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存）張仲民：從書籍史到閱讀史

張仲民：從書籍史到閱讀史 ——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此文刊於《史林》2007年第5期，為適應發表需要，被作了改動。此處為原文。[摘要] 中外既有的書籍史研究為數甚夥，就西方書籍史研究而言，目前正在由書籍史研究轉向更為強調讀者角色的閱讀史研究，本文對此進行了分析，並對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情況作了梳理。參考中西方書籍史/閱讀史的研究成果，在所掌握的史料基礎上，筆者提出了自己關於開拓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一些設想，希望能對讀者有些許提示作用。[關鍵詞] 書籍史；閱讀史；閱讀；文本；讀者；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一 關於書籍史研究在中國，留存下來諸多種關於書籍的各種論述和體裁，如藝文志、經籍志、購書記、賣書記、藏書約、書目、書跋、書序、題跋、書志、書刻、書約、校勘記、註疏、補遺、章句、疏證、讀書記、書話、詞話、詩話、評點、夾注、眉批以及有關禁書、焚書、藏書、書厄的表達，書籍地位之崇高自是不言而喻，人們如何認識和應用書籍所關尤巨。相應地，關於中國書籍史（History of book）的研究成果也蔚為大觀，舉不勝舉。不過，總體上，研究書籍的歷史勢必和出版史、印刷史、傳播史的研究不可分離。因為書籍不僅有其自身物質層面的構成因素，還有書籍被印刷，採取的出版策略，如何到達讀者手裡等層面的因素。這種情況我們也可從有關中國的書籍史或印刷史、出版史的書目及研究述評中看出來。比如著名的中國書籍史研究者錢存訓（Tsien Tsuen－hsuin）先生做過一個非常珍貴的索引——《中國印刷史書目》[2]，該書目中就既搜羅研究中國印刷史的著作，也同樣收入研究中國書籍史、出版史的著作，所收研究成果大致反映了近百年來中國書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研究的情況。同樣，出版史的書目也會收入印刷史、書籍史的著作書目，大陸學者范軍也輯錄過一個《出版文化史研究論著目錄（2000－2004）》[3]，就是如此。至於一些相關的研究述評同樣如此，如魏玉山的《出版史研究百年沿革》[4]、程煥文的《建國以來晚清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綜述》[5]、肖東發和袁逸的《20世紀中國出版史研究鳥瞰》[6]、肖東發的《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7]等等綜述，亦同樣討論書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的著述。由以上書目及學術述評可知，中國書籍史研究與印刷史、出版史研究密不可分，傳統的中國書籍史研究，也往往指的是與書籍相關的印刷、出版、銷售等層面的研究。在西方，亦存在以上的這種情況，書籍史研究同樣與出版史、印刷史甚至是新聞史、傳播史等領域的研究不可分割，這種情況我們也可從其有關書籍史、印刷史的書目中看出來，更可從有關書籍史研究所處理的問題中看出來。[8]相比於中國書籍史研究成果的豐碩，西方的書籍史研究成果也毫不遜色，且在理論與方法論層面的探討更多，對於我們研究中國書籍史或有借鏡作用。[9]自文藝復興以來，關注書籍本身、書籍的生產、藏書、圖書館等方面的西方書籍史研究就很活躍。[10]20世紀50年代法國年鑒學派興盛以後，西方書籍史的研究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可以1958年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書的誕生》[11]一書為標誌。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公認為書籍史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同時也是年鑒學派的研究典範在書籍史領域的表現。該書比較全面地分析了歐洲書籍的生產、印刷、排版、裝幀、成本、運作、地理分布、書籍制度、發行、消費、社會影響以及相關環節的情況，還有其背後的經濟情況，既有對書籍技術層面的考察，又從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書籍與人、與社會的關係，採用了統計學、教育史、文化社會學的方法，打破了傳統書籍史側重於書籍技術層面和物質層面研究的狀況，初步確立了年鑒學派書籍史研究的新典範。後來，這種書籍史研究取徑又被一批法國學者如孚雷（Fran?ois Furet）、杜普隆（Albert Dupront）等人發揚光大，從而正式形成了這種書籍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典範。[12]這種典範正反映了當時年鑒學派的巨大影響。然而通過研究書籍在不同地區的傳播數量，來展現歐洲國界的變動以及不同地區民族意識發生的實證主義做法，自然是包含爭議的，因為購書的讀者不一定讀，讀書的人不一定買，一本書不一定只被一個人讀，一個人也不一定只讀過一本書，這些情況是很難統計出來的。年鑒學者夏特里埃和羅切在《書籍史》一文中就對此典範進行了一些批評，「近代書籍的交易相對說來不受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對書籍出版發行的「計量分析法難以使我們了解發明創造和徹底革命的情況，而只能使我們了解到被認可了的革新情況。」[13]對書籍的分析，「還必須輔之以對讀者群的社會組成有個比較透徹的了解，書籍史在注意到文化社會學發展的同時，還力圖確定出版物的傳播規模，力圖根據不同類型的讀者群確定一種知識類型結構。」[14]夏特里埃後來還對這種典範繼續反思道：「特別是，當一位讀者面對一個文本時，他如何構造其中的含義，他如何把該文本變為自己的東西？」[15]進言之，如《印刷書的誕生》這一巨著所表明的那樣，印刷書是「變革的推手」，出版機構僅是社會與政治舞台上諸多的參與者之一。[16]他們這裡的書籍史研究，只應該：檢視印刷書在問世之初的三百年間，其影響與實際重要性為何。[17]因而，這種書籍史研究典範雖然考慮了書籍所扮演的角色，但並沒有涉及對書籍作者、讀者角色的考察。或者說：讀者並沒有進入閱讀書籍史關注的領域，即便作者也只是被學科史家和文學批評家、目錄學家所注意。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也曾諷刺法國年鑒史家的這種數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認為法國同行「試圖用計算來衡量心態——計算安魂彌撒的數量、煉獄的圖書、書籍的標題、學術機構的演說、財產清單上的傢具、警方記錄的罪行、遺囑里呼告聖母瑪麗亞的次數，乃至於在教堂里獻給守護聖徒的蠟燭磅數。這些數字可以有迷人之處」，經由諸如年鑒大師們精心編列的數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數字只不過是歷史學家本人製作出來的表徵」，並不能得到「客觀的」共識，而且就是這些大師之間對於數字的運用，存在的差異也很大。[18]因此，這種關於圖書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典範很快就遭受到修正，夏特里埃自己就率先「從以非常強烈的統計學和社會學為基礎的文化社會史轉向接受的歷史、實踐行為的歷史和意義重建的歷史」。[19]一批美國史家如達恩頓、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艾森斯坦（L. Eisenstein），包括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種文化史取徑的研究書籍史方法。不過，這樣的轉變並不就意味著對年鑒典範的全盤放棄，年鑒的書籍史研究典範還是有其所見之處的，比如其率先把書籍史與心態史結合起來考察，又比如它發掘出了許多以前不為人所注意的新材料，還證明了書籍史研究的重要性，進而把書籍史研究推向一個高潮，使得書籍史研究在當代西方，成為西方學術研究中的顯學，「已經，變成一個豐富與多變的研究領域。」[20]進一步說，必要的數量分析和經濟層面的考察仍然是書籍史研究中很有用的手段，只不過是，如今的書籍史研究已經不能再將這些手段泛化和無止境地應用。當然，這些書籍史的研究者在具體的操作中，他們對書籍史的看法與堅持的研究方法並不一致，甚或存在相互頡頏的地方。但大體上，他們受到西方學術界20世紀50年代以來「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的影響，都繼承了西方學術界20世紀5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者對讀者的研究成果，接受了人類學、文學與文化批評理論、「讀者—反應」理論（reader-response）、接受理論等新學術思潮的影響。認為書籍不再只是印刷文字、書寫文化的載體，它更是一種文本，一種象徵，需要被縝密細緻地解讀。在從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運輸者、發售者和讀者的鏈條中，讀者完成了這個循環，因為他（她）影響作者書寫活動的前前後後；文本作者自身也是讀者，通過閱讀及與其他作者、讀者的聯繫，他們形成了該採用何種文類與問題的想法以及關於文字工作的一般認知——這種認知會影響到作者的文本。[21] 這些書籍史研究者一般還繼承了以往書籍史研究的傳統，研究的問題更行深入細緻，採用的研究方法也更為多元。他們認識到：沒有歷史、文學、經濟、社會學或目錄學能充分地評判涉及書籍的各個方面。因為，就本質上言，書籍史研究在規模一定是跨國的，在方法上一定是跨學科的。[22]而日益增多的新媒體以及互聯網，也正在挑戰傳統意義上的出版的穩固性，並在圖像、口述、平常的交流聯繫等各種方式之間產生了新關聯，出版文化研究正在轉向需要全盤考量更寬廣的脈絡之下文本、過去與現在關係的研究。[23]為了成功實現這個目標，書籍史研究自然要利用和借鑒其它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不管是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或者是媒介研究。在此意義上，「書籍史已經不再只是目錄學或文學批評中的一個類別，毋寧是人類交流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4]戴維森（Cathy N. Davidson）也曾對這些學者的書籍史研究內容進行了總結，她認為他們主要關注以下問題：書籍怎樣被製造的，被誰製造的，為了誰？作者與出版者之間有何關係？民族及宗教的意識形態（尤其是關乎資助和傳教方面）是如何影響書籍的印刷的，這些理念又是如何被散布的？法律（諸如版權法）與作者及出版者的經濟利益之間存在哪些具體關係？書籍的價格是怎樣的？書籍只是部分人的禁臠，或是被化為印刷文字的思想（即使不是原書自身實際所包含的）被傳播給所有的民眾，且不考慮讀者所屬的階層、地區、政治或宗教立場，以及種族背景、社會性別？書籍怎樣到達讀者手裡，這些讀者擁有足夠讀寫能力可以參與印刷文化交流的外部條件謂何？諸如政治領袖、教育家、牧師、批評家這樣的文化宰制者，在何種程度上控制了民眾獲得書籍的途徑——不直接地（如通過表揚與責罰）或直接地（如通過強制贊助）？什麼書會被經典化（提高到印刷品中的高端地位），以什麼樣的方式、為什麼、為了何種目的會被經典化？[25] 達恩頓在其規劃書籍史的文章——《什麼是書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里，還詳細指出書籍史研究中已經取得較大成就的與有待繼續拓展的方面，對書籍史研究中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總結與展望。[26]達恩頓認為，目前，對書籍印刷、運輸、讀者等層面的研究不如對書籍作者、發售者的研究那樣細緻，還有待於繼續深入。在該文里，達恩頓還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提示性的分析模式——書籍的「交流循環」（communication circuit），[27]通過這個分析模式，書籍作者、讀者與出版者建立了互動關係，藉此作為檢查文本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手段，亦可將之作為考察印刷文化史的切入點。後來的一些書籍史研究者都由此受到啟發，並對之作了修正補充。[28]而從近40年來西方書籍史的一些具體研究成果來看，發掘新材料，從書籍的被接受和被閱讀角度，研究書籍在中下層社會的傳播與閱讀，注意對書籍的物質形式的研究與對讀者的反應研究相結合，重視考察閱讀與文化、政治及社會的關係，研究讀者群的構成和變化，關注文藝復興以來歐洲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方式及閱讀大眾集體心態的變化，等等問題，尤為書籍史研究的重點。可以說，西方書籍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已經轉向讀者及其閱讀和使用方面來，如戴維森這篇文章的標題所指示的那樣：「從書籍史走向書籍與讀者關係史」(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或者如夏特里埃所言：「從文本到讀者」（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藉助於當時正在興起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簡稱NCH，亦有人稱之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典範，西方的書籍史研究轉向了更為強調讀者角色的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研究——重點研究讀者及其閱讀反應而非優先關注作者與文本自身，一批傑出的以書籍史研究為基礎的閱讀史研究成果先後問世。因此，當今西方意義上通常說到的閱讀史或書籍史成果，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已經難分彼此。比如，法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書籍的歷史》一書，除了處理像傳統書籍史研究所討論的那些問題外，還專門辟出部分篇幅來討論閱讀史，並涉及了西方閱讀史研究中爭議巨大的「閱讀革命」問題。[29]戴維森所編的《閱讀在美國：文學與社會史》（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一書，表面上看是閱讀史的著作，實質卻是圍繞書籍史展開的。《書籍史讀本》（TheBook History Reader）一書雖然以書籍史命名，但其中許多論述都是關於讀者、閱讀方面的，其第四部分「書籍與讀者」（Books and Readers）中的七篇文章，則更是專門討論閱讀史。法國歷史學家羅傑·夏特里埃被學術界視為研究西方閱讀史特別是法國閱讀史研究的巨擘，但他的幾本相關名著，都是以書籍史為討論對象而展開的。而美國學者達恩頓的幾本主要著作都是標以書籍史名義，實際卻是閱讀史的研究。難怪閱讀史研究在法國通常被稱為書籍史研究，在美國，書籍史研究卻又經常被稱為閱讀史研究。因是，單純地考察文本或作者或讀者，對於書籍史暨閱讀史研究者來言，都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吸收以往書籍史研究中對文本的生成史或本文的被建構史的研究成果，結合文本的接受史或效果史研究路徑，汲取語言學、人類學、文學批評、文化分析等手段，較為綜合與多元的研究文本和讀者關係的文化史，已經是當今西方書籍史/閱讀史研究中的眾望所歸。在近年來西方的書籍史/閱讀史研究中，許多著名學者都投身其中，其中以法國學者夏特里埃和美國學者達恩頓的成就較大。這兩人都是極富有理論修養和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史學家，他們的研究成果及在理論層面的探索，實際上代表著西方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主要趨勢，故而這裡比較多地引用了他們的著作。[30]相較起來，夏特里埃的書籍史/閱讀史研究成果更具有思想史色彩，援引的思想資源以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為多，其著作的理論及方法論的色彩非常濃，材料的使用則以常見史料為主，加之以別出心裁的解讀。達恩頓的書籍史/閱讀史研究成果人類學色彩更濃，這可能與他受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reetz）等人類學家的影響非常大有關。[31]又因其新聞記者的出身背景，達恩頓的文筆非常好。在理論素養上，與夏特里埃相比，達恩頓也不遑多讓，這種功力從其名著《貓大屠殺》一書中，可以一覽無餘。他還曾在理論層面對西方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情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與反思，[32]給後來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參考和研究指導。同時達恩頓在具體研究中還非常重視發掘新史料，他的許多經典書籍史/閱讀史研究都是在利用了別人不甚注意的檔案材料基礎上做出來的。二 閱讀史要申明的是，閱讀史中所謂的閱讀不完全等同於讀書，閱讀的對象遠比讀書的對象來得豐富。閱讀針對的是文本，文本並不只表現為書寫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圖像、口語、圖片、印刷、音樂等表現形式，乃至於聲像材料、電影、電視節目，甚至任何一種計算機所儲存的信息、碑銘、唱片等各種形式。[33]書籍只是文本的一種形式，實際上，書籍與文本的關係非常複雜：在一些傳統中，文本先於書籍，文本獨立於書籍而存在，文本主要通過口述來傳播，它或是具有產生自某些說唱活動的詩歌作品的可塑性(荷馬傳統的元古階段)，或是具有藉助某些特殊技術強化的書面儲存的固定性(例如古代印度的吠陀)。而在另一些傳統中，文本是同書籍不可分離的，在這樣的文本中，物質的對象被賦予某種內在的價值，而這種內在價值可能影響作為其載體的文本傳播方式。[34]因此，如夏特里埃所言：事實上，我們應該將口頭傳播形式和肢體傳播形式考慮在（閱讀之）內。[35]而從閱讀的本質及效果看，像達恩頓所指出的那樣：閱讀一個儀式或一個城市，和閱讀一則民間故事或一部哲學文本，並沒有兩樣。[36]另外一位閱讀史研究者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甚至將人類感知外界的一切行為都稱為「閱讀」：我們每個人都閱讀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與所處。我們閱讀以求了解或是開竅。我們不得不閱讀。閱讀幾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們的基本功能。……一個社會可以沒有書寫而存在——很多社會的確就是如此，但是沒有社會可以缺乏閱讀而存在。[37]當然，如果將「閱讀」視作一種主體對外界的認知過程來言，這樣的說法也未嘗不可。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都可以說「一切歷史都是閱讀史」了，因為所謂的歷史研究無非是研究主體對於過去所遺留之下的文本的閱讀和闡釋！不過，這樣就把閱讀史的領域搞得太寬泛了，如此寬泛的結果就會導致：既然一切歷史都是閱讀史，那也很可能沒有歷史是閱讀史。所以，我們這裡所說的閱讀史研究中的「閱讀」，其含義顯然不同於曼古埃爾驚人之論中的意思。如果這樣，標示閱讀史研究的口號又有什麼意義呢？對閱讀史研究者極具有啟發意義的觀點還是屬於法國學者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他對讀者在閱讀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之討論，給閱讀史研究者提供了極大靈感。在德·塞托看來，人們對閱讀存在許多誤解：閱讀不僅是消費的一個方面，而且是最基本的一個方面。[38]在對閱讀和書寫在西方歷史中的關係進行了一番考察後，他認為，通常認知到的書寫是製造文本，閱讀就是被動地接受文本，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文本只有通過讀者才具有意義，且會隨讀者而變化；文本的組織要適應它力不能及的讀者之意見。