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須為儒家文化殉葬？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8日11:01 外灘畫報袁偉時／文我對蔣慶兄的獨立特行非常佩服。不過，我對蔣慶兄那套主張並不信服，有若干疑慮和感想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以什麼為「本位」？蔣兄高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中國人必須固守中國傳統文化，才是「文化意義的中國人」。1935年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地不能算是中國人。」蔣慶的喟嘆不過是這個宣言七十年後的迴響。不過，這裡蘊涵著一個不能含糊的重要問題：中國人的標準是什麼？如果以文化特別是以《論語》為圭臬的儒家文化為標準，那麼，漢武帝以前實行黃老政治的漢王朝的千萬子民恐怕都不能算中國人；先秦反儒的墨家和黃老之徒等等更要劃歸化外的蠻夷了吧！陳寅恪先生把中國傳統文化界定為三綱六紀，以此為標準，蔣慶本人似乎也很難通過忠誠審查！這是先秦以降「嚴華夷之辨」在21世紀的修訂版。問題的核心是：文化應該為人類和平幸福、國家富強和公民的福祉服務，還是公民應該為某種特定的文化盡忠乃至殉葬？文化前進的規律是在開放環境下，公民自願選擇，優勝劣汰，自然更新；任何力量都無法抗拒這個歷史趨勢。只有一條標準是正確的：社會進步、公民自由幸福至高無上，與此相悖的文化只能或遲或早在博物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解讀中國歷史？蔣兄對中國歷史也作了獨特的解讀。以古代中國來說，他認為「中國決不缺乏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陽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顯然，這裡玩了一個小小的詭辯術：以偏概全。任何社會都有敢於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沒有人能夠證明古代中國不是舉目均是俯伏在宗法專制統治者面前的臣民。這正是四書五經教育制度化的惡果。20世紀以來，提倡儒學的方家往往有個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寫在紙上的東西混同於當時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是，明代以來，專制統治發展至巔峰，社會框架僵化，自我更新機制很弱，在世界主要國家向現代轉型的浪潮中，這個老大帝國步履蹣跚，無力自行實現社會轉型。陳寅恪對此曾有非常深刻的論述。真正有遠見的愛國者，必定敢於正視本國文化的弱點，清醒地看到如果我們不能吸收世界各國之長，改造本國落後的制度，就逃不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而在最需要吸收現代文化精華的關鍵時刻，從大清帝國的權貴到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均抗拒世界潮流，以愚昧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蠱惑人心，阻礙歷史前進。時至21世紀，知識階層如果不引以為戒，那就太可悲了。有些朋友通常具有弘揚本國傳統文化的高尚情懷。但忘記了只有像中國政府毅然參加WTO那樣，在制度上勇於與國際接軌，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各民族傳統文化欣欣向榮的景象才有可靠的基礎。至於現代中國，按蔣兄的說法，「1912年以後，經典教育在國民教育中拉去了，所以現在才出現這麼多問題」。如果歷史可以如此簡化解讀，回到19世紀中國上學讀的就是四書五經，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嗎？實際情況是：從袁世凱到各路軍閥都是傳統道德的提倡者。段祺瑞、吳佩孚不貪污腐化，私德堪稱儒家楷模。走進閻錫山舊居，石柱和牆上刻滿了儒家格言，而且他在山西推行的村治也是以儒家道德為教化工具的。即使那時的國民教育，也沒有完全丟棄傳統經書揭示的道德教育。可是他們到底為中國帶來了什麼？應該怎樣讀經？2004年的一大新聞，是鼓吹讀經的喇叭吹得整天價響。此事的是非應該放在21世紀中國的歷史任務這個大框架下去考察。中國應該成為自由、民主、文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是遲到百年，留待當代中國人去完成的歷史重任。條件之一是提高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為此，世界各民族的一切優秀經典，都應該是中國人的讀物。不過，蔣慶兄的主張卻包含著四條失誤：第一，把中國的經典局限在儒家的狹隘框框中，連《老子》、《莊子》這樣優秀的中國文化瑰寶都無緣列為經典，更不要說王充、黃宗羲等人的著作了。這樣的眼光可取嗎？第二，21世紀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階層應該是有世界眼光和素養的人。他們既是熱愛自己祖國的公民，又是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公民」，也就是梁啟超、魯迅一再叨念的「世界人」。為此，中國人不但應該只讀孔孟老莊，還應該讀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第三，讀經典不等於「讀經」，後者往往以蒙昧主義的態度跪在先賢腳下，誠惶誠恐去背誦。這樣只能培養出虔誠的信徒，卻離現代公民越來越遠。19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干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巔峰。不幸，蔣慶兄所提倡的不求理解的讀經就有走到這一步的危險。第四，蔣慶要以國外有些學校開宗教課為榜樣，要求中國回歸政教合一的狀態，這是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他忽視了一切現代國家都不準限制思想自由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他們的公立學校是不準開設宗教課的，只有教會辦的學校可以開設這類課程，但通常也只能歸入選修課，不能強迫學生必修。十分有趣的是，當記者問到蔣慶兄的追隨者推廣讀經「並不怎麼順利，你怎麼看？」的時候，他的答覆是：「中國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不成熟，所以困難很多。不像西方公民社會有很多公益事業，很開放，成熟。西方社會有成熟社會環境、制度保障。」蔣兄沒有意識到，提倡「讀經」，也不能不藉助沒有中國「主體性」而西方色彩甚濃的「公民社會」，這不是狠狠往自己臉上打了一個耳光嗎？！袁偉時，歷史學家。生於1931年，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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