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解讀 許平
40年前5月的巴黎，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在沒有任何政治和經濟危機徵兆的情況下，突然爆發了其現代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一次社會運動。上百萬的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在國際事務和社會生活中更多的自由和民主。那場景令人想起1793年、1871年同樣在巴黎發生的分別屬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兩次革命。巴黎的1968年5月，是60年代幾乎席捲所有西方國家的學生運動的一個縮影。這場為期約10年的學生運動來勢洶湧，又倏然消逝。運動過後，整個世界歸於平靜，好像什麼也沒發生。 40年——是一個足以讓人們擁有歷史眼光的時間距離。今年，西方國家的媒體和學術界紛紛撰文立述，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並紀念這場運動，當年運動的參加者也加入這場討論。「68年5月（Mai 1968）」和「60年代（60s）」又赫然回到人們的視野之中。究竟是什麼使得60年代的中產階級學生集體反叛現行社會，繼而又群體回歸社會主流？持續多年的學生運動的本質是什麼？這場學生運動為什麼樣的思想所指引？它給後來的歷史發展留下了怎樣的思考和印記？這裡，我們用歷史分析的方法，在歷史的過程中，來解讀那場橫掃整個西方的學生運動。 一 早在運動尚未結束的時候，對它起因的思考就已經開始。以法國「5月事件」為例，即便同是既當時又當事的人，對它的解釋也大相徑庭。學生們攻擊的對象、著名社會學家雷蒙·阿隆認為，導致學生運動有兩個心理因素，一是學生們有各種慾望需要發泄；二是大革命以來法國人對革命的崇拜與衝動。「1848年是對1789年的重演，而1968是重演1848」。另兩位同時代法國思想界的巨擘薩特和福柯，不僅以自己對社會的深刻批判引導學生，還身體力行地走在運動的前列。這些左翼思想家認為，「5月事件」是對已經過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的衝擊，是「一場改變了一切的虛假革命」。此外還有「大學危機論」、「文明危機論」、「階級衝突論」、「政治衝突論」等等。另外有人認為，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組成的特定環境一步步推動事件的發展，從而得出「情境主義」的解釋。林林總總的觀點見仁見智，它們從不同側面拓寬了我們對學生運動起因的理解。 如果我們把60年代放到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去理解，就會發現，它絕不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中間環節，是以往歷史的連續，又是其後歷史的肇始。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曾指出：「從一開始，禁慾苦行和貪婪攫取這一對衝動力就被鎖合在一起，前者代表資產階級精打細算的謹慎持家精神，後者是體現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那種浮士德躁動激情。這兩種原始衝動的交織混合形成了現代理性觀念，而這兩者間的緊張關係又產生出一種普遍的約束，它導致早期征服中對奢華風氣嚴加壓制的傳統」。［１］他是說，在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存在兩種動力，一種是由資本不盈利即死亡的本質所決定的「貪婪掠奪性」（acquisitiveness），即經濟衝動力；另一種是馬克斯·韋伯所闡釋的、由清教倫理表達的克勤克儉、艱苦奮鬥的「禁慾苦行主義（asceticism）」，即宗教衝動力。在近代早期，這兩種衝動力糾纏在一起，互相補充，合力開拓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 但是，這種事功與道德的緊密聯繫並不長遠。因為精神與道德也是歷史的產物，它與一定的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社會的常態是資金與物質的普遍匱乏。在資本的多寡決定著能否實現社會再生產歷史條件下，過度的消費就被視為浪費實現再生產的資本，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悖，為資本主義的精神所不容。從本質上說，清教倫理就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經濟倫理，清教精神就是原始資本的精神，它為當時的經濟生產方式提供精神的與文化的支撐。到了20世紀，現代經濟的迅猛發展，很快就碾碎了早期資本主義精神和道德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一戰中大發橫財的美國為戰後更新技術、擴大生產準備了足夠的資本，戰後經濟迅速發展。突如其來的經濟繁榮與物質誘惑，挑戰早期移民所崇尚的勤奮節儉、不尚奢華的傳統觀念，信用卡、賒購制度開始實行。1927年，美國60%的家庭汽車是靠分期付款的形式來消費的。消費方式發生變化，說明市場在經濟運轉過程中的作用在提升，大批生產出來的商品只有銷售出去才能實現其價值，並維持再生產。遺憾的是，這個中的意義並沒有被當時的人們所理解。在生產不斷增長、股票騰騰攀高的祥雲中，危機悄然逼近。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是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發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大於消費，投資多於購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從戰後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中獲得新的物質技術基礎和發展動力，它虎虎生風，一鼓氣繁榮了四分之一世紀。