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可以殘忍到什麼地步？

閱讀美藉華裔學者張純如先生（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心潮起伏，潸然淚下，炎熱的夏天感到一絲絲寒意，透骨入髓。特別感慨的是該書「結語」中的一段文字：「本書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們遭到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進一步的羞辱，並為南京數十萬受害者的無名墳墓奉獻我寫的墓志銘。最終，本書卻成為我個人對人類本性陰暗面的探索。」這是作者寫完作品後靈魂深處的感傷與無奈。這裡所謂「人類本性陰暗面」究竟指的是什麼？真正的讀書人、寫作者，思考者心照不宣。但張純如先生自殺前對身邊親友還是就此作了解答，她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這是一個中國人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令人糾結難以分野。西方人不糾結，上帝認為，每個人都是罪人！哲學家尼采更為堅定，他認為，人性這根曲木，絕然塑造不出筆直的東西！也就是說，人性是彎曲的，隱晦的，醜惡的。但人性究竟能殘忍到什麼地步呢！我在吳晗先生的人生經歷中找到了答案。

吳晗這個人了不得。他是新中國鼎鼎有名的大學者、大文人，當然，也是大官員。可以說，他除了自身的才能建樹以外，還參與和引領了中國的一段歷史。舉凡經歷過「文革」的人，回憶「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遠無法忘記，這個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吳晗並不是浪得虛名，能在大師濟濟，英才輩出的民國時代，以一介書生姿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沒有真才實學是不可能的。吳晗之所以比別的學者更成功，是他頭腦清醒，意志堅定，對政治特別敏感，當然，功不可沒的還有他的妻子。吳晗的夫人袁震，很早就是激進的共產主義者，耳濡目染，婦唱夫隨，吳晗規劃的人生坐標也由此決定成為拋物線。西南聯大時期，吳晗就明確地選中緊跟的目標，並以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腐敗，作為進身政治的資本。易杜強（美）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版）一書中，稱吳晗：「當他（在講台旁）怒斥漢代『外戚干政』時，只有傻瓜才聽不出這尖銳的諷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蔣介石本人的。」同在此書內，作者又指出：「吳晗專攻明史。在他看來，明朝末年，帝王統治集團腐敗無能，官吏貪臟枉法……，這一切與蔣統治下的中國極其相似。」確切地說，吳晗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就已是緊跟紅色政權的左翼人士，這在崇尚學術自由與精神獨立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中極為罕見，除吳晗之外還有一人是詩人聞一多。

一個文化人具有世俗與本真的雙重角色，可以理解。學而優則仕，儒家的兼濟天下就是鼓勵讀書人積極進取，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不可否認，吳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超過了同時代所有文化人的孜孜訖訖。在那個時代，文化人由學而官繼而紅極一時的典範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吳晗。１９４８年，吳晗由民盟的身份，成為代表新政權掌控北大、清華的接收大員。隨著北京和平解放，吳晗又榮任北京市副市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的副手，甚至，是為數不多的可出入毛澤東書房的明史專家。以後的幾年內，借用岳南先生在《南渡北歸》一書中的點評，吳晗真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風光至極。

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吳晗作為躊躇滿志權力在握的官方大員，在北京城區的建設規划上，與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衝突。梁、林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北京老城區傳統的文化建築（包括牌樓、城門等），建議另建新城區，與老城區形成「日月同輝」的格局。建築學家的良苦用心與真知灼見，彭真等人作為職業革命家可能難以理解，但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甚至從中作梗，是講不過去的，只能從知識分子學術良知中透視。往事並不如煙，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梁、林與吳晗的衝突，已昭然若揭，完全毋須再作分析與評論。當年纖纖女子林徽因拖著病軀指著吳晗痛斥，並聲明「如果你敢真拆，我就死在這裡」時，雄姿英發的吳晗並沒有想到，後人對固守良知，鐵骨錚錚的林徽因產生多麼強烈的敬仰，而對隨波逐流，喪良昧心的他表情就複雜的多了。

無獨有偶。１９５７年的春夏之交，吳晗亦步亦趨緊跟政治的行為方式更令人驚異。在民盟中央面對面批判欽定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的大會上，同為民盟要員的吳晗，迫不及待地跳出來，作了「我憤怒！我控訴！」的重量級發言，觀點荒謬直逼人的心理防線，道德底線。「惡語出口不足以喪身，卻足以喪德，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吳晗的批判發言鋒芒畢露，聲色俱厲，句句見血，咄咄逼人，必欲致章、羅於死地而後快的冷漠與堅定，令人不寒而慄。黃裳先生曾在《讀書》上著文回憶此事，文中談到：「１９５７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白紙黑字，釜底抽薪，這一揭發給羅隆基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羅的原信應該是吳晗認為欠妥，並未轉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１９４８年在虹橋療養院所得。」

