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改革與肅貪

08-02

雍正在歷史上被否定太多我希望做出客觀評論

　　搜狐讀書：您的《雍正傳》寫就於80年代，那時沒有影視劇的推波助瀾，人們對這位皇帝還所知不多，您能否談談為何當時會選擇這位帝王作傳，他身上的什麼特質吸引了您？

　　馮爾康：《雍正傳》稿子寫成於1982年底，此前，我已經發表多篇雍正史論文。我研討雍正歷史的第一個原因，是雍正的歷史貢獻吸引了我。他在歷史上有非常大的爭議，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我想把他的歷史原貌「還原」出來，然後作出客觀的評論。我研究生時期導師鄭天挺恩師的研究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縱論明清時期五個半世紀歷史，指出雍正朝發生了三件大事，就是實行攤丁入畝制度，秘密立儲，驅逐西洋傳教士於澳門，從而證明雍正是勤政好皇帝。二是雍正的個性、頗有傳奇性，於是我想探究明白他的為人，寫出一位極富個性的人物傳記。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史學研究長期在階級論主導下，歷史著作普遍存在著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寫歷史人物，就有「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弱點，有鑒於此，我想尋找雍正所特有的東西，了解他的秉性、信念、愛憎。我這麼想，就這麼努力，但是做得還很不夠，故而在撰著《雍正帝》時特別關注於此，另外我還寫過《雍正皇帝自稱「漢子」所表現出的個性》等文章。第三個原因，我想通過對雍正的研究，了解他那個時代，總結18世紀清朝歷史的特點，故而曾經想把書名寫作《雍正及其時代》。至於其時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的歷史走向問題，當時並沒有思考，直到現在，愚笨的我也沒有像樣的認識。

　　關於雍正影視劇對我寫作的影響。雍正繼位以來，直至我寫作時的20世紀70、80年代之際，各界人士、文學藝術作品對他的傳聞、演義我是關注的，因而特地在書中寫出《野史和文藝作品中的雍正》一節，談論我的看法。我是出於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希望澄清史實，但是對文藝作品並無惡感，而且認為它還讓人知道一些歷史人物的名字——也是傳播歷史知識吧。這也許同我篤信傳統文化中的「恕道」有關吧。

　　雍正是所有爭奪儲位皇子里的一匹「黑馬」

　　搜狐讀書：關於雍正如何繼位的謎團，一直為人津津樂道，改詔說、毒死說已經不攻自破了，但雍正在當阿哥時是否已經在密秘做著爭儲的準備？現在很多書籍，包括雍正自己在《大義覺迷錄》里都說，他本來無心做皇帝這個苦差事，只是「皇考」硬讓他做。根據您的考證，當時雍正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馮爾康：我們先談雍正皇子時代是如何謀求儲位的，而後就很容易理解他說不想當皇帝的假話。

　　康熙51年（1712）第二次廢黜皇太子後，康熙又不立新太子，可是誰都明白皇帝晏駕必須有繼承人，因此朝臣屢次請求冊立皇太子，康熙的兒子們就急不可耐地謀為儲君，其時活動最力的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和皇十四子胤禵一夥，皇三子胤祉也有染指儲位的慾望。至於皇四子胤禛（即後來的雍正）更不讓人，他在康熙52年（1713）就制訂了獲取儲貳的方針、策略和方法，其要點是（甲）明確當時的形勢，必須參加儲位爭奪，你不爭，就可能有別人（皇兄弟）捷足先登，那時只能屈居臣下了。爭奪儲位的目標確定了，怎麼才能達到目的呢？（乙）從廢太子身上吸取教訓，不能凌虐眾兄弟，要善待以買好，比如在康熙面前為皇兄弟說好話，讓康熙感到他為人氣度宏大，就是後來說的「偉人」。（丙）加意聯絡百官，哪怕是小官，促使他們為自家說好話，影響康熙觀感。（丁）大力培養雍邸人才，建立江山的基幹，為此胤禛幫助門下人出去做官。他按照這個方針策略行事，蒙蔽了康熙和眾人，有點像競技場上的「黑馬」，脫穎而出，繼承皇位。

　　雍正的謀取儲位計劃，是門下人戴鐸用書面建議提出的。雍正一面說這是「金石」之言，依計而行，表面卻說皇儲「與我分中無用」，況且做皇太子、做皇帝是「大苦之事」，何必去謀求。繼位後說什麼「朕向無希望大位之心」。政治人物說假話是通常的事。