1948—1973年，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暴增三倍多。從物質生產看，資本主義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它不僅可能使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從物質匱乏的狀態中擺脫出來，而且可以創造出遠遠超出人們生存需求的物質財富。在這樣一個物質「豐裕的社會」中，社會生產的性質發生變化，它不再是為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超出生存需要的、可以無限增長的慾望需要。有史以來第一次，資本不再是經濟增長的難題，消費成為實現社會生產的瓶頸。不斷擴大的市場和不斷增長的消費，已經成為容納新的社會生產力，實現社會再生產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強調花銷、讚美富足、講究實惠、注重感官和心理滿足的享樂主義，應該被「去道德化」，一改灰頭土臉、百遭指責的狀況，堂而皇之地獲得經濟上的合理性，甚至是必需性。 從物質普遍匱乏時代的文化和道德中擺脫出來，是歷史的要求。正如資產階級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進行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戰後資本主義飛速增長的物質生產力，不僅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和管理模式，還需要一場文化上和觀念上的變革。衝破新教倫理和傳統社會規範的束縛，完成觀念的更新文化的變革，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需求，而且是實現從工業社會向發達工業社會轉型的關鍵。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展最終是要求經濟基礎與文化觀念同質、同步的。正是在60年代，在人們因為戰爭與危機的打擊而對資本主義文明進行深刻反思，提出質疑，力圖尋找一種新的價值體系的歷史氛圍中，飛速增長的物質財富，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需求，膨脹了人們的慾望，而舊的社會規範、道德、教育、價值觀還在束縛和禁錮著人們。人們，特別是年輕人，一方面享受著經濟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感受著無處不在的壓抑和束縛。當壓抑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以極端的形式爆發。這就是為什麼在50年代經濟擴張之後，接踵而至出現具有文化變革意義的60年代學生運動，而文化變革的「60年代」又與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在時段上發生重合的歷史原因。 二 40年前，當五月風暴驟起之時，當時的法國總理蓬皮杜就意識到，「受到衝擊的不是政府，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國，受到衝擊的是我們自己的文明」。［2］30年後，西方人反思這段歷史，認為學生運動「使社會擺脫了與新資本主義不同步運轉，但仍然存在的風俗習慣。革命的暴力將過時的習俗從消費社會中清除，催生了文化自由主義」。［3］ 當年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領袖，現在歐洲議會的綠黨議員科恩·邦迪也認為，「這場運動想改變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政府」。今年4月7日，巴黎城市報《Metro》第四版，刊登了一組年輕人對40年前那場學生運動性質看法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72%的人認為是一場學生反叛運動；45%的人認為是一場社會變革；41%的人認同那是一次革命；37%的人認為是一場罷工；27%的人把學生運動看做是一次性解放運動；10%的人認為是年輕人的一場夢」。［4］這些當事者和後來人的看法表明，無論怎樣為這場學生運動定性，它的批判性、叛逆性，它的非政治的文化取向都是可以肯定的。此外，從上述調查結果的百分比情況看，很多人的選擇是多項的。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學生運動極其豐富的歷史內涵。 在西方學術界，有人把60年代附比近代早期的文藝復興運動，把以學生反叛為時代標記的「60年代」稱為「微型文藝復興」（Mini-Renaissance）時期［5］。這種說法，在一定意義上點明了學生運動的最本質的歷史內涵。文藝復興作為近代早期西方第一次思想文化變革運動，為了反抗宗教的和世俗的封建權威對人的統治和對人性的壓抑，把人當作「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把人放在世界中心的位置。解放人性是文藝復興的基本內涵。文藝復興運動為資本主義文明奠定了價值觀的基礎。在西方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18世紀啟蒙運動中，人的理性得到進一步光大。啟蒙思想家的巨擘們高舉著理性主義的旗幟，照耀著西方現代化的進程。然而，人類作繭自縛。資本主義幾個世紀的發展，使得當初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理性走到了其反面。理性在履行解放的功能，將人性從神學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同時，其自身變異為單純的理性，將以實現人的自由為目標的人文理性淹沒。在以理性為基礎，創造豐裕的物質財富的同時，理性不僅取得了君臨一切的位置，而且滲透進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編織起無所不在的新的社會網罟。在西方國家中，大到國際關係、國家事務、社會規範，小到個人生活、個人意志，都要服從萬能的新上帝——理性。