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然：譚其驤先生與歷史文化地理研究

文丨張偉然

來源丨新浪博客

原載《讀書》2017年3月，題為《長水澤後學》

如果僅僅著眼於論著，恐怕很難認定譚其驤先生對歷史文化地理領域有多少不得了的貢獻。在他的文集中，僅《長水集》續編收錄有一篇《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算是專門的歷史文化地理論文。其他的，就都只是順帶涉及了。

比如，在1990年冬復旦主辦的一次國際性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上，他作了一個《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題報告；該報告經充實後以《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為題揭載於《歷史地理》第10輯，即以會上報告內容為上篇，原擬就人口、政區、文化三個專題各舉一些實例作為下篇，但受制於健康因素，只寫成了第一部分。這樣，該文中涉及歷史文化地理的也就只有上篇的聊聊數語。

類似情況在譚先生其他一些文章中也多少有一些。

然而，從學術史角度衡量一個學者的貢獻，顯然不能局限於本人親自撰著的文本，更應該看到其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水平層次越高的學者往往越如此。

在現在引人注目的歷史地理學各分支中，歷史文化地理的情況有點特別。其他領域，包括像譚先生這樣從史學出身的歷史地理學家原本不擅長的歷史自然地理領域，以及傳統沿革地理根本不涉及的歷史經濟地理領域，都在五六十年代就打開了局面。而歷史文化地理，也許是1949年以後整個地理學向蘇聯模式「一邊倒」，舉凡人文學科都受到禁錮的緣故，直到1980年以後才有專門的論著出現。

譚先生對於歷史文化地理的關注是很早的。他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本科時受到潘光旦先生影響，對移民史產生強烈興趣。其本科畢業論文《中國移民史要》寫了約七萬字。1930年進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就讀後，他決定按省區開展深入研究，1931年撰成《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作為其畢業論文（兩年後改題為《湖南人由來考》）。

從關注各省區居民的成分及由來，不可避免地也就注意到族群、文化問題。1933年，譚先生撰成《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在篇末提出：「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長水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頁）。

與此同時，譚先生也注意從斷代的角度進行研究。1934年他發表《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提出：「蓋南方長江流域之日漸開發，北方黃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較純粹之華夏血統之南徙，胥由於此也。」（《長水集》上冊，第199頁）

這樣的學術經歷，使得譚先生在思考各地的人文差異時，在在注意到其文化上的表現。

譚先生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就讀時的導師是顧頡剛先生。顧先生對譚先生關於歷史人口、移民方面的研究放手不管，卻通過一場關於兩漢州制的討論，激發了譚先生對沿革地理、對地名的研究興趣。這為譚先生思考各地的歷史文化差異，又增添了一個思維支點。

1962年，譚先生在杭州大學作了一場關於古代吳越語地名研究的講演。指出東南一帶很多字面是漢語、而含義卻頗不可解的地名，如烏傷、無錫、餘姚、姑蔑之類，其實是古代吳越語地名的音譯。那場講演未曾留下講稿，更不必說據以修改發表了。得虧當時聽過講演的李裕民先生在時隔半個世紀後撰成《吳越古地名探秘——從譚其驤先生的講演說起》一文（載《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372頁），雖未能復原那場講演的內容，卻讓我們得以了解譚先生關於歷史文化地理的思考，除前述人口、移民、族群以外，對語言問題也極為重視。

五十年代中葉以後，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成了譚先生的主要工作。這項任務耗費他前後二十多年。1975年以後，又加上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直到1978年中風。在這期間，他連論文都寫得很少，哪裡顧得上去研究歷史文化地理。1979年以後，前述兩項工作基本上大功告成，他漸漸地可以騰出部分時間撰寫個人著述，但此時他漸入老境，精力大不如前，當務之急是要將數十年間積累的一些學術發現趕緊寫出來。

因而直到八十年代中葉，他的一些重要論文差不多都是之前主持編圖工作的附產品。上述那篇《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其實是他1986年1月在復旦主辦的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上作的報告；要是沒有這樣一個機緣，他何時寫、會不會寫這樣一篇文章恐怕都在未定之天。