　　雍正革新成為清王朝的精神遺產

　　搜狐讀書：一直以來雍正被視為清代銳意進取、改革圖強的帝王，在您的書中，談到雍正的諸多改革措施，如火耗歸公、士民一體當差等，這些改革對後世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馮爾康：就對清朝來講，雍正更革精神成為清朝皇家圖強的精神遺產，不過後人不肖，未能學好。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甲）雍正改革的一些制度，如改土歸流、耗羨歸公、軍機處，乾隆是經過猶豫，甚至廢棄之後堅持下來的。終使雍正、乾隆兩朝制度具有連貫性，終有清一代而未改易。這表明，雍正的更新並非曇花一現，而能行之久遠；在傳統社會中，是適合世情的、不可改易的制度。（乙）雍正的革新政治遺產，同時成為皇家的、社會的精神財富。嘉道之時，君臣、士人都感到社會問題嚴重，朝政難於為繼，希望更新變法，於是就想到雍正和當日的朝政，閱讀那時的著述，大加頌揚，從那裡汲取精神營養。嘉慶對祖父雍正的政治作出的概括是：「整綱飭紀，立政明倫。」他將改革作為雍正一朝的政治總綱予以稱道。學者章學誠盛讚雍正革新：「康熙末年積弊，非憲皇帝不能廓清至治。」道光頗有向其曾祖父雍正學習的願望，閱讀《世宗憲皇帝實錄》，要求督撫州縣官把雍正關於「為政之道，以愛民為本」的上諭恭錄懸於大堂，作為行政準則。繼位之初像雍正實行耗羨歸公政策那樣，限制地方官濫征附加稅，但稍遇阻擾他就退卻了，還懲治政策執行人英和。同治、光緒之際，原任御史吳可讀為同治帝爭立繼嗣，上疏推崇雍正的儲位改革，謂其「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請求兩宮皇太后採納他的意見。雍正朝以後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興，往往就追憶雍正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鑒，將雍正的革新精神作為當代更新的一種動力。

　　雍正改革對當下的借鑒意義

　　搜狐讀書：您覺得雍正的諸多改革政策中，哪些具有超時代的意義，能為當下提供借鑒意義的？

　　馮爾康：超時代意義，有這麼幾條吧：

　　第一，具有近代因素的人口管理和財政制度，可以從削弱宗法性人身依附關係的戶口編審，地方財政「預決算」，資產多者多納稅三個方面來了解。先說第一個方面：古代國家徵收人口稅，強制民人服徭役，表明民人隸屬於國家，是皇帝宗法性屬民，沒有遷徙權，必須服從戶籍制度的管理，然而攤丁入畝，人口稅併入財產稅，政府不再需要強制控制民人，因為有財產的人逃亡不了，政府人口稅有保障，所以雍正朝不進行戶口編審，乾隆朝乾脆取消這一制度，這樣民人對皇帝的人身隸屬性消弱了。雍正的除豁賤民政策也有近代因素，賤民是最沒有人格的人群，將他們解除賤籍，具有良民身份。主佃關係中，佃農實際身份低于田主，雍正改定主佃關係立法，從此地主欺壓佃客，在處刑上與平民一致，在這裡，佃農具有了平民身份，不再是佃仆。賤民、佃農地位的提高，與近代平民獲取人權的運動相一致，無疑具有近代意義。現在來說第二方面，耗羨歸公中的耗羨銀如何開支，分為三部分：一用在官員的養廉銀，二用於地方公共開支，三是地方辦公費用，由於各地徵收的耗羨銀是固定的，給官員的養廉銀也是固定的，剩下的部分為地方政府辦公費，自然也是固定的，這部分做什麼用也是明確的，換句話說是收支都有定額，按照規定開支就可以了，這符合近代行政預算原則。第三方面關乎累進稅原則。攤丁入畝，人口稅納入財產稅，令資產多者代替無產者、資產少者納稅，這種使資產多者多納稅制度，與近代累進稅意思想通。通過上述三點，得知雍正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或者說具有某種近代意義，具有由古代向近代過渡的初始因素。當然，雍正的意識不會有這種前瞻性，只是客觀上有這樣的後世價值；他那些政策，也難於全面貫徹，有的幾乎是紙面上東西，如除豁賤民，因社會並沒有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他們很難脫離賤籍。

　　第二，革新精神，是後世值得傳承的。上一個問題已經講到革新精神，這裡從不同的角度來談。雍正革新，是傳統社會帝王政治，其具體內容，早已因社會制度的變更，失去了傳承的價值。但是，雍正倡言「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濯，則天下永享太平」。這種除弊務盡的革新精神，用抽象繼承法來看還是頗有價值的。任何社會制度都不會是永恆的，再好的制度也會在長期的實行中產生問題，老話說「日久弊生」，一點不錯。所以社會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地進行改革，去除已經不適合社會發展的那些成分，所以改革總是社會的需要，只是視積弊程度而定，視政治家的認知而定，總之社會需要更新，改革就必然產生，革新精神總會世代相傳。附帶說一下，雍正「朝乾夕惕」的辦理朝政精神，真正做到事不過夜，行政效率高。以「研究研究」態度理事者，真要體會這種精神呀！

　　第三，崇尚務實厭惡虛名的精神，是克服假大空的精神力量。雍正有著為政務實觀念，宣稱「為治之道，要在務實，不尚虛名」，講求吏治、民生，名實一致，做實事，取實利，是為利民，反對贓官的既要貪贓受賄得實惠，又要博取清官美名的名利兼收。這是同興利除弊的革新思想相一致的，更革不是圖虛名虛譽，要做實事，獲得實效，才算成功。崇實去虛，對於從政者來說，是必須遵循，必須實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雍正如何懲貪治貪（雍正高效的懲貪治貪手段）

