成国民会”只占12席,而全部的支持者仅有57席。[32]李承晚政权的5、6月的困境是朝鲜战争爆发的重要背景。在北朝鲜一方看来，一旦亲美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的机会就大大增大了。而在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看来，只有发动战争能够避免自己的覆亡命运。在美国看来，也只有爆发战争并很快出兵，才能够避免南朝鲜沦入共产主义之手。

　　其次，当时美国情报部门接到情报认为中国将于6月下旬解放台湾。格林·培吉在他的《美国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美国情报局直到1950年晚春搜集到的情报资料证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想进攻台湾,进攻将在夏季的某一天开始”。[33]为了在中共打响台海战役前封锁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的爆发将是唯一的一个救命稻草。

　　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年后的1952年，由美国著名学者I·F·斯通所著、美国著名左翼学术出版社《每月评论》所出版的《朝鲜战争内幕》一书，便通过大量准确的、详实的资料证明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

　　斯通指出，在5月10日南朝鲜防长申性模发表声明后，南朝鲜一方突然“毫无理由地缄默了”。“汉城方面的声明没有了;东京那具有火药味的新闻快讯也没有了;国会的发言也同样不再涉及朝鲜。”斯通分析指出，或许“有人向李承晚建议最好是邀敌进攻或干脆挑逗敌人进攻”[34]，这使美国更有理由出兵干涉。斯通指出，李承晚显然满足于听从美国的基本战略，他曾“让联合国观察员看到他的一切军事部署都是防御性质的”，观察员在24日递交了观察书并离开了南朝鲜。然而观察员刚刚离开后，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显而易见，北朝鲜及金日成的情报系统没有强大到了解联合国观察员一举一动的程度。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何偏偏没有第三方作证，从而使南北朝鲜各执一词，声称是对方发动了战争?当时能够做出这种精确性全球设计的，恐怕只有美国。朝鲜战争爆发前，三八线附近集结了南北两方的大规模军队，联合国观察员却在战争爆发前期突然离开，这很可能正是美国的战略设计。

　　1950年6月14日，美国著名的好战分子、大韩民国的教父、美国国务卿顾问(及下一任国务卿)杜勒斯离开美国对南朝鲜及日本进行访问。杜勒斯在南朝鲜待了三天，视察了北部防线，而当时美国已经得到情报，北朝鲜正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重兵。根据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这一消息是“(情报局)6月9日的报告上透露的，6月13日又有报告更加详细地阐述了此事”。[35]因此，杜勒斯正是得到相关情报后访问了南朝鲜。毫无疑问，假如北朝鲜真的正在准备主动发起进攻，美国发达的情报系统肯定能够得到大量信号，但是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杜勒斯，都没公开发出一句警告，也没有媒体大规模地渲染战争即将来临，这意味着什么?结合后来美国的表现，我们只能认为，当时的美国，正如“珍珠港事件”前的状态一样(当时罗斯福政府隐瞒相关情报，故意让日本偷袭成功，从而顺利加入二战)——美国不仅不想阻止战争，而是正在急切地盼望着这场战争。

　　6月21日杜勒斯从朝鲜半岛飞往东京，在那里，他与麦克阿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时在东京的还有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布拉德利将军：美国军方及强硬派代表人物几乎全部聚集东京，这意味着历史的节点已经快要来临。据美联社报道，杜勒斯“预计美国方面会在远东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以维护远东的和平。”[36]按照当时的语境，杜勒斯的表态只能被理解为美国将在远东地区(如朝鲜及台湾)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的确“积极行动”，不仅迅速介入了朝鲜内战，还封锁了台湾海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美国一旦“积极行动”起来，总是先发制人。因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真实表现，只能比在“珍珠港事件”中更加积极——正是美国的“积极行动”引起了战争。

　　美国给朝鲜战争的起因定性，依据的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J·穆乔的电报，其中谈到：“由(美国)朝鲜军事顾问团组成的战地顾问的报告部分证实了朝鲜(南)军方的报道，即北朝鲜军队于今天凌晨从几个部位向朝鲜(南)领土发起了攻击……大约在凌晨4点钟，战争爆发了。凌晨6时左右，北朝鲜步兵开始越过三八线……”这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第一份官方报告，美国及联合国正是依据此报告，对朝鲜战争起因做了认定：“电报上说，北朝鲜军队于今天凌晨时分从几个部位向南朝鲜领土发起了侵略战争”。[37]实际上，美国及联合国的以穆乔电报为依据，完全采信了南朝鲜军方的报道。然而按照穆乔电报，南朝鲜军方的报道却仅仅被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部分地证实”。显而易见，北朝鲜军队大规模地越过三八线这点没有疑问，那么当时军事顾问团无法证实的，只能是究竟哪一方首先发起攻击这个问题了。因此，美国及联合国实际上曲解了穆乔报告的本意。

　　按照美国的说法，朝鲜战争于6月25日凌晨4点爆发，战争爆发6个小时后，美国政府于本地时间6月24日晚上9点26分收到约翰·J·穆乔的电报。而战争爆发4个小时后，也就是在东京时间8点20分，麦克阿瑟的头号政治顾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正要出发去日光游览，突然间接到麦克阿瑟传话“今天必须呆在办公室里”。[38]由此可见，美国在接到大使约翰·J·穆乔的电报之前，已经得知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而这个消息内容一直被美国隐瞒。当时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约翰·冈瑟描述了当天的情景：“有两位占领军的重要人物”与他同去日光，午饭前，其中一位“出乎意料地接到电话”。他回来时，“小声说道：‘大战爆发了，南朝鲜军队攻击了北朝鲜’”。约翰·冈瑟评论道，“战争开始后起初传到东京，继而又传到我们耳中的消息是南朝鲜攻击了北朝鲜，而不是北朝鲜攻击了南朝鲜。”因此他认为消息传错了，他认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高官们被北朝鲜无线电的“大肆渲染”蒙蔽了。[39]

　　显然，麦克阿瑟司令部是不会轻易相信北朝鲜的宣传的。联系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做出如下4点判定：1、在接到约翰·J·穆乔的电报之前，美国政府高层已经得到情报朝鲜战争已经爆发。2、美国得到的最初情报是南朝鲜首先进攻了北朝鲜，而不是相反。3、美国将此最初也最真实的情报完全隐瞒了起来。4、约翰·J·穆乔的电报转述了南朝鲜军方的报道，即北朝鲜首先发动了进攻，但是电报本身并不能确定这一点，而美国及联合国则故意遮蔽了后者。

　　此外，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早已经将谴责朝鲜的决议草拟好，以便战争爆发后迅速递交给联合国。1951年6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国务卿助理约翰·D·希克森曾不小心将这个信息曝光了。希克森一开始咬定战争的爆发完全是北朝鲜的突然袭击，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攻击的警报。”但是参议员麦卡伦指出，对此问题，“中央情报局已向国务院和行政部做过汇报”，而且“这些汇报已经归档。”这时，希克森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渎职，不得不承认中情局“报告说南朝鲜可能会遭到攻击”。在另一参议员弗格森的步步紧逼下，希克森不得不承认，在战前，他们已经为战争的发生做出计划，即“请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给北朝鲜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战争并让他们撤回军队”，他们还“草拟了这一决议”以便战争爆发后提交给联合国。[40]美国政府在战争前设计的计划已经考虑到，如果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美国将如何应对。希克森说，“我们将请求秘书长召开一次特别的联合国大会。我们已让几个人考虑具体的行动的计划，并起草了一份声明以便在他返回之后用。”[41]美国的应对战争的计划已经制定得如此详尽而细致，显然，美国在战前已经知道，战争一定会爆发。

　　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务院都要把它对战争所作的准备公布于众，以表示其先见之明，而这次却十分反常地遮遮掩掩。除了蓄谋已久的系统性设计使北朝鲜跳入已经布置好的陷阱，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能够解释这些现象吗?