文本之成為文本，只有賴於它與外來讀者之關係。[39]在現實中，作者的寫作還有意無意地都要考慮到讀者的接受程度，他（或她）會受到讀者反映的影響與制約，從而再次閱讀或修訂原來的文本。他（或她）也會設身處地地把自己作為真實的「讀者」，通過「移情」作用，來「神會」作品的感染力。沒有作者能寫出一個缺乏讀者參與的文本，讀者與作者一樣，實際上也是作品的創造者。[40]閱讀是一種讀者主體性得以發揮的創造性過程，這種創造「並不能化約成文本作者或書籍生產者的意圖」。[41]讀者經常會從閱讀中得到文本自身所含意義之外的東西。這是因為：文本之意義及對之進行的衡鑒，會隨時間、地點與讀者的個性特徵而改變。沒有讀者閱讀文本時會不抱有體驗與期望，超越於文本的收穫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體驗和期望發揮作用的結果。[42]歸根結底，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就是一個努力在尋求意義的參與過程。讀者對閱讀品所採取的閱讀方式及詮釋策略，反映著也受制於讀者的「心路歷程」和既存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對一個文本的閱讀，總是伴隨著以往曾經閱讀過的文本。資料已經儲存在讀者的文化庫存中，等著被運用。[43]藉此文化資本，讀者才得以實現文化消費，以及文化的傳承與再創造，閱讀之意義於此才得到凸顯和再生產。但在本質上：讀者接受的既非某個特定作者的立場，也非任何別的作者的立場。他會發明出一些不同於原作者已賦予文本的東西，他會從源頭來拆散文本，他會把這些碎片聯結起來，藉此組織一個可以容納無限多元意義的空間，以產生未知的東西。[44]當然，這樣的說法並非就意味著讀者的主體性及自由度是毫無限制的，借用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概念，讀者的閱讀嗜好受制於其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是同讀者的財富和社會地位、教育背景、文化繼承等多種因素緊密相關，他或她不可能脫離於其所在階層的「共同習性之表達」（the express of a common habitus）。[45]更進一步說，文本同樣能引導或誤導讀者，文本的內容、敘述策略、樣貌、價格、發售方式、獲得渠道、廣告策略等因素也會影響到讀者的閱讀與接受。「一個文本的壽命越長，則存在於該文本後來的讀者以及其預設的讀者群、最初的讀者群和可能的讀者群之間的差別就越大；一個文本的影響在地理與文化上的『傳播』越廣闊，則存在於可能的讀者群之間的差別就越大。上述兩個差別越大，從同一文本讀出不同之可能意義就越多，儘管有些意義之間也許還會是相互頡頏的。」[46]因此，閱讀史研究將不得不考慮文本制約讀者的這些方式。於以上可知，我們既不應該將「閱讀」無限擴大化，同樣也不能將其狹義化。我們不能僅將閱讀的形式僅局限於閱讀書籍和報刊等紙類介質，閱讀活動的參與者決非只限於印刷符號的讀者，文盲同樣也能閱讀，看電影、看電視、上網都是閱讀的形式；同樣，閱讀不應只局限於眼睛，戲曲、大書、圖畫就是文盲的書籍，聽讀書、聽戲等以耳朵為主的活動一樣也是閱讀的形式。[47]所以，在一些閱讀史研究者看來：閱讀史也不應該局限於考察我們現在所讀的，默讀的等憑藉眼睛來閱讀的東西的系譜。閱讀史的任務可能首先是追溯那些在當下已經被遺忘了的過去的閱讀姿態、已經消失的閱讀習慣。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它不僅能揭示曾經在過去是很普通的實踐的久遠性與陌生性，還能描述在今天的讀者中已經不再習慣的卻構成文本最先的、特殊情貌的閱讀模式。[48]因而，閱讀史明顯不同於書評、文藝批評、文學評論和文學鑒賞，也不同於文學史、史學史、哲學史、文獻學史這類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史研究。簡單點說，閱讀史就是研究過去人閱讀實踐的歷史，研究如何閱讀文本、研究人與閱讀之間關係的歷史。不過按照人們習慣的說法，閱讀總是要和書等紙質媒介聯繫起來，閱讀史就常常被稱作研究過去人如何讀書的歷史，但在本質與效果上，閱讀的歷史不是讀書的歷史，更不是被閱讀物的歷史。事實上，作為文化史中的一個新領域，閱讀史研究是從現代西方學術脈絡里衍生出來的，主要是藉對過去書寫的歷史與書籍史（文本發生史）的關注，來強調書寫及書籍（文本）之於人的意義。相比於傳統的書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閱讀史更注重閱讀和生活、社會、權力的關係，包括讀者在閱讀中所扮演的角色，讀者的閱讀方式、閱讀心態、閱讀習慣等的變化，讀者對書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義，諸階層之間文化互動的關係等方面。美國閱讀史研究者達恩頓曾對西方閱讀史的研究有一個比較精鍊的說明和規劃。他認為閱讀史研究不僅要關注是「誰在讀」、「讀什麼」、「在哪裡讀」、「什麼時間讀」等問題，還要回答更困難的問題：「為什麼讀」、「如何讀」等問題。[49]在達恩頓本人的閱讀史研究中，他不僅關注像《百科全書》這樣的啟蒙運動巨著在18世紀法國社會的傳播和影響情況；還關注當時的色情書、被禁的暢銷書等大眾通俗讀物，這些書籍在別人看來根本不登大雅之堂，鮮去注意，更不會去研究。但在達恩頓看來，閱讀這些印刷品的人也許更多，它們「或許比之名家的傑作更加深遠地表達和影響了過去某個時代的心態」。[50]職是之故，達恩頓本人非常注意將閱讀史研究與心態史研究相結合，藉對閱讀史的考察，揭示某個人或一些群體的心態、思維方式，這種研究取向非常鮮明地體現在他的名著《貓大屠殺》一書中：本書探討18世紀法國的思考方式。書中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什麼，而且包括他們怎麼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徑不是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深入文化地圖尚未標示的一個領域，在法國稱之為「心靈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又可譯為心態史，筆者注）。[51]而閱讀的概念則是串連《貓大屠殺》一書的一貫之道。於以上達恩頓的夫子自道我們可以得知，達恩頓的這種研究路徑實是「其來有自」，同年鑒學派的主張脫離不了瓜葛。對心態史的研究本來是第一代年鑒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費夫賀（Lucien Febvre）非常重視的，他們並且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果。[52]但在年鑒學派第二代巨擘費爾南多·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主持下，年鑒典範發展到如日中天的地位，經濟史與社會史成為更重要或更基本的層次，政治、文化與智識生活只構成了歷史經驗第三層的，附屬於物質、經濟和長時段變化的層次，心態史和其它形式的文化史不是完全被忽視，而是被貶謫到年鑒事業的邊緣，他們即或是關注心態，也是把心態史作為他們所主張的「總體史」（total history）中的一個維度，通過長時間的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於環境等因素，用量化的方法來表明人們心態的變化，「過度仰賴文化的量化，同時低估了社會互動的象徵要素。」[53]因為心態的變化不會像政治事件或經濟數據那樣有比較精確的日期和數字，心態的變化很難有確切的記錄與數字來直接說明。因此，在1960－1970年代，「一種重要的興趣轉移發生了」，不只有一位年鑒史家的智識路線從經濟基礎轉到文化「上層建築」，「從地窖升至閣樓」。其中原因或許出於對學術領袖布羅代爾如此規劃歷史學研究疆域的不滿，更可能也許是一場更大範圍內反動的一部分，即對任何形式的決定論的反動。[54]在此種情況之下，第三代年鑒史家從「從地窖升至閣樓」，走向文化史研究。對於新一代的年鑒史家來說，心態或文化已經不能再被規划到歷史經驗的「第三層次」了，在他們看來，第三層次根本不是一個這樣的東西。相反，它是歷史事實的一個先決因素，因為心態結構不能被化約為物質因素。經濟和社會關係並不能優先於或決定文化因素，其本身就是處於文化生產和文化實踐中的。所有實踐，不管是經濟或文化實踐，都依賴於文化或心態為之再現，或者依賴於個人感知世界所使用之符碼。[55]新一代的年鑒史家如勒高夫（J. Le Goff）、拉杜里（Le Roy Ladurie）等人紛紛轉向心態史研究，並有像拉杜里之《蒙塔尤》（Montaillou）[56]這樣經典的心態史研究成果問世，勒高夫自己還撰寫了《心態史：一種模糊史學》[57]這樣討論心態史的理論文章，試圖彌補因計量法的濫用而遭受傷害與挫折的心態史研究。心態史在法國的復興自然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史學者，包括閱讀史研究者，而把閱讀史與心態史相結合，也是目前文化史研究中的常見路數。[58]這不僅因為在考察閱讀實踐時，勢必要跟讀者的閱讀心態變化聯繫起來——「閱讀的歷史或閱讀的人類學迫使我們去面對外來心靈的異己性」，[59]心態史研究本來是從思想史領域中延伸出來的，可以彌補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許多局限，當思想史研究不再集中於精英心態時，心態史研究就更有用武之地，重點關注平常人對待日常生活的心態。[60]同樣還由於，閱讀史也非常關注對大眾心態的解釋，閱讀史與心態史研究的良好結合，可以加強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因為不同讀者的讀書方式雖然不同，所讀的書籍也不一樣，但在一定社會、一定時期的讀者，他們都分享有大致相似的文化傳統、生活態度與價值觀，他們所閱讀文本的文化構成、敘述方式，以及他們理解、闡釋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仿的，「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基本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桎梏。」[61]進言之，一定時間內的心態變化同書籍史研究一樣，不可能用數據就判然而解，光靠事實或數據只能在周邊打轉，難入堂奧，心理活動必定是個人的，外人及後來者是很難琢磨的，「心態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的個人沒有意識到的東西」，[62]但它會體現在日常行為中，它會透過一些蛛絲馬跡特別是思維方式、象徵符號表現出來，只要憑藉縝密細緻的解讀——尤其是藉助人類學手段，我們才有可能再現它。而閱讀史的研究，則是我們解讀歷史上人們的心態及其變化的便捷手段，金茲堡（Carlo Ginzburg）的《乳酪和蟲子》（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63]，達恩頓的論文集《貓大屠殺》，特別是其中的三篇文章《農夫說故事：鵝媽媽的意義》、《工人暴動：聖塞佛倫街的貓大屠殺》、《讀者對盧梭的反應：捏造浪漫情》，可以說都是結合心態史的閱讀史研究典範。需要補充的是，近五十年來，受到後現代主義及相關學術思潮的衝擊，加之國際風雲的變化與日益洶湧的全球化浪潮，近代以來盛行的「理性」、「進步」的現代性觀念和啟蒙模式的大寫歷史敘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漸成強弩之末。多元文化主義（multculturalism）興起，「雖小道亦有足觀」(Small is Beautiful)，過去曾被史家們所忽略的許多「土著」與邊緣群體也不再「失語」（voiceless），他們越來越要求歷史書寫里應有自己的地位。這些情況都促使歷史學家的關注點擴大為不僅包括權力的中心和社會的上層，還更要關注社會的邊緣群體，「再現」多元的觀點和聲音。[64]西方史學界於是開始了一場「眼光向下」的史學革命。[65]這種趨勢反映在西方閱讀史的研究上，就是西方閱讀史研究非常關注對中下層知識分子、對一般老百姓的閱讀史的研究，而不再將目光聚焦在社會上的精英分子。然而新的問題一產生，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就是對於中下層人士的閱讀史進行研究，勢必會遇到材料方面的難題（當然，這個問題對整個東西方的閱讀史研究乃至對下層人士的歷史進行研究時都同樣存在）：普遍缺乏直接的原始資料（讀者不會自我描述），實踐上完全缺乏成系列的可感的原始資料，以提供一個統計學上的真實形式。相反，只好運用那些間接的原始資料構建出習俗及其可能的含義的類型學。一部閱讀史需要求助於整個社會文化的標誌（居住形式的類型，各社會職業類型及宗教隸屬等的人口分布，掃盲，入學，印刷品的發送網路），檔案的分析（死後財產清單、通信、目錄、私人財產等等），肖像學，建築考古學，當然更不能忽視作為研究對象的圖書本身。[66]不過，西方閱讀史研究所遇到的材料問題嚴格來說或許並不那麼嚴重。在西方，畢竟還有保留下來的諸多關於下層民眾的記載（而這些記載在中國大都付之闕如），如時人的出生記錄、遺產登記、婚姻登記、簽名，教會或官方的審訊記錄，乃至18世紀以後圖書館的借閱記錄，書商的售書目錄，一般人物的自傳、回憶錄、書信、日記、財產清單、購書記錄等材料，故而，西方學者對於中下層老百姓的閱讀史研究有非常優秀的成果。其中，美國史家達恩頓就曾通過對流行於近代歐洲的民間故事及其不同流傳版本的考察與闡釋，解決了關於下層民眾閱讀情況所遺留材料不足的問題，揭示出了18世紀歐洲農民特別是法國農民的閱讀世界、處世策略和生活面貌，以及由此呈現出的集體心態與思維方式。[67]夏特里埃的《「他者」的角色：啟蒙運動時期的農民閱讀》(「Figures of the 『other』: Peasant Reading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68]一文也探討了啟蒙時代法國農民的閱讀問題。該文主要關注三個問題：教區牧師將收藏的書籍借給教民嗎?農村居民有閱讀的嗜好嗎？哪些書籍在當時更容易被閱讀？且該文還探討了農民的閱讀方式、閱讀的用處以及閱讀與生活的關聯。夏特里埃這裡大量使用了當時知識精英對於農民閱讀的看法和當時留下的圖書館借閱記錄。Martyn Lyons在其《19世紀法國的讀者與社會：工人、婦女和農民》（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一書中，用傳記、回憶錄以及圖書館的借閱記錄等材料，探討了19世紀法國工人、農民和婦女的閱讀情況與心態變化，亦是很有價值的嘗試。西方其它優秀的閱讀史研究成果還有如金茲堡（Carlo Ginzburg）的《乳酪和蟲子》（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夏特里埃的《書之秩序》（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近代法國早期印刷的文化用途》（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69]，阿倫（James Smith Allen）的《透過大眾的眼睛：現代法國閱讀史，1800-1940》（In the Public Ey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 1800-1940）[70]，卡瓦羅（Guglielmo Cavallo）和夏特里埃合編的通史性閱讀史著作《閱讀史在西方》（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等。三 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概況相較起西方閱讀史研究典範的成熟與研究成果的豐碩，閱讀史研究在中國還近乎荒地，大有開拓的空間。據筆者所見，除卻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哲學界、文學理論界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接受理論與閱讀理論的譯介外，中國大陸對西方閱讀史具體研究成果的最早介紹，可能是上面引到的留日學者李長聲，主要是他於1992年《讀書》雜誌上發表的《從音讀到默讀》，1993年在《讀書》上發表的《書·讀書·讀書史》兩文。《從音讀到默讀》一文目的在於介紹日本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面向，開始先介紹日本文學研究者在1962年寫的一篇文章——《從音讀到默讀——近代讀者的形成》的價值，「是日本第一本揭出讀者研究旗號的著作」，到1990年代「猶未被後來的研究者超越」。李文概括介紹了日本的文學研究者對讀者問題的研究的大概情況及西方學術界類似的研究，指出了「從音讀到默讀」這種變化在西方和日本的表現與意義。該文還介紹了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讀者因素研究的理論成果，也引用了達恩頓《什麼是書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一文，呼籲在書籍出版中要重視讀者的因素。《書·讀書·讀書史》則概括介紹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由書籍史向閱讀史研究的過渡情況，內容涉及年鑒學派的書籍史研究觀點及其後來所遭受的批評，還介紹了夏特里埃的書籍史/閱讀史研究著作與其個人情況。總起來看，李長聲這兩篇文章雖然不是嚴格的學術論文，但比較全面且到位地介紹了西方史學界、日本文學界研究書籍史、閱讀史（李文稱為讀書史）的一些情況，並對有關的閱讀史理論進行了點評，這在當時的中文學界，無疑是極具有先見之明的，也是彌足珍貴的。另外，前舉介紹西方書籍史研究的文章中也有曾提及閱讀史研究的，如彭俊玲的《國外對印刷文字與書籍史研究的新動向》、彭俊玲、陳峰的《美國的圖書史研究熱》，可惜只有片言隻語，無多大學術價值。以後一段時間，也沒有見到中國史學界對閱讀史繼續作理論上更深入的譯介和探討，這種情況直到2001年才有所改變，這時才又有兩篇討論閱讀史的文章出現。第一篇是王龍的《閱讀史研究探論》[71]，該文基本上是在李長聲兩文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也參考了其它相關的一些研究成果，綜合了一些西方學者的看法雜糅而成，一些關鍵地方缺乏注釋，或是轉引研究的研究。更要命的是作者從不同地方轉引了法國學者夏特里埃的研究，但沒有仔細分辨，而將之當作兩人，一處譯為「沙傑爾」，一處譯為查蒂埃爾。不過，該文的一些注釋還是有價值的。第二篇是王餘光的《試論閱讀史研究》[72]，該文更是大膽，連基本的注釋都沒有，基本是在王龍的《閱讀史研究探論》基礎上推延出來，加之一些想當然的想法跟轉述，其學術價值可想而知！兩文且都有不少對閱讀及閱讀史的曲解，如將閱讀史當作讀書史，或將閱讀的含義等同於讀書，將中國古代關於讀書的一些看法等同於對閱讀的看法，將閱讀史的研究等同於中國傳統的書籍史研究，等等。當然，兩文並非嚴格的學術論文，也沒有發表在正式的學術期刊上，出現一些問題也屬正常，況且兩文也還是有一些方面描述了西方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個別面向，它們對閱讀史研究的介紹還是比較難得的。可惜的是，以上所舉的數篇文章似乎都沒有對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研究實踐發生什麼影響，因為十五年間，我們沒有看到一本標為閱讀史研究的文章或專書在大陸問世。不過，美國漢學界則比較早注意到了結合印刷史、書籍史、閱讀史的研究，但這些研究成果主要考察的是晚明清初一段時間書籍的出版、閱讀情況。如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的《為賺錢的印刷業：11－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印刷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73]，周啟榮（Kai-wing Chow）的《近代早期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74]，周啟榮和包筠雅合編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75]，《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雜誌則早於1996年就推出了「晚期中華帝國的出版與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專號[76]，裡面收錄了弗里德曼（Friedman, Jill A.）