而人性的另一方面，人本能的衝動、人的感情和慾望、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再次被囚禁和監管起來。不知不覺之中，人成了理性社會、技術統治社會中的囚徒，無所不在新的枷鎖——理性的枷鎖之中。 60年代再次祭起人文主義、個人主義和文化自由主義的旗幟，批判現存的社會權威和社會規範，從這一意義上說，60年代的學生們在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在進行對話。所不同的是，60年代的文化批判是否定之否定，批判之批判。它要實現的是人性的第二次解放，把人性從已經建立的現代理性社會的種種壓抑和束縛中解放出來。在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個人主義得到張揚，個人慾望得到滿足，個人情感得到宣洩，個人意志得到尊重。大寫的「人」再次被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與現代理性社會中新的統治權威和社會規範進行對抗。 正如文藝復興本質上是一場文化革命，是一次價值觀的奠基禮一樣，60年代的學生運動本質上也是一場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運動，雖然它具有革命的形式，也使用了反資本主義的話語表達。運動中，學生們懷著革命嘉年華的喜慶和從未有過的解放感，抱著徹底顛覆現存社會秩序的決心，舉著象徵革命的紅旗和代表無政府主義的黑旗，穿著奇裝異服，喊著「We won』t go!（ 我們不願去）反徵兵）」，「Faites l』amour, pas la guerre （要戀愛，不要戰爭）」，「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 （嚴禁被禁止）」，「什麼都要，現在就要」，「實現真正的個人主義」，「異化社會不得好死」，「我們在創造歷史」等口號，佔領校園，一次次走上街頭，靜坐、狂歡、遊行，向前來阻止的警察的槍口插花。巴黎的學生們還模仿巴黎公社的作戰方式，高唱國際歌，用石頭、木頭、廣告板、塑料甚至小汽車搭起不堪一擊的街壘，製造著革命的浪漫主義氛圍，製造著「革命」。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一次年輕人理想主義激情的宣洩，一場年輕人的鬧劇，一首不具備革命條件的革命的即興詩。實際上，如他們自己所說，學生們確實在創造歷史！學生運動的深刻之處，就在於它以極端的方式反叛現實社會的一切條條框框，其批判鋒芒直指現代文明的核心——理性主義傳統，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關於人、關於社會的一系列普遍原則，它動搖了啟蒙運動以來在西方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與學生運動同時代發生的，在內在邏輯上相通，但色彩繽紛，形式各異的新左派運動、反戰和平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女權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甚至文學藝術界的「黑色幽默」，社會生活上的性解放，思想界的後現代思潮等等，都是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針對資本主義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批判，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機體的不和諧部分的校正。 三 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並非空穴來風，它和歷史上任何一次重要的社會變革一樣，都有思想的閃電先行。點燃學生反叛思想火焰的有當時流行的各種理論和思潮。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第四國際的托洛斯基主義，古巴格瓦拉的城市游擊中心理論，中國的毛澤東思想，存在主義哲學等，均對學生產生重要影響。其中對學生影響最大、最值得注意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這個學派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把馬克思針對19世紀資本主義的批判思想，富有創造性地運用於對20世紀資本主義的批判。馬爾庫塞與馬克思、毛澤東並列，被稱作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三M」（因英語中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Marx、 Mao、Marcuse的第一個字母都是M）。這表明，在學生們看來，從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上看，他享有同馬克思和毛澤東同等的歷史地位。馬爾庫塞被學生奉為「精神領袖」和「青年造反之父」。 馬爾庫塞所屬的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個左翼激進的社會哲學流派，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派別。① 它得名於1923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成立的「社會研究所」，及其機關刊物《社會研究雜誌》。該所在德國納粹上台掌權之後，先遷至瑞士，又經巴黎遷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後又遷至美國西海岸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回德國。可以說，是歐洲和北美兩個大陸的自由精神、批判意識和文化內涵滋養了他們，轉型時期急速變化的社會現實鑄就了他們。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以其先哲式的敏銳，洞察現代工業社會的種種弊端，感知在現代社會環境下人們心靈的震顫。