　　因此，真实的历史只能是：1950年6月25日，美国策划南朝鲜主动挑起了战争，在此之前联合国观察团在美国安排下离开了南朝鲜。因此，所谓战争的真相，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便没有了第三方的证据。因此，事实真相便由美国任意解释来欺骗全世界，包括试图欺骗毛泽东和斯大林。北朝鲜反攻后，南朝鲜部队故意大幅撤退——正如什特科夫6月26日电中所言，“敌人进行抵抗并在战斗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退却，未发现南朝鲜军队大批投降和被俘的情况。”[42]斯通指出，“根据战争爆发前一天观察员的报告，南朝鲜指挥官接到的指令‘只不过是如果既定部位遭到攻击，即行撤退’。”[43]北朝鲜军队因突然发现敌人原来完全是不堪一击，于是全面越过三八线向南追击，而美国则趁机在联合国将其定性为侵略者，为自己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湾海峡奠定了舆论基础。

　　4、美国60年前在朝鲜半岛的整个战略布局

　　战争爆发后一个月时，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况简报会上，一位情报官告诉记者：“6月25日战争爆发时，北朝鲜并未完成其军事行动计划……侵略开始时，只有6个师完成了预定计划，而北朝鲜原计划启用13-15个师。”[44]显而易见的是，在南朝鲜政权风雨飘摇，李承晚政权马上就要垮台，和平统一曙光已经完全显现，而北朝鲜自己的军事准备还远远没有完成时，金日成不可能主动发起进攻。此外，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并没有立刻重返联合国，这使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谴责并侵略北朝鲜的阴谋得以实现，这完全能够说明，斯大林对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像毛泽东一样感到意外。如果是斯大林及金日成共同策划了6月25日的朝鲜战争，苏联代表应该会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回到联合国以阻止美国的阴谋。无论是什么情况，斯大林都没有任何理由让美国假借联合国之手侵略朝鲜半岛。遗憾的是，美国的战略计划十分完美，给斯大林和毛泽东来了个措手不及。

　　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做出了充足的准备，就连蒋介石也知道战争将于6月25日爆发。根据1950年美国商品进出口局8月10日“大豆买卖中的投机活动”的报告，朝鲜战争爆发前几周里，美国大豆市场出现垄断迹象。到1950年6月30日为止，56个中国人账户已经占据了7月份大豆现期交易合同额的一半，中国商人已经垄断了大豆市场，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大豆价格出现了暴涨，由于中国东北是大豆的重要产地。而在这个56个中国人名单中，最大的投机商人是宋子安——蒋介石的姐夫宋子文的弟弟。[45]蒋介石集团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通过对美国大豆市场的垄断，获得了巨额暴利——这几乎是蒋介石集团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显而易见，蒋介石集团已经提前知道，朝鲜战争肯定要在6月份爆发，因此投入巨资在美国大豆期货市场大赚了一笔。至于蒋介石是从李承晚还是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战争情报，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了。

　　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美国60年前在朝鲜半岛的整个战略布局：首先由杜鲁门及艾奇逊于50年初发表迷惑人心的演讲，让外人以为美国不会在朝鲜及台湾用兵。其次，当中国正准备解放台湾时，美国突然策动南朝鲜军队于6月25日前突袭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反击时，南朝鲜军队诱敌深入、不做抵抗、大幅撤退。紧接着，美国以北朝鲜侵略南方为借口，迅速介入朝鲜战争并封锁台湾海峡，展开了对新中国的全面围堵，同时在联合国控告北朝及苏联突然发动了战争，通过美国控制的全世界媒体制造舆论谴责北朝和苏联发动了战争。最后，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包抄已经大幅南下北朝鲜军队。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6月25日之前，美国指挥下南朝鲜军队是否如北朝一方所言首先越过三八线挑衅北朝鲜军队已经不是十分重要。当北朝鲜军队大规模越过三八线时，南朝鲜军队正常情况下会尽力抵抗，然而美国事前早已做好了严密计划，美国指挥南朝鲜军队以退为进、请君入瓮，接着通过联合国将北朝鲜定性成侵略者，然后美军仁川登陆再从背后猛烈攻击——这一连串行动都是典型的战争行为，而且是综合了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因素的总体战争行为。因此，无论南朝鲜军队是否首先越过三八线进行挑衅，美国都是朝鲜战争的顶级策划师和发动师。

　　5、一箭N雕——美国妙计意图分化中苏朝联盟

　　美国的这一典型做法是欲擒故纵、请君入瓮。通过这一连串的连环操作，美国不仅实现了对新中国的全面围攻，反而把战争责任嫁祸到了北朝鲜头上，从而在中苏朝联盟间钉入了楔子。可以想象，假如1950年6月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毛泽东，相信了美国制造的心理战舆论，必定怨恨斯大林及金日成没有与自己商量，便于6月25日发动了战争，使中国不能顺利解放台湾。这样，美国便可一箭N雕，即离间了中苏关系，也离间了中朝关系，同时也离间了苏朝关系——假如斯大林被美国制造的舆论所误导的话。美国入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后，一直认为中国不会出兵参战，或许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自己心理战阴谋伎俩的高度自信、自恋——美国认为通过嫁祸北朝鲜，已经成功地在中苏朝之间打进了三个楔子。美国的这个“瓮“很大，不仅想装下北朝鲜，也想装下苏联和中国。可惜，美国的战略家再狡猾，也欺骗不了毛泽东。美国最后在朝鲜战场损失惨重、颜面扫地、铩羽而归。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刚刚停战三个多月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1月6日正式制定了NSC166/1号文件用以全面指导对华关系，其题目是“美国的中共政策”。这是一份更加系统地全面围堵中国的纲领，其要点有：1、中共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权力结构”，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即刻从阿穆河(黑龙江)、喜马拉雅山、东京湾之间的整个巨大区域排除出去”，于此同时，俄国的影响力迅速向南推进。因此，“美国在远东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应对“一个强大的敌对的中共的存在及中共与苏联的同盟。”2、美国将说服盟国一起对中国实施经济限制，“就会对中共实现工业化增加困难并拖延之，迫使苏联继续承担起援助中共的担子。”3、美国对中国的目标首先是迫使中共改变敌视美国的倾向，或者“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的替代政权”，其手段包括直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推翻中共政权、扶植台湾国民党政权推翻中共等。其次是“降低中共在亚洲的相对实力地位”，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政策包括：“a、主要通过发展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b、同时通过削弱或至少延迟中共在中国力量的上升;c、通过破坏中苏关系。”

　　为此，美国又提出了十个措施：“a.维持近海岛屿链的安全。b.如果必要可行的话，准备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共在其他地方进一步领土扩张。c.必要的话,，资助远东非共产主义政府对抗共产党的颠覆。d.在远东，尤其位于中共边境的朝鲜半岛、台湾和印度支那地区，扶植强大、健康的非共产主义政权。e.资助日本发展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有选择性地帮助具有可行性发展的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f.继续在太平洋地区探索集体安排机制的潜能，鼓励该地区国家解决它们的分歧，克服其他影响地区合作的障碍。(即建立亚太反共联盟)g.继续对中共实施政治、经济压力，包括非常规的、隐秘的压力，至少直到中共周围区域出现令美国满意的结果。h.继续承认、支持台湾的国民政府;帮助它获取更多非共产主义团体的支持;采取提升台湾有效防御军事力量的行动，对与中共进行陆地、海上贸易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打击，以及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进攻性行动。i.采用所有可行的方式，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来破坏中苏关系。j.尝试让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相信美国的中共政策是合情理的，他们采取类似政策是明智的，而不需要施加会产生严重分裂的压力。”[46]

　　仔细分析NSC166/1号文件可以看到，那么朝鲜战争后亚太地区的整体设计几乎都在美国掌控内，比如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湾独立倾向越来越强、日本及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崛起(恰好都在中共周边)等等，无一不是美国战略设计的产物。

　　而今天的朝鲜半岛，事实上仍在不断地重复昨天的故事。六十多年前的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及南朝鲜突然袭击北朝鲜，当北朝鲜反击后迅速撤退将战争责任嫁祸于北朝鲜。十年前的2002年，小布什政府突然宣布朝鲜政权是邪恶轴心，并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军事围堵，逼迫朝鲜不得不自卫选择制造核武器，然而美国又一次将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责任嫁祸到北朝鲜身上。2009至2013年，奥巴马政府继续沿用了从杜勒斯到小布什的轨迹，美国屡屡通过军事手段给北朝鲜施加压力，使朝鲜半岛的战争似乎要一触即发。不同的是，当年的毛泽东那一代人一眼看穿了美国人的伎俩，并最终打得尼克松不得不亲赴北京求饶。而今天的中国人，在沈志华等“历史学家”的误导下，似乎更容易钻进美国的“瓮”里，也更容易被美国人钉入各种“楔子”。

　　三、以史为鉴：美国如何通过“楔子战略”分化中越关系　　1、从越南到朝鲜——共产主义国家的代际退化

　　对于中国周边的系列中小国家来说，当中美矛盾和冲突加深时，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小国很可能选择倒向强者一方，以获取短期国家利益，哪怕是中国的前盟友。中国周边国家类似的案例非常多。例如，朝鲜多年以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正是因为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坚定地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了民族国家短期利益之上，这就导致朝鲜一直与美国互为仇敌，从而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结盟。

　　然而在国际共运仍然处于低潮的时刻，当前的朝鲜政权是否仍然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短期民族国家利益之上?随着代际的推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共产主义理想淡化、而投机性短期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念增强的局面，比如前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个轨迹的蜕变。越南等很多中小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类似的轨迹。苏俄和中国由于其体积和潜力太大，无论其怎么蜕变，美国对其打压和肢解的意图不会改变。然而那些社会主义小国则与其不同，美国必然会利用这些中小国家，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来牵制中国和苏俄。今天与美国关系打得火热，而与中国爆发严重边界纠纷的越南，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毫无疑问，从“主体思想”可以看出，朝鲜当初对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远比越南更执着更彻底，而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民族主义成分较强的典型国家。然而，在金正日、金日成身后的朝鲜，是否有足够的“主体意志”将共产主义道路坚持下去?