、賈晉珠（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啟榮、貝爾（Bell, Catherine M）的六篇文章。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都借鑒了當今西方正在盛行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吸收了諸如布爾迪厄、夏特里埃這樣的學者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研究面涉及中國印刷文化的各個方面，從書籍生產到播散，從書商的出版策略到讀者的閱讀實踐，從善書到戲劇、小說、家譜、異端文類，到明代的「圖書館」，再到19世紀的暢銷書，從一般文人群到諸如顧炎武、黃宗羲這樣的大儒與他們同印刷的關係，從書價到出版業的運作情況，從文學出版市場到其它非漢族語言的印刷文本，從印刷與科舉制度的關係到與教育、文化、社會的關係，等等，方方面面的情況皆有涉及。周啟榮在其研究中還特別指出：印刷的文化史研究與閱讀史研究正在進入中國史學家的議程，這些新的研究取徑有助於修訂往昔對於晚明思想史的習慣看法；周還提醒研究者一定不能忽略對讀者接受層面的研究。[77]再如美國學者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的新著《中國書籍的社會史：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與文學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78]，該書借用社會學的手段，主要關注書籍在晚期中華帝國文化中的吸引力與權力，以及書籍與社會、經濟階層之間的複雜關係，著重研究11—19世紀之間中國書籍在技術、學術和社會關係方面的重要變化，書中既有對印刷技術在中國的產生、演變、書籍與文學文化的播散之類的宏觀考察，也有對錢進仁這樣的藏書家、學者進行個案研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古騰堡在上海：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年》（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79]一書，從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吸收了不少靈感，[80]來討論印刷文化、印刷商業和印刷資本主義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建構作用。該書內容涉及面很廣，從印刷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到上海石印技術的黃金時代（1876—1905年），從上海的書店到文化街到印刷工人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從教科書到圖書市場，從印刷觀念、印刷技術到印刷的組織模式，乃至到印刷對文化、對教育、對政治的影響，都有很好的討論，是美國學者關於中國近代出版史、印刷史研究的一本較優秀作品。惟作為一本印刷史專著，該書對閱讀方面的著眼不多。美國學者的書籍史研究文章被譯為中文的也有，如季家珍（Joan Judge）關於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的研究，[81]芮哲非關於印刷史與出版史對中國研究意義的討論，[82]包筠雅對清代印刷業的擴散與出版發行網路的研究[83]；這些研究都比較側重於出版與印刷對於大眾的文化意義，以及它們對當時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亦是中國書籍史研究的有價值成果。台灣學者對晚明書籍史的關注也比較多，特別是關注晚明出版的日用類書、書畫譜、箋譜、版畫插圖之類通俗書籍，從消費、大眾文化、藝術史的角度來考察書籍的生產、傳播。[84]如王正華的《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一文，作者希望以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為中心，將之作為文化商品，藉此探索民間大眾閱讀文化的情形，並對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關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限於有關讀者閱讀反應材料的匱乏，該文對讀者層面的分析著墨不多。[85]在台灣這些年來的書籍史研究中，以王爾敏的成就最大，從前些年對《聖諭廣訓》、《點石齋畫報》的社會史研究，[86]到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從事對明清以來中下層人士所著書籍的收集、研究工作，發掘了一批比較罕見的書籍史資料，如《酬世錦囊》、《營謀小集》、《莊農雜字》、《魯班經》等書籍，王氏希望從這些書籍中發掘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思想情況。王爾敏的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先後發表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等刊物上。[87]另外，他還指導其學生吳蕙芳，去做《萬寶全書》這類明清百姓日用書的研究[88]。台灣學者的這些書籍史研究成果雖然很接近文化史中的閱讀史取徑，但主要還是消費史、社會史的研究，似乎還不能作為閱讀史的成果來看。所謂「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正式打出閱讀史研究旗幟的中國學界的成果問世是在2005年9月。潘光哲在台北的權威史學雜誌《新史學》上發表了《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一文[89]，潘氏在該文里通過對晚清士人讀書世界的考察，描述了他們的閱讀活動與思維/觀念形成之間的互動過程，並結合既有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就如何書寫19世紀中國士人的閱讀史提出了若干意見，希望「透過閱讀史的取向，我們可以深入地了解晚清士人是怎樣藉著各式各樣的閱讀/思想活動為他們的生命尋找意義，編織自己的『意義之網』（the web of significance）。」[90]作者並身體力行，目前正在圍繞《時務報》跟「華盛頓」這個符號，試圖寫出《時務報》的文化史，詳細梳理「華盛頓」這個符號在近代中國的複雜演變脈絡。[91]潘光哲先生還在2005年9月出版的《思與言》雜誌里主編了一期「近代中國的閱讀、出版與文化」專輯，專輯收錄了四篇研究近代閱讀史的實證文章，分別為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踐》，李仁淵：《新式出版業與知識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為例》，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余芳珍：《閑書消永日：良友圖書與近代中國的消閑閱讀習慣》，加上潘氏為之所撰《導論》。這些閱讀史研究成果中的前三篇都是圍繞知識精英展開，討論了閱讀與思想、閱讀對於他們人生的影響以及這些人後來的文化活動。其中孫慧敏文更多的側重於張元濟的文化身份和他從事的出版活動，使得該文與其說是一個閱讀史研究，不如說更像是個人物研究。李仁淵文中則對晚清書籍或報刊的被閱讀、被傳播情況進行了一些考察。周敘琪文還重點討論了《婦女雜誌》的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余芳珍文以《良友畫報》為主，兼及良友圖書公司，討論讀者閱讀《畫報》後的反應，以及其中良友圖書公司的作用，進而揭示由此所呈現出來的民國時期上海的消閑閱讀習慣與清末以來的消閑閱讀文化。以上這些具體的個案研究運用習見的資料，加之以獨出心裁的解讀，從不同側面為我們揭示出了一些不太為我們所知的近代歷史圖像，初步展現了閱讀史研究的魅力，為中國近代閱讀史研究開了好頭。或可說，潘氏的《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一文及《思與言》這個閱讀史專輯的誕生，標誌著閱讀史研究在中文學界的正式興起。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早在上述這些研究出現之前，中文學界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國書籍報刊的發行傳播，書籍報刊與教育、學術、文化的關係，作者、譯者、編者、出版者與書籍的關係，稿費制度，書籍廣告，書籍文體，書籍制度與版權制度，書籍的價格、成本、插圖、購閱者，不同藏書樓、圖書館的發生和收藏情況，出版機構的歷史及其運作和社會影響，出版家的歷史及其與出版機構的相互關係，書業組織，書籍裝幀、版式、版本的變化，等等方面的情況。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來新夏等著的《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92]，鄒振環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93]、《江蘇翻譯出版史略》[94]、《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 》[95]、《譯林舊蹤》[96]，李仁淵的《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97]，陳林的《近代福建基督教圖書出版事業之研究（1842—1949）》[98]，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99]，嚴文郁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100]，葉再生的《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1卷）[101]，汪家熔的《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102]，李明山主編的《中國近代版權史》[103]，廖梅的《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104]，范祥濤的《科學翻譯影響下的文化變遷》[105]，Barbara Mittler研究早期《申報》的專著——《一份為中國的報紙？上海新聞媒介的權力、認同和變化，1872-1912》（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 News Media, 1872-1912）[106]，季家珍的《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的文化改革》（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107]，等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除張靜廬編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108]中已經收集到的一些，其它還可以舉出不少：姜義華的《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同盟會——上海孫中山故居西文藏書的一項審視》[109]，周昌壽的《譯刊科學書籍考略》[110]，張朋園的《廣智書局（1901－1915）——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111]，王樹槐的《清季的廣學會》[112]、《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113]，唐文權的《關於〈革命軍〉的藉資移植問題》[114]，宋莉華的《明清時期說部書價述略》[115]，范軍的《陸費逵的書籍廣告藝術》[116]，陳建明的《近代基督教在華出版物的傳播概況》[117]，張宗文的《晚清官書局的圖書發行》[118]，鄒振環的《晚清西書中譯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119]，桑兵的《清末民初傳播業的民間化》[120]，李明山的《20世紀初中國版權問題論爭》[121]，張敏的《從稿費制度的實行看晚清上海文化市場的發育》[122]，潘建國的《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讀者與傳播方式》[123]、《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124]、《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印刷文化的輸入與輸出》[125]，等等。需要說明的是，上面所舉的研究成果，對於整個中國近代書籍史乃至出版史、印刷史、新聞史的研究情況來說，實在是掛一漏萬，展現的不過是近百年來近代書籍史（包括印刷史、出版史、新聞史等）研究成果的冰山一角，筆者這裡實在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將既有的相關研究羅列無餘。總起來看這些研究成果，某些研究或許還存在這樣那樣的未盡如人意之處，在方法論及史料的利用拓展上也可能會存在爭議和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學者已經受到新的學術潮流的影響，從新的角度來處理有關問題，超越於純粹的技術層面的書籍史或出版史、印刷史、新聞史研究，研究書籍報刊（出版、印刷）與社會的方方面面的關係，甚至觸及到讀者層面，呈現出與中國傳統書籍史研究不同的取向，這無疑是非常可喜的現象。同樣，這些研究成果也與西方近50年來書籍史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大致相似，反映著近些年來中國近代書籍史研究的深入程度。由於旨趣各異，對於讀者如何閱讀及閱讀實踐變化的關注非他們所重視。故此，這些研究雖各有所見，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與視角，可嚴格說，這些成果也不能作為中國近代閱讀史的研究成果來看待。對比西方閱讀史研究關注的問題，前舉《思與言》雜誌上刊發的中國近代閱讀史研究成果就與之大相徑庭了。當然如達恩頓所言：「閱讀有其歷史，但它在各地並不相同」，而且「閱讀的歷史同思想的歷史一樣複雜」。[126]相比於西方的歷史脈絡及人文傳統，中國前現代的歷史自然是有其「中國特色」，其演變軌跡與路徑依賴程度明顯不同於西方。比如，隨著印刷術的發展以及平常人可得到的書籍數量、種類日益多樣，西方近代的閱讀方式可能有這樣三個轉變：從朗讀到默讀，從公開閱讀到私下閱讀，從緩慢的精讀到快速的泛讀——也就是常被稱為18世紀「閱讀革命」的問題。[127]而這三個轉變又是同現代性的發生成長有莫大關係的。但在近代中國，閱讀方式就未必有這樣的轉變。同樣，中西方在閱讀習慣方面，也多大相徑庭之處，如在近代歐洲舊制度下，閱讀經常是一個集體和公開的活動，這種情況在前現代的中國亦不顯著。又如，近代歐洲諸國並立，各有其民族語言：但書籍本身卻不甘於局限，不管是在語言上或是國界上。書籍經常被來自於一個國際文壇的作者書寫，並被不使用其本國語言的印刷工人印刷，被發售商跨國界販賣，被持另一種語言的讀者閱讀。[128]但在前現代的中國，其出版的書籍中的一些雖然也會被運到日本、韓國、越南等地販賣，被當地懂漢語的人閱讀，但總起來看，書籍的主要銷售地還是在中國，其主要讀者也是中國人。這時，中國與周邊這些國家的文化交流不是對等的，是輸出——接受的關係。這些國家幾乎還沒有民族語言，且受漢文化影響極深，漢語幾乎就是他們中間最通用的語言；這些國家的作者也主要用漢文寫書，他們所寫的書，只有極少數能流傳到中國。西方對下層民眾的閱讀史研究很多，對於當今中國閱讀史的研究者來說，要想開拓這方面的研究就很困難，因為中文世界學者所面臨的材料缺乏問題遠超過其西方的同儕。儘管中國有許多關於精英閱讀情況的資料保留下來，但中國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樣保存下來的許多下層人士的資料。且由於中國地廣人多，各地情況都不一樣，這也增加了研究下層百姓閱讀史的難度，故而類似Martyn Lyons那樣的做法，在研究前近代中國閱讀史時可能並不適用，畢竟當時中國的識字率與公共圖書館的普及程度都不可與19世紀的法國同日而語，下層民眾自己留下的文字記錄更是極端稀缺。因此，受到資料的束縛：我們或許未必能夠完全精確地建構讀者（特別是未曾留下文字記錄，因而在歷史舞台上「失語」的販夫走卒或是婦女等群體）的閱讀與思想經歷的內在面向（inner dimension）的變化。[129]這也就不難理解既有的中國近代閱讀史研究為何依然立足於精英層面，對於更廣大的中下層受眾，則注意不夠，或幾乎沒有道及。對於大眾文化與集體心態的研究者來說，這樣停留於精英層面的做法自然是不能令人滿意，關於下層人士的材料雖然欠缺，但不是沒有，[130]而且我們還可以從新角度來使用舊材料。當然，以上這些研究者，各有其興趣所在，研究下層人的閱讀史非其關懷，理無足怪。以上僅粗粗說明閱讀史在中西方的差異，旨在說明西方閱讀史研究中關注的重點問題，未必適合「中國特色」，至於更複雜的關於中西閱讀史研究的比較及西方閱讀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爭議，則需要專文詳細考察。不過，以上這些情況已足以說明中國閱讀史研究所處理的主要問題與西方閱讀史研究相比，有不少大異其趣的地方，因之：西方「閱讀史」的既有成果，不該是開展「晚清閱讀史」時完全奉之為尊的邯鄲學步，而應僅以刺激研究者個人的思路為導向視之。[131]中國閱讀史的研究者應該取長補短，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既有書籍史研究的基礎上，積極開拓閱讀史的研究。但如何拓展這方面的研究呢？下面筆者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資料，試著對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進行一些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對潘光哲教授《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一文起些拾遺補闕的作用。四 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探索發掘新史料永遠是推動歷史研究進展的有效方法。關於晚清書籍史研究的許多方面及晚清書籍市場的概況，學界都有一些研究。在現有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新材料，很難超越既存的研究。儘管晚清書籍史、出版史的資料雖然已經有先行者進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如張靜廬在20世紀50年代以親歷者及研究者的雙重身份編選了《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八冊，收錄了大量珍貴的中國近代書籍史資料；其它史料如李希泌、張椒華編的《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132]，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目錄學教研室編選的《中國書史參考文選》[133]，鄭如斯、肖東發編的《中國書史教學參考文選》[134]，黎難秋等編選的《中國科學翻譯史料》[135]，上海新四軍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的《中國印刷史料選輯》[136]，宋原放主編的《中國出版史料》中的「近代部分」、「現代部分」及「現代部分補卷」[137]，各地編輯的地方出版史料如《天津出版史料》、《湖南出版史料》等，都收錄了不少珍貴的近代書籍史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關於晚清書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甚至是新聞史、學術史的直觀信息，很方便我們的研究。