他們把救世的熱情化作冷靜的分析和尖銳的批判，從思想哲學、社會文化、心理分析等不同角度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意蘊深遠的批判。其社會批判思想，不僅在西方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而且對當時的社會，特別是對年青學生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學生們高舉著的一面旗幟。因此追溯其社會批判思想的源流和內容，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學生運動更深刻的內涵。 18世紀啟蒙運動以消除愚昧、建立永恆的理性王國為己任，要創造一個完全為人類理智支配的新天地。在理性主義原則的支配下，整個世界變得富裕、光亮起來！似乎人類會永遠進步，未來一片光明！然而，就在這時，一位孤獨的思想者——盧梭，面對著拂面而來的工業文明的紫陌紅塵，保持著清醒。當同時代的啟蒙思想家還在為文明而同愚昧作殊死搏鬥的時候，盧梭已經憑智者的天才直覺到了文明帶來的弊端；當別人還在為樹立理性的絕對權威而殫精竭慮的時候，盧梭已經意識到理性不是萬能的，應該提防理性的僭越。他提醒人們，理性在將人類從自然和神學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同時，它本身會變異，會給人類帶上新的枷鎖。在現代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可能會喪失自由、道德隕落，產生新的社會不平等。盧梭警世鐘似的呼喊為後來的批判者留下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一批寶貴的「思想礦石」。［6］ 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日漸發展，理性王國日漸成熟，對理性和現代性的批判之音也從小到大，由弱漸強。19世紀費爾巴哈、黑格爾、青年馬克思都對理性的異化問題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和闡述。到了20世紀中葉，這種批判日益尖銳。法蘭克福學派將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盧卡奇的物化理論相結合 ②，建立起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對理性的分析批判是其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石。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早期的啟蒙精神中包含兩種理性，一是要求天賦人權，實現自由平等的人文理性；二是主張科學進步、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兩種理性所各自代表的自由與科學、公正與平等是並行不悖的。也就是說，作為目的的理性，即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人文理性，與作為手段的理性，即推進科學進步、社會發展的工具理性是相一致的。但是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兩種理性間的平衡與和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發展模式。現代社會按照資本必須講求效率，進步應該講求科學的原理，以數字化、標準化、控制論、定量化、整體化來控制一切。於是，工具理性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發達工業社會中一切事物的根本依歸。 工具理性橫掃一切的推進，使啟蒙思想走上了自我摧毀的不歸之路。因為在工具理性滲透至人類社會各個角落的同時，啟蒙精神中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人的身心解放的人文精神必然不可避免地衰落。啟蒙精神失去了人文理性這一價值資源，剩下的就只是為實現某種具體目的而存在的合理性了。其結果是，一方面社會的各個方面變得越來越合理，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卻被這個合理的技術社會所奴役。正如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掌門人霍克海默所說：「當技術知識擴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動範圍時，作為一個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愈益發展的大規模支配機構的能力，人的想像力，人的獨立判斷力也似乎在縮小。啟蒙精神在技術工具方面的發展，伴隨著一個失卻人性的過程。這樣，進步就有要取消它要實現的真正目標—人的思想的進步的危險。」［7］ 這樣一來，人不僅沒有因科學進步和物質豐裕而實現人類自身的解放，反倒跌進一個新的、不自由的、被工具理性所主宰的野蠻狀態之中，——這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悖論。 在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眼中，發達工業社會是富裕的、滿足的，體現了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又是病態的、不健全的，因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完全由理性控制的社會，是物質對人全面控制的社會，是失去精神的社會。那麼，如何擺脫這種狀況，建立一個物質豐富精神也充盈的社會呢？馬爾庫塞認為，在富裕的社會中，新的社會革命不是產生於貧困，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不同以往。革命必須由沒有完全被現代社會同化並具有一定批判能力和否定意識的人群來承擔。