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闊地狀寫時代與人性 ——2014年長篇小說創作管窺

寬闊地狀寫時代與人性——2014年長篇小說創作管窺作者:李雪 《光明日報》( 2015年02月02日13版)

作者:范穩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作者:賈平凹 人民文學出版社

作者:劉醒龍 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范小青 作家出版社

作為一種文學體式,長篇小說集中顯露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學態勢。縱觀2014年長篇小說,可以發現其數量可觀,題材廣闊,在描寫歷史風貌的同時,在認知的多元化、人性的深刻化和表現手法的個性化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現。

凝重的歷史感與強烈的時代感

作家的歷史感不體現在故事材料和細節中,而是隱藏在時間背後,賦予故事特定的意義。對歷史做理性分析,通過文本敘述給理性內容以形象顯現,從而達到文學與歷史、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賈平凹的《老生》借鑒《山海經》的寫作模式,寫了100多年歷史的記憶,滄海桑田、流轉變化,書中唱喪歌的老生超越現世人生的局限,講述中國這塊土地上「一個村、一個村」的故事。劉建華的《天寶往事》把劉氏家族的興衰史與清末的衰敗史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融入鄉土風情的刻畫之中,使劉氏家族的家國情懷與時代風雲的波瀾得以生動再現。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在場者,王蒙從不躲避歷史,在《悶與狂》中繼續以狂歡的語言書寫昨天,尋找歷史中的「人」。他們都寫出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和痛楚。這構成了對那些放棄歷史承擔和歷史關懷的娛樂化、慾望化和消費化作品的一個有力反駁。關仁山的《日頭》,仍在延續農民與土地關係的抒寫,50多年風雨縱橫,事件密集,以家族的命運與「文脈」的斷續、城市化浪潮中鄉村的「空心化」與中國農民尋求精神出路的努力為貫穿,在歷史與現實的聯結中尋找精神脈絡。葉兆言的《馳向黑夜的女人》,通過竺欣慰和冷春蘭的命運寫出人與歷史相遇時,如何被捲入歷史、如何被歷史強行塑造,表現出對複雜的中國現當代歷史進行儘可能深入的追問和深思。高雲光的《旮旯拐角》以人物形象塑造民族的希望之光。葉彌的《風流圖卷》在結尾處用點著紙錢的灰燼排成清晰可辨的兩個字——「個人」,顯然是想捕捉人在歷史中的心性氣質。薛憶溈的《空巢》以母親的受騙寫出當前受騙可能源於從前受騙,現實的災難很可能重複的就是歷史的悲劇。張翎的《陣痛》實寫祖孫三代母親生產與人類歷史新舊更替的「陣痛」相逢,將血緣的艱難延綿與民族精神的韌性相關聯。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在探尋當代複雜現實與精神生活中顯露出70後作家如何以一種新的姿態進入文學和歷史空間的思考。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歷史感不是一個孤立的意識存在,而與整個社會意識是相連的。

恢宏的戰爭描寫與璀璨的人性光輝

戰爭承載著中國人民難以磨滅的民族記憶。2014年,有關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以堅韌而又鮮活的生命力在風雨如磐的歷史中呈現出家與國的血脈相連和相輔相成。

李駿虎在《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中塑造了毛澤東、張學良等一百多位人物的鮮活形象,史詩般再現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的形成及其偉大意義。周承水的《長征演義》以一幅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期間不畏艱難困苦挑戰生命極限的畫卷,展示長征歷史,傳承長征精神。衣向東的《向日葵》從民間視角寫一個八路軍兵工廠利用有限的條件支援前線的故事,以殉難者的壯舉,謳歌了抗戰英雄不屈的精神。李松青的長篇紀實小說《天河》,演繹出黃河岸邊的中原兒女在波瀾壯闊的特殊年代裡激蕩人心的故事。范穩的《吾血吾土》寫西南聯大學生趙廣陵及數名同學於國家危亡之際棄筆從戎的悲壯故事,以及在此後的歷史中的命運沉浮與悲情人生。詠慷的《東江劍魂》以厚重的歷史背景和濃郁的嶺南文化氣息寫出了陳奮強等人投身革命的成長史。常芳在《第五戰區》客觀地將地主階層的怯懦與勇敢、自私與慷慨、目光短淺的鄙陋和民族大義的堅守加以展現。海飛的《回家》以中國農民為主人公,儘管他們穿上了不同的軍裝,但骨子裡滲透了家鄉泥土的氣息,對戰爭的厭棄和對回家的渴望是破碎山河中普通農民最卑微的生存欲求。成剛的《烽火桃花紅》將硝煙瀰漫的戰場隱去,寫戰爭帶給老百姓的性格扭曲,人性的本質在殘酷的生與死面前展露無遺。李東華的《少年的榮耀》和張品成的《王坪往事》則在敘寫戰爭給人們心靈重創的同時,突出了閃耀在戰爭環境下璀璨的人性光輝。張新科的《遠東來信》穿透歷史的滄桑和辛酸,揭開了二戰時期中國平民在苦難困頓中幫助猶太人的血淚往事,向生命致敬。這些作品用樸實的敘述、低調的筆墨處理人與戰爭的關係,還原了民族歷史,張揚了民族精神,進而深入探尋了中國文化強大而不可征服的獨特魅力。

