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部分二戰劇將東條英機塑造為英雄

戰後近70年，日本影視劇中對二戰歷史的詮釋經歷了從反思到歌頌的變化。在中國影視屏幕上「流行」了數十年的各類「抗日神劇」，終於在2013年的春夏之交引發了網友的吐槽和相關部門及影視製作者的集體反思。抗戰勝利至今已經68年。當我們在嘲諷、吐槽甚至批判這些「抗日神劇」的同時，那場戰爭的另一個主角——日本——也在影視作品中表現著不一樣的侵略戰爭。數十年間，日本影視劇中的這段歷史，雖鮮有雷人獵奇、粗製濫造，卻也經歷了從清晰到模糊、從反思到歌頌的變化。曾正面刻畫中國軍民抗日運動戰後至上世紀70年代，因和平憲法的制定、左翼思潮洶湧、日本各界對和平來之不易的真切感受等，日本涉及二戰的影視作品大都呈現出對戰爭、軍國主義的深刻反思。代表作有反戰巨匠小林正樹拍攝的《做人的條件》6部曲（1959-1961）、《戰爭與人》3部曲（1970-1973）、以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為主角的《激蕩的昭和史·軍閥》（1970）、揭露「731」人體細菌實驗的《帝銀事件》等。這些影片不避諱刻畫日本軍隊的兇殘及其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同時分析戰爭泯滅人性的原因，其中多部影片是根據參與侵華戰爭的老兵的回憶錄或戰歿者手記拍攝而成。如《戰爭與人》3部曲涉及了九一八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描繪了日軍在朝鮮和中國台灣、南京、華北的大屠殺，對日軍殘殺手無寸鐵的村民、用共產黨戰俘練習刺殺等，也做了血淋淋的刻畫和懺悔。對於中國軍民抗日情節，這些影視作品大多以正面形象呈現。在電影《做人的條件》中，有中國共產黨帶領勞工起來反抗日軍的場景，也有抗日戰士被殘殺後日軍被罵是「日本鬼子」的情節。而《戰爭與人》不僅敢於批判當時還在世的裕仁天皇，還讓日本演員扮演的八路軍呼籲「中華民族應該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及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這一時期的影片，還對日本為何發起戰爭、為何在軍國主義泥潭中越陷越深進行了深入反思。影片《激蕩的昭和史·軍閥》對新聞界乃至整個社會輿論在戰爭中的表現進行了反思——「新聞記者，戰爭初期你們在幹什麼？什麼『皇軍無敵』，什麼『聖戰』、『萬歲』……鼓動日本好戰的正是你們！……所有認為應該發動戰爭的人，全都應處以死刑！死刑！」又如《做人的條件》中主人公的好友，雖然厭惡戰爭，但卻被「不參軍枉為男兒、不效忠政府即不愛國」的觀念綁架，在與周邊的格格不入和被嘲弄中最終選擇了自殺。創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氣憤地說，兇手不只是嘲弄者和有罪的軍隊，還有死者的家人、朋友以及整個社會風氣，是他們合夥把死者逼上了絕路。這樣的反思相當直接，既不是空喊口號，也不是僅僅指責戰犯和軍部，而是將鑷子深入民族的胸膛。對於這些影片，日本學界和社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多部反戰影片還獲得日本電影最高獎項——日本電影金像獎。曖昧強調「日本也是受害者」然而，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國內左翼思潮式微，以二戰為題材的影片也逐漸減少，對戰爭的記憶和反思漸漸變得曖昧模糊。反戰影片不再重點著墨於侵略戰爭對他國造成的傷害，而更傾向於強調「日本也是受害者」、「日本國民也很痛苦」，如《螢火蟲之墓》（1988）、《黑雨》（1989）等。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出現了從民族主義、民族崛起的歷史中尋找安慰的「治療民族主義」思潮，二戰題材作品也沒有倖免地沾染上這種色彩。如以明治維新後日本崛起為背景的《坂上之雲》（2009-2011），反映戰後新財閥崛起的《不毛地帶》（1976，2011），以沖繩水上特攻隊和大和戰艦為主角的《男人的大和》（2005）等。《坂上之雲》以明治維新時代三個主人公（其中兩個是軍人）的經歷為故事主線，通過主人公個人的奮鬥經歷濃縮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崛起歷史，展現了日本海陸軍的發展壯大，最終通過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全面勝利達到劇情高潮。劇中刻畫的日本軍人勇敢、堅韌、智慧，甚至還被賦予了「亞洲人民保護者」的形象，但卻選擇性地忽略了日俄戰爭是一場蹂躪中國人民和國土的分贓戰爭這一本質。曾憑藉《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摘得日本電影金像獎和中國電影金雞獎等獎項的佐藤純彌，後來執導了《男人的大和》，將為軍國主義充當炮灰的下層民眾美化成保家衛國英勇捐軀的義士。該片改編自同名小說，原作者稱創作起源是「為了給為國捐軀、卻被政府用完就丟棄的人們一個交代」，電影也突出了「不可忘記因戰爭而死去的人」的主題。《男人的大和》上座率極高，尤其在日本年輕人中獲得追捧，不過卻遭到二戰受害國的批判。英國《衛報》也對佐藤的這一轉變表示不解，認為該片沒有提及日本參與二戰的原因、背景，缺乏對「大和艦」以及日本軍國主義走上不歸路的反思。甲級戰犯「翻身」變「英雄」對比同一題材的翻拍作品和原作，更容易發現日本對戰爭的態度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如上世紀70年代反戰巨匠山本薩夫拍攝的《不毛地帶》，講述的是陸軍軍官一岐正從蘇軍戰俘營回國後重新融入社會過程中內心的掙扎，以及對自己參與過戰爭、戰後又以製造殺人裝備為業的反思和痛苦。2011年該題材被翻拍，新版作品極力刻畫主人公的堅毅氣質，塑造從帝國軍官到民族企業旗手的「民族脊樑」形象。新版劇將重點放在了對前帝國軍人的意志堅強、無私奉獻、捨己為人等優良品格的刻畫上，塑造了以一岐正為代表的一批日本舊軍人的高大形象，突出了他們在戰後經濟崛起中起到的骨幹和領導作用。可以說新版劇完全顛覆了原劇對戰爭反思的主旨，變成了一部通過歌頌舊軍人品質、力圖為現代日本人樹立道德標杆的榜樣劇。顛覆戰爭史觀，在同樣以東條英機為主角的兩部電影——《激蕩的昭和史·軍閥》和《尊嚴·命運的瞬間》（1998）中也能看出端倪。與前者著力挖掘推動日本走向戰爭深淵的原因相比，拍攝於遠東軍事法庭對二戰戰犯結案50周年之際的後者，將東條塑造成在東京大審判中為維護個人和國家尊嚴單槍匹馬赴戰的英雄形象。儘管在一批具有良知和見識的學者、媒體人士抗議下，這部帶有濃厚右翼色彩的影片最終只在製作方東映旗下院線放映，但正如東條的孫女東條由布子所言，「能拍攝這樣一部電影，表明時代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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