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間的孫中山

08-03

作者：趙矢元文章來源：中華文史網點擊數： 1012 更新時間：2008年05月15日

.a{ line-height:22px; color:#4d4d4d; } .a1{ font-size:16px; line-height:24px;color:#4d4d4d; } .b{ font-size:14px; color:#6196c0; } .b1{ font-size:20px; color:#6196c0; }

「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一大「豐功偉績」(《紀念孫中山先生》，《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11頁。)。

　　辛亥革命，由武昌起義勝利開始，至「二次革命」（「贛寧之役」）失敗而最後結束，中間以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解職臨時大總統劃分為兩個階段。如何認識後一個階段，怎樣評價後一個階段中孫中山的思想和活動，國內外史學界存在著分歧。拙文對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

　　辛亥革命的浪潮，迅猛地衝垮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和二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促進了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漲。這次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又是太平天國革命、戊戌變法和義和團反帝鬥爭等不能相比的。但是，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幼稚的革命黨人，沒有充分發動農民群眾，而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謀求妥協，推翻的只是末代封建王朝和君主政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沒有改變。在慶祝共和勝利、南北統一聲中，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夭折了。

　　革命已經退潮，但還有餘波；革命悄然流產了，但還沒有完全失敗。辛亥革命帶來的民主潮流，這時是任何人不敢公開抗拒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保有一定實力和巨大聲勢，他們有條件幻想與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合作，來鞏固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促進政治民主，發展實業，振興中華。袁世凱取代孫中山登上了臨時總統的寶座，但畢竟不是靠武力奪得的，他還需要時間和氣力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不能一下子撕掉假共和的面具。因此，他不能不表示：「世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1912年3月8日《致參議院電》，《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8冊，第39頁。)妥協固然主要來自資產階級革命派，但妥協又是雙方的，是一定力量對比的產物。革命力量與反動力量之間呈現暫時的平衡，任何一方都不能吃掉對方。梁啟超較客觀地指出：「項城兵雖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則不僅勢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第568頁。)袁世凱以北洋武力為最大政治資本，得到帝國主義支持和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幫助，「統一」了南北，這是他的一大勝利。但是，革命派仍能依靠革命的餘威和聲勢，控制南方數省和臨時參議院的多數，與之抗衡。

　　這時革命派與反動派，都津津樂道「南北交讓之精神」，普遍慶幸「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歐洲學生愛國談》，《東方雜誌》1912年5月：《太炎最近文錄》第78頁；民元《民立報》經售的《滿夷猾華始末記》第12冊。)。正是這種政治形勢的特點，出現了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間的一年多和平時期，出現了中國罕見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新局面，出現了在舊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段較為民主的政治生活(在另文《論「二次革命」與辛亥革命》中詳細論述。)。

　　直到「二次革命」前，辛亥革命在中國繼續推動著民主政治、民族資本和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派，取得革命第一階段初步成功之後，為鞏固共和制度，追求資產階級議會政治，「滌盪數千年專制之毒」，發展實業，振興中華的種種努力，應該視為革命在新形勢下的繼續，開始以新的形式和手段繼續進行鬥爭。

　　顯然，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到一九，三年夏季「二次革命」前，還不能劃入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在黑夜漫漫的舊中國，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三年的辛亥革命運動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它一時放射出的眩目的光輝，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難忘的一線光明。

　　放棄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這是孫中山經過以後多次失敗才認識的(《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5頁（下凡引此書注均略）。)。後來孫中山講了許多「我當時極為悲觀」的話，也並不完全反映當時的認識和心情。「二次革命」失敗之前，孫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沒有感到失敗的痛苦。相反，孫中山認為他的辭總統職，促成了革命成功。一個美國記者曾寫下二月十五日孫中山辭職後、祭明太祖回來的談話：「這是令一切都歡樂的一天」，「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國家建設和鞏固的工作」(F．McCormick:TheFloweryRepublic（1913)p．309．)。解職後，孫中山多次談到「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耽於和平建設共和國的幻想，不是沒有一定的根據和條件。這主要是經過革命埋葬了舊王朝，建立共和制。他並不信任後繼者袁世凱，但對他抱有幻想，希望化「敵手」為「朋友」，並準備用《臨時約法》、國會、誓言、輿論對袁世凱加以約束。孫中山天真地認為「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袁世凱也會和他一樣。