以當代軍人生活為題材的小說敘述從戰爭轉向了和平,苗長水的《夢焰》描述了部隊中80後軍人的情懷和血性。劉克中的《英雄地》寫了以戈向東為代表的「紅二代」走下自衛反擊戰的戰場融入商場,用頑強的意志挑戰著世俗的進攻,以一個誓言呼喚時代英雄的歸來。

民族精神的鑄就與文化意識的覺醒

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作家的文化意識會隨著社會歷史發展而始終處於不斷延伸、消長和流變之中,藉助山水風物、人情世事,融匯了人、歷史與自然,在作品中抒寫自己對某種文化及其內涵的徹悟,揭示豐厚博大而令人尋繹不倦的人生真諦。

劉醒龍的《蟠虺》,對楚文化的神秘和莊嚴,對「國之重器」出土後的真偽之辨,都有淋漓盡致的表現,承載著大歷史宏闊寬憫的氣量。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探討了圍棋文化內涵。作品以四代棋王的交替更迭為主線,以圍棋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審美取向,解釋現實複雜世界。龐貝構築在雕欄玉砌、春花秋月的南唐歷史背景上的《無盡藏》,完美呈現出東方禪意和作家的悲憫情懷。逝去的、平面的畫中場景、人物,在龐貝筆下,攪起了如許詭譎的波瀾。張大春以一種遠觀歷史的姿態,帶著「盛唐到底發生了什麼」的疑惑,從李白的個人經歷入手創作了《大唐李白》,意欲重現大唐盛景。

由此可以看到,這種發掘和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創作,不僅體現了影響和改造民族文化性格,彌補因暫時的物質文明發展而帶來精神文明相對衰落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還體現出作家純正的文化意識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人文情懷的抒寫與現實社會的觀照

對作家而言,現實似乎永遠是那麼沉重。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艱辛打拚的底層百姓、正在消逝的鄉村、燈紅酒綠的都市多是當下長篇小說所展現的圖景。對優秀的作家而言,避免落入俗套而力求從形式到思想意境上尋求突破,就顯得至關重要。於是,2014年度長篇小說另一特點就是以紛繁的個性,展示文學抒寫人文情懷和現實的無限可能。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由王村中一個普通家庭切入敘事,在敘述人「我」丟棄和尋找弟弟的旅程中,王村眾多家庭在拆遷致富的誘惑中倫理崩解,人情散失,趨於解體。而曾經遍植青蒜的王村土地,到最後成為不再能辨認的故土和無法復歸的村莊。李伯勇的《抵達昨日之河》儘管寫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知青如何融入鄉村生活,但從中可以感覺到21世紀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發展的失落。孫惠芬的《後上塘書》表達出傳統的鄉村在通向未來的路徑上,行走著裂變的人,忙碌的冷漠、富裕的焦灼。王妹英的《山川記》、季棟樑的《上庄記》都寫出了現實主義的冷峻和理想主義的溫情。劉心武的《飄窗》展現的是眾生相,是社會問題的縮影,顯示出作家的敏銳、道義和良知,但也能夠從中感受到更為複雜的況味。閻真的《活著之上》以鋒利的筆觸揭開高校腐敗的內幕和知識分子的墮落,更寫出了以「我」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現實環境下無奈生存的另一類知識分子的真實境況,這些人內心深處依然保持著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嚮往。王躍文的《愛曆元年》把筆觸指向知識分子的中年危機,以一對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之路來觀照近30年來中國社會與時代的大變遷,挖掘人性的真實與謊言、理解與包容,揭示了愛是家庭核心,人類重返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諦。黑鶴的《血駒》踏著隆隆迴響的蹄音,超乎了當下物慾橫流的庸常生活現實,成為一種遠大、浩蕩的文學主題。李良春的《女子中隊》以東北某市新近成立的一支女子交警中隊為背景,展示了當代女性的職業觀、家庭觀和社會責任擔當的意識。杜衛東、周新京合著的《江河水》通過江港國企起落興衰的命運,將改革推向時代的風口浪尖上。唐曾孝的《金雞夢》提供了農村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的新鮮經驗,錢景林的《雷鳴時分》用一座城市近20年的巨大變化凸現改革難度。

當代作家無論是立足鄉村還是面向都市,都散發出藝術的魅力。文學的明天將更加有賴於耕耘者的創新。

(作者單位:哈爾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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