　　第四，雍正施政與相應方法的結合原則，克服阻力的精神，可以為後世之人有限度地汲取。革新應有堅定不移的精神和克服阻力的相應政策措施。雍正清理財政和實行耗羨歸公制度，不僅貪官污吏對抗，官員由於自身利益與政治理念不同，大有不贊成者，有人說他「懲盜臣而重聚斂之臣」，「貪財」成了他的十大罪狀之一。他不恤人言，堅持實行既定政策，同時採取相應措施，以致出台配套政策。耗羨歸公，斷了地方官耗羨私征的財路，雍正乃制定養廉銀制度，給予州縣道府督撫生活和辦公補貼，又考慮到地方官增加了收入，也給中央官員加薪，希望以此堵塞官員貪贓枉法。清理財政中，堅決令贓官吐出臟銀，為此，採用罷官、抄家等方法，甚至命令贓官親戚幫助賠償，對畏罪自殺者絕不手軟，繼續追賠，不讓其家屬得實惠。由於官員往往將貪贓所得，狡辯是為公事挪移錢糧，故有虧空，雍正乃採用「挪移之罰先於侵欺」的辦法，堵塞貪官的狡賴。雍正的這些措施，並非都是善法，但其精神是不讓貪官佔便宜，則是可取的。

　　第五，用才能加教育的用人觀念有傳承價值。傳統社會帝王用人標準是「清、慎、勤」，雍正強調的是「才」，教導封疆大吏，「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使用幹才，可是有才能的人多半恃才傲物，個性強，不好管理，雍正認為不要緊，「當惜之，教之」，即既要愛惜他，也要教育他。雍正的用人方針是一種精神遺產，頗可根據當時社會情況選擇運用。不論任何時代，用人是要他辦事，當然要用有才能的人，若有德無才，用之豈不誤事!只有「武大郎開店」，才不敢用能人。

　　人們喜歡宮廷史是有帝王崇拜情結

　　搜狐讀書：我們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經濟社會史、社會史和宗族史，而現在史學界往往只注重中央朝廷或地方官員對歷史的影響，這使得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與社會發展脫節，那麼，您能從社會史的角度談談雍正的改革對清代社會或者地方產生了哪些深入影響，這種影響是否促成了社會的轉變和轉型，進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馮爾康：您說現在的史學研究「將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與社會發展脫節」，我想修正一下，所說「脫節」，並非完全如此。我在倡議新時期開展社會史研究之初的《開展社會史研究》（《歷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文中就社會史研究定義說：「揭示它本身在歷史上的發展變化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明確社會史的具體研究與歷史發展關係。同時發表的《清代社會史論綱》（《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一期）在「一、清人社會生活一斑」之後，即以「二、社會生活表現出的清代歷史特點」，講到「民族的生活習俗在一定條件下規定和影響社會矛盾的發展變化，影響清朝統一中國進程」，就是將具體歷史與歷史變化綜合起來考察。雖說當前社會史研究中，關注具體史事較多，有碎片化問題，社會史研究本身也要求關注史事，進行細部研討，至於將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今後會引起研究者較大注意。史學家王學典、李長莉都在呼籲克服碎片化研究傾向。我想不久將來會改變這一狀況的，事情一步一步走吧！再說宮廷史讓研究者付出熱情，與社會需求可能大有關係。人們希望了解有趣的宮廷史，這是有帝王崇拜情結的呀！我國有二千年君主專制的歷史，皇帝崇拜也就有這麼長的歷史，一下清除，做不到，宮廷戲佔據影視舞台，難免，一些史學工作者迎合，也可以理解，不必多所責難。

　　雍正改革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阻止土地集中，攤丁入畝、士民一體當差，田畝多的人賦稅量加大，人們對購買田地失去興趣，買的人減少，田價也就穩定了，沒有出現康熙中後期以來持續上揚現象，到乾隆中期田價上漲，所以雍正改革緩解了土地集中的狀況。而田畝是農業社會主要生產資料，緩解土地集中，對平民有益。又如雍正實行族正制，由政府任命宗族族正，用之為政府與民間宗族的中介，這就促使宗族的凝聚力，宗族從而得到發展，這是一種在政府控制下的自治團體，它的發展，對民間互助互利有好處。再如，戶口編審制度鬆弛及取消，民人對皇帝的人身隸屬性的消弱，農民可以離開鄉里，進入城市做工，為手工業和商業發展提供充足勞動力。