中國儒家的精神特質是；禮敬孔子；理喻儒家經典；堅持道德優先的原則。其中進德修業是一個文化人的價值旨歸。知行不一的人頂多算文化掮客。吳晗的反戈一擊，背信棄義，明確的宣告了他的政治屬性；下來怎麼做，做什麼，就不難理解了。１９５９年４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發奇想，提出幹部應學習明代海瑞「剛正不阿，敢言直諫」的精神。不久，毛澤東的大秘胡喬木將此重要信息轉告吳晗，這對於步步緊跟時代風潮的吳晗而言，又是一次重要的機遇，不亞於天上掉餡餅，豈能輕易放過。此後，吳晗馬不停蹄，接二連三地寫出「海瑞的故事」、「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發表在中國最大最高端最權威的新聞媒體——《人民日報》上。１９６０年，意猶未盡，意氣風發的吳晗又編寫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時的吳晗正值春風得意，完全未意識到自已的頭顱正鑽進一根已悄悄收緊的絞索。

吳晗是讀書人，應該知道「盛名之下難久居，久享尊名亦不祥」的道理，應該知道「官場如戰場，伴君如伴虎」的危險，但他被慾望迷失了本性，迷幻了雙眼，模糊了作為人的文化屬性。說的明白點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義必自斃。山雨欲來風滿樓，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和吳晗一樣有才情的姚文元秉承旗手江青的旨意，所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十年「文革」的序幕由此拉開；黑雲壓城城欲摧，神州大地血雨腥風，無數官員與知識分子厄運降臨，岌岌可危。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匪夷所思的是，第一個遭開刀祭壇的人物，竟然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集官學於一身紅得發紫的吳晗。吳晗的罪名同樣登峰造極，不僅是《海瑞罷官》的黑作者，還是欽定「三家村」的黑幫分子。一夜之間，天翻地覆，對於厄運的突然降臨，不僅吳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轟頂、十分意外，就連熟悉吳晗的學界朋友也感難以理解；１９６５年是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在接受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的指示修改後，重新出版的一年。驚回首，曾記否，吳晗是多麼洋洋得意呀！

權力的遊戲，歷來是冰與火之歌。冰火交融也是顛覆不破的官場哲學。毋庸諱言，姚文元奉命拉開「文革」序幕之前，毛澤東確定的的鬥爭目標中，吳晗還遠遠不夠格，為什麼要選擇先拿下吳晗開第一刀？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戰略步驟。先拿吳晗開刀，其實是為敲打１９５９年在廬山被罷官的彭德懷，而敲打彭德懷，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也就是說，吳晗不管怎麼折騰，都是政治家案頭的一枚棋子，他的命運註定是別人左右的。人家給個猴牽著，就以為自己是齊天大聖。這是吳晗、郭沫若們常犯的錯誤。錯了就是錯了，即便悔悟已經晚了。姚文元在１９６５年暴風驟雨式的批評文章對吳晗而言，是宣戰，是喪鐘。不久，吳晗遭紅衛兵抄家，又被紅衛兵綁在樹上用皮帶抽打，頭髮被拉光，脖子里被灌入熱沙子，鮮血順褲管流下，之後又被正式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受盡人間地獄的折磨，跳樑小丑的羞辱，其妻共產黨員袁震及一子一女也先後遭迫害致死。他更沒有想到，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因應他之邀在劇中飾演海瑞，也在１９６６年橫遭慘禍，糊裡糊塗送了老命。

吳晗是讀書人，士可以仕，但必須知止。一個讀書人絕無可能左右社會制度，但個人的行為方式卻可由自己選擇：寧做不成功的君子，不能做成功的小人。遺憾的是，聰明的吳晗糊塗地選擇了後者，用自己的言行折射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同室操戈同類相殘的斑駁劣跡，吳晗在１９５７年對「章羅聯盟」的殘忍殺伐，一定程度上也是對自己人生的傷害。生命是一種回聲，你把最好的給予別人，就會從別人那裡獲得最好的；反之亦然。萬法皆空，因果不空。中國人從前常說的「因果報應」，似乎在吳晗的身上驗證得更為確切。當然，在這裡沒有幸災樂禍，也不會落井下石，只有無盡的哀傷。吳晗的悲哀，不止是個人的悲哀，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一個知識群體的悲哀；而一些後人風聞言事，無視歷史，對吳晗粉飾性的解讀讚譽，是被暫時的利益遮蔽了雙眼，是在用政治的眼光繼續羞辱著死去的吳晗。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失去了對屈辱歷史的感知能力，對真理是非的判斷能力，顯示出來的就只能是愚昧與無知。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司馬遷先生《史記》中諄諄教誨的名言，也是史聖鐵筆撰寫煌煌巨著的價值旨歸。詭譎的是，中國的讀書人對這句話很熟悉，很推崇，但就是記不住，做不到。《人民論壇》不久前發布「當前社會病態調查分析報告」，指出當前有十大社會病態，其中以知識分子群體良知淪喪為最。美國華裔學者徐賁在《當今中國社會的頹廢與犬儒》一文中，把「鴕鳥心態」(逃避現實，「掩耳盜鈴」，面對壓力與困難採取迴避態度)、「思考恐懼」症(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對於謠言或他人觀點，不假思索，附和跟風)和「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實際年齡老得快，過早放棄追求、過早妥協。視為是頹廢與犬儒的某種結合，並對中國大陸文化人的頹廢與犬儒深表擔憂。

我也很擔憂。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五四」以來就離家出走了，現在還沒有回家，主要是沒有人願意回家。漂泊的路上，只要郭沫若、吳晗式的人物層出不窮，悲劇還會發生，人性會繼續醜惡！

作者簡介：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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