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談中國歷史人物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只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只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只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繫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注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歷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歷史人物,當然要講歷史。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隨而來的。時代不同,人物也跟著不同。中國人一向看歷史總要變,故說世運。歷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態下。我們把歷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別,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歷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歷史一治一亂,西方歷史,治了不再亂。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如何使中國歷史也能治了不再亂。但我後來讀了歷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特別刺激我的,如英國。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只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顏色。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只在國家偏安局面內生活。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歷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並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並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國史。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只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份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只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謂人物,起於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於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歷史。由亂返治,由衰轉盛。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麼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復興,也是問題。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然而從歷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於堯舜」。此論人,不論事。乃論身後,不論生前。孔子對歷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人物,戰國要佔第一位。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只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將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鄭玄死在東漢末年。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若使我們承認儒家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麼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裡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迭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唐代興國,一切規模製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裏醞釀成熟,到漢初才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只是照中國歷史講,西方歷史似乎並不然。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別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歷史有上層,有下層。我們當知,歷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歷史。但孔子在《左傳》裏不佔地位。《左傳》裏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讚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產,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產。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產之在鄭。若論人物價值,子產並不定差於管仲。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但《左傳》裏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顏淵。顏淵雖不見於《左傳》,對將來中國歷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孔子、顏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產。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產是一個時代人物。歷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但時代變了,歷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歷史是如此。所以我們講歷史,不要太著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著重其底層下面的。我們講《左傳》,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產,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顏淵。只是孔子、顏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歷史記載。若把整部中國歷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而顏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並不比管仲、子產弱了。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只就狹義來講。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歷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只是歷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只是些反影響,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袁世凱只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歷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寧為第一人。管寧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寧,無論如何要他回來。管寧不得己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裏去察看,回來把管寧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歷史上。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管甯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回來,管寧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後來華歆做了魏國大官。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國家民族要成功,歷史也要成功,可是歷史上確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歷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崙,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於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這等人何該學。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崙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佈,形成了巴黎市區。另一部分,以拿破崙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崙。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崙還是他們的第一號人物。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崙,失敗顯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復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只是旁邊一個小建築。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於人物完成之一證。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只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著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著王權時代,國會代表著民權時代,三個建築並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裏,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並未失敗。即如南宋嶽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嶽飛失敗了。但嶽飛只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大失敗。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於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從整個歷史論,他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說歷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歷史人物之分別。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於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內在的條件上。嶽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嶽飛本身之內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宋高宗、秦檜,一切外在條件,使嶽飛失敗。而嶽飛個人之內在條件,則使岳飛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嶽飛這個人。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嶽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他的內在條件並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歷史上,對將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單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因歷史一定要變。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只表現在事上。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歷史。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裏,我們將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歷史自然也斷了。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只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歷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歷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耶穌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穌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到今天,信耶穌教也好,不信耶穌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穌之偉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他說他死了要復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復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嶽飛的風波亭精神,嶽飛是復活了。到今天,嶽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瞭解岳飛,嶽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裡。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內在條件便得。若說不要內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只講內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穌。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他的內在條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但只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內在的。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內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內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內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著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歷史,還是和中國歷史一般。耶穌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穌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裏,不在他考慮之列。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穌便無奈何他們。所以耶穌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穌的人,更沒有了耶穌,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穌,也沒有這回事。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爭取得了自由與獨立,才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爭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裡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內。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別處,只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裡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如此來真瞭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於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只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歷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但讀者不要認為我只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歷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內面看。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只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崙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只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我在下面將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別究在哪裡?我想這個分別,簡單地講,只在其表現上。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這個世界在他手裏,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揚於世。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因外在條件配得上。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人總得要有一股氣。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恨外面條件不夠。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聖人身上,比較不著痕跡。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隨時隨地隨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到得圓滿周到處便是聖賢。聖賢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見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也可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

只要他是個聖賢,可不問他的功業。只要他是一個豪傑,也可不論他的成敗。中國最大聖人孔子,他的品評人物,也是雙方面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講到吳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稱許吳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級了,甚至社會人群無法稱讚他。孔子共說了兩個民無得而稱的人,一是吳泰伯,另一個是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的偉大,無事可舉,說不出來。舜則有好多事可舉。但堯、舜同為大聖。孔子當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吳泰伯。吳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吳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曆,王季曆的兒子就是文王。吳泰伯三兄弟的父親太王,很喜歡這個小孫,說他將來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吳泰伯對他的二弟仲雍說:「我們跑了吧,我們跑了,父親可把王位讓給三弟,將來可以傳給小孫,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們兩人就跑了。孔子對吳泰伯十分稱讚。父子各行其是,說孝卻不像孝,說讓也不見讓。道大無名,無法稱讚他,孔子就把吳泰伯來上比堯。

第二個孔子稱讚的是伯夷、叔齊。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輕易用仁字來稱讚人,但卻稱讚了管仲,又稱讚了伯夷、叔齊。他們是孤竹君之二子,父親要把王位傳給叔齊,父死了,伯夷說:「父親要你繼位,你繼位吧!我跑了。」叔齊說:「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讓給了中間的一個。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齊從路上大軍旁站出,扣馬而諫,說:「你不該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親剛死,該守孝,不該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兩人拿下,幸而姜尚說:「這兩人是義士,放了他們吧!」放了以後,周朝得了天下,可是這兩人說:「我們不贊成。」但大勢已定。他們不吃周粟。到山上採薇而食,終於餓死在首陽山。孔子大為佩服,說他們是「古之仁人」。孔子也並沒有反對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極尊崇周公,自己還要復興周道,曰:「吾其為東周乎。」可是孔子又講那一邊,直從吳泰伯到伯夷。當知要做吳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氣有節,特立獨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樣在歷史上有影響,有作用。漢代太史公司馬遷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來寫《史記》。《史記》裏有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世家第一篇,不是魯、衛、齊、晉,而卻是吳泰伯。吳國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時代才見到歷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傳第一篇則是伯夷。中國人的歷史人物觀,孔子以下,經太史公這一表揚,一面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時另一面還有吳泰伯、伯夷。其實孔子自己,正是兼此兩面,所以成為中國之大聖人。

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家,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家,或藝術家。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著這人。中國人則向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家呢?軍事家呢?外交家呢?經濟家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為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本文選自《國史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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