其它資料如時人日記特別是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138]，書信如《汪康年師友書札》，回憶錄如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139]等，更是保留了大量親歷者的觀察及感受，也是我們開展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必讀書」。除上述資料外，就筆者視野所及，關於晚清（包括民國時期）書籍史、出版史的資料還有大量沒有進入資料收集者乃至研究者的視線。筆者在晚清的八十多種報刊雜誌上（當然這其中許多報刊雜誌保留不完整，也有一些報刊雜誌根本沒有相關資料），發現了大量諸如《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諸資料選編所忽略的書籍史資料，這些資料有談及當時教科書出版狀況的，有談及當時出版市場情況的，有討論翻譯書籍的，有討論讀書的，有討論報紙的，有討論出版自由的，有討論出版機構的，有探討版權、報律、書律、禁書的，等等方面的論述，絕大多數都是以前沒有被輯錄出來的，也是研究者沒有利用到的。如果對這些史料善加利用，肯定會對晚清上海乃至中國書籍市場和文化市場的情況有更多了解。筆者希望將來依靠這些資料編選一本《晚清書籍史資料彙編》，以彌補既有資料選的不足。除掉這些常規史料外，晚清出版的大量新小說亦應該被史家好好利用。受新的學術思潮的影響，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認識到，沒有偏見與先入為主的歷史研究是不可能存在的，歷史學家同小說家一樣，他們的世界觀是其私人生活環境、個人教育背景與人生經歷共同作用下的產物。[140]事實上，「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學作品也與歷史著作一樣，往往都是作者根據時代風氣和讀者的需要來進行創作的產物，要受制於和反映既有的社會結構及文化脈絡，它們不一定是代表過去歷史的「真實」，但一定代表著當時「歷史意見」（the history of opinions）的「真實」，這就可以為後世提供許多反映時代精神氣候與人們心態世界的佐證。對於文化史家來言，小說一樣是歷史研究中的寶貴材料，「現代小說，自然提供了對社會的刻畫。但更重要也許更複雜的是，小說與其普通的閱讀者共享有相同的『心態世界』（the mental world），對於想更多了解一定時期內的『認知構成』（belief structures）的史家來言，採取適當的處理辦法來使用小說材料，無疑是個助力。」[141]在當代西方的學術研究中，人們已經越來越重視文學材料的歷史用途，越來越注意到歷史材料的「文本」性質及歷史書寫的文學性質。[142]歷史學家也認識到：「文本不論多堅實，都可能在批評解讀之下溶解成『論述』（discourse）」，他們不會「以為只要鑽進檔案堆挖掘、過濾又拼湊，就能重建如假包換的過去。報告本身就是建構出來的，是建立在與作家和寫作的本質有關的一些隱而不顯的假定」。[143]文學材料不「真實」，只有檔案、日記類材料才「真實」，才有利用價值，這樣的史學觀念早成為既陳之芻狗，歷史與文學的關係、文學材料的歷史用途，這樣的問題正在被史家重新檢討和反省。[144]對於晚清史的研究者而言，晚清出版的大量新小說（尤其是所謂譴責小說）亦是很可寶貴的歷史研究材料，它們提供了當時留下的報刊、檔案、日記、書信等傳統材料里所不具備的許多信息，特別是在那時的具體歷史脈絡里由普通讀者所形成的閱讀文化，非常值得晚清閱讀史研究者的注意。還有，晚清報刊上的新學書籍、新學書籍廣告，各地的新書局在晚清新派眼裡，就是「文明」的象徵，「五洲各國進化之程度，僉視新書出版之多寡以為衡。」[145]作為當時中國的出版中心，「要買新書，非到上海去不可。」[146]上海就是中國最文明的地方，「上海者，中國文明之藪，翻譯局遍設，書肆滿衢，皆可以輸入文明者也。」[147]新書廣告甚至被作為報刊「進步」的標誌，《新民叢報》第42、43號合刊上曾刊出署名「長沙孤憤子」的一篇文章——《日報缺點之大問題——所望於上海日報大主筆諸君》，該文對上海各大報紙進行了一些批評，其中言及《中外日報》、《同文滬報》時，說它們雖不若《大公報》之「簡括」，《國民日日報》之「精神」，「猶能以無數新名詞敷衍長篇論說，無數新書目敷衍滿紙廣告，膾炙於仕商偽學者之口，外面形式之進步，亦差強人意之一現象也」。《國民日日報》、《中國白話報》上還曾不斷刊出「文明紹介」欄目，介紹的對象大都是上海新書局。到內地賣書的書商，更是打出「廣開風氣，輸布文明」的招貼[148]，對於士子中購書中的不文明行為大加抨擊，認為對內地社會來講，「蓋銷書之數，即輸入文明之數，至無疑義也。」[149]廣告收入也是報刊雜誌正常運轉的一個重要經濟來源，清末人士已經非常注意廣告的價值，並對廣告的功能進行了一些探討。[150]有人甚至認為：「廣告之價值與報中之論說、新聞亦相類，亦足以損益報紙之銷路也。」[151]晚清報刊雜誌上的書籍（尤其是新學書籍）廣告非常之多，所謂「近來報紙流行每出一書，長篇廣告，燦然滿目。」[152]書籍廣告是書籍作者、生產者、銷售商與讀者之間的橋樑，「新出書籍，非廣登啟事，購者無從知悉。」[153]借用一個不好聽但或許是很貼切的比喻，書籍廣告就是一個「皮條客」，它使新出書籍的情況為讀者所知悉，將作者、出版者的寫作與出版動向傳達給讀者，[154]讀者可以從廣告中去選擇適合自己閱讀口味的書籍。作者與出版商、發售商通過書籍廣告，刺激或創造書籍消費者的慾望，將新出書籍銷售出去，順利地獲得利潤，以實現文化再生產與資本再循環。書籍廣告不僅能引導讀者購買，而且還可能建構讀者，使讀者的閱讀興趣、閱讀表達服從於商業出版與「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需要。但讀者也不是被動的，在閱讀書籍廣告中，他（她）有自己的鑒別力與閱讀嗜好，廣告必須配合讀者，才能獲得最大效果，就此而言，「消費者的集體意向又主導了廣告的內容」。[155]故而，對書籍廣告進行分析，可以揭示文化市場的變化與讀者的購閱趣味，乃至社會上的文化風氣，以及由此呈現出來的消費心態。[156]但是，對於晚清報刊雜誌上存在的浩如煙海的關於書籍、報刊的廣告資料，除周振鶴編的《晚清營業書目》[157]收集了一些這方面的材料、個別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一些外，並沒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158]如果對這些書籍廣告充分利用，我們就可以彌補不少既存研究中的缺憾，也可以揭示以前材料里缺乏表現的一些問題。比如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編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159]，搜羅宏富，給學界提供了極大便利，也給我們研究晚清書籍史提供了豐富的指南。但與晚清報刊雜誌上的廣告書目相比，該書目就漏收很多，如果能進一步結合這些廣告書目，就可以補充上不少「新書目」。當然，估算晚清書籍出版的準確數量，其難度自然非常之大，不僅因為晚清書局眾多，而且各書局的運作狀況、出版物情況等關鍵問題，我們知道得都很少。[160]僅以上海地區為例，晚清上海作為當之無愧的出版中心、印刷中心、文化中心，聚集了當時中國最主要的、最多的、最大的出版機構、報館、雜誌社。但是，我們對晚清諸多書局、報館、雜誌社的了解總體上來說還是非常不夠，目前只限於對商務印書館、《申報》、《時報》、《東方雜誌》等有比較多的認識。對於晚清其它諸多文化機構，我們知道的都少得可憐，只在諸如《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五卷本）[161]這樣的概述性著作里，有籠統且往往是一維的認識，而這些文化機構一樣在晚近中國的變化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因為相關資料的不易見到以及對之的研究成果不多，才使得我們對其重要性缺乏具體而微的認知。故此，潘光哲教授就建議學者們一個一個報紙、雜誌、書局來做研究（潘和我交流時沒有說及書局，我這裡再加上書局），積少成多，慢慢我們就會對晚清的出版市場、文化市場有比較清楚的了解。潘氏的建議不失為一種可行且有效的辦法。目前在對晚清書局的研究中，對其它晚清著名出版機構如廣智書局、金粟齋、開明書店、文明書局、作新社、會文社等，現在還缺乏相關深入的研究；對其中一些出版機構，學界甚至連一般性的介紹都闕如；即或有一些研究，對當時出版的諸多相關報刊資料也利用很少，甚或有一些錯誤。至於這些書局出版書籍的情況，學界的研究也是非常少，雖然有如張朋園的《廣智書局（1901－1915）——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一文，也曾列出不少廣智書局出版過的書籍書目，但若以此書目來對比廣智書局在當時報刊上的廣告書目，其數量就相差太遠。至於其它書局的具體出版物、出版數量、發行手段，則更幾乎沒有人研究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文獻不足徵」，但如果細閱晚清出版的諸多報刊雜誌，就會發現幾乎所有書局都會在報刊上刊登自己出版書目的廣告，一般都還附有書籍的內容介紹與價格，書局地址、購買方式等，有時書局還會將自己的人事變動、地址變動及招股、發放股息等情況在報刊上作廣告，如果將這些廣告收集起來，按時間順序排列，我們就會發現材料是多麼豐富。循此路徑，如果我們一個一個將某個書局在各個報刊上所作的廣告收集起來（當然這個工作量很大），我們勢必會對這個書局及其所出版書目有比較清晰的認知，從而就不會出現無材料可利用的境地。再比如，學術界對晚清著名出版機構金粟齋的研究很少，關於金粟齋，筆者僅看到鄒振環先生主要依據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對之有一個兩頁多的介紹。[162]該文沒有用到當時《中外日報》、《新聞報》、《時報》等報刊上刊載的以金粟齋名義所作的大量廣告。而李仁淵根據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說金粟齋譯書處成立於1902年左右。[163]但筆者在1901年5月28日《新聞報》上就看到有「金粟齋新書出版」廣告，則金粟齋之成立要早於這個日期了，很可能還早於1901年。[164]鑒於金粟齋等出版機構在清末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筆者目前正在圍繞金粟齋和開明書店進行有關的資料收集工作，希望未來能寫出關於它們的比較詳細的歷史。還有，我們還可以關注那些地方性的人物的日記、書信、文集等，因為在我們以往的研究中，經常忽略了「中層」的思想文化史，對地方上的複雜面向注意不夠。實際上，許多小地方都有它豐富而多彩多姿的變化，當地的讀書人也在敏感地尋找出路及尋求解決危機之道的應對措施，這些地方性的材料往往就記載著他們的言行和努力。[165]對這些書籍史材料進行考察，就需要歷史研究者具有人類學家那樣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從人類學角度來看，「地點」（locale）是有許多網路交匯和作用而形成的結構中的一點，受更大範圍網路的影響而同時又反作用於整個網路，大的層次和結構都是建基於一個一個「地點」的基礎上。對一特定地點進行蹲點和個案考索，不僅能比較透徹的考察與詮釋地方問題，還可以為更大範圍內的問題和變化提供參照、經驗與問題意識，回應或比對更為宏觀的層次及其它地方的知識與類似問題。[166]推而言之，一個國家的歷史是由各個地方的歷史所構成，地方性的材料及歷史研究同樣有利於認識和理解更為宏觀的國家層面上的歷史。我們可以考察這些地方報刊的樣態，如地方性報刊如何表達當地與國家的關係？地方如何與外部進行溝通、互動和整合？結合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來說，當地的讀書人如何得到書刊？他們讀什麼書？他們如何閱讀？他們如何將自己獲得的新文化資本傳達給當地的民眾？他們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等等問題，我們都可以從地方性的材料中獲得一些解答。因此，地方性的材料一樣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從中可以使我們見微知著，更好意識到在近代中國這個有「多個世界」呈現的時空里，存在著或競爭或合作或利用或互不相關的各種表達，也存在著相應的多種實踐，這些表達與實踐體現在多種多樣的場合及論域里，如果試圖用比較單一的模式和現象、比較單一的分析維度來概括與書寫它們，無疑就會把歷史簡單化、片面化。這些年來，已經出版了一大批地方性人物的日記、文集，如學界利用較多的《退想齋日記》、《朱峙三日記》[167]等，特別是近年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陸續推出的「溫州文獻叢書」，如《張棡日記》[168]、《王理孚集》[169]、《劉景晨集》[170]等，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材料，其它如「無錫地方文獻叢書」、「山西文獻叢書」以及各個省份編的地方文獻目錄等，或收錄了大量珍貴的地方性材料，或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資料線索，對於我們的幫助自是很大。除拓展資料外，發現新的研究課題也是非常重要的。沈松僑曾經有篇名文《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171]，在該文中，沈對「黃帝」這個符號在晚清的形成與影響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揭示了論述與權力互動的複雜關係。儘管沈用到的基本上都是精英的論述，並沒有探討「黃帝」是怎麼樣被一般人所認同與接受的，也忽略了「黃帝」形成的歷史因素，但沈氏的這種研究取向卻昭示或許也影響了以後學術界類似的研究取徑。[172]後來者關注諸如「娜拉」[173]、「華盛頓」、「拿破崙」[174]、「東亞病夫」[175]、「黃禍」[176]、「『她』字」[177]這樣的符號在近代中國的演變與影響，都與沈文的問題意識有些類似。對這些在近代中國極具有象徵威力的符號的關注，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關注近代中國人對這些符號如何的閱讀與挪用（appropriation），跟閱讀史的研究路數實是殊途同歸，這也正反映了西方表象（representation）史研究的影響[178]。所謂表象史，即對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像及感知的歷史，或如法國人所稱的「表象社會史」，它正逐漸取代「集體心態史」；表象史既注重視覺的和文學的形象，亦關注頭腦中的意象；無論在美國還是法國，對集體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179]我們完全可以類推，關注其它在近代中國有影響的表象符號是如何呈現在近代中國人的集體意識里的。譬如，可以關注如盧梭、伏爾泰、林肯、俾斯麥、加里波第，甚至是貞德、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外國人物；也可以探討諸如西施、張騫、關羽、諸葛亮、花木蘭、包拯、岳飛、海瑞、鄭成功、賽金花、霍元甲這樣的「符號」在中國的演變過程，以及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之的接受、使用、建構情況；還可以探討諸如民主、自由、共和、《獨立宣言》、《人權宣言》這樣的政治術語和文件在中國的接受情況與所產生的符號效力；更可以具體地關心諸如西方的一些制度、做法、器物，如學校、醫院、自來水、對屍體、垃圾的處理、防疫、照相、電影、電話、唱片、幻燈片等在近代中國的引進接受情況。當然，對以上這些符號中的一些已經有學者在做研究了，還有的學者研究成果也已經發表了。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借用人類學對關羽神話的研究。[180]在這個研究里，杜贊奇取材絲毫不局限於精英論述，也不滿足於在社會史層面的考量，而觸及到民俗、民謠、傳說、文學文本、大眾文化的層面，不僅發現了大量值得利用的材料，還對我們平常習焉不察的歷史圖景有了更深入的解釋，足資我們在研究時有所借鑒，從而把結合表象史（心態史）、閱讀史的文化史研究開拓到一個新的深度。拓展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還可以從制度與時局的變化層面來考慮。科舉制度的存廢對於晚清讀書人意義重大，從1898年後，清廷關於科舉制的每一次變動在士子那裡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改變，特別是引起士子所讀的書及閱讀心態的變化。如維新變法期間，士子「聞有科舉變法之說」，馬上，購閱《時務報》的人開始增多。「蓋自科場變後，來購者紛紛。」[181]對於其它新譯的西書，士子也「爭睹為快。」[182]可其中，十分之七八的士子購閱《時務報》是希望「假此揣摩為場屋裹挾之冊」，一旦發現「今科秋試策題，猶然故轍，所謂十之七八者，意興蓋已索然。」[183]在1902年，有人認為科舉改革不過癮，還公開呼籲「請停科舉之書」。[184]1905年科舉制廢除後，正在湖北小縣城裡考科舉的朱峙三（1886－1967）馬上得以解脫，並評論到：今日科舉已成為歷史上陳跡矣，許多醉心科舉之人，有痛哭者矣。[185]後來，經常閱讀革命派報刊的朱峙三甚至想把家裡收藏的八股制藝等空洞文字之書燒掉。較之於年紀僅20歲的朱峙三的漠不關心，甚或樂觀科舉廢除的心境，在太原縣鄉村裡的劉大鵬（1857－1942）受到的衝擊或者說打擊就大多了。在聽到科舉廢除的確信後，劉大鵬既擔憂自己的前程，又擔心謀生的飯碗將失去，還為其他與他有同樣窘境的士子擔憂，在九月二十五日（1905年10月23日）的日記里，劉大鵬記道：昨日在縣，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將如之何？[186]以上寥寥數語，劉大鵬已經將科舉廢除後自己惶惶不可終日的焦躁心態展現出來。但他還「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的文化前途憂心忡忡：科考一停，士皆毆入學堂從事西學，而詞章之學無人講求，再十年後恐無操筆為文之人矣，安望文風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難測。[187]對於自幼即「謹守」「孔孟之道」的劉大鵬來說，像他這樣四五十歲不上不下的內地鄉村士子，改換職業未免過遲，從事新學既沒條件又不甘心，而科舉制的廢除不啻是晴天霹靂，他們既往幾十年辛苦所習得的「文化資本」、大半生的心血與希望，轉眼就化為鏡花水月。不惟如此，伴隨科舉制的廢除，學堂大興，學生們甚至一些官員們喜歡讀的也是新學書籍。[188]在此情況下舊學書籍自然銷售銳減：吾家所刊書合股印，兄亦謂然，惟不必太多，此皆舊學，出售不易，只能送人耳。[189]這時文化市場上流行的則是那些新學書籍包括教科書、小說、政法類著作，所謂的「故書舊籍」，已經「無人留心」，[190]但也有人執迷不悟，夢想科舉會恢復，舊學書籍會排上用場。如《盛京時報》上所報道的東北一個書店的情況：鐵嶺城裡樓北興源德書鋪開設有年，今雖設立學堂，彼仍賣《三字經》、《百家姓》、《四書合講》、《五經備旨》、《八銘》、《七家詩》等書，終日無過局者。或曰今年西門內新開新華書局，專賣學堂新書，獲利什倍，爾何不效之？怒曰：彼所賣之書非是書，吾所賣之書乃是書耳！爾不知有一年改策論後仍作八股耶？[191]當然，舊學書籍在清末最後幾年也不是沒有銷路，特別是在朝野雙方（除掉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都在努力保存國粹，對西化採取抗拒又包容的態度時，[192]一部分舊學書籍特別是一些過去的禁書大量出版，也吸引了很多讀者購閱。事實上，清末的書籍出版情況與政治形勢、社會風氣的變化有密切關係，如時人概括之言：上海一隅，非所謂文明發軔之邦而新學輸入之孔道乎？此邦書業之盛衰，十年以來，大抵可分為三大時期。方其始也，頗有雲立波譎之觀，而最受一般少年新進所歡迎者，則為革命變政之歷史，與夫偵探言情之小說，此在新機甫啟之初，人情大抵厴中庸而樂道奇俠，固無足異。及乎立憲召下，而一切法政律令之書乃起而代之，洛陽紙貴、不脛而走，蓋此時普通人士之心理，已無復當時之激烈軒舉，而惟以官職利祿為蘄禱矣。久之，而厭倦之意旋生，病其言之不文，枯寂而乾燥也。窮而思返，而文學辭章家之舊著，亦復有聲沉影臭之朕，而目之所觸，無非委巷不經之瑣談、滑稽笑藝之脞錄，改頭換面，侈矜新著，鄙俚訛謬，不可究訐。