　　孫中山以及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導者儘管不斷妥協、後退，但他們都堅持共和的基本原則和立場，要繼續「盡掃專制之流毒」，「斷不容以十數省流血構成之民國，變為偽共和之謬制」(《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927頁。)。應該看到，孫中山及其革命派在這段和平時期進行的活動和政治主張，是同辛亥革命相聯繫的，不能把它們完全分割開來。從這點出發評價孫中山解職後到「二次革命」的主張和活動，才能深刻看到其積極意義和歷史教訓。

二

　　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放棄臨時總統的職務，並沒有放棄為鞏固和建設共和國理想的鬥爭。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他在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上說：「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辭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理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緊要的事待著手。」他想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建設，致力於「社會革命」。他認為，民國初建，「國基未固，勢力衰微，是猶大病之後，不宜遽投劇劑」(孫中山：《致南洋同志函》（1912．10．9）。)。因此，孫中山讓權時就對袁世凱以「小康期之」，希望政局「無大故」，使民國逐步得到鞏固和進步。一九一二年八月間，孫中山去北京前致宋教仁的信，最能說明這時他的思想和主張：「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蓋內力日竭，外患日逼，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而政治乃能活動。弟刻欲舍政事而專志於鐵路之建築。」(孫中山：《致宋教仁書》（殘稿），《三民主義半月刊》第3卷第6期。)

　孫中山從解職臨時總統那天（四月一日）起，他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珠江口岸，到處宣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平均地權」、鐵路建設、引進外資，進行了大量的積極的活動。僅到該年年底九個月時間，孫中山在各地總共四十多次演講、談話中。有關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實業建設等問題不少於二十五次之多。他為「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而到處奔走呼籲，這和他在臨時大總統任上沒有一次談到平均地權、民生主義呈鮮明對照。這是孫中山一生宣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最多的時期，是他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後，幻想致力於和平建設的時期。

　從一九一二年年底，孫中山在杭州特別歡迎會上，正式提出了「節制資本」，他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鐵路國有」、「教育普及」列為民生主義的「四大綱」，比同盟會時期又有所前進。在他看來，只要實行這「四大綱」，「我中華民國之國家」，就會「一變而為社會主義之國家」(《中國國民黨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頁。)。關於鐵路建設，孫中山大膽地提出，在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借六十億外債，興建二十萬里的鐵路計劃。民初名記者黃遠庸諷刺孫中山是中國「第一個樂天派」。孫中山的確是樂觀的，他說：「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他相當樂觀地預期，「凡此所云，將來必有達此期望之日」，那時國強民富，「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孫中山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又是主觀社會主義者，把他的民生主義說成社會主義。他認為，，「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須用武力」。中國沒有出現壟斷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尖銳對立，實行「社會革命」要容易得多。孫中山主觀上是，「一方面國家富強，一方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他認為他的民生主義就是　「富強」、「防弊」的政策，又叫做「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他在上海、武漢講演中說：「並非反對資本，只反對資本家而已」，「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他一方面表示了對社會主義和貧苦群眾的真摯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壟斷資本家的恐懼和仇視。他既要使中國富強起來，又企圖避免歐美那樣激烈的階級對抗和革命，而要預防大資本家的壟斷。

　　孫中山主張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他說：「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唯一之要圖」。「凡屬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收益歸公，「則大資本大公司盡為公有之社會事業，可免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專制矣」。在他看來，「國為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實行他的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國就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了(見《中國國民黨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頁。)。