　　2、乔治·凯南的越南战略

　　冷战刚刚开始，美国便有一项基本的战略，那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选择那些民族主义性质强烈的中小型国家，来分化瓦解社会主义体系，以最终颠覆整个体系并肢解俄罗斯和中华民族。美国对那些坚定地共产主义国家视作仇敌，而对那些民族主义倾向强的中小型共产主义国家则视作可以招揽的对象。

　　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越南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为美国垄断财团服务的顶尖大师是位和平爱好者。他认为，美国卷入多年的越南战争，是“在那里建立某种反共政府而进行的一次时间漫长、耗费巨大、没能成功、而且从一切方面看都是不幸的努力”，但是在乔治·凯南看来，“我们看作越共的那批人”——“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乔治·凯南认为，“胡志明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词汇，但他喜欢的却可能是在他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和他同我们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假如我们当时鼓励他这样做得话。”[47]越战前，乔治·凯南等几位美国的核心谋士建议不要卷入越战，美国可以鼓励北越的民族主义情绪，同北越保持良好关系来分化和对抗苏联的力量。当然，美国最初没有听乔治·凯南的意见，随后美国陷入了越战泥潭。然而，奇怪的是，与当年在朝鲜半岛美国力保韩国政权的态度不同，美国从越南彻底撤军，事实上彻底抛弃了南越政权，越南全境得以迅速统一。如果认为这是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导致的，那便是高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民主作风。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接受了乔治·凯南的意见。因为继续支持南越、保持南北分裂将无法与北越改善关系，而北越恰恰既是一个不容易打败的对手(即潜在的朋友)，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较强而美国可以分化利用的对象。

　　实际上，美军刚刚撤出越南、越南刚刚统一，美国便抓紧机会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早在1976年11月，美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杨 ( Andrew Young ) 就公开地宣布：“我们把越南视为亚洲的南斯拉夫。……越南可以发展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共产国家和对抗中国的缓冲器。……一个强大与独立的越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48]1977年3月卡特总统特派员伍德科克访问越南(一个月前中国刚刚回绝越南的求援，见下文)，几乎提出了无条件的两国关系正常化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向越南提出，只要越南要提供有关“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的讯息，美国就可以接受越南加入联合国并随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同时提供设备物资全方位援助越南战后建设。[49]

　　众所周知，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美国将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视作死敌，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是美国最统治者——垄断资本财团的根本性威胁。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然要继续打压和肢解叶利钦主导的亲西方的俄罗斯，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理念的彰显。虽然叶利钦极度亲美亲西方，在美国看来却是肢解俄罗斯的最佳良机，于是俄罗斯民族不得不选择普京。对比美国对越南和朝鲜的不同态度，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更欢迎那些中小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美国曾在欧洲通过分化南斯拉夫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毫无疑问，在亚洲继续采用“楔子战略”，分化越南对抗中国，这是越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确定重要战略。

　　3、越南自1977年2月后开始反水

　　1977年，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自然地，越南暂时选择全面倒向了苏联一边。而在此之前，越南其实更多地站在中国一方。胡志明在世及掌权时期，越南与中国铁一般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中苏矛盾激化后，越南实际上也站在中国一边。1962年秋，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苏联支持印度，但北越明确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1963年10月，在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不久，越南劳动党党刊《学习》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批评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表明了越南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观点的立场。1963年12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届九中全会，第一书记黎笋公开表示，“最令人满意地贯彻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50]与赫鲁晓夫对美投降彻底抛弃越南不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重新开始重视越南。1971年基辛格(及随后的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越关系出现波折，但毛泽东并未因中美之间关系的缓和而抛弃越南，中国反而在1971年之后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虽然越南的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露头，但中越之间仍然保持了同盟关系。

　　中越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77年2月。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越南上下进行了沉痛哀悼。众所周知，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进入对毛时代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的特殊时期。1976年11月越南展开了对中国的试探性接触，范文同提出中国为越南提供新的援助。1977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回复越南：“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和去年严重的自然灾难，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同志提供新的援助。”[51]而越南对此怀恨在心，在他们看来，1977年，显然不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一方面正与美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罕见地彻底回绝越南的求援(之前中国最多是打个折扣，实际上大体上满足了越南的历次要求)，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越南显然认定中国已经开始最厉害地“背叛”越南。更何况，在这个时刻，苏联和美国都在抓紧机会拉拢越南。

　　如果说，1977年2月之前，越南还曾想试图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的话，在此之后的越南已经决定彻底倒向苏联，而这必然意味着与中国翻脸。1977年底越南出动5万军队进攻柬埔寨，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于是，越南在1978年7月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定位：越南“基本的和长远的敌人是美帝”，而“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52]此时的越南已经远远不再期望中国的援助，因为1978年的6月苏联已经将其拉入了“经互会”。1978年11月8日黎笋代表越南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意义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而苏联更是施加压力要求所有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共同声援越南。[53]

　　4、中国当年仍有机会将越南留在自己身边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如脱缰野马，完全印证了乔治·凯南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当然，对此，毛泽东也是深知肚明的，当年中国对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支持援助，除了“同志”情，更多的是“兄弟”谊。当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拉拢越南时，毛泽东仍然将越南争取到了身边，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后，中越关系仍然基本稳定，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外交手腕。而中朝联盟的紧密程度又远远强于中越。

　　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他不仅能联合盟友并肩作战，甚至能征服敌人的内心，当时急切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便是最典型的案例。再如，1961年面对受苏联怂恿的印度，中国一方面用强力坚决压制住了印度及苏联的扩张冲动，同时也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通过领土退让、优待印度俘虏等方式最大程度上争取了印度，此后六十多年中印边境再无战争。再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苏之间形成了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没有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便放弃了对越南的支援，更没放弃对东南亚共产党及全世界反美左翼力量的支援。中国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就完全倒向美国一边，这样便避免了“大三角”的失衡。越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中苏都保持友好状态，选择在中苏之间站在中间的位置上，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1972年大国战略家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与美苏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最终形成苏、美两霸都不得不争取中国的局面——1972年拥有两弹一星的中国可以同时顶住美苏两方的压力，已经远远不同于1949年的光景了。从1949年的“一边倒”，再到1972年的“三足鼎立”，毛泽东总是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最正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生前已经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1977年后越南的反水，给中国带来惨重的损失。随后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导致的惨烈的中越战争，更给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消弭的隔阂。自1979年开始，中国已经摆出完全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体系的姿态，从而使中美苏大三角失衡，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而内忧外患不断，处于极为被动的一方。而最终的结果是形势逆转，苏联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也被迫全面倒向美国，美国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最大得势者。伴随着苏联的蜕变，越南也与美国正式走近。冷战结束，随之出现了美国一极独大、全面称霸世界的局面，美国开始全方位围堵中国，越南更是与原来的死敌打得火热。美国不仅实现了将越南变成“亚洲的南斯拉夫”的原初战略，甚至正在将越南变成“亚洲的以色列”——美国挑拨中越边境纠纷与战争仇恨，利用民族主义冲动的越南极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中国原来对越南的巨额援助，几乎功亏一篑。回头看1977年的中国，其实仍然有一定的机会将越南这个“兄弟”争取到自己身边，至少有一定机会能够使其在中苏之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越南在1976年11月对中国提出的求助，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并非无法承受的负担，如果毛泽东确立的中越关系框架能够基本得以保持，越南就不会一边倒地投靠苏联，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入侵柬埔寨，中越之间也不会有惨烈的战争及后来的边境纠纷。

　　越南的反水，从道德上看当然是越南的错误。但是假如以道德或者情感的义愤来代替冷静客观的地缘战略分析，其结果很可能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毛泽东无论是处理中朝、中越关系，还是处理中美、中苏关系，还是处理中印关系，其战略考量都极其理性和深远。

　　与中越战争中中国的人员、经济和领土、领海损失相比，毛时代的对越援助的代价其实一点也不大。而1976年11月越南提出的对华求助与之相比，更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后来的中越之间的南海纠纷，已经持续地消耗了大量的中国国力，并且还将继续消耗下去，未来中越之间仍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历史已经屡次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战略大师。

　　四、朝核危机的起源：美国老布什政府如何离间中朝关系　　1、2013年的朝核危机

　　2013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整个东亚局势都为之紧张起来。美国及西方势力一方面继续在舆论上抨击朝鲜并准备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加入制裁和围堵朝鲜的行列，甚至与朝鲜断交。

　　全世界的主流舆论想当然地认定：中国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然而朝鲜核试验，使朝鲜半岛及中国周边局势紧张，甚至韩国、日本乃至台湾都有了研发核武器的借口，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因此，在打压和制裁朝鲜核武冲动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这种简单地表面化的分析其实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这种思路处理朝核问题，必然导致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不但不利于解决朝核问题、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反而会加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甚至会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产生根本性的破坏。