蓋書業之消沉，至今日而遂達極點矣。[193]上述言論雖過於簡略，但大致說出了上海出版市場的變化與時局和大眾閱讀的關係。顯而易見，清廷的一些禁書政策也會影響到士人的閱讀情況，這也可作為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切入點。如1903年夏天以後，北京出現新書滯銷情況，「都門自六七月後時務新書之銷路頓覺阻滯，較之去年退步殊多。」究其原因，「實由於逮捕新黨禁售新報之故。而影響所及，士大夫以購閱新書為戒，遂可見風氣之開難若登天，而阻塞之來易如反掌也。」[194]因為清廷查禁《新民叢報》，致使《新民叢報》在內地成為「入禁製品」，銷售不便，梁啟超曾想響應內地「來函屬改名」的呼籲，將其改為「民義」報出版，以便在內地發售時瞞過清政府。[195]當然，更多也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愈禁書，這些書籍就會銷售得愈多，禁書政策倒等於是給被禁的書報作了廣告，像時人所言：「昔張之洞之禁《新民叢報》，而該報反添銷數百份；假外人之力以禁《新小說》，而《新小說》如故。」[196]清政府的查禁效果並不能達到預期，結果經常是「禁者自禁，售者自售，閱者自閱」，新書、新報依然為許多人愛讀，其廣告依然大量出現於報刊雜誌上。在清末新式媒體大量出現的情況下，還招致輿論抨擊，愈禁愈增加其銷量，從各地反饋的信息也可說明此點。[197]同樣，一些趨新的地方大員也會影響到當地士子的閱讀情況，他們往往會通過從外地（多是從上海或北京）購買新書，或者在任地出版新書、新報，號召士子學習新學，以改變當地風氣。如維新變法期間，學政江標在湖南，「兼取通今」，加以新學內容命題課士，「三湘人士，遂取廣學會譯著各書，視為枕中鴻寶。」《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紀本末》等新書就成為「談新學者皆不得不備之書也」。[198]後來在山西巡撫任上的岑春瑄，也曾派人去上海「購時務書籍到晉貶價出售」，以方便當地士人購閱。[199]即或是在偏遠的蒙古也開始辦學堂與購買新學書籍：「蒙古某親王自去年聘定浙江陸少眉秀才為總教習，未至期年，而風氣大開。昨日有富家子弟專人來京採買書籍，盈筐累篋，動費千金，實為從古所未有。」[200]地方大員的這些動向自然會影響到當地士子的閱讀選擇。同理，地方趨新人士的表率作用也會影響到當地士子的閱讀選擇。如1901年後四川的情況，新政頒布，成都一些書坊也廣泛輯刻蒙學新書，以方便學堂，所刻書有王寅伯的《啟蒙歌五種》等書。王寅伯又聚集其他人籌款四萬，購買印刷機和鉛字，要「廣譯新書以備開辦學堂之用」。[201]重慶的「富紳」不甘落成都後，也集資創設廣學會，準備在上海購買各種圖書典籍，在重慶出售，「以其贏餘刻書，並擬開看書公會。」[202]經學大師孫詒讓熱衷於新事業，在溫州開學堂、辦教育，還為一些新知識不足之「舊人士」及一些私人無力購書報者，設立「師資讀書社」，在此處提供新學書報，供其閱讀。[203]進而，由上述那些大量存在的地方性材料，我們還可以延伸出空間與閱讀的關係。在近代中國這個大語境里，由於不同地區受到的西學影響不一，時人所讀的書差別也很大。這種情況也可從象徵「文明」程度的書店賣書的情況得知：游於城市者，見其書坊即知其士夫之文化。目今揚子江、浙江流域之地，除上海外，若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各省城所有書坊，蓋亦可以覘國矣！其間以杭州之程度為最高，居然有非夾帶、非聞書、非尺牘、非醫卜星相之書出售；蘇州次之，因至書坊一望，往往作潔白色而無黃黑色，此所以不如也。其安慶、南昌、武昌之書坊，並無白色，皆土灰色，盡並石印新書亦無幾，皆其草紙土板所印《了凡綱鑒》、《王匣記》、《江湖尺牘》之類也，其士人不考，無至書坊者。[204]東部地區如此，內地更是如是。1897年開始擔任陝西學政的葉爾愷隨後寫信給汪康年訴苦：「此間（陝西）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書，得見《輶軒語》者不過十年。一言以蔽之，陋而已矣！」[205]直到20世紀初年，內地一些省份甚至都無出售新學書籍的書店，比如1903年的河南：「汴省向無售新書者，去秋有上海友人開設時中書社，所售皆場屋書。」[206]士子買書也大都是為了應試。影響極大的《時務報》在沿海、沿江一代雖然銷量很廣，但在江西的一些地方，「士夫僻處鄉隅，每以無從購閱為憾，甚至有不知《時務報》之名者」，在此種情況下，《時務報》在這些地方的銷量自然有限，「現除吉、贛、九江，外如饒、廣及萬載各處，均銷報寥寥」。[207]另外，我們還可以考慮當時的交通與郵政狀況。以包天笑為例，19世紀末，人在蘇州的包天笑閱讀通過郵局裡「腳划船」飛送的《申報》，「昨天上午所出的報，今天下午三四點鐘，蘇州已可看到了。」上海與蘇州通火車後，則當天下午就能看到《申報》了；但如果是用「民船」送，就需要隔三天才能看到。[208]再如當時的郵政狀況，亦是應該考慮在內的因素。以梁啟超初流亡到日本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為例，該報就是因為國內禁令甚嚴，郵遞困難，相比梁啟超主持時的《時務報》，影響不大；到了清末新政後，書報郵遞的禁令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嚴格，故這時創辦的《新民叢報》就能比較多地被國內讀者閱讀，發生的影響也就遠超《清議報》。[209]同時這時外國人插手中國的郵政事業的程度日益加深，清廷的一些郵遞禁令貫徹起來也不再像以往那麼順利，如1904年5月，袁世凱「通飭各屬暨各學堂禁閱新書、新報」，「告郵政局不得郵寄各項違禁報章，而郵局洋人告以難於檢查四字，遂作罷論。而由日本寄入中國各報，行所無事，毫無窒礙」。[210]從中我們可以知道郵局在書刊的傳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郵局多有外國勢力介入，連當朝政要對之也無可奈何，中國各地知識分子依然能不斷閱讀到來自日本或上海等地的違禁書刊。隨著晚清社會「現代性」程度的深入，書籍、報刊出版總量的增長，郵政事業在中國擴張得很快。據時人調查：「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時，中國郵局郵送信物計一千萬斤，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則增至三萬萬餘斤矣。」[211]這其中包含的書籍、報刊郵遞量同比增長份額肯定不小。交通和郵政的便利與否會影響到書報的價格，而書刊價格也會對士人的閱讀產生影響。對於一些愛讀新書的人來說，「今日之新書定價雖不能謂之過昂，然我國至今日讀書者，實為少數之學生與夫幼稚之新黨。此二類者，皆分利而非生利之人，則書價非極廉，不能銷行於各口岸，何況窮鄉僻壤乎？」[212]一般士子並沒有餘錢可以用來購新書、新報，而新學堂之所以在鄉村遭到較大的拒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入學堂學新學需要購買大量新書新報，這個花費是一般士子難以承受的。所謂「從前貧苦之家，以數十文購《三字經》、《千字文》，即可使持之入塾，今則置備書籍，即各種蒙學課本，價目昂貴，費加十倍、百倍不止，且課本未能盡善，尚須隨時變易，而謂貧者力其能逮乎？故曰讀書之難，莫難於今日也。」[213]不少時人曾針對此點提出批評意見，如後來《國風報》上的一篇分析：昔未有學校，則中人以下之產，乃至農商之自食其力者，皆得撙節薄儲以遣子弟就學，其子弟稍敏慧，則能有所成，以廁於士君子之林。今以興學校故，一子弟入小學，最撙節亦歲費百金；中學以上，則遞加；蓋欲其子弟卒業大學或留學外國，歸而弋一第者，非萬金莫辦。自是人民始以就學為大累矣。[214]即或也有個別「家況奇窘，貧不能活」的「好書奇士」：「酷好新書，視同性命，日以所贏之利積成數角，必至知新書室購閱旬報如《江蘇》、《浙江潮》之類。」[215]這樣的個案並不具有典型性，事實上，在當時很多注重改良教育的人看來，「書價昂貴」為普及教育理想不能實行的一個重要原因。[216]這種情況自然也會影響到士子的閱讀選擇與閱讀心態。如年輕的武昌士子朱峙三由於家境比較貧窮，「無力購新書」，就經常借閱同學所購買的新書，「聞鄭赤帆購新書多，自己不看，作為裝潢之品而已。予拜託袁夏生再借數種，如《政藝通報》之類，心思頓開。」[217]靠著經常閱讀從同學那裡借來的時務新書，朱峙三成功地獲得了新文化資本，並藉以安身立命。更早一些的是四川人劉光第，他在1883年（光緒九年八月）中進士後告假回省，「取道浮海至滬，再溯江西上」，經過上海時與友人曾到書肆買書，劉雖感覺滬上「坊間多有用書，勝吾鄉遠甚」，書籍價格也較北京為便宜，但劉自覺這些書「亦非寒畯所能多購」。[218]劉光第且認為這些書價水分太大，「大抵多虛少實」。[219]盜版也會對書籍價格和時人的閱讀產生影響。就晚清文化市場來言，書籍不暢銷，不能獲利，一般是不會有盜版書出現的，也不會有多家書商爭先出版的。在當時，政府只關注關係政治層面的書籍出版情況，對其它類書籍的出版、發售則經常心有餘而力不足。出版商家或作（編）者即或獲得了版權保護，對一些盜版現象往往也鞭長莫及，出版市場實際還是處於各自為戰的無序狀態。在缺乏有效監管及制約的情況下，「對書商來說，最好的書就是能銷售出去的書。」[220]最大程度的商業化，跟隨風氣與時勢，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自然成為晚清絕大多數出版商家的出版目的，否則商家便很難在競爭日趨激烈的文化市場上站穩腳跟。[221]因之，書籍的重複出版、翻刻及粗製濫造現象在當時文化市場上大量存在，很多作（編）者（像嚴復、梁啟超）、出版商（如廣智書局、文明書局）就從這種現象中深受其害。有些敏感人士意識道，如任由這種情況發生，就會出現「著譯之人皆不能食勞心之報，而徒使奸巧之市儈，徒手而獲現成之利，既不足以動後來著譯之人，使之竭其心力以闡發新理，即不啻自閉其文化，而使之不發榮滋長。」[222]武漢書坊就曾將當時翻譯書籍中譯筆佳者翻刻木版，且由於售價較廉，出現「原版遂無人過問」情況。[223]嚴復就曾因其所譯之《原富》、《群學肄言》等書經常被書商盜版，《原富》、《群學肄言》兩書，在「湘、粵、滬、浙之間」，石印或者木版盜印的有七八副，即使是剛出版的《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也聽說湖南書商正在謀印盜版。[224]梁啟超也曾因其著作在中國內地被大量盜版，以致自己與廣智書局不能多從中獲利，彌補虧空，故向人抱怨：「每出一書，必被人翻印，無異自絞心血，替他人賺錢，故憤極不欲著書。」[225]但從另一方面言，內地對梁著（包括《新民叢報》、《新小說》以及文明書局所出的教科書等）的諸多盜版固然危及了梁啟超的著作權與版稅，但無疑也使梁著在中國內地的流播更為廣泛，使得更多讀者能閱讀到梁的論述與領受其思想魅力，客觀上極大加深、加強了梁對中國人思想的影響力。[226]時在重慶府中學堂讀書的任鴻雋，就是讀到了翻印的梁啟超的《滅國新法論》，並「因是種種感觸」，而逐漸與同學「在校不以校課為滿足，而時時作改革運動。」[227]相似的情況也發生於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由於該書被認為是「述近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228]儘管其譯筆有些繁冗，但在中國各省行銷達三萬部，杭州出現了六種翻刻本，在四川甚至出現了十九種的翻刻本，這些盜版本自然也為《泰西新史攬要》的風行貢獻了力量。[229]另外，像孫詒讓也曾翻印過《民報》上的白話文，將之「作為學生國語教本」，此舉無疑也是擴大了革命派的影響。[230]同樣，盜版書亦有質量低劣、引起公憤者，於是個別好事者就在報上刊載諸如《購書宜慎》的廣告，告訴讀者哪些書是低劣的盜版，哪些書店出版的書籍質量高，以供讀者購書時參考。[231]當然，盜版書籍也有被人發現查拿的，如上海經世文社私自翻印《俄文釋本》一書，就被該書編者一俄國人登報聲明，警告該社，「余本欲告官，復思該社所做書亦不少，別人亦可印。他既開端於先，余必效尤於後，其曲在彼，非在我也。今將該社之書，一律印行，價格公道，先印《西史綱目》、《險要圖志》，余書一月內出書。若不如此辦法，視俄人太輕也。必將余俄文本利二千餘元賺出，放（方） 肯了事。」[232]文明書局也曾指控簡青齋印局的畢春寶翻印該局出版的《蒙學初級修身教科書》，後因畢「自知悔過，情願罰款免究」，文明書局見好就收，罰款500元了事，並將罰金充作江北賑捐。[233]對於強調讀者角色的閱讀史研究來說，相同的書籍對於不同脈絡下的不同讀者，其意義是不一樣的，甚至還可能會是相扞格的。正所謂：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邂逅並非獨立於其他論述之外的單獨事件，反之，乃是發生在許多論述的場域中，有些論述與此一文本一致，有些論述與此一文本彼此抵觸。[234]比如在清末科舉改革後，《新民叢報》、《中國魂》之類呼籲維新與批評清廷的激昂文體，卻被士子視為「科舉利器，今科各省中舉卷，多仿此文體者。」[235]這些書刊被這樣使用，顯然完全偏離了原著者的本意。諷刺晚清官場黑暗的《官場現形記》也遭遇到雷同情景，居然被一些人視為當官指南，頗有些讓人哭笑不得。如寫於1907－1908年的《後官場現形記》里所說：無奈讀書的只看了（《官場現形記》）一面，當作他處世的金針，為官的秘寶，專心致志，竭力仿摹，六七年來，成就人才確實不少。所以《官場現形記》竟美其名為「官場高等教科書」，不脛而走，海內風行，洛陽紙貴。[236]後人姚公鶴的記載也可作為上述見解的旁證：吳李伯元氏輯《官場現形記》一書，以章回體裁，敘政治罪惡，無非為官界警告，用意非不善，其次亦小說家言，藉以自遣，固絕對不發生惡影響也。然某年某名土以舉人大挑知縣分發江南時，端午橋總制兩江，素耳名士名，於其察見時戲語之云：「此後拋卻筆墨生涯，淪落宦海，亦曾購備《官場現形記》學種種入官之秘訣否?」端語雖詼諧，然晚清官場之得力於是書，亦誠為不可掩之事實矣。而與李氏著書之意，不大相刺謬乎！[237]而當時出版的諸多「衛生」書籍大都會被清末人士作為「淫書」來觀。[238]如此種瓜得豆，張冠李戴，誤會乃至於濫用新思想資源的現象，不勝枚舉。時人對此現象曾有很好的概括與諷刺：分明是恣橫，誤認為自由；分明是虛驕，誤認為高尚；分明是欺詐，誤認為權術；分明是哄騙，誤認為運動；分明是嫉妒，誤認為競爭；分明是專制，誤認為決斷；分明是懶惰，誤認為從容；分明是怙過，誤認為堅定；分明是曖昧，誤認為秘密；分明是暴動，誤認為進取；分明是怯懦，誤認為忍耐；分明是鹵莽，誤認為勇往直前。[239]人永遠是歷史活動的主角，是文化消費的主體，更是閱讀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因而，我們亦應該關注個人的閱讀史和當時社會的閱讀風氣。比如我們可以依靠留存下來的報刊訂閱記錄[240]、書刊的贈送記錄[241]、書刊的借閱記錄[242]，時人的購書記錄[243]、藏書目錄、捐書目錄，[244]再充分使用時人日記或書信或年譜中記載的自述、交遊情況、摘抄記錄與讀書體會，[245]當時所編的諸多書目和書目提要，[246]來研究某些人物的閱讀史。像李仁淵對包天笑閱讀史的研究，同樣，我們也可以考察諸如朱峙三、劉大鵬這樣中下層知識分子的閱讀史，關注類似宋教仁這樣「巨型知識分子」的閱讀史。如可注意黃遵憲對梁啟超著述的閱讀，[247]並將之與同一時段不同身份的吳汝綸、嚴復、宋恕、孫寶瑄、鄒容、蔣夢麟、包天笑、呂思勉、周作人、鄒韜奮、顧頡剛等人對梁啟超的閱讀情況，以至對比日本留學生、革命黨人對梁啟超的批評，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就可以更細緻地勾畫梁啟超的言論在當時所產生的多面影響。當然亦可從中發現，作為作者的梁啟超亦不斷受到如黃遵憲、嚴復這樣的讀者的影響。如此就使我們能對梁啟超的行績，以及他所從事的宣傳活動、文化事業有更形深入的理解。 而就中國下層民眾的閱讀史研究來言，如何重構過去庶民百姓的閱讀狀況，靠傳統地使用舊材料自然難以做到，這就需要轉換視角。詳細的情況筆者有專文討論，茲不重述。[248]拓展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還可以從書籍本身的具體內容來入手。前人研究中涉及的內容已經很多，有關注國民讀本的，有關注日用類書的，有關注《聖諭廣訓》的，有關注科舉考試中的策問的，有關注晚清所修鄉土志的，有關注近代地理學方面的著譯書籍的，有關注教科書的，有關注翻譯書籍及其版本等問題的，還有學者關注西方醫學書籍在中國的譯介，也有研究晚清出版的百科全書的，還有注意中國書籍在外國的翻譯傳播情況的，亦有對一些近代中國重要典籍的版本進行比照的。除此，我們還可以關注晚清出版的那些心理學、記憶術、生理衛生學、西方哲學、西醫學、警察學、監獄學、家政學、體育、法律學、植物學、倫理學、農學、法學、經濟學、銀行學、實業、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面的書籍。據筆者所知，這些類別的書籍目前都缺乏系統的梳理工作，即或是相關學科史、學術史的研究者都沒有充分注意和使用晚清出版的這些書籍。晚清書籍史/閱讀史中可以拓展的視角自然還有很多。如我們還可以利用留下來的書店進書和售書記錄，[249]以及報刊上刊載的有關書刊廣告[250]、書評，乃至讀者的來信、來函與編者、作者、出版者、經銷者的回應，[251]等等資料，來研究晚清主要來自上海和日本的書籍與報刊如何輸送到內地、內地的書籍和報刊如何輸送到日本等海外各地，[252]各地報刊的發行渠道、傳播方式，[253]書籍廣告與讀者及作者、作者與讀者、作者與評論者、讀者與評論者的關係，不同書目對同一本書是如何表述的，書目中的這些表達與書籍廣告的關係，以及書刊有可能被哪些讀者閱讀、被他們如何閱讀、如何使用；等等問題，似乎都可作為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入手之處。以上所列舉出的這些方面，不過是本人的一得之見，展現的是筆者自己的閱讀與思考體會，或許連拋磚引玉都談不上，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對史料的掌握，「上窮碧落下黃泉」，在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的研究園地里尋找自己嚮往的領地。（本研究曾受到復旦大學研究生院2006年度研究生創新基金的資助，特致謝忱）--------------------------------------------------------------------------------[1] 本文為本人博士論文《閱讀、表達與集體心態——以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為中心》（復旦大學研究生院，2007年6月12日）「導論」部分的修改稿，曾受到諸多師友之教正、提示，恕不一一具名致謝。[2] 參看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鄭如斯編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422頁。[3] 《出版科學》2005年第3期，第56-61頁。[4] 分別載《出版發行研究》2002年第3、4、7期，第75-80頁、第71-74頁、第70-73頁。[5] 見氏著《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3頁。[6] 《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第126-135頁。[7] 《出版科學》2002年第3期，第57-64頁。[8] 參看Cathy N. Davidso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26.[9] 西方學者在書籍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理論探討，可以集中參看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10] 當然，書籍史研究在西方真正成為一個專有的學術領域，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了，真正成為研究熱點，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11] 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李鴻志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12] 參看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和羅切（Daniel Roche）：《書籍史》，勒高夫（J. Le Goff）和諾拉（P. Nora）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郝名瑋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33頁；李長聲：《書·讀書·讀書史》，《讀書》1993年第6期，第136-142頁。