　　可以說，雍正的改革，具有近代因素，但同社會轉型不搭界。

　　雍正反貪腐的局限性

　　搜狐讀書：在清朝歷代帝王中，雍正清查經濟最厲，在這個過程中頂住了多方壓力，然而到乾隆時代卻基本付諸東流，雍正反貪腐有哪些不足之處需引以為戒？

　　馮爾康：雍正的清理經濟懲治貪官，碰到很多問題，與他的不足之處，可以一併思索其經驗教訓。（甲）官吏利用政策作弊，破壞改革聲譽。這是不法官吏的慣常手法。耗羨歸公的實行中就出現這種事情，由於這是新制度，所以具有破壞改革聲譽的性質。雍正四年(1726)三月，晉撫伊都立有升任雲貴總督的任命，很快又有回任的命令，他在離任之前，為留下美名，將耗羨予以裁減，並不顧及裁減是否得當。及至回任，又將裁減的耗羨加以恢復，如此對耗羨的裁革與恢復，任意為之，不論興革是否合理。雍正得知後，指出他的行政，「朝三暮四，有同兒戲，甚屬不合。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地方官民」，指斥他「無知庸愚之極」，必須將裁減的耗羨仍然裁去，以取信於官民。雍正敏銳地看出，他的私心作怪，導致的是失去政策的信譽，所以將他改正過來。（乙）有人預見到改革後出現的新問題，系客觀條件下不可能不發生、亦不可能制約的。山西試行耗羨提解之初，吏部侍郎沈近思認為耗羨歸公使火耗和正稅之徵無異，不是善法，他說「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即預見到未來還會有加征，是不易之見。它表明雍正君臣在改革之始已然預見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但仍然進行改革，這是以解決當前弊端為目標，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不能以後日的問題障礙當下的前進步伐。他們的思路和實踐，是正確的。至於以後耗羨之外的再征額外稅，有吏治的原因——人治社會官僚制度決定不可能不出現貪官；亦有其客觀情況，如同有的學者所說，定期增加火耗有其必要，即用以應付通貨膨脹和人口增殖後行政費用的增加。任何事情均有利弊兩個方面，人們權衡輕重，往往只能取其一端。（丙）對現行制度的改革，受到深度的限制。在清代，君主專制之下的職官制度和稅收制度是兩項根本性制度，雍正所實行的各項改革，是在不觸動這兩種制度前提下進行的，是在敬天法祖國策指導下進行的，所以不可能向更深的社會層面發展，如同論述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的意義，說到底，它不是取消加派，只是減輕、節制加派的惡性發展。因為清朝看到明朝亡於三餉加派，宣布不增加田賦，可是面對官員低俸祿、辦公費無著落的難題，只有在耗羨、鹽稅和捐納諸方面想轍，不會觸及賦稅制度本身，不影響田賦是國家財政主要來源的本質問題。在這裡，我倒不是要求雍正對財政制度作出徹底改革，僅僅是說耗羨歸公的作用有其限度，改革受時代的制約，是在傳統社會制度內進行的，是從維護這種制度出發的，而這種制度業已進入它的晚期，時代已不允許作出更有深度的制度性的更新和生產關係的調整，所以改革的成果是有限度的。

　　「文字獄」是清王朝自信心不足的表現

　　搜狐讀書：康雍乾三朝雖是中國君主專制王朝的頂峰，但是文字獄之禍蔓延全國，使得全國士子萬馬齊喑。按理說，一個王朝發展至頂峰，應該是他各個方面都非常自信的時候，但讓人不解的是，文字獄為何會出現在王朝發展的最頂峰呢？

　　馮爾康：這個問題提得好，值得深思。清朝統治中國，一個重大特點，它是滿洲愛新覺羅氏家天下，滿漢歧視、矛盾始終存在，表現形式是時隱時顯，甚而很激烈。吳三桂於康熙12年（1673）11月造反，12月京師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起事，兩者之間雖無組織上的聯繫，卻是聲氣相求，以後朱三太子案出現過幾起。縱觀康雍乾的文字獄，研究者有個共識，那是迫害漢人的，是滿洲統治者不放心漢人。其實，那些文字獄的受害者，許多人被指責的文字並沒有反清的意思，是朝廷民族歧視政策下的擴大化。此其一。其二，滿洲皇帝需要進一步建立文化專制主義，滿洲文化落後於漢族，不得不接受漢族文化，採用漢人治理國家的基本理念、方針、政策，同時又要防止滿人漢化，強迫漢人滿化，甚至不惜使用西方文化知識奚落漢大臣，以平衡既自卑又不甘心的文化心態，如康熙於28年（1689）南巡途中，在江寧將從西洋傳教士那裡學來的天文曆法知識，召滿漢大臣到觀星台，突然襲擊，專門考問漢大臣星象知識，弄得翰林院掌院學士李光地、兵部尚書張玉書大出其丑。滿漢民族矛盾存在情況下，滿洲皇帝需要加強文化專制主義。文字獄確實是康雍乾在滿漢文化問題上自信心不足的表現。

　　影視劇改編

　　搜狐讀書：您在學術界的地位，使得有的影視作品借您的名字作宣傳，如《貞觀長歌》將您列作歷史顧問，再比如《甄嬛傳》，將您的採訪斷章取義，做出「《甄嬛傳》中，雍正對年羹堯的器重有據可查，後來年羹堯的囂張跋扈也是確有其事，加之陳建斌飾演的雍正言語不多，卻總是猜忌多疑，與歷史都有吻合之處」的結論，您對此是否深感無奈？

　　馮爾康：我同公演的影視劇的創作有關係，只有劉和平先生攝製的《大明王朝——1566年》，看過腳本，提出過意見，並為其書寫序。有記者問到《甄嬛傳》，我才看了一兩集的片段，我明確表示對它不作評論，訪談錄發表，是別人說有這麼回事，記者也沒有給我寄樣報，我也不在意。因為在誠信缺失的世風下，這類事不算什麼，那還有尊重他人的事。真的，我也不是「深感無奈」。

　　史學家有必要糾正戲說歷史劇的編造歷史誤導觀眾的錯誤

　　搜狐讀書：現在大量影視劇興起了一股「四爺熱」，情節基本都是一位美女同時被四阿哥和八阿哥鍾情。您如何看待這些歷史穿越劇？您認為年輕人看戲說多於正史的現象，對年輕一代乃至民族的歷史觀會有怎樣的影響？

　　馮爾康：在胡玫導演的《雍正王朝》問世之前，電影、戲劇、小說一邊倒，醜化雍正，我為此曾經在《雍正繼位之謎》台灣版《自序》里說，高陽、端木蕻良的有關小說寫得較為嚴肅，影視方面攝製匆忙，不如人意，是受流傳已久的篡位說的影響，如果創作者換個角度寫雍正，正面寫雍正，或許能使人耳目一新，受到欣賞。罵雍正那一套，是二百年流傳的舊套，是一時之風氣，也是其中的一些作者人云亦云。您說現在雍正的穿越劇多以一個美女穿插其間，我不知詳情，如果是這樣，就成了新套子。舊時以文藝罵雍正，與反滿思潮及相信奪位說有關，有時代性；今時用美女，是因「愛情是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嗎？玩笑話。真正下功夫創作的作家，是不會滿足於套路的，是要跳出時代思潮限制的，是會創新的。