　　毫无疑问，因为朝鲜核试验，中朝关系正面临着很大的考验，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准确地定位和分析这些考验和风险，并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考验和风险，需要在把握美国对华根本战略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和现状评估，总结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经验得失。在此基础上做出系统性地战略判断，形成有利于中国长远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2、朝核危机起始于1992年中韩建交后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胁

　　朝核问题根源何在?其实深入分析此问题的来龙去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前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局势出现若干缓和迹象。朝鲜半岛局势也是如此：1985年12月，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底，朝鲜与韩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1月31日，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了核设施全面安全保障协定，朝鲜表示其核设施是用于发电弥补其能源不足，而非用于核武器，朝鲜欢迎IAEA的核检查;从1992年5月开始，朝鲜第一次接受了IAEA的核检查，这次检查十分顺利，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表示，朝鲜的核设施十分原始。然而，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出现了大逆转，1992年7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二次核检查时与朝鲜开始出现摩擦，而在1992年9月的第三次核查过程中双方更是出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彻底翻脸，朝鲜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检查有关设施，朝鲜方面声称那里是军事设施。在此后的三次检查中，朝鲜与IAEA的合作仍不顺畅。而到1993年3月12日，朝鲜竟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在声明中表示，这一立场将保持不变，直到美国停止它的核威胁。[54]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1992年8月之前，朝鲜尚没有制造核武器的强烈动机，在此之前，朝鲜并不过度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如果那时的朝鲜已经明确其战略要秘密或者公开研制核武器，1985年就不会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也不会签订《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初也不会接受IAEA的核检查。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或者说从1992年9月开始，朝鲜明确拒绝与IAEA的合作，至93年3月，朝鲜明确而公开地表达了拥有核武器的强烈动机——其理由是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可以判定，朝鲜明确其发展核武器的大战略，正是在1992年9月前后。从这时开始，朝核问题正式浮出水面，一直延续到20年后的今天，朝鲜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朝鲜对自己安全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大转变?分析当时朝鲜的国际环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促使朝鲜下决心研发核武器的关键原因，正是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的正式建交的同时，美国却在逐步加大对朝鲜的打压，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3、中朝关系如何被老布什打入了第一根“楔子”

　　在1992年之前，中朝关系一直是“兄弟加同志”式的亲密同盟。1961年7月，朝鲜与苏联和中国先后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核心内容有：“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55]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导致中朝两国成了事实上、法律上全方位的军事、政治、经济同盟。这种同盟关系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已经事实上存在。然而，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对未来朝鲜半岛事务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保持中立置身事外，或者仍然坚定地站在北朝鲜一方与美韩对抗。《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意味着中国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此条约等于宣告：一旦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被停止，朝鲜半岛重现战争，中国将帮助朝鲜对抗美国、韩国;同样，假如中国开打台海战争，朝鲜将帮助中国牵制美日。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同样意味着，朝鲜在中国和苏联中间事实上选择站在中国一边。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赫鲁晓夫于1959年已经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并开始撤走全部驻华专家，撤销一切同中国已签订的援助协议。在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及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等系列问题上，朝鲜都明显地倾向于中国，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断绝对朝鲜的军事、经济援助，苏联与朝鲜关系甚至陷入了冰冻时期。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自然也意味着，当中国后来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强国之后，朝鲜已经处于中国的核保护之下。因此，六七十年代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并不强烈，80年代也不强烈，甚至199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接受韩国的巨额贿赂与韩国建交，苏朝关系彻底恶化时[56]，朝鲜仍然未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91年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瓦解给朝鲜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正是在这一年朝鲜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自1989年开始，美国老布什政府表面上摆出很多姿态来缓和美朝关系，例如允许美国非商业人士访朝，允许1991年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签订《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等等，一时间，朝鲜半岛似乎迎来了和平曙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似乎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然而，在半岛局势表面缓和的背后，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仍然没有解除。老布什政府仍然不时宣布朝鲜是美国的威胁，例如1991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东亚受1989年革命的影响大大小于欧洲”，朝鲜仍然是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于11月宣布无限期冻结了从韩国撤军的计划。老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看似摇摆不定、毫无章法，其实是大有深意，其关键目标之一是离间中朝关系。

　　苏东剧变后，美国很快明白，期待中国和朝鲜在短时间内崩溃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继续打压和围堵朝鲜的同时，美国却迅速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以鼓励中国继续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991年5 月，老布什总统宣布将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1992年，中韩顺利建交，与此同时，美国与韩国却彻底拒绝了交叉承认原则(此原则由美国于1975年提出，要求中苏承认韩国，作为交换，美日承认朝鲜)。

　　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就事实上处于尴尬地位，中朝之间原本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也因此出现了裂痕。自此以后，朝鲜与韩国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以及小规模的军事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公开姿态已经是中立的了。中朝关系也在1992年后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冰冻时期，在此之后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朝鲜领导人没有访问中国，这与之前双方紧密的联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孤立的朝鲜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的安全威胁，这是朝鲜下定决心研制核武器的直接原因。

　　此时的朝鲜，对中朝军事同盟以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能否落到实处是存在疑问的，因此从2009年开始，面对美韩军事威胁，朝鲜一边大力研发核武器，另一边屡次声言退出《朝鲜停战协定》执行战争边缘政策，其目的实际上正是要检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实效，中国如果不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巩固此条约的实际效力，中朝联盟面临被美国离间的危险。

　　4、1992年后朝鲜走向核武之路几乎是一种必然

　　显而易见的是，假如朝鲜与台湾之间建交，中国的愤怒一定是无以复加的。但在朝鲜看来，从实质意义上讲，中韩建交对朝鲜带来的危害，远比朝鲜与台湾建交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为毕竟台湾政权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远小于韩国之于朝鲜。

　　而92年之后经济陷入困境的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感知比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加敏感。苏联解体前的八十年代，朝鲜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工业化及农业的机械化(八十年代朝鲜农业使用化肥及自动化机械的程度已经远超中国)，但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使朝鲜突然失去了石油、焦炭、化肥等战略物资的主要进口来源以及出口市场，整个经济陷入崩溃状态。1992年，中国对朝鲜提出新的贸易协定，决定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转变为外汇结算。由于朝鲜习惯与以物易物贸易，缺少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经历，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外汇十分欠缺，再加上中韩建交的政治冲击，中朝贸易逐渐陷入停滞状态。1993年中朝贸易总额尚有9亿美元，而到1998年下降到4.1亿美元，而1999年则下降到3.7亿美元。[57]

　　九十年代中后期，朝鲜面临外部封锁、内部饥荒等经济困境，不得不进行“苦难的行军”，而中国此时对朝鲜的援助却大幅减少：“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58]按朝鲜2200万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个朝鲜人每年得到0.34元人民币、6公斤粮食，这对解决朝鲜面临的经济困境相当于杯水车薪。

　　2000年前后，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中国已经逐渐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作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方针，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相对毛时代已经大幅减少，朝鲜仍然无法通过与中国的市场化贸易获得足够的能源、资源供给以振兴其经济，而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已经在美国压力下对朝鲜关闭了大门。

　　国际主流舆论都在指责朝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和民生，而不应搞核武器影响地区安全。然而，从金日成时代到金正日时代再到当下的金正恩时代，朝鲜一直将经济民生当做核心工作之一，只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朝鲜传统的经济交往对象不复存在，这对外向型的朝鲜经济是致命打击。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极度敌视朝鲜，朝鲜经济发展的战略物资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不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朝鲜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正常的国家。当然，像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那样，放弃核武器，向美国投降，和韩国一道沦为依附性政权，朝鲜或许能够短时间内重返所谓的“国际社会”，然而这种恰恰是朝鲜所不能容忍的巨大耻辱，而其最终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朝鲜看来，丧失了中国的核保护之后，唯有自己成为核武国家，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才能最终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即朋友)，才能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才能最终改善朝鲜自身的经济和民生。只有拥有了核武器及导弹，朝鲜才能摆脱全民借兵的状态，才不必维持一直庞大的现代化军队，才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经济生产。总而言之，为了发展自身的经济民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安全，拥有核武器是朝鲜的必然选择。

　　由此看来，92年之后，在外部安全环境极度恶化的背景下，朝鲜义无反顾地走向核武不归路，几乎是一种必然。

　　五、克林顿与小布什的接力赛：“朝美核框架协议”与朝核危机的深入演化　　1、克林顿政府与第一次朝核危机

　　为应对1992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次朝核危机，美国布什总统及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是对朝鲜军事威胁，美国甚至曾制定侵略朝鲜的战争方案。1993年2月，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而朝鲜则开始全面的战争动员，正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朝鲜于3月份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公开明确了其核武意图。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再次侵略朝鲜，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除了担心再次将中国推入敌对阵营外，最重要的是当时朝鲜与美国之间军力的差距相对于朝鲜战争期间已经大大缩小，美国侵朝得不偿失。克林顿政府最终选择了“缓兵之计”：1994年6月，当中朝关系进入冰点的时刻，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的斡旋活动获得成功，用卡特后来的话讲，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答应了他提出的协议中的全部条款。美国与朝鲜最终在1994年10月21日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即“朝美核框架协议”或“日内瓦协议”)。根据协议，朝鲜承诺将拆除其全部核设施(主要是3座在建或建成的石墨反应堆)，朝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而美国一方负责弥补朝鲜相关的能源和经济损失，美国答应向朝鲜提供两座轻水反应堆(建设周期在10年内)，和平利用原子能提供电力，在轻水反应堆建成之前，美国将向朝鲜提供重油充作替代能源，每年约需50万吨，美国也保证不对朝鲜首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放宽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限制，并同意尽快在双方首都互设外交联络处。[59]