中國學者對西方書籍史研究的相關介紹，可參看安占華：《法國書籍史研究簡介》，《世界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1期，第30-33頁；李長聲：《從音讀到默讀》，《讀書》1992年第2期，第135-143頁；李長聲：《書·讀書·讀書史》；彭俊玲：《國外對印刷文字與書籍史研究的新動向》，《大學圖書館學報》1995年第5期，第63頁；彭俊玲、陳峰：《美國的圖書史研究熱》，《世界圖書》1994年第9期，第17頁；夏李南：《西方的書籍史研究熱》，《百科知識》1996年第5期，第51頁；孫衛國：《西方書籍史研究漫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3期，第92-96頁。西方書籍史的研究成果亦有被翻譯為中文者，如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édéric Barbier）：《書籍的歷史》，劉陽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葉桐、顧杭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等等。[13] 夏特里埃和羅切：《書籍史》，勒高夫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第318、319頁。[14] 夏特里埃和羅切：《書籍史》，勒高夫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第322頁。[15] 夏特里埃：《過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訪談錄》，沈堅譯，收入李宏圖主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34頁。還可參看Roger Chartier, 「Labourers and Voyagers: 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Book History Reader, pp. 49-50.[16]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2.[17] 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第4頁。[18] 羅伯特·達恩頓：《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編譯館主譯、呂健忠譯，台北編譯館、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71-372頁。新星出版社將該譯改為《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於2006年4月推出。[19] 夏特里埃：《過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訪談錄》，沈堅譯，收入李宏圖主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第136頁。[20]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0.[21]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0;參看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25-60.[22]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47.[23]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3.[24]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3.[25] Cathy N. Davidso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5;參看Roger Chartier,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he Book,」 Translated by Eric D. Friedman, SubStance, Vol. 26, No. 1, Issue 82: Special Issue: Metamorphoses of the Book (1997), pp. 9-11.[26]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p. 27-52.[27]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0.[28]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7.[29]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第278-282頁；參看Reinhard Wittmann,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pp. 284-312.[30] 有關夏特里埃的一些情況，可參看林·亨特（Lynn Hunt）編：《新文化史》，江政寬譯，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6頁；夏特里埃：《過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訪談錄》，《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第133-137頁；Jonathan Dewald,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Spring, 1998), pp. 221-240；關於Robert Darnton的情況，可參看瑪利亞·露西婭·帕拉蕾絲-伯克（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編：《新史學：自白與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226頁。[31] 關於達恩頓所受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的影響情況，可參看氏著《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義大利著名微觀史學家列維（Giovanni Levi）甚至稱達恩頓在《貓大屠殺》一書中的表現比格爾茲還格爾茲，參看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 108.[32]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p. 27-52;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157-186.[33] D. F. McKeniz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reader, p. 29.[34] 雅各布（Christian Jcob）：《從書籍到文本——文獻學比較史芻議》，陸象淦譯，《第歐根尼》總第37期，2003年6月，第3-4頁。[35] 夏特里埃：《過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訪談錄》，《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第134頁。[36] 達恩頓：《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第xii頁。[37] 見氏著《閱讀史》，吳昌傑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7頁。[38]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67.[39]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p. 170.[40] James Smith Allen,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lité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2, No. 3 (Oct., 1983), p. 247.關於在閱讀史研究中文本與讀者之關係，比較詳細的考察還可參看：Wolfgang Iser,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Reader,」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p. 291-296.[41] 夏特里埃：《文本、印刷術、解讀》，林·亨特編：《新文化史》，第221頁。[42] Martyn P. Thompson,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No. 3 (Oct., 1993), p. 252.[43] 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張君玫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版，第91頁。[44]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p. 169.[45] Martyn Lyons, 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 16. [46] Martyn P. Thompson,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No. 3 (Oct., 1993), p. 269.[47]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p. 4;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8-9.[48]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p. 4.[49]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157-186.[50] 利亞·露西婭·帕拉蕾絲-伯克編：《新史學：自白與對話》，第196頁。[51] 《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第ix頁。[52] 關於心態史與年鑒學派尤其是與其第一代學者的關係，可參看André Burguière, 「The Fate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es in the Annal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4, No. 3 (Jul., 1982), pp. 424-437.[53] 《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第372頁。[54] 參看彼得·伯克（Peter Burke）：《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江政寬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55]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 Company, 1994, pp. 222-223;參看《新文化史》，第28-29頁。[56] 許明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57] 勒高夫和諾拉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第265-286頁。[58] 對於心態史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情況，可參看Peter Burk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162-182.[59] 《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第299頁。[60] Patrick H. Hutton, 「The History of Mentalties: the New Map of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0, No. 3 (Oct., 1980), pp. 237-259.關於思想史與心態史的關係及思想史的發展趨向、研究方法，參看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entalités: A Dual Re-evaluation,」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9-52.[61] 勒龐（Gustave Le Bon）：《烏合之眾》，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頁。[62] 勒高夫：《心態：一種模糊史學》，勒高夫和諾拉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第270頁。[63] Carlo Ginzburg, 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64] Robert F.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o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0-201.[65] Jim Sharpe, 「History from below,」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25-42.[66]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第278-279頁。[67] 參看達恩頓：《農夫說故事：鵝媽媽的意義》，《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第1-99頁。[68]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p. 151-171.[69]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7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71]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1年第1期，第17-20頁。[72] 《 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01年第8-9合期，第14-17頁。[73]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7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76]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 No. 1 (June, 1996), pp. 1-200.[77] Kai-wing Chow, 「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 No. 1 (June 1996), pp. 120-157.[7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79]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80]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81] 季家珍：《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孫慧敏譯，《新史學》第12卷第2期，2001年6月，第1-40頁。[82] 芮哲非：《印刷與出版史能為中國學增添什麼》，收入王榮華主編：《多元視野下的中國》，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2頁。[83] 包筠雅：《17到19世紀中國南部鄉村的書籍市場及文本的流傳》，收入《史華慈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2006年12月，第199-221頁。[84] 可參看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第1-54頁；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9月，第201-276頁；等等。[85] 《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第1-47頁。[86] 參看王爾敏：《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嶽麓書社2002年版。[87] 參看王爾敏：《〈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路》，《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1997年9月，第97-100頁；《〈營謀小集〉與商販經理知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0期，2000年9月，第118-123頁；《清代小商販稀珍史料五種》，《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1期，2001年3月，第102-114頁；《〈莊農雜字〉所反映的農民生業生活》，《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3期，2002年3月，第98-105頁；《中國民間市井營造工匠日用之〈魯班經〉》，《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6期，2003年12月，第48-54頁；等等。[88]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版。[89] 《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37-170頁。[90]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60頁。[91] 參看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60-83頁），《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以〈時務報〉的譯稿為例》（《史林》2006年第5期，第1-18頁），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版）。潘氏還另有文章多篇，圍繞某些問題討論其被引述、使用的過程。