　　戲說之類的歷史電視劇，搞笑逗樂，人們用作休閑娛樂，各取所需，未為不可。對恣意違背歷史真實的戲說，有責任感的史學家用正說予以糾正，是必要的，是希望人們，尤其是青年了解歷史真相和具有正確的歷史觀。歷史是人類——我們的祖先——社會生活足跡的記錄，它蘊藏著先人豐富發展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知識及其反映的人生觀和價值體系，創造發明知識，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實踐、實驗知識，酸甜苦辣的生活經歷與經驗，奮鬥不息的精神，盡在其中。後人對待歷史，應當抱持敬重態度，才可能從中得到智慧，獲得有益的啟示，汲取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讓人生道路走得好一些，讓生活美好，豐富多彩。有志青年多學些有益的歷史知識，將獲益無窮。

　　雍正自稱「漢子」蘊藏一箭雙鵰的政治謀略

　　搜狐讀書：網路流行很多雍正奏摺上的硃批，比如「朕就是這樣的漢子」、以及在寫給年羹堯的奏摺中說「你只要不負朕，朕定不負你」這樣的話，除了能代表雍正的真性情，是不是也有其政治用意？與雍正渴望與滿漢大臣打成一體的思想是否存在聯繫？

　　馮爾康：問得好！對於雍正自稱「漢子」，我是多方求解，九五之尊的皇上自比為一般人，自比為江湖中人，自輕自賤何至如此！經過查閱史料，多日琢磨，才有了想法。如您所說，雍正說這類話具有很強的政治目的，簡單地說是：一為君臣互勉做條好漢，講信義，以此籠絡田文鏡等忠實大臣；二是為整飭年羹堯、隆科多造輿論。先說第一點，雍正於二年（1724）十二月因河南巡撫田文鏡辦事得體，在他奏摺上寫下硃批：「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說白了，他的意思是，我是一條漢子，有漢子的秉性，講信義。皇帝如此做出保證，臣工就應該實心實意為皇上辦事。在田文鏡奏摺上寫這些話，當然首先是表彰田文鏡。為什麼讓他放心呢？因為田文鏡的輿論很不好，沒有人為他擔保，是雍正獨自要提升他，用到封疆大吏的。自稱漢子，並非孤立現象，同一年（1724），雍正甚至還稱臣工是他的「恩人」，如在兩江總督查弼納閏四月初一日奏摺上硃批寫的：「爾等幾名忠誠省臣，不僅為朕之忠臣，實視為朕之恩人。」又在他另一奏摺上硃批：「朕信賴爾，對爾，朕一向絕非負心之君。」雍正這些話都在繼位之初，權威不足，尤其是在康熙後期皇子結黨謀取儲位之後的繼承帝位，政權極不穩定，極需建立自己的施政班底，必須刻意聯絡臣工，什麼手段都使，什麼話都說得出來，「漢子」、「恩人」之稱就是要同臣工拉近乎，講義氣，建立成某種「幫派關係」，達到「君臣一體」目的。第二點，田文鏡就硃批寫出謝恩摺子，雍正遂公開發出上諭，表彰田文鏡之外，藉機批評年羹堯、隆科多：「大將軍年羹堯曾奏田文鏡居官平常，舅舅隆科多亦曾奏過。此皆輕信浮言，未得其實。」雍正為整倒年隆，計劃周詳，第一步是造輿論，讓臣工思想轉彎——年隆不再是寵臣而是罪臣，以便他們跟上形勢，和皇帝保持一致。第二步才是公開的聲罪致討。在向田文鏡表示自家是漢子的時候，已在做整治年隆的輿論動員了，精明的雍正意識到整飭年隆可能會使臣工心寒，所以自稱「漢子」讓臣子安心，他會講信義，不會做負心人，擴大整飭面。

　　雍正的鐵腕言行

　搜狐讀書：閱讀您的書我們時時會發現，您似乎是以將雍正還原成一個完整的人的方式來書寫這本書，其中既有理解之同情，也有客觀的批判。如今「四爺」大火，因雍正流傳下的《雍正行樂圖》和個性硃批等，讓大家看到了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同時又有著鐵腕的政治手段，您認為雍正的性格中具備哪些因素？人們對四爺深情、冷酷、豪裝等複雜人格的猜測，哪些是有據可循，哪些又是不實的？

　　馮爾康：您說我對雍正「既有理解之同情，也有客觀的批判」，是知我者也，多謝！您要探討雍正的性格中具備哪些因素？對此我也研究不透，不過總體印象，他是具有多面性格的人，不宜做局部的、片面的了解。前面說了，雍正的自稱漢子，是一種俗氣，與他極其講究傢具造型、偶像雕塑造型的鑒賞雅氣，與皇帝的莊嚴神聖形象絕然不同，可見俗氣、雅氣兼容於雍正一身，是他具有多重性格的一個方面的表現。在其他方面呢？