好在此時已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老師延續慧命。1982年，他在給研究生授課時指出，如果把《漢書·地理志》中的「風俗篇」與《隋書·地理志》中的「九州風俗概述」加以比較，闡明漢魏南北朝時期各地區文化的變遷，這裡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見盧云：《漢晉文化地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緒論第6頁）。

受到這一啟發，盧雲便選擇從事歷史文化地理。1985年撰成《漢晉時期的文化區域與文化重心》一文，通過碩士學位答辯。該文主要對漢晉時期的人物、著作等各項文化指標加以統計，然後闡述分析。之後又擴展到婚姻、宗教、音樂三個要素，於1987年撰成《漢晉文化地理》，通過博士學位答辯。這是首例以歷史文化地理為專攻的碩博士學位論文。

儘管盧雲在工作過程中附加了很多個人的獨創，並沒有完全按照譚先生的指示亦步亦趨，但通過譚先生的出題方式，可以看出譚先生思考歷史文化地理的第一個特點：他不像一般人那樣，汗漫無歸地認為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這也可以做，那也可以做。在他概念中，做文化地理研究，應該先抓住一個區域的總體特徵，然後進行紮實的論證。

兩年後，我來報考他的博士生，面試時他對我說，如果我能考上，那就做一個與盧雲相對稱的工作。盧雲學歷史出身，他的工作是在時間上截取一個斷代，空間上包括全國；我學地理出身，就應該在空間上選一個區域，而時間做通代。這樣相當於做兩個抽樣。盧雲做的是一個時間的抽樣，而我則做一個空間的抽樣。鑒於我來自湖南，他建議我以兩湖（湖南、湖北）為區域。入學後，考慮到這樣一個選題工作量太大，不容易把握，我曾跟他探討是否可以縮小選題的時空範圍，而他卻始終堅持認為，工作量太大可以延期畢業，而這樣一個時空範圍不應改變。

更有意思的是，我碩士論文做的是《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來投考前，好幾位老師說這個選題完全可以做成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入學面試時，我向譚先生請教，他不假思索地說，這個選題對於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來說並不是最重要。可見在譚先生的價值體系中，研究歷史文化地理，最重要的是要落實在區域上，抓整個區域的綜合性特徵。一些單要素的部門地理研究，即使是像宗教這樣公認的文化主導因子，其重要性也還是要等而下之。

區域性、綜合性，這是地理學最本質的特性。也是檢驗一個學者是否具有地理學思維的試金石。譚先生作為一個學歷史出身的歷史地理學家，能具有如此本色當行的地理學思維，這不能不說是一般人望塵莫及的思想境界。

譚先生思考歷史文化地理的第二個特點是，他從來不孤立地就文化論文化，而是把它作為整個歷史人文地理的一部分，時刻注意它與其他地理要素之間的聯繫。

最能反映譚先生這一見解的，是他為盧雲《漢晉文化地理》所作序言中的一段：「文化地理學研究，不能把目光僅僅局限在文化現象本身上，還必須與政治地理、經濟地理與自然地理密切結合起來。如果沒有一份正確的歷史時期的政區地圖，就無法確切地進行文化要素的區域統計，更無法制出文化分布圖來。同樣，如不了解各地區的自然條件、經濟類型，對文化的區域特徵及其興衰變遷也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歷史地理學本身就是一個相互密切關聯的系統，只有對歷史時期各類地理要素有了相當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學地揭示人類文化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見上揭書，《序》第3頁）

受到這一思想的驅動，譚先生經常思考文化與其他地理要素之間的關係。1983年五、六月，他分別在杭州大學和復旦校內作過兩場《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與省界、地區界的形成》的講演，就講到「在浙江十一府中，其他十府本府範圍內的語言風俗都大致相同，惟獨杭州這個府州，儘管自隋至清存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卻始終未能在語言風俗等人文因素方面成為一個單元」；因為杭州府九縣，析縣來源有好幾個，這個府的設置類型與其他十府不同，是先「將一個重要城市錢塘縣定為府州治所，然後將周圍幾個縣劃屬於它」，而「根本沒有考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條件是否相同」（載《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頁）。這就引出行政區與自然區、文化區之間關係的討論。一望可知，這是歷史地理學領域具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宏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譚先生關於浙江省界、地區界形成的分析並不是首次。1947年，他在杭州《東南日報》的《雲濤》附刊上發表過一篇《浙江省歷代行政區域——兼論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該文後收入《長水集》上冊），其主要內容即以歷代行政區域特別是縣級政區的分設過程，探討浙江的地區開發次第及其區域性。