參看潘光哲：《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9月，第1-50頁；《科舉體制下的「新學」傳播空間——以〈沅湘通義錄〉為例》，《「101：後科舉時代的反思」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12月。[9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93]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版。[94]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95] 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96]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97]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版。[98]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6年4月，未刊稿。[99]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00] 台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3年版。[101] 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102] 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103] 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10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105]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10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0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108] 該系列八本書在20世紀50年代分別由上雜出版社、群聯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2003年，上海書店影印該系列重新出版，本文所用即此版本。[109] 《史林》2006年第5期，第19-29頁。[110] 胡適、蔡元培、王雲五編：《張菊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409-470頁。[11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397-416頁。[112]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冊，1973年5月，第193-228頁。可參看葉再生：《廣學會初探》，連載於《出版史研究》第4輯（第91-126頁），《出版史研究》第5輯（第149-176頁），《出版史研究》第6輯（第183-213頁）。[11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第47-82頁。[114] 收入《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5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518頁。[115]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第131-140頁。[116] 《編輯學刊》2003年第4期，第32-36頁。[117] 收入葉再生主編：《出版史研究》第4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46頁。[118] 《編輯學刊》1999年第3期，第79-80頁。[119] 收入葉再生主編：《出版史研究》第2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頁；葉再生主編：《出版史研究》第3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120] 收入胡偉溪編：《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52頁。[121]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2-317頁。[122] 《史林》2001年第2期，第86-94頁。[123]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118-124、130頁。[124]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1期，2001年1月，第67-72頁。[125] 《中華文史論叢》，總第7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319頁。[126]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157-186. [127]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p. 61;參看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16-17.[128]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47.[129]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45頁。[130] 像前引王爾敏教授所介紹的《酬世錦囊》、《營謀小集》、《莊農雜字》、《魯班經》這樣的史料。[131]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學》第16卷第3期，第145頁。[132] 中華書局1982年版。[133] 1980年6月內部版本。[134]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135]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36] 共四種約350萬字，分別由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1991，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137] 「近代部分」三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現代部分」三卷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現代部分補卷」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138]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39] 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40] Jerome Blum, 「Fiction and the European Peasantry: The Realist Novel as a Historical Sour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26, No. 2 (April, 1982), p. 126.[141] James Smith Allen,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lité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2, No. 3 (Oct., 1983), p. 234.[142] 彼得·蓋伊（Peter Gay）曾在他的《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小書中，就歷史學家對小說特別是對那些寫實主義小說應該有的立場進行了探討，並用了一些小說材料來佐證和示範，可以給我們很大啟發。但彼得·蓋伊堅持認為：「一言以蔽之：在虛構的故事中也許有歷史存在，但在歷史中卻不允許有虛構這類東西存在。」（見《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劉森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這樣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頗了。[143] 《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第219－220頁。[144] 參看James Smith Allen,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lité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2, No. 3 (Oct., 1983), pp. 233-252; Jerome Blum, 「Fiction and the European Peasantry: The Realist Novel as a Historical Sour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26, No. 2 (Apr. 8, 1982), pp. 122-139.[145] 《中國圖書有限公司緣起》，《南方報》1906年4月25日。[146]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186頁。[147] 劍村遊客輯：《上海》，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鉛印本，上海圖書館藏，第7頁。[148] 王維泰：《汴梁賣書記》，開明書店1903年版，第1頁。[149] 公奴：《金陵賣書記》，開明書店1902年版，第12頁。[150] 關於清末人士的廣告論述，可參看本人博士論文的附錄一。[151] 心一：《說廣告》（續），《神州日報》1907年6月5日。對於商業廣告的使用，倒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如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1988年12月，第141-194頁；王儒年：《慾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報〉廣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高家龍（Sherman Cochran）在其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書中也用到了一些報刊上的醫藥廣告資料。[152] 孫毓修：《圖書館》，《教育雜誌》第1年第12期，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0年1月6日）。[153] 姚公鶴：《上海閑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頁。[154] 如宋教仁在日本讀到天津《津報》上的「廣告募文」，就把自己寫就的《清俄談判》文一篇「擬寄登該報，並擬以函訂，以後有所譯著皆常寄稿焉」，後來宋教仁還寄信給《津報》館，準備「以文換報」，將自己文章的稿酬換為《津報》寄送自己。參看宋教仁：《我之歷史》，收入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05頁。梁啟超自己還曾寫信給汪康年兄弟，希望他們能捐棄前嫌，在《中外日報》中宣傳他新創辦之《新民叢報》：「賜評騭，並能將第一號所載本報章程、本報特色兩端登入報中」。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頁。有意思的是，像宋教仁也曾寫信給時尚為梁啟超派所控制的《時報》館，「托其登印《二十世紀之支那》廣告」。參看宋教仁：《我之歷史》，《宋教仁集》（下冊），第550頁。[155] 對廣告意義的討論，可參看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第141-144、191-194頁。[156] 遺憾的是，一些期刊在影印時，影印者居然把報刊的廣告部分插頁故意給漏掉了，如《東方雜誌》、《萬國公報》、《警鐘日報》、《新小說》、《月月小說》、《新新小說》、《繡像小說》等等，這些雜誌中都有大量書籍廣告插頁，影印時卻大都全部不見了，給後來的相關研究者帶來極大麻煩，這些影印者的工作實在是行百里者半於九十。[157] 上海書店2005年版。[158] 對於書籍廣告的研究，如梁玉泉的《清末上海的書籍市場（1898-1901）——以〈申報〉書籍廣告為例》，《南京曉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第93-98頁，但該文只選擇對其有利的新學書籍廣告材料，就得出了中國在近代化的結論，存在的問題很多；對於近代報刊上刊載的小說廣告，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倒是使用了很多。類似的研究還有張曉靈的《晚清西書的流行與西學的傳播——以上海地區為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碩士論文，2004年5月，未刊稿），該論文以《晚清營業書目》里所收廣告為基礎，認為出現在書目中次數多的西書，就是當時比較流行的，反之則非。這明顯也犯了一個太依賴於量化的毛病：主要就是因為其所利用的營業書目廣告太少，除對《東方雜誌》上的書目廣告有使用外，她對於其它報刊雜誌上的大量書籍廣告幾乎沒有利用。[159]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160] 儘管時人曾有言，清末新政後，「十年以來，譯著之書，幾及五千種。」參看孫毓修：《圖書館》，《教育雜誌》第1年第12期，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0年1月6日）。不知道孫毓修此語有多大可靠性，假設如其所言，則在清末出版的這些書中，商務印書館所佔出版份額應該不下於五分之一，因為早在1907年6月30日《神州日報》上刊登的「著作家鑒」廣告中，商務印書館自謂：「數年以來，印行圖書都一千二百餘冊。」[161] 人民出版社1982、1982、1983、1986、1987年版。[162] 參看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3頁。[163]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第341頁。[164] 關於金粟齋的老闆蒯光典，可參看嚴壽澂：《從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議員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論》，《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5-89頁。但嚴先生該文沒有利用《釧影樓回憶錄》，和清末報刊上登載的諸多金粟齋廣告，對蒯光典與金粟齋的關係也幾乎沒有談及。實際上，關於蒯光典的資料，除嚴文已經利用的，還有一些：如無政府主義雜誌《新世紀》及上海《時報》上報道的關於蒯光典任留歐學生監督時與留學生發生糾紛的情況；《神州日報》上曾刊載過的安徽旅滬人士對蒯光典任留歐學生監督的廣告與頌詞及蒯光典的答詞；一些相關的教育史資料中、《夏聲》等雜誌上都有關於蒯光典的記載；等等。[165] 參看王泛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第179-180頁。[166] 參看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格里福(P. H. Gulliver)編：《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賈士蘅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5頁。[167] 連載於《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11、12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002、2005年版。該日記目前只載到1914年，還沒有連載完。[168] 俞雄編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169]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170]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171]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該文原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第1-77頁，轉見盧建榮主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364頁。[172] 參看孫隆基：《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68-79頁；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2002年9月，第583-624頁；孫江：《連續性與斷裂——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黃帝敘述》，收入王笛主編：《時間·空間·書寫》，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44頁。[173] 參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9s）》，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3年版。[174] 參看陳建華：《拿破崙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從〈泰西新史攬要〉到〈泰西歷史演義〉》，《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第321-354頁。[175] 參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第1-44頁。[176] 參看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2006年11月，第65-108頁。[177] 黃興濤：《「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詞符號的發明、論爭與早期傳播》，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1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15-164頁。[178] 對「表象」這個概念的具體梳理與分析，參看Roger Chartier,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Roger Chartie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Y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0-103.