　　雍正性格有著殘忍、偏激、多疑與精細、慈愛的交織。他將同父異母弟允禩、允禟致死，將異母兄允祉、同母弟允禵、異母弟允礻我圈禁，五位兄弟遭遇如此惡運，全無手足之情。親子三阿哥弘時被逐出皇家，別出心裁地交給政敵允禩「管教」，弘時雖屬病故，亦系受摧折所致，可知雍正對他全無父子之情。這些人中多有政敵，有自取之咎，圈禁也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致死，對允祉又何必監禁，除了積怨太深，也在於他的殘忍性格。對於年羹堯，酬勞其穩定雍正政權的青海之功，重賞是必要的，因此肉麻地對他說，「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朕實慶幸之至」。後來大翻臉，整治他，令其自裁，雍正就不講佛緣了。雍正將年羹堯貶為杭州將軍時，因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民謠，杭州恰在其處，雍正在他的奏摺上批寫，「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竟然懷疑他可能造反！吳耿尚「三藩」之後，朝廷沒有出現過叛臣，雍正居然想到了，不能不說他多疑。在對待官員的防範、嚴刻、殘忍之中，雍正也有關愛的因素，誰辦事讓他欣賞，誰向他報告令他高興的事情，他會施恩，體現他的愛護、愛惜之情。西安將軍延信在西北軍前之時，雍正有時能同他互道真情。延信於雍正五年（1727）三月十五日奏摺表示感戴皇恩、自我奮勉，有套話也有真情，而雍正的硃批則是真實感情的表露：「理應黽勉，如朕當奴四十載之主實難相遇。即便相遇，如朕無私心雜念之人，相遇更難。」自雲在康熙朝當四十年奴才不容易，意即能夠體貼人，而他又是無私心雜念的純正君主，臣工遇上了是萬幸，應當努力相處，奮勉向前。如此自許地教導臣下，是真心實意的。延信在四月十五日奏摺中，說到雍正讓他學習漢文的事。雍正知道延信不懂漢文，硃批要他學習：「認學幾個漢字容易，若學寫文章詩賦、背誦經史書籍，現已年邁難矣。但粗通幾字讀懂文書較易，閑時何不少加留意。」延信表示，「臣欽遵聖旨，抽閑儘力認學」。隨後，雍正再次開導他：「很好。若立意學會，則必成，並非難事。每日認記二字，一年認六百字，已足用。」通篇奏摺與硃批，是君臣交心說實話，對於已經有了年紀的滿人延信，雍正那麼上心同他談論學習漢文的事，有那種耐心，用那樣的精力，不是真心的關愛，絕不能做到！看來，雍正也有動真情的時候。雍正性格剛毅，又喜怒不定，穩重不足，也是不協調性格的表現。從種種事實中不難看出，雍正的性格與為人：疑心病重，殘忍刻薄，而又仁愛慈祥，是多面性格，是殘酷與慈愛、剛毅與急躁、雅氣與俗氣的交織。其實，人人都有多面性，雍正亦復如此，不過特別明顯罷了。

　　至於網上說的雍正性格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因關心不夠，不知道具體說了些什麼，這裡無從述說，抱歉，請諒宥。

　　雍正用《大義覺迷錄》試圖改變他在繼位問題輿論上的被動地位

　　搜狐讀書：關於眾說紛紜《大義覺迷錄》，雍正一一辯解世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一直被人詬病為欲蓋彌彰，歷史上很少有帝王這樣直接以文字形式回應當世非議，您認為雍正為何會這樣做，真性情？或是深謀遠慮？

　　馮爾康：欲蓋彌彰之說，作為一種說法，只要雍正繼位之謎沒有解開，此說就會存在。

　　如您所說，「歷史上很少有帝王這樣直接以文字形式回應當世非議」，我還不知道有第二人能做到像他那樣。遠的不說，以他的兒子乾隆講，就同他的處置方法迥異。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是，雍正、乾隆在世之時，都被民間指責有十大罪過，關於雍正的是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如此咒罵皇帝的文件，賴有雍正頒發的《大義覺迷錄》予以保存。乾隆登基將《大義覺迷錄》作為禁毀書，不許流傳。而辱罵他的是「五不可解、十大過」，是民間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的名義寫的所謂「奏稿」，乾隆為此於十六年（1751）興起大獄，而文獻今則無存，令後人只能知道「奏稿」所講的他的十條罪狀中的兩條：南巡；殺大臣訥欽。同樣是責難皇帝有十大罪，一個是公布，一個是銷毀，於此讓我們看到兩個皇帝相異的心態，不同的政治作風和舉措。歷史上皇帝下罪己詔，時或有之，罪己詔是自說自話，不是別人披其逆鱗，而且可以博得臣民的諒解、愛戴，與此不同，被人家罵得不是人的雍正，還打起精神，公布出來，沒有足夠的政治勇氣，能夠做得出來嗎？！就此而論，雍正也是一個奇人。