就問題而言，1983年的那次講演差不多相當於1947年這篇文章的一部分；然而，分析的角度卻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1947年的文章初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母縣」概念，這一概念對於揭示地域開發、分析相鄰地域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非常有效。特別在一些史料較為匱乏的地區，這一線索幾乎無可取代。

我個人認為，這一概念足以成為一個思維工具，不久前在總結中國歷史政治地理的理論貢獻時，曾將它表述為「母縣理論」，不知是否成立，尚待方家批評指正（張偉然等著：《歷史與現代的對接：中國歷史地理學最新研究進展》，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78-79頁）。

譚先生該文基本上還是就政區而展開討論，並未上升到行政區與自然區、文化區關係的高度。之後1983年的進一步發揮，反映了譚先生中年以後對相關問題的後續思考。這對於歷史地理學整個學科的研究理念都是一個積極的推進，其意義不限於歷史文化地理而已。

據說，以前譚先生考學生，曾考過政治重心、經濟重心與文化重心之間關係的題目。萬幸我沒被考到，要不然就尷尬了。在考到此地之前，我只讀過他《長水集》里的文章，1983年的這篇講稿因刊載它的復旦史地所所刊《歷史地理研究》流通不廣，讀博後才看到。不用說，當時絕不可能有獨自想到這種問題的能力。

給我面試時，譚先生說，近年我們這裡將歷史文化地理當作一個研究重點。可是好長時間沒看到動靜。後來讀他1988年5月給盧雲《漢晉文化地理》寫的序，中間寫到：「我們目前正在準備組織力量，對當代文化區域進行實際考察與問卷調查，預計這一工作會大大推進文化地理的研究」（上揭書，《序》第4頁）。

不勝駭然。前數年偶然翻看他日記，發現1988年10月他曾著手布置一個分區開展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計劃，已分派了吳越文化區（兩浙）、江淮文化區（淮南江東）、閩文化區、贛文化區、湘文化區五個區域的任務。可惜此事後來竟至以不了了之。

譚先生平生事業，以主持大型集體項目為常態。在計劃經濟時代，學者基本上沒有自主科研的自由，通過組織出面將他們捉將來做集體項目，天天「出大寨工」，問題不大。改革開放後，時勢變了。前年買到譚先生1983年的一通書札，中間跟友人談到集體項目，便頗有「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之慨。

當時還是風氣初開。到1988年早已商潮滾滾、驚濤拍岸，譚先生上述計劃又未及爭取經費立項，之後三年他便一病不起，該計劃無疾而終實在可謂情理中之事。只可惜譚先生積數十年學力，其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構想竟不克實現，至今思來令人悵恨不已。

又，從日記中得知，1990年冬他作完《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報告後不久，1991年1月7日他就「開始構思作歷史文化地理下篇，計算戶口」。在這句話里，所謂「歷史文化地理」顯然指「歷史人文地理」。由這一簡稱可見歷史文化地理在譚先生心目中所佔的地位。

還須著重指出的是，譚先生在平常論學中，經常會隨口說出一些與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相關的念頭。這些念頭，因隨機生髮而難於整理，但經常會成為他人的營養。餘生也晚，從他問學才一年多時間，就記下了好些條。之前在一些相關文章中已多有引用、說明，茲不贅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春天他關於兩湖地域文化感知的提示。當時他用平常語言、以平等態度跟我討論，而我卻完全跟不上。

那之後我苦苦思索了九年，直到抓住文化地理學中「感覺文化區」的概念，才將他的直覺給表達出來。有些朋友看到拙文《試論湖北歷史時期的感覺文化區》（載《歷史地理》第16輯；又見拙著《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以為是我本人的創造，其實，至少就問題提出而言，受到了譚先生的啟發或者說暗示。

編排：@林大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