　　孫中山在歐美曾對各派社會主義學說做過一番苦心研究。辛亥革命時回國，他帶回「歐美最新社會主義名著多種」，要「廣為鼓吹」。解職臨時總統後，他被社會黨聘請為名譽領袖，並應社會黨邀請，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工人群眾最集中的上海，連續三天演講社會主義各派學說。他高度評價了馬克思的《資本論》，高度評價了「工人者——人類之功臣」，但他仍主張亨利·喬治的單一稅制，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精確不磨之論」(《社會主義之派別及其方法》，《中山全書》（黃昌谷編〕第3冊，第5—25頁。)。孫中山不僅向社會黨，而且向各行各業宣傳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十分有趣的是，他正如列寧說的以「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向資本家、商會和中國最反動勢力的代表者袁世凱也宣傳他的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當時，他還不懂得只有正確地從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上，盡量發展農民群眾的自動性、堅決性中才能尋找中國更新的途徑。相反，孫中山放棄了革命手段和政治鬥爭，脫離了廣大勞動群眾，幻想與北洋軍閥合作從事經濟建設，「間接使政治基礎臻於完固」(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中山全集》第4冊。)。這當然是無法成功的。但是，孫中山在經過革命取得共和制之後，要想從事艱巨的社會經濟改革，尋找中國「復興」的道路，實現中國近代化，卻表現了他忠誠謀國的苦心。孫中山不愧為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他對苦難大眾的深切同情，對改變中國社會經濟落後面貌的急切心情，對「社會主義」的熱切嚮往，都是可貴的高尚的思想。

　孫中山為實現他的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的理想，一九一三年二月間他作為前總統、「全國鐵路督辦」赴日訪問考察。在日本，孫中山受到「國賓」規格的盛大歡迎和隆重接待。他在日本參觀考察了許多工廠、鐵路、學校，同日本政治家、企業家會談。他從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看到中國的未來。他計劃著如何學習日本，並趕超日本、歐美。就在二月二十三日即將踏上天洋號海輪迴國的時候，接到宋教仁被害的電報，他那振奮的面容立即變為悲痛。宋教仁被刺的槍聲，把孫中山從和平建設的幻想中驚醒。

　　孫中山用自己的實踐提供了一條深刻的教訓：不能顛倒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企圖不問政治，搞實業救國，是不可能使中國得救的。

宋教仁為代表的同盟會主流派與孫中山政見有所不同。宗教仁一貫主張「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責任內閣」，打算根據《臨時約法》規定的約法實施後十個月內選舉國會，制定憲法，來爭取大選勝利，組織責任內閣，箝制野心家袁世凱，把他置於雖有總統尊榮而無實際權力的地位。黃遠庸說他們迷信「法律萬能」，的確他們是企圖靠憲法、國會、責任內閣，以和平手段同袁世凱爭奪政權(黃遠庸：《遠生遺著》第1卷，第6頁。)。

　　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日漸右傾」是事實，無須為之辯解。但說他們是「同盟會右派」則是不正確的。以宋教仁為中心這一派，是改組後同盟會和國民黨的中堅和主流，是同袁世凱假共和作鬥爭的主要力量。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取進，而不同意孫中山的退卻；在經濟上，他們不積極於「社會革命」，但和孫中山同樣熱衷於發展實業。孫中山對他們放棄《革命方略》不滿，但當時孫中山也無法按《革命方略》實行革命的軍事專政，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派不能獨立地把全國政權奪取在手。宋教仁與孫中山在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發展實業、鞏固共和國的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

　　宋教仁為適應議會政治的需要，擴大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並不是為了排斥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和他的民生主義。根本目的在於聯合中間黨派，造成第一大黨，爭取國會的多數，以實現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一九一二年八月成立的國民黨，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妥協的產物，它包括領導人之間的互相妥協，急進派與中間派的互相妥協。由於降低政綱，改變領導體制、吸收大批官僚政客，「龍魚雜處，真偽不分」，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實際是下降了。但是，怎樣評價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國民黨呢？是否可以把它簡單地說成「墮落的產物」呢？