　　那麼雍正為什麼公布《大義覺迷錄》呢？我想有三個原因。首先是力圖改變在繼位問題上的被動地位，或者說力爭變被動為主動。改詔篡位說在臣民中流傳，是私下傳說，耳目眾多的雍正應當知道這種情況，但是不好發作，現在曾靜把問題挑明了，雍正認為機會來了，可以公開辯論了。所以岳鍾琪一報告曾靜派徒弟投書的事，雍正立即告訴寵臣田文鏡：污衊他的惡人自首了，他會「出奇料理」，你等著瞧吧。另一個寵臣鄂爾泰更能心領神會，及時報告雲南上空出現「卿雲」，「卿雲見」是表示皇帝大孝，怎麼會謀父逼母改詔！以此為皇帝解圍。雍正的出奇料理，是公布對他的質疑，由自家來解說繼位是怎麼回事，變被動為主動。其次是將繼位的政治問題轉移到滿漢民族問題方面，避免總是被糾纏在繼位問題中，以擺脫困境。曾靜要求岳鍾琪造反，為漢人報仇雪恥。他的華夷之辨觀念來源於「東海夫子」呂留良，雍正因而就此大做文章，闡述他的中華一家、民族之別只是籍貫之異的見解。複次，以君主權威，令臣民相信他的說法——他是康熙合法繼承人。應當說曾靜案和《大義覺迷錄》是雍正初年政治鬥爭的總結：雍正繼位，是在儲位鬥爭中組織上的勝利，在輿論方面他則處在下風，至此，他宣布在輿論上也勝利了，雖然客觀情形並非如此。

　　雍正把佛學看做調整心態的精神武器

　　搜狐讀書：雍正是一個喜歡讀佛學的人，雍正也曾運用文覺禪師作為他的高參，佛學思想對雍正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呢？

　　馮：我想到三點，第一條是他欣賞佛學，自視造詣很深，出版自家的《和碩雍親王圓明居士語錄》《圓明百問》，在宮中做法會，收門徒。他以此修心養性，剋制、克服康熙批評他的「喜怒不定」性格缺陷，同時，在爭儲不利時，也是調劑精神、調整心態的精神武器。繼位後他拿佛道作為談話資料，休閑調節精神，如二年（1724）七月在年羹堯奏摺上寫了一段閑話：京城有個有名的道士，說怡親王允祥前生是個道士，雍正聽了，大笑著說，那你們為什麼商量了來給我和尚出力，允祥缺少佛性，不知怎麼回答，雍正乃說，我們那裡是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大家來為利益眾生，栽培福田」，只有修行不足的人才去做和尚，當道士。於是「大家大笑一回，閑寫來令你一笑。」第二條，他是融儒佛道三教於一爐，以儒學為核心，佛道輔助。第三條他是用佛，不是佞佛，佛為其用，佛不能左右他。如他編輯《御選語錄》《揀魔辨異錄》，參與佛教內部的佛旨之爭，希圖按照他的觀點控制佛教。

　　從強調反滿革命到強調民族融合的滿族史研究

　　搜狐讀書：現在在美國的清史學界正在興起「新清史」思潮，不知道您對於美國的新清史是否有關注？您書中也曾花了一章的篇幅來梳理滿漢矛盾，您認為雍正讓滿人防止漢化是一種頑固態度，但「新清史」學者則傾向清朝之所以能夠發展維持，是因為清代保持了滿族的特性，您如何評價新清史的這個觀點。

　　馮爾康：我沒有直接閱讀英文本新清史論著，很慚愧，我不懂英文，無從評論。不過我想說，它強調研討滿洲史，不論其觀點如何，方法怎樣，我以為是應當歡迎的，因為它有益於對滿洲史、及與其密不可分的清史的深入探討。

　　學術界對於滿洲史研究，我理解，現在是進入第三個時期。19、20世紀之交及20世紀上半葉（尤其是前面20、30年）對滿洲史、清史的研究，否定多，醜化多，這是學術受反滿革命時代思潮制約的必然產物，對此，我做過個案研究，寫作《章太炎清史研究平議》（台北善同文教基金會編《章太炎與近代中國》，里仁書局1999年）。下半葉的前30年，強調民族團結、多民族統一大家庭，淡化滿漢矛盾，以至對清朝不得使用「滿清」一詞，滿洲史與清史的內在聯繫被嚴重忽視了，滿洲史研究處於不力狀態。我在《清史研究與政治》（《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斷代史清史研究的過去、現狀與問題》（《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論及於此。80、90年代以來，隨著清史研究的大發展，滿洲史研討相應有所增多，北京出現滿學會，研究中克服了反滿老調和淡化問題。在先，日本學者研究「先清史」，現在新清史研究的開展，將國內外的這些情形匯總在一起，是以有滿洲史研究進入第三個時期的想法。

　　就個人來講，也對滿洲史領域有所涉獵，在《清代的歷史特點》（《歷史教學》2010年9月號）文中以一個專節研討「滿漢矛盾與多民族國家鞏固發展，在民族地區實行多種體制的顯著成效」議題，認為清代（1）民族壓迫、歧視政策，涉及範疇相當廣泛。（2）滿漢鬥爭貫穿有清一代。（3）在民族地區實行多種管理體制，牢固奠定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疆域。我強調滿漢差異及滿洲在歷史上的貢獻。我在《由清代滿族文化特性想到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關係》（《東北史地》2006年第4期），文中談到清代滿族文化的特點，思索三個問題：(甲)發展時期的開放吸收性；（乙）統一中國初期的文化擴張性； (丙)統一後保持民族文化努力之堅韌性。認為：一個面對強勢文化的民族，不吸收外來文化難於前進，過度的汲取又可能被人家同化，對此需要留心於文化的主體性、寬容性和調整性諸方面。主體性，與「本土化」相近，即以我為主地吸收其他文化，選擇哪些能為我用，能促使我發展的元素，以豐富我之文化，所形成的新文化，依然是我的文化，而不是他人文化移植；沒有寬容精神，敵視、拒絕外來文化，就不可能汲取人家好東西，不僅如此，有時客觀環境迫使你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一定要用包容的態度去接受外來文化中於我有用的成分；調整性，指政策的及時轉換，把握時機，調整政策，讓事情向有利於我的方向轉變，既有利於本民族文化的保持，又能夠及時吸收外來文化營養成分，在豐富民族文化同時，促進國家、民族的發展。