　　朝鲜一方原来的原则，本来是美国军力应全面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朝鲜则可放弃核武器。但是在“朝美核框架协议”中，金日成及随后的金正日领导的朝鲜政府仅要求美国提供重油弥补其能源经济损失、放弃对朝鲜的核威胁、放宽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朝鲜便答应冻结并最终拆除其核设施，并永不开发核武器。客观地说，朝鲜的要求完全正当和合理。朝鲜的真实形象，远非西方主流媒体渲染的“好斗的恶魔”。

　　本来按照“朝美核框架协议”，朝核问题乃至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完全可以顺利解决。自1994年以后，朝鲜全面履行了“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停止了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及相关设施，停止了另外两座反应堆的建设，封闭了有关实验室、核燃料仓库、核燃料制作装置等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证实了朝鲜采取的措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美国技术人员于1996年5月2日开始拆除朝鲜宁边核设施的大约8000根废核燃料棒。[60]

　　但是，美国并未认真履行此协议。重油的提供被美国克林顿政府多次拖延甚至中断，而原定到2003年完工的朝鲜轻水反应堆工程，由于美国的借故拖延，至03年时只完成了30%左右(还有一种说法是25%左右)。[61]而且，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未减轻，美国仍把朝鲜列在“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这使朝鲜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援助。另外，框架协议签订后，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却得到了加强，朝鲜已经废除了其核设施，美国却又认定朝鲜的导弹是美国的严重威胁，并联合日本、韩国乃至台湾研发和布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为表达和平诚意，朝鲜不得不还宣布暂停导弹实验。美国与韩国94年后虽然曾暂时中止针对朝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演，但“秃鹫-2000”之类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仍然每年进行。[62]

　　美国克林顿政府处理朝核问题的方案其实是“缓兵之计”，它与朝鲜签订了框架协议，让朝鲜全面冻结并废除了其原有的核设施，但是美国并未履行相应地承诺，美国仍然将朝鲜视为敌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一些表面的“接触”、“缓和”、“放松”政策，只是迷惑朝鲜的障眼法。卡特等人，只不过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垄断资本财团操控的工具而已，工具本身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主人的真实意图。美国对朝政策的真正战略意图，是颠覆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并将朝鲜改造成美国的头号反华阵地。1994年“朝美框架协议”签订时，中朝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低谷，美国希望此协议能够诱导朝鲜走向反华亲美的道路。假如朝鲜的表现足够积极，此协议就能贯彻下去，美朝就会最终成为盟友。然而，金正日的朝鲜并不想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假如美国因为朝鲜放弃了核武器，就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压制和经济制裁，使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得以稳固、朝鲜经济得以恢复，这是美国垄断资本全球利益的重大威胁。

　　2、小布什政府与第二次朝核危机

　　而2001年1月小布什一上台，就马上宣布朝鲜为“邪恶轴心”国家，对朝鲜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空前加大，甚至威胁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克林顿年代那表面的障眼法和缓兵之计也被美国撇到一边去了。众所周知，小布什团伙制造假情报，欺骗全美人民，污蔑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后在伊拉克掘地三尺却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子也没找到，“伊拉克情报门”已经载入史册。然而，更加有意思的是“朝鲜情报门”。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平壤，宣称朝方“已承认”铀浓缩计划，指控朝方正开发核武器，随后这一说法遭到朝方否认。美国总统小布什2002年11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发现，朝鲜正在进行铀浓缩活动，企图发展核武器。这同他们和美国的协议背道而驰。”因此，小布什政府全面废止了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美朝关系彻底撕破，朝鲜于2003年1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危机又一次凸显。到了2007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朝鲜情报负责人德特拉尼终于对国会承认，美国情报机构当时并不高度确信朝鲜秘密开展了铀浓缩活动。而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则干脆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根本不确定朝鲜是否掌握了铀浓缩技术。[63]2008年8月美国资深记者、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研究员奇诺伊在《熔毁：朝鲜核危机内幕》一书中则指出，朝鲜核危机是布什政府歪曲情报造成的，美国情报界2002至2003年并无可靠情报显示朝鲜拥有利用铀来制造核武器的设施。然而，美国下定决心终止了与朝鲜达成的核协定“框架协议”，他们利用这个议题迫使美国同朝鲜陷入冲突，至于2002年访朝后声称朝鲜已承认“铀浓缩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更是在赤裸裸地撒谎。[64]

　　显而易见的是，在小布什制造“朝鲜情报门”并以此撕毁“朝美核框架协议”之前，朝鲜并未像美国宣布的那样下定决心研制核武器。虽然克林顿政府拖延“朝美核框架协议”的实施，朝鲜政府在2003年之前还是大体上遵守了该协议，美国所谓朝鲜核武器计划的情报是伪造的。

　　当然，“朝鲜情报门”和“伊拉克情报门”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朝鲜情报门”是一个完全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小布什政府在制造“朝鲜情报门”、全面废除“朝美核框架协议”、并对朝鲜发出赤裸裸核威胁后，朝鲜自然于2003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公开展示其研制核武器的意图。后来朝鲜分别在2006、2009及2013年三次试验核武器，并最终基本实现了其核武战略。

　　3、朝核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

　　任何不带严重偏见的人，在了解1992至2013年这20年里朝核问题的来龙去脉后，恐怕都不得不承认，朝美关系恶化的根源在美国而不是朝鲜，朝核危机真正的罪魁和责任方正是美国而不是朝鲜，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是美国而不是朝鲜及其核武器计划。假如朝鲜半岛真的实现和平，美国还有什么理由在日本及韩国保持大规模地军力存在?用假情报制造朝鲜核危机，并以此为借口进行围堵中国的部署，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基本战略。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为何一直成效不大?核心问题就是美国一边参加“六方会谈”，一边加大对朝鲜的经济、金融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将原则性强的朝鲜逼出了“六方会谈”。

　　从克林顿政府签订“朝美核框架协议”后又拖延其实施，到小布什全面撕毁“朝美核框架协议”，再到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持续打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朝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是一以贯之的。颠覆朝鲜社会主义制度、更迭朝鲜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扶植亲美的依附性政权，将所谓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覆盖朝鲜，，将朝鲜改造成头号反华阵地，这是美国持之以恒的对朝战略目标。美国之所以允许韩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发射火箭，甚至拥有核武器，但是唯独禁止朝鲜，其根源便是美国敌视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朝鲜《劳动新闻》2013年1月31日的社论所言：“美国的主张多么不讲理，连西方媒体都评论说，成问题的不是做什么，而是谁来作，这就是美国式伦理，他们按照制度上的差异，规定合法性和非法性。”[65]

　　美国为何要将所谓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推广到朝鲜?因为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经济的分散(私有化、外资化)必然导致政治的分散(自由化和依附性)，乃至整个社会的原子化——这最有利于美国的彻底控制。克林顿政府与朝鲜有限或者说伪善地“接触”、“缓和”、“放松”的根本目的，除了延缓其核武器计划外，便是要趁机渗透朝鲜并最终和平演变朝鲜政权，将朝鲜改造成亲美国家。当美国发现这种和平演变奏效不大，朝鲜并未按照其预期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及“开放”，反而有可能利用这种“缓和”、“放松”的机会发展壮大时，克林顿政府就开始拖延协议的实施。后来的小布什政府则彻底废除了此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给朝鲜施加军事、政治、经济压力，它期望中朝关系在这种高压中出现裂缝，它要让朝鲜明白反美亲华的道路是死路一条，它期望朝鲜政权在这种全方位压力和制裁下变得更加虚弱甚至自行崩溃，最起码，这有利于美国实施其武力颠覆朝鲜政权的最后的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全面延续了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的对朝计划，自09年开始，“关键决心”、“秃鹫”等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每年进行。