表象史是目前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關於表象史研究，還可參看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179]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西方新社會文化史》，劉華譯，《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4期，第25頁；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pp. 57-72。表象史研究實際是心態史研究的延伸與發展，參看伏維爾（Michel Vovelle）：《歷史與表象》，李宏圖編選：《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第11-17頁。[180] 杜贊奇：《刻劃標誌：中國戰神關帝的神話》，收入韋思諦（Stephen Averill）編：《中國大眾宗教》，陳仲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14頁。[181] 程桂馨函，《汪康年師友書札》（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9頁。[182] 孫甲銘函，《汪康年師友書札》（4），第3580頁。[183] 孫詒讓函，《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2頁。[184] 《申報》1902年9月2日。[185] 《朱峙三日記》第十三冊，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日記，八月二十日（1905年9月18日），轉見《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第355頁。[186]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註，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頁。[187] 劉大鵬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日記，《退想齋日記》，第147頁。從事新學的浙江名士陳介石（黼辰），在科舉廢除後亦有如劉大鵬一樣的感受：學校興辦不善，科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少讀書人矣！今之學校，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鑽營者，往往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使併科舉廢之，而天下寒賤之士觖望，將皆廢書不觀矣。轉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第700-701頁。不很新也不很舊的晚清名士樊增祥也有類似認知，他在致繆荃孫的信中言：自學堂改章，科舉既繁，又限於鐘點，將來經學詞章，恐無復專門名家者。見《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頁。[188] 時人稍早即有言：「京官稍有才學志趣者，爭閱新書，將來衡文之選，皆出其中。滬上書報，銷售之廣，過於往年不止百倍。」張棡：《張棡日記》，第92頁。[189] 汪大燮函，《汪康年師友書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頁。[190] 陳慶年函，《藝風堂友朋書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頁。[191] 《書肆守舊》，《盛京時報》1907年1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盛京時報》影印組1985年輯印本。[192] 參看羅志田：《溫故知新：民間的古學復興與官方的存古學堂》，收入氏著：《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83-142頁。[193] 惜誦：《論上海書業之變遷》，《時報》1911年7月31日。[194] 《中外近事》，《大公報》1904年1月30日。[195] 參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339頁。[196] 「投函」，《警鐘日報》1904年5月28日。[197] 參看破園：《查禁書報之效果》，《揚子江》第2期，甲辰年六月初一日（1904年7月13日）；《清廷之示禁書報》，《中國日報》1907年3月19、20日；《札飭禁書之野蠻》，《警鐘日報》1904年5月28日。[198] 「三湘喜報」，原載《萬國公報》第90冊（光緒二十二年六月），轉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3），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76頁。[199] 《中外日報》1902年1月5日。[200] 「外埠新聞·北京」，《中外日報》1902年11月22日；參看《蒙王興學》，《警鐘日報》1904年8月15日。[201] 《中外日報》1902年2月17日。[202] 「外埠新聞」，《中外日報》1902年9月2日。[203] 參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頁。[204] 《論內地文明之情形》，《中外日報》1903年10月24日。[205] 葉爾愷函，《汪康年師友書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6頁。[206] 王維泰：《汴梁賣書記》，第1頁。[207] 汪立元函，《汪康年師友書札》（1），第1028頁。[208] 參看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132頁。[209]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1894-1923）》，《呂思勉遺文集》（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375頁。[210] 參看「投函」，《警鐘日報》1904年5月28日，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68年影印本。[211] 《中國郵政之進步》，《晉陽公報》1910年8月30日；參看《中國郵政之調查》，《漢報》1906年5月6日。[212] 鶴谷：《論中國書報不能發達之故》，《東方雜誌》第2年（1905年）第1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905年2月28日），上海書店影印本。[213] 《論中國近日讀書之不易》，《申報》1902年2月18日。[214] 茶圃：《矛盾之政治現象》，《國風報》第1年第15號，宣統貳年六月初一日（1910年7月7日）。[215] 「中外近事」，《大公報》1903年9月17日。[216] 吳江費承祿：《警告書業諸君》，《時報》1907年1月15日。[217] 《朱峙三日記》第十冊，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日記，冬月初一日（1902年2月8日），轉見《辛亥革命史叢刊》第9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336頁。[218] 劉光第：《南旋記》，八月十八日日記，見《劉光第集》編寫組：《劉光第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50、83頁。此則材料蒙華東師大歷史系瞿駿兄提示，特此說明。[219] 劉光第：《南旋記》，八月十八日日記，見《劉光第集》，第84頁。[220]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3.[221] 像曾大批科舉誤人的梁啟超，他遙控在上海的廣智書局，見出版科舉書籍有利可圖，就印刷了很多科場應用的書籍，但科舉廢除，這些書籍馬上沒有銷路，積壓虧損，造成書局的財政困難。（參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487頁。）但亦有像蒯光典資助的金粟齋這樣的出版機構例外，不過正因為其不以追求利潤而以傳播新學為目的，故很難長久維持下去。[222] 《論直督請撤銷版權之謬》，《中外日報》1904年3月9日。[223] 參看《湖北賣書記》，《中外日報》1903年6月12日。[224] 嚴復與熊季廉書（二十五），收入孫應祥、皮後鋒編：《〈嚴復集〉補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頁。[225] 參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488頁。[226] 如開明書店即曾翻印過梁啟超的《新民說》、《中國魂》。參看「文明紹介·開明書店」，《中國白話報》第7期，甲辰年二月初一日（1904年3月17日）。四川成都也有考生將《新小說》中的《槐花謠》刻印多份，貼於鄉試考場，以表達對科舉制的不滿。參看《大公報》1903年11月16日。[227] 《任鴻雋自述》，胡宗剛整理，見《近代史資料》第10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228]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收入夏曉紅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4頁。[229] 參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第103頁。[230] 參看《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第333頁。[231] 參看《中外日報》1902 年8 月22日等期。[232] 《翻印譯書聲明》，《中外日報》1902年9月6日。[233] 《懲罰翻版》，《中外日報》1907年2月28日。[234] 約翰·史都瑞：《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第110頁。[235] 《朱峙三日記》第十冊，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日記，十二月初十日（1903年1月8日），轉見《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輯，第337頁。王理孚也言：「其時清廷科舉未廢，一般學子多攜此冊（指《新民叢報》）入場，藉以獲雋者，不乏其人。」見《王理孚集》，第146頁。與此形成輝映的是，當時的趨新青年馬敘倫通過課外看《天演論》、《法意》、《黃書》、《伯牙琴》、《明夷待訪錄》等書，其考試文體也「大變了色彩」。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1頁。[236] 白眼：《後官場現形記》，收入《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14），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頁。[237] 姚公鶴：《上海閑話》，第123－124頁。[238] 可參看拙著《閱讀、表達與集體心態——以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為中心》第四章。[239] 嗟予：《新黨現形記》，《新新小說》第2號，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日（1904年11月26日），上海書店1980年影印本，第3-4頁。[240] 如孫詒讓即曾先後訂有《國聞報》、《國聞彙報》、《知新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教育世界》、《外交報》、《杭州白話報》、《政藝通報》、《東方雜誌》、《國粹學報》、《圖書月報》、《國粹叢編》等雜誌；1907年，孫詒讓以60歲的高齡還親自往上海考察學務，並訪問了上海的幾個著名書局，「採購新書三百六十四冊」。參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第284-352頁。[241] 像孫詒讓，就曾不斷收到各地友人包括梁啟超、汪康年在內贈送的《蒙學報》、《經世報》、《湘報》、《湘學新報》、《新民叢報》、《革命軍》、《攘書》、《中國民族志》、《京報》等諸多新學書報。周作人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求學時，也不斷收到其胞兄魯迅（周樹人）等人寄送來的書籍。（參看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5頁）旋即，周作人自己也開始寫評論、寫小說向雜誌投稿，還開始從事辦報、翻譯等文化活動。[242] 如在南京求學時，周作人閱讀梁啟超的著作上癮，不斷向人借閱《新民從報》、《飲冰室自由書》等書，還託人購買梁啟超所著的《飲冰室自由書》、《中國魂》等書，並對《新羅馬傳奇》、《新民說》、《中國魂》進行了摘錄。在讀了《中國魂》一書後，周作人還記下感受：「美不勝收，令人氣壯」。（參看《周作人年譜》，第47頁）20世紀初年在武昌的士子朱峙三也經常借別人「所購時務新書，如《中國魂》、《新民叢報》之類」，他讀後感覺「精神為快，可以開文派又一格矣。」參看《朱峙三日記》第十冊，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日記，十月十六日（1902年11月15日），轉見《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輯，第336、337頁。[243] 如盛宣懷1908年在日本養病時的購書以及所得贈書目錄便是一例。參看王宏整理：《盛宣懷戊申在日購書清單》，收入《歷史文獻》第5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349頁。其它像《忘山廬日記》、宋教仁的日記等類似材料里都有許多日記者自己的購書記錄。[244] 如《湘報》上就不斷刊出譚嗣同等人所捐書籍目錄，不過在譚嗣同所捐書籍中，並無一本新學書籍。[245] 吳汝綸、孫寶瑄、宋教仁等人的日記里就有許多他們摘抄書、報，尤其是新書、新報的記錄。像吳汝綸日記：「閱《新民叢報》所記斯巴達事，用意最善。」又如：「閱《遊學譯編》，其敘例為湘潭楊度所作，新報家一高手也。」（參看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日記》（下），宋開玉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頁）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宋教仁的日記《我之歷史》中相關購閱書報的記載更是比比皆是，此不多述。《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里也記載孫詒讓曾閱讀過諸多新書，如他曾閱讀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社會通詮》等書，「在諸書中各有硃筆圈出之語多處。」見《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第331頁。[246] 如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徐維則等的《東西學書錄》與《增版〈東西學書錄〉》、顧燮光撰的《譯書經眼錄》、上海「通雅宅同人」的《新學書目提要》（分法制類、歷史類、文學類、輿地類四種）（通雅書局1903年版），等等書目，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如十一歲時的顧頡剛曾根據《湖北官書局書目》，在蘇州新書店東來書社買了本《西洋文明史要》回來讀；小顧在蘇州經常買運來的上海書店滯銷書，「逐漸地對書目發生了興趣，」商務印書館每月出版的《圖書目錄》他每期必看，小顧頡剛甚至還把報紙上刊登的各家書店出版的新書目錄剪下來保留。參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6頁。[247] 黃遵憲在寫給梁啟超的一封信里曾說：「以公之才識，無論著何書，必能風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謂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語，吾之腦絲筋隨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腦絲筋又隨之而轉，蓋如牽傀儡之絲，左之右之，惟公言是聽。吾極贊其言。」見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57頁；該段話又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350頁。[248] 詳情可參看拙文《清末趨新人士凈化民眾閱讀的論述與努力》，《史林》即刊。[249] 如《釧影樓回憶錄》、《金陵賣書記》、《汴梁賣書記》里就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宋教仁也曾請在上海的日本書店新智社代售《民報》，被其社長拒絕，原因是鑒於《民報》「內容太激進，甚危險」。參看宋教仁《我之歷史》，《宋教仁集》（下冊），第564頁。[250] 如顧頡剛即是在1906年的報刊上刊載的《國粹學報》廣告中看到其目錄的，感覺「裡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惜未能在蘇買到。」直到1907年，顧頡剛才讀到父親買回的兩冊《國粹學報》，且「看不釋手」；1908年進了中學的顧還「託人到上海購買前三年的一個全份，在校翻閱，竟忘記了考試。」見《顧頡剛年譜》，第19、20、22頁。當時諸多雜誌都在報刊上刊登廣告宣示其目錄的，《國粹學報》的目錄就不斷在《神州日報》、《時報》、《中外日報》等報刊上刊登，故經常閱讀《時報》、《復報》等報刊的小顧得以知曉。[251] 如《新民叢報》即發表黃遵憲的許多來函，以及他與梁啟超的唱和詩文。而《汪康年師友書札》里則包含大量讀者閱讀《時務報》等汪康年所主持之報刊後的反應信件，潘光哲先生主要利用這些信件寫就的《〈時務報〉和它的讀者》一文，頗足效法。[252] 王維泰在《汴梁賣書記》里就詳細記載了把書從上海運到開封的路線、花費以及旅途中發生的各種事情，包括他的交遊、中州的風土人情、士風、學風。從其描述看，該書頗具有人類學家所作的「民族志」的色彩。而在日本的宋教仁不斷能收到來自中國的如《津報》、《時報》、《南方報》這樣的報刊，他還能從日本的「中國書林」書店裡，不斷購得在上海出版的各種新學書籍；當然，當時在日本的其它書店中，亦有專門代理上海各書局所出版書籍的書店，為中國留日學生提供便利，這從其廣告中就可看出來。如《雲南》第10號（丁未年十月十三日[1907年11月18日]）里的插頁上刊載的東京神田區日華書局的「告白」：「本局專為中國留學諸君之便利起見，特赴上海購辦漢文圖畫書籍，並寄售留學諸君所譯著各種嶄新圖書及月刊雜誌等，一切廉價發賣，以贊助諸君子東渡求學之壯志雄圖。此敝局區區之微意也。凡留學諸君祈時恵臨照顧，則敝局何勝光榮之至。再：留學諸君如有以各種新出版書物之發行見委者，請枉駕面商，本局無不盡受委之責，謹此廣告。」日本書店所出書籍亦有被中國書局代銷者，像日本富山房書局的書籍就被商務印書館、科學儀器館、昌明公司、天津官書局、保定官書局等各地許多書局代售。（參看「日本富山房書局告白」，《中外日報》1907年3月23日。）正是靠這些書店、寄售商、發行商與書刊廣告，不同地區的作者、編者、出版者、讀者才建立了關係，並藉以互動，完成書刊的「交流循環」，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253] 如《汪康年師友書札》、《梁啟超年譜長編》、宋教仁日記中都有許多關於《時務報》、《新民叢報》、《民報》等報刊經濟狀況、發行、運作方面的材料。廖梅的《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一書即對《時務報》的發行情況有比較詳細的研究。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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