　　雍正「毒死說」仍有疑點

　　搜狐讀書：雍正之死一直撲朔迷離，您在書中提到學術界提出的三種死因，即呂四娘刺殺說、中風說和服丹藥中毒說。第一種已經被確定為稗官野史不值得相信，認為是第二種的人也不太多，第三種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認可，也有科學檢驗成果的支持，但您卻認為證據不足，您的理由何在？您對於雍正的死因考據，這些年有無新的發現？

　　馮爾康：我是傾向於第三種說法的，楊啟樵持此說最力，所以我說：「我認為楊啟樵此說有理」。我又提出需要進一步論證的課題，是認為它需要完善，需要深入探討：「道家的長生不老術在歷史上的變化，何以到明清時期還有人相信？這時道家藥石有何特點？」我是補台，是希望深入探討，而我並沒有就此下功夫。

　　為何將平定準噶爾作為清代歷史分期的分水嶺

　　搜狐讀書：您在《雍正傳》里對於清朝的分期與別人不同，把乾隆23年平定準噶爾看做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為什麼？

　　馮爾康：首先要說明我為何在《雍正傳》里寫清朝歷史分期問題，因為我想寫出雍正、雍正朝在清代歷史上的地位，寫出雍正和他的時代是處在清朝、滿洲上升時代，所以考慮清朝的歷史分期，清代前期與中期分期的界標。

　　其次，來談把清朝前期與中期的劃分定在乾隆解決準噶爾事件的原因，是準噶爾問題的解決，事關清朝穩定地統治全國和聯絡蒙古共治的國策，具體講：第一實行滿蒙聯合的國策，滿洲人少而又來自邊疆，要牢固地長遠地統治廣土眾民的中國，勢必需要有強有力的幫手，歷史必然地選擇了蒙古。蒙古與滿洲同屬於阿爾泰語系，在地域上又是近鄰，所以滿洲興起，就統一周邊蒙古，在滿洲基本制度的八旗制內建立蒙古八旗，實行滿洲皇族與蒙古貴族聯姻政策。第二準噶爾蒙古與清朝對峙狀態是清朝穩定統治中國的大患，阻礙、破壞滿蒙聯盟，解除這一大患，清朝就無後顧之憂了。為此，清朝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對俄國讓步，拆散噶爾丹與俄國關係；二是親征。處理準噶爾問題，怎麼同俄國聯繫起來？處於新疆的準噶爾蒙古，在康熙中期，噶爾丹控制西藏、青海以及寧夏部分地區，建立國號，出兵喀爾喀蒙古，兵鋒直至內蒙古地區，甚至揚言以「黃河為馬槽」，奢望統治中國北部；噶爾丹又同正在東侵的俄羅斯密切聯繫，從俄羅斯購買火器，接受俄國顧問，有著某種聯盟關係。嚴重勢態，迫使康熙在處理與俄羅斯關係中作出重大讓步。康熙派出索額圖使團與俄羅斯談判簽訂邊界條約，有割斷俄國與準噶爾關係意圖，但使團在前往談判地點途中，遇到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只得折回，第二次出發，於康熙28年（1689）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原來不能讓出的尼布楚地區劃給俄國，並允許俄國商人到北京貿易。至此，中俄東段邊界處於百年和平狀態，清朝可以專力對付準噶爾噶爾丹。後來，雍正朝簽訂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人在北京建立教堂（注意，這是康熙末年和雍正嚴行禁止西方天主教之時；到北京貿易及建立機構，西方國家一直援引俄國的這兩項權利，要求清朝同樣給予，鴉片戰爭以前，根本做不到），讓步，依然是為準噶爾的事情。準噶爾問題使得清朝對俄國作出包括領土在內的重大讓步，可見與準噶爾的對峙是多麼的嚴重的問題。親征，是指康熙三次出征噶爾丹，可以對比一下，三藩之亂，佔據南方半個中國，康熙並未親征，可見將準噶爾蒙古的事看得比漢人的事嚴重得多。但是康熙親征，戰場遠離準噶爾本部；及至雍正西北兩路用兵，意圖直接攻入準噶爾本部，結果是無功而雙方停戰；直至乾隆23年（1758）消滅準噶爾勢力，隨後在這裡設立伊犁將軍進行治理，至此，蒙古人全部服貼，全國疆土穩定。第三是為有效控制和利用喇嘛教，將準噶爾染指的西藏政教轉移到清朝手中。蒙古人信仰西藏喇嘛教，時或控制西藏政教，蒙古人借用藏文創造蒙古文，蒙藏關係密切的程度，不利於清朝。滿人藉助蒙古文製造滿文，表明滿蒙藏關係密切；清朝皇帝冊封達賴、班禪，用喇嘛教控制西藏，在西藏派遣駐藏大臣，也從政治上令蒙藏分開，削弱蒙古勢力；又翻轉過來，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人。鑒於這些歷史事實，我將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線定在乾隆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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