　　4、美国针对中国及朝鲜的根本战略

　　应该指出，美国对华战略与对朝战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与当年对苏战略也极为相似：“接触”和“遏制”这软硬两手都要抓、都要硬。“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借机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及最终的全方位控制——历史上，在瓦解苏联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便是在赫鲁晓夫的苏联与美国之间缓和的时期，进入由布热津斯基所领导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学院进修，在那里雅科夫列夫被洗脑和策反，同一批人中还有后来打入克格勃高层的奥列格·卡卢金等人。[66]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大“缓和”的蜜月期。89年至91年，美国对华“遏制”的高压政策失效，美国担心其敌对策略促使中国鹰派和左派势力增长，随后便开始“接触”和“缓和”。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计划执行的越顺利，采用“接触缓和”策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则会采取高压政策。从92至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发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计划效果未达预期，于是基本战略发生微调。从99年开始，高压政策浮出水面，中美摩擦屡屡出现(如199年的驻南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美国加大了在中国内部的渗透力度(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开始膨胀)，中国与周边亲美国家的摩擦也逐渐升温(如与日本间的钓鱼岛问题、与菲律宾间的黄岩岛问题)。至2007年时，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计划仍然未达预期效果，而中国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又使美国看到，2007年至2012年及2012年至2022年这两个时间段里中国政治的基本盘已经确定，中国在这些时间里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国家首脑，中国很可能至少能够在未来十五年里保持稳定和发展，于是在2007年后美国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又开始升级：2008年西藏发生藏独暴乱，2009年又发生疆独暴乱，2010-2011年美国明确宣布其全球战略重心是围堵中国，2011年北京街头出现测探性质的“茉莉花革命”，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纠纷进入白热化程度……

　　由于中国是拥有两弹一星的全球性大国，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感知程度比中国要更加敏感。而美国对朝鲜的高压政策，从2000年便开始了。虽然美国针对中国和朝鲜都采用软硬两种手段，但总体上美国对朝鲜更加强硬。因此，中朝双方对自身安全局势的判定及对整个国际环境的战略定位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异，中朝关系出现了一定的波折。例如，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信心和热烈期盼使中韩建交得以成功，当然，这必然很难得到仍然处于生命危机状态中的朝鲜的理解。因此中朝关系的复杂和波折，实在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塑造的极度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必然产物：美国让中国感觉和平与发展可期，却施加强大经济、外交、军事压力使朝鲜政府一直处于灭亡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很容易逐步走向破裂。

　　然而自2007年后，经过08、09、10年的发酵，尤其是自2011年开始，美国已经明确宣布将中国重新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中国也面临直接来自美国或者由美国操控的软硬各种战争的威胁，除了内部软性的颜色革命的风险外，与周边亲美国家如日本的战争冲突已经完全凸显。中国的整体安全环境事实上处于1971年以来的最险恶的阶段。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和朝鲜对东亚局势乃至世界局势认知的共识应该会增多，而分歧则会减少。中朝关系也应该迎来新的“蜜月期”，向49-79年的“兄弟加同志”的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归。

　　六、朝核危机迈入终局：奥巴马要狂烧最后一把火　　1、中朝友谊的最严峻考验

　　中国在建国初选择抗美援朝，并在随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大规模援助朝鲜，除了“同志”关系之外，“兄弟”情谊也是重要原因。然而，从1992年开始由于中韩建交及中国援助的减少，两党、两国之间出现的关系裂隙至今仍未彻底修复。从2013年2月12日开始，朝鲜已经在事实上正式成为核武国家，这本身意味着朝鲜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为其提供核保护伞。

　　实际上，只要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因为只要美军驻扎韩国，美国便一直会对朝鲜乃至中国形成军事威胁和核威胁。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相比，美军核武器从朝鲜半岛撤出只是象征意义，美军彻底撤出半岛才有实质性意义。只要美国敌视朝鲜将朝鲜视为“邪恶轴心”，朝鲜便处于美国核威慑之下，所谓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就没有实质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朝联盟已经出现裂隙。因此，朝鲜必然谋求核武器以维持半岛军事平衡。

　　1992年开始的朝鲜核危机，以及2006、2009、2013年朝鲜的三次核试验以及“六方会谈”的破裂，其本身便是美国外在军事压力及中朝关系出现裂隙的产物，而从2013年开始，朝鲜核危机已经正式进入了收官阶段，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在这场博弈中战胜已经统治世界两百多年的英美帝国主义体系?这场考验的严峻性不亚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的朝鲜战争并未结束，朝鲜核危机，实际上是朝鲜战争的收官阶段，只不过更多地以软战争的方式进行。

　　从2013年开始，朝鲜核危机乃至时间跨度已经达60多年的朝鲜战争如何收官?患难时刻，方见真情。这一次是中朝友谊的最严峻考验。

　　假如中国在美国及西方压力下选择配合美国制裁朝鲜，中朝关系必然再度恶化，其程度可能超过1992年中韩建交所带来的危机。在这种局面下，无非是两种结局：第一，朝鲜政权在外部军事压力(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及内部经济危机中崩溃，朝鲜政权更迭，美韩联兵最后直入平壤，抗美援朝战争中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鲜血等于白流。然而，第二种状况才是最恶劣的：假如朝鲜政权未来几年在外部高压中继续保持稳定，而美国也不打算与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因此美国的软硬各种手段都无法取得根本性效果。所谓打不败的敌人，便是朋友。美国最后只能选择承认朝鲜政权，放弃其短时间更迭朝鲜政权的打算，当然其前提是朝鲜政权对内选择逐渐向所谓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方向进行过渡，对外选择沦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最有价值的战略棋子。

　　2、朝鲜已展示出倒向美国、日本的蛛丝马迹

　　朝鲜因为坚持社会主义体制而备受美国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从而使其政权面临严重危机，如果不能从唯一的朋友中国那里获得可靠的足够援助，朝鲜为了其短期的国家民族利益及政权的稳定，很可能被迫走向资本主义改革开放道路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假如朝鲜选择资本主义改革路线的同时仍然保持中朝亲密关系，美国出于围堵中国的动机仍然会将朝鲜视作敌人，正如美国原来一直敌视缅甸等国一样。况且，一个遭受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全球性围堵的朝鲜，是无法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所以朝鲜一旦对金日成-金正日主体思想确立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倒向美国。

　　在美国加紧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从战略上看，当前的朝鲜政权只有两条活路可走：要么获得中国的核保护及大规模援助，从而稳定其政权和制度，要么投靠美国搞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在这种意义上说，朝鲜的核武器的真正作用，也许只是迫使美国接受由现政权主导这种改革而已。

　　3、赫鲁晓夫的教训——警惕中朝关系被美国再钉入楔子

　　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当前的中国不可再犯苏联曾经的战略失误。1949至1950年，美国通过分化毛泽东来分化中苏联盟的“楔子战略”没有得逞，中国利用五十年代宝贵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国家工业化。随后美国便调转矛头，转而影响、“拉”拢、分化赫鲁晓夫，1956年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妖魔化，到1959年赫鲁晓夫又与毛泽东大谈他臆想中的“戴维营精神”(美苏版的G2)，进而提出了“三和路线”(即与美国“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赫鲁晓夫主义的实质：“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1960年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67]

　　自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的恶化已经无法避免。美国通过影响、“拉”拢赫鲁晓夫的方式，成功地在中苏联盟间打进了“楔子”。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楔子战略”，除了软性的“拉”的方式外，还有硬性“压”的方式。当年艾奇逊的顾问、后于1953年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曾举例说，“扩大中苏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置中国于最大的压力之下，因为高压将迫使中共完全依赖苏联，向苏联提出更多的援助要求，而莫斯科势必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这样，中共的不满就会产生，中苏矛盾就会扩大。如果西方不采取这种高压政策，而是和苏联比看谁对中共更好，那只会使中共从中渔利。铁托就是一个例子，他和苏联吵翻不是因为美国对他客气友好，恰恰相反，美国一直对他很强硬。”[68]无论美国的“拉”还是“压”，对毛泽东是一点作用没有，然而美国的“拉”却对赫鲁晓夫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当年中国坚持对抗美国，而赫鲁晓夫的苏联却钟情于“戴维营精神”，这是中苏联盟分裂的重要因素——显然，这一切都与美国的战略设计密切相关。

　　今天美国对待中朝关系，仍然是复合性运作连“拉”带“压”的“楔子战略”。对于中国，是以“拉”为主(所谓G2和“戴维营精神”如出一辙)，“拉”中带“压”(如战略重心东移);对于朝鲜，则是以“压”为主(邪恶轴心、军事演习、经济制裁、先发制人核打击)，“压”中带“拉”(如朝美秘密谈判)。美国便是不断地刺激朝鲜、给朝鲜施加压力，逼迫朝鲜发展核武器、退出停战协定、准备全面战争，逼迫朝鲜向中国提出更多的经济、军事、政治支持。假如美国对中国的“拉”产生作用，使中国对“和平”产生过高的预期，按照杜勒斯的推演：“北京势必满足不了平壤的要求，朝鲜的不满就会产生，中朝矛盾就会扩大。”

　　当年美国与赫鲁晓夫搞“戴维营精神”，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要求赫鲁晓夫劝阻“好斗”的毛泽东，当年赫鲁晓夫果真上当去强迫中国接受“三和路线”，要求中国放弃对第三世界共产党武装的支持，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缓和关系，搞所谓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很大程度上因此而反目成仇。今日的美国故技重施，仍然要与中国搞所谓的“G2”精神，要求中国担当所谓的国际责任，要求、甚至逼迫中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制止朝鲜的核武项目。中国某些战略学者所提的恶化中朝关系的建议，其实是走当年愚蠢至极的赫鲁晓夫的老路。