　　原來的革命黨變成龐雜的議會政黨，的確是一個大倒退，但這種倒退早已經開始了。從當時適應議會鬥爭的形勢，為組成責任內閣，建立第一大黨，同袁世凱爭奪權力來說，又是一個前進，有它的進步性。列寧在《中國各黨派的鬥爭》一文明確指出：「在中國國會的兩院中，孫逸仙的擁護者國民黨，……是民主派政黨」(《中國各黨派的鬥爭》，《列寧文稿》第2卷，第129—131頁。)。列寧的評價是正確的。第一，無論國民黨多麼複雜，它是以孫中山、宋教仁等民主派為核心、為主幹的；第二，無論國民黨的主張多麼溫和，但它堅持民主政治，要把中國引向憲政的軌道；第三，無論國民黨對袁世凱代表的舊勢力多麼妥協，但它是抵制袁世凱獨裁專制的唯一大黨，而且準備通過大選把實際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孫中山在辭職臨時總統後，曾「欲率同志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根本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陳其美：《致黃興書》。)。孫袁北京會談時，他也明確表示不參加競選正式大總統，專心致力於鐵路建設。但是，國民黨成立、孫袁會談後，孫中山對組織大政黨和建立責任內閣有了明朗的態度。他在上海一次講演中指出：健全的政黨是民國的基礎，「必賴黨爭，始有進步」；「本黨今既得佔優勢地位，第一應研究者，即有政黨內閣問題。……本黨將來擔任政治事業，實行本黨之黨綱，其他之在野黨，則處於監督地位。」(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茶話會上講話》；柏文蔚：《五十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關於責任內閣制，他說：「政府之組織，有總統制度，有內閣制度之分。……現就中國情形論之，以內閣制度為佳」(孫中山：《在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歡迎會講演》。)。從孫中山的思想體系來說，兩黨政治、責任內閣等並不是他的一貫主張，但在國民黨與袁世凱集團的實際鬥爭中，出於政治需要，孫中山與宋教仁取得了一致。所謂孫中山一貫反對政黨政治、責任內閣，反對同盟會改組國民黨，不願就國民黨理事長等等，他本人後來也這樣說過，但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宋教仁代理理事長，不過是孫中山赴日本訪問期間的事，時間不長，孫中山回國之前他就為中國民主憲政而獻身了。

　　資產階級民主憲政是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標。第一屆國會的選舉，一百零八門禮炮中正式誕生的國會，是當時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後來證明，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在中國行不通，但在當時無論孫中山、宋教仁都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第一屆國會成立前後，在全國範圍進行了一場民主憲政的教育和試驗是有積極意義和重大影響的。列寧指出：　「資產階級的共和制、議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世界社會發展來看，是一種巨大的進步。」(《論國家》，《列寧選集》第4卷、第55頁。)

　　大選是一場尖銳的鬥爭，它雖然是和平的，卻包含激烈的奪權性質。孫中山、宋教仁等民生派，無不為大選勝利而歡欣鼓舞；袁世凱反動集團以及國民黨的其他反對派，都為國民黨的大勝而驚慌失措。梁啟超哀嘆：「吾黨敗矣，吾心力俱瘁，……黨人多喪氣，吾雖為壯語解之，亦復不能自振」(《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第676頁。)。袁世凱早就向楊度透露過他的心事：「我現在不怕民國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置上。」(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1冊。)國民黨大選勝利，即將組織責任內閣，這對袁世凱是嚴重的挑戰，實質是資產階級向封建買辦勢力的和平奪權。北洋軍閥集團面臨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生死存亡的鬥爭。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達到勢不兩立的程度，自然要由和平的轉為武力的鬥爭。於是「宋案」發生了，贛寧之役爆發了。

　　「二次革命」是孫中山發動的，他重新舉起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為鞏固共和戰，為表示國民反對專制戰」(《李烈鈞將軍自傳》第30頁。)。這是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北洋軍閥反革命暴力鎮壓的義戰。從這個意義上說，「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任何革命都不能一下子就取得最後勝利，往往第一次革命成功，至少要第二次革命勝利來鞏固。可惜，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由於革命已經退潮，國民黨的渙散瓦解，黨員脫離領袖，階級脫離政黨，政黨嚴重脫離群眾，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袁世凱武力進攻面前，慘遭失敗。辛亥革命的成果盡失了，「二次革命」又是辛亥革命的終結。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親歷者何遂在回憶錄中反映他那時痛苦的心情：「我們一行人出發東渡了。當輪船緩緩地開出吳淞口外，我回首望苦難深重的祖國，依然風雨如晦。多少年夢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這樣失敗了。」(何遂：《辛亥革命親歷記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496頁。)這不也正是民國的締造者竟在民國無立足之地的孫中山的心情么？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孫中山和資產階級革命派幻想同反動派妥協，在中國推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振興實業，促進近代化，結果不能不使「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