　　在中朝关系恶化前，美国会一直强压朝鲜，而一旦中朝联盟破裂，美国会很快像当年拉拢越南那样拉拢朝鲜。

　　今日美国的“楔子战略”已经从之前的“暗度陈仓”演化成了“图穷匕见”，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似乎急不可待了。

　　例如，2013年4月13日，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时对中国软硬兼施，主要目的就是迫使和诱使中国采取措施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发展。克里声称，如果朝鲜放弃核武计划，美国将裁减可以裁减在西太平洋新添的导弹防御系统。[69]众所周知，美国不断加强其在中国周边的导弹防御系统(乃至部署到台湾)，其根本目的就是遏制、围堵、肢解中国，这与朝鲜的核武项目风马牛不相及。克里此举显然诱骗中国将怒火转移到朝鲜身上，让中国去劝说朝鲜做出让步缓和地区局势，这势必引起朝鲜对中国的高度不满，从而分化中朝关系。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则直接地点出了克里政策的本质：“中国当然会施加影响。问题在于，朝鲜会听他们的劝告吗?他们有影响力，但朝鲜对他们说过谎，骗过他们。他们知道这一点，而且感到愤懑。”洪博培认为，中国对朝影响力已不如从前：“该做的都在做，但他们与朝鲜领导人的个人友谊不如从前了。”[70]显而易见，美国的政治精英们都十分清楚，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以前，朝鲜也不会听中国的劝告，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为何还要假戏真做，要求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呢?很明显，美国的战略意图不是真正解决朝鲜核问题，而是借朝鲜核问题来破坏中朝关系。

　　再比如，2013年4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突然曝光美国朝鲜两国高级代表一直通过“纽约通道”进行直接会谈。[71]其实对于这个之前的秘密的“纽约通道”，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美国突然将这个“秘密”曝光并证实，不过是给中朝关系的裂缝加一把火而已。

　　美国的“楔子战略”是否会最终像当年终结中苏联盟那样瓦解中朝联盟?我们拭目以待。

　　七、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应对周边危机中国需做出系统的大战略调整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朝鲜下决心研发核武器及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是在1992年8、9月份。其战略背景是在1992年8月的中韩建交及中国对朝援助的减少和中朝关系的恶化的背景下，美韩对朝军事威胁却在加大。在这种战略格局下，朝鲜必然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核武之路。

　　2、1994年，朝鲜曾在作出巨大让步(如默认美国在韩国驻军)的基础上，与克林顿政府达成了“朝美核框架协议”，美国承诺放弃对朝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朝鲜承诺全面冻结及销毁核设施。后来朝鲜完全履行了此协议，而美国克林顿政府却一再拖延执行，实际上是利用欺诈手段拖延了朝鲜的核武进程。后来的小布什政府则直接制造假情报，恶化美朝关系，全面撕毁该协议，对朝鲜加强围堵，期望朝鲜政权短期内崩溃，朝鲜被迫重走核武之路。美国对朝一以贯之的战略意图，便是颠覆其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央政权，使朝鲜沦为依附性傀儡国家，将朝鲜改造成围堵中国的前沿阵地。

　　3、美国对苏、对中、对朝都有“缓和接触”与“遏制围堵”两套策略。“缓和接触”的目的是借机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如果“缓和接触”目的不能达到，就会采用“遏制围堵”甚至直接军事打击的方式使之崩溃。

　　4、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出于种族主义的根本战略，无论俄罗斯和中国等世界性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美国对其遏制、围堵、肢解的根本战略不会改变。但对南斯拉夫、越南、朝鲜等中小国家，只要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便会利用其“民族主义”倾向，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利用他们来分化甚至对抗中俄。

　　5、美国曾将成功地越南改造成了“亚洲的南斯拉夫”(甚至有可能是“亚洲的以色列”)。而美国也会采用各种手段，将朝鲜改造成“东北亚的越南”。而朝鲜自身近期也在不断向美国释放这种信号。

　　6、只要美国敌视、封锁朝鲜，朝鲜便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得足够的能源、物资缓解其经济危机。而在美国全球性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不管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只要朝鲜与中国保持亲密友谊，美国便不会放弃敌视、封锁朝鲜，正如美国之前一直敌视缅甸等国家一样。因此，朝鲜如不能从中国获得大量援助，朝鲜政权为避免崩溃，必然会最终选择倒向美国，从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充当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棋子。朝鲜政权发展核武器，最终只不过是用核武器来保证由现政权来完成这一个过渡而已。

　　7、76之前，中朝、中越之间虽然都有风波，但是波澜不惊，战略同盟关系基本保持。同样，美蒋、美日、美韩之间也有矛盾甚至更大，弱势的中国比美国更需要盟友，中朝联盟不应也不必在美蒋、美日、美韩联盟破裂前破裂。1977年，美苏都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而中国却彻底回绝了越南的求援。这是中越关系大破裂的开始。其实当时的中国，仍然有机会将越南拉在自己一边，至少能使越南在中苏之间及后来的中美之间保持中立。2013年2月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跟1977年刚刚将美军赶出全境的越南，有太多的相似性。一旦朝鲜表现出足够的“民族主义”，按照乔治·凯南的教导，美国一定会向当年对待越南那样对待朝鲜。

　　8、朝鲜一失，辽东危险，黄海将完全由美国掌控，中国京津核心区域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最腐朽的封建王朝大清王朝都明白的道理。朝鲜问题，一直被传统中国视作核心国家利益，其地位在琉球台湾之上。黄海被外敌控制，京津受美日危险，其总体危害和失去台湾类似。这是当年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以“朝鲜换台湾”是战略短视。今日的中国不可再有失误。

　　9、中韩之间的海域纠纷达24万平方千米，和中日之间的海域纠纷一样严重。而自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加强对华围堵以来，韩国已经和日本一样嚣张。韩国还和美国一起多次搞黄海军演，威胁中国。当年中国为中韩建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韩国最起码应该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如果这一基本底线也达不到，中韩之间应该断交，以弥补中朝之间的根本性裂隙。

　　10、中国还应大规模援助朝鲜，以增进“兄弟”情谊及“同志”关系。朝鲜缺乏石油，其大规模的工厂和农业机械都是废铁。中国以“市场运作”方式来处理中朝经济关系，打账房先生式的小算盘，不仅破坏“同志”关系，更破坏传统的“兄弟”情谊。如果朝鲜变成“越南”，中朝之间发生战争及边境纠纷，损失的就不是那点经济援助了。

　　11、朝鲜只要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美国便会永远视其为敌人。而中国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及肢解都不会改变。中国无论自己走什么道路，都需要朝鲜在中美之间永远站在中国一边。因此朝鲜保持其现有的基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历史上朝鲜为了保持民族独立，曾与中国结成联盟，对抗英美扶植的日本的军事侵略和旧殖民主义的威胁。而今日朝鲜一旦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民族主义”的朝鲜很可能融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怀抱，中朝间“同志”关系不存，“兄弟”情谊也难以维系，这是今日中国的周边环境，比大清王朝更加险恶的地方。

　　12、当前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政权，面对美国加紧围堵中国的国际大环境，只能在如下三种道路中选一：上策是传统的“金日成模式”，即获得中国的大幅度的军事、经济支援，维持其现有的基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在美韩的军事、经济、文化压力下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假如中国的援助无法得到，朝鲜政权的中策是选择“缅甸模式”，即选择投靠美国，在现政权主导下搞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假如得不到中国的大幅援助，同时朝鲜仍然对抗美国并保留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其政权很可能最终在美国的经济军事围堵中崩溃，这当然对其来说是下策。核武器可以保证朝鲜短期内不遭受美国的军事侵略，但却无法阻止其政权长期性的崩溃趋势。当前的朝鲜当然是努力争取上策，如果上策无法实现，只好选择中策，以避免下策。因此，当前的朝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

　　13、分析地缘政治的基本前提是维护本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假如以道德或者情感的义愤来代替冷静客观的战略分析，其结果很可能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别看今天美国控制的世界媒体对朝鲜的妖魔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旦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政权决定与中国反目投靠美国，马上会成为美国的座上宾。就像当年美国刚刚在越战中妖魔化北越政权，越战一结束就向其伸出橄榄枝一样。

　　14、当前美国之所以不断用经济制裁、军事围堵乃至先发制人核打击方式刺激朝鲜，其目的就是将朝鲜逼入战争边缘，逼迫朝鲜向中国提出中国不愿承担的经济、军事、政治支持，进而使中朝反目，使中朝关系在高压下破裂。在中朝关系恶化前，美国会一直强压朝鲜，而一旦中朝联盟彻底破裂而朝鲜政权不崩溃，美国会很快与朝鲜和谈。这就是美国六十年来一直使用的“楔子战略”。今天中国的右翼精英，一方面跟着美国谴责朝鲜的世袭、封建、独裁，另一方面跟着美国舆论呼吁中国政府对朝断交、毁约、开战，是美国的战略鹦鹉……

　　回顾历史，在毛泽东生前，中朝关系、中越关系都曾出现过风波，但总体上却是波澜不惊。而朝鲜，是毛泽东生前最信任的国家。1975年4月18日，风烛之年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他略带苍凉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72]从这番类似后事交代的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无比信任，他期望年轻一些的金日成能带领朝鲜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积极影响。

　　朝鲜不是“越南”，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但未来的朝鲜会不会变成东北亚的“越南”?无疑，这是美国的战略算盘。2013年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跟1977年刚刚将美国军队赶出去并实现国家统一的越南，带有太多的相似性。对于美国来说，两者都是难以对付的对象。如果美国发现各种围堵封锁政策对朝鲜难以奏效之后，很可能像当年对待越南那样对待朝鲜。假如今日中国顺应美国的要求惩罚、制裁朝鲜，中朝关系必然随之恶化。当中朝关系彻底恶化的时刻，中国必然将会发现，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已经从美国口中的“邪恶轴心”变成了座上贵宾，就像之前美越关系的逆转一样。

　　为了防止朝鲜变成东北亚的“越南”，中国应对朝核危机只能做出如下的三方面的战略调整：

　　首先，中国92年选择与韩国建交，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中国的战略目的最起码应该是韩国不能反华，至少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而20年后今天的韩国，仍然承担了美国围堵中国马前卒的角色。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在韩国、日本乃至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存在，其目标绝对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中国应该一方面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放弃敌视朝鲜政策，并从韩国撤军。为了半岛和平，中国在劝阻朝鲜的同时，理应要求韩国拒绝美国的驻军。

　　中韩之间的领海争议面积要比中日之间还要多，而韩国对霸占中国领海的意图几乎和日本一样强硬。中韩在东海的争议面积为18万平方千米，中日之间则为16万平方千米。此外中韩还有黄海分歧，面积多达6万平方千米。[73]自美国重兵重返亚太以来，韩国几乎已经和日本一样嚣张。如若韩国仍然联合美国围堵中国，例如通过诸如黄海军演的方式配合美国威胁中国京津要地，继续侵占我苏岩礁、日向礁的方式霸占大片本属中国的东海海域[74]，中国至少应该选择与韩国断交。而且，也只有同韩国断交，才能根本性修复将中朝关系。

　　其次，中国在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同时，必须向朝鲜明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及中朝军事同盟仍然事实上存在，朝鲜不必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为展现这一点，中国必须同时大规模援助朝鲜。中国应该做的，与最大的敌人美国期望中国做的必然会相反。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是商品买卖式的市场化关系，而是特殊的“兄弟加同志”的关系。用纯粹的市场逻辑处理中朝经济关系，不仅是对“同志”关系的破坏，也是对“兄弟”关系的破坏，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将朝鲜推到美国一边。

　　最后，中国需明白，朝鲜走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其终点站只能是融入美国的怀抱。无论是由朝鲜现政权完成这一进程，还是现政权崩溃后由新政权来完成这一进程，殊途同归。如果朝鲜继续坚持其“主体思想”及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永远是美国的敌人。而不管中国自身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冷战结束、美国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与美国为敌的朝鲜永远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及可靠的“兄弟”。因此中国应该鼓励朝鲜坚持其原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的社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拒绝美国的威逼利诱。中朝关系出现波折，除了中韩建交、中国对朝援助减少之外，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朝鲜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应该向朝鲜明确并用行动使朝鲜确信中共十八大后的一系列表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语)……

　　今天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处于强势地位，而其本身比直接占领弱国领土进行民族压迫的旧殖民主义更加有迷惑性。或者说今天的美帝比历史上的日帝更加强大，也更加狡猾。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的“兄弟”关系很容易在美式新殖民主义攻势下瓦解。中国今日面临的险境是，如果中朝间的“同志”关系不存，传统的“兄弟”关系也容易破裂。

　　最近几年，美国加紧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中国原有的亚非拉盟友(如非洲的赞比亚、马里等国家;亚洲的越南、缅甸等国)正在一个个远离中国而去，曾经被中国争取到中立状态的国家如菲律宾等国又重新开始反华，中国周边的敌人正在逐渐增多并愈发张牙舞爪，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国会失去最后的盟友朝鲜吗?

　　毫无疑问，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之路，才能鼓励朝鲜继续坚持其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抗美国，才能从根本上恢复与朝鲜间的“兄弟加同志”关系，才能稳固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中国应该重新认识国父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并继续从中汲取营养，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全球范围围堵中国的计划得逞，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注释：

　　[1]Nicholas Spykman, America 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P469、470

　　[2]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95-100页

　　[3]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6]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7]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3页

　　[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9]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3页

　　[10]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3页

　　[11]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4页

　　[12]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2页

　　[13] 杜继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4]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5页

　　[15] 维基百科：《1948年援华法案》，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8%E5%B9%B4%E6%8F%B4%E8%8F%AF%E6%B3%95%E6%A1%88;杜继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6]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17] 贾志英：《李承晚的北进计划》，《军事史林》，2010年第10期

　　[18]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10页

　　[19]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20] 邓力群：《二十世纪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http://bbs.crt.com.cn/bbs/simple/index.php?t17302.html

　　[21]沈志华：《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

　　[22]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403页

　　[23]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403页

　　[24]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1346页

　　[25]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406页

　　[26]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409页

　　[27] 《纽约时报》1950年，6月26日。转引自《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6页

　　[28] 《美联社〉驻汉城记者芩格的有关1950年5月2日记者招待会的报道。见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89页. 转引自《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6页

　　[29]美国记者罗斯汉城讯，见 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77页。转引自《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6页

　　[30] 《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6页

　　[31] 今晚报：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惊天大屠杀,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604911.html

　　[32] 《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9页

　　[33] 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80页。《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62页

　　[34]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35]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36]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37]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38]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39]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40]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页

　　[41]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42]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411页

　　[43]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44]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45]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2页

　　[4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第二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82页

　　[47]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第140页

　　[48] 参见：《Young: Vietnam Will Be Un Issue》，《Lakeland Ledger》，Dec 27, 1976 or 《Will Vietnam Become Another Yugoslavia? 》，《The Bulletin》， Dec 27, 1976

　　[49] 参见：《美国越南关系大事记(一九七五—一九九五)》，《东南亚纵横》，1995年03期。张建：《越战后美国对越政策演变、特点与影响》，《东南亚之窗》，2008年第1期

　　[50]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51]黄国安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251页

　　[52]黄国安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248页

　　[53]黄国安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250页

　　[54] IAE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nformation Circular,INFCIRC/419,8 April 1993,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Others/inf419.shtml

　　[55]《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C%9D%E5%8F%8B%E5%A5%BD%E5%90%88%E4%BD%9C%E4%BA%92%E5%8A%A9%E6%9D%A1%E7%BA%A6

　　[56]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57] 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传统友好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

　　[58]《中国新闻周刊》：《解密中朝边境往来者》,http://www.chinanews.com/gj/news/2009/06-30/1754095.shtml

　　[59]人民日报：美朝签署核问题协议，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021/3515.html

　　[60] 樊吉社：美朝框架协议评析——兼论美对朝鲜的不扩散政策，《国际政治研究》第3期

　　[61] 中新网：一波三折的朝鲜轻水反应堆工程，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chwtlfht/447396.htm

　　[62]中国国防报：美韩“秃鹫-2000”军事演习透析，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5/20001122/322276.html

　　[63]新华社：朝核情报 中情局又出错，http://news.sina.com.cn/w/2007-03-03/045411327400s.shtml

　　[64] 联合早报：CNN前资深记者：布什政府歪曲情报 造成朝鲜核危机，http://www.zaobao.com/special/korea/pages3/korea080806.shtml

　　[65]《劳动新闻》：《我们不说空话》，http://www.rodong.rep.kp/InterC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3-01-31-0006

　　[66] 参见《克格勃X档案：一个老牌间谍对国家最高机秘的披露》，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3页-265页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97页

　　[68]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A].1952-1954,VOL.5.P1808-180。转引自胡晓丽：《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2卷第4期(总第213期)

　　[69] 美国以裁剪导弹防御为筹码诱使中国施压朝鲜弃核,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4-15/0841721688.html

　　[70]美媒:朝鲜的年轻领导人会听中国的话吗,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414/c14549-21127541.html

　　[71] 美朝曾通过“纽约通道”秘密会谈,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4/10/content_28504628.htm

　　[72]新华网：毛泽东笑谈生死 最想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8/24/content_14064227_2.htm

　　[73] 中评社：中韩领海争端正式浮出海面，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190&docid=102041060

　　[74]环球时报：韩新地图年底问世 独岛苏岩礁日向礁均被标注，http://news.163.com/12/1120/14/8GOT62ET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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