革命的方式，既不能走暴力革命之路，也不能依靠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改良。發動革命的方式主要是「大拒絕」式的「總體革命」，即拒絕現存社會的一切，與現存的秩序、觀念、道德、規範、生活方式等徹底決裂，使現代社會無以為繼。與其社會批判理論相比，馬爾庫塞的革命理論顯得浮淺蒼白。但是，站在哥倫比亞大學講壇上的馬爾庫塞，以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理想社會的描述以及對「總體革命」的期冀，引導並鼓舞了學生。學生們以自己的方式書寫歷史，掀起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的洪流巨波。西方國家也因此經歷了戰後最激烈的社會動蕩與文化變革。在這場文化變革中，西方社會縱身火海，在學生運動的烈火中，完成一次新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 四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60年代的文化變革中，充當革命主體、塑造明日世界的不再是傳統的革命力量——產業無產階級，而是全新的社會力量——青年學生。以往一直處於社會邊緣的青年學生，突然間像火山爆發一樣湧上歷史舞台，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和全新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力量，其中的歷史涵義耐人尋味。 實際上，60年代的青年學生是伴隨著戰後經濟繁榮和消費社會的生長而生長的。從根本上說，他們是被這個社會孕育出來的。按道理，他們應該是被資本主義整合的最好的一代。但是，恰恰是這一代人，由於他們生長在資本主義按其內在邏輯已經達到了一個高點——要向新的方向發展的轉捩點上，他們身上同時地、集中地承載著歷史的重負與未來希望。現代社會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成長把教育和青年學生同時推向社會的中心，成為影響社會運轉和未來發展的重要一環。但在奶與蜜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並不滿足。一方面，他們鮮活、年青，充滿理想、嚮往未來，戰後西方社會經濟的發展，膨脹著他們的自我意識和慾望，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思想也在豐富著他們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尚未成熟，在現實社會中，身受學校、父母和社會的多重權威的管教與束縛。在他們身上集中體現著現代人普遍的生存狀態。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距離，使他們急欲打翻現存的一切，實現個人身心的全部解放。在60年代學生運動中，他們以摧毀一切的氣勢和節慶般的興奮，投入到這場破壞舊的統治權威，瓦解舊的社會規範的文化變革之中，在展現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過程中，完成文化變革的使命。 60年代，西方各國的大學生幾乎同時行動起來，造成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浪潮，這本身就指示了學生運動的普世性。它是現代社會的「高級神經系統」——高等學校和青年學生對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所做出的反應。在法國五月風暴前兩個月，學生運動在氤氳之中，巴黎大學人文學院南泰爾學院的一位社會學教授就發出這樣的詰問：「假如知識與社會的進步真的是新社會的發動機，恰如資本積累是舊社會的發動機，那麼大學在社會中所佔據的社會位置不就像過去大企業所佔據的位置一樣嗎？那麼學生運動不就和前一階段里的工人運動具有同樣的意義嗎？」［8］這一詰問不能不引起我們更深入的歷史思考。分析60年代學生的要求，可以發現其中包含兩種相悖的取向。一方面，他們富有正義感和革命熱情，從理想主義出發，順應社會平等的要求，強調社會的責任，反對越戰，支援黑人民權運動，要求實現國際社會中的和西方社會內的自由與平等；另一方面，他們的要求又是特別個人的，如「我們要生活得快樂，不要生活得痛苦」，「永不工作」，「我們正領導著一種奇異的生活，我們睡，我們吃，我們不觸及錢，沒有人要它，這就是我們創造的社會」，「我越造反，就越戀愛，越戀愛，就越造反」，這些要求都是非常個人主義的，又帶有享樂主義色彩的。由此可見，青年學生們最基本的價值觀仍是個人主義的，同時也是享樂主義的，而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又恰恰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代消費社會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青年學生們與歷史同步，與時代同行，或者說走在了歷史與時代的前列。也只有他們才能擔負起歷史與時代的重任，掃蕩與資本主義發展不同步的社會觀念與規範，完成這次歷史性的文化變革。這也是為什麼學生們在經歷了這次青春的集體躁動之後，隨著他們所要求的社會文化變革的完成，當年的造反者後來基本匯入西方主流社會的根本原因。 經歷了60年代的震蕩，西方社會變得平靜。許多當年反叛本階級的最激進的中產階級大學生們，也一掃60年代的閑散與放縱，脫去嬉皮士行頭，西裝革履地殺奔主流社會，很多人甚至成為主流社會的中堅。③ 幾十年後，嬉皮士時代已成為人們對往事的溫情追憶。1987年，在華盛頓召開了當年運動參加者的「再思會（Second thoughts conference）」，反思當年的運動，其中有的人還流露出懺悔之情。這說明，這些當事者們至今對這場運動的歷史意義缺乏深刻的、歷史的認識。實際上，正是由於他們的衝擊，傳統道德觀念瓦解，整個社會才變得更加寬容、更加多元，人們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與平等。在價值中立，文化多元和道德相對主義的文化氛圍中，社會獲得更大的包容性，把體制中的異己因素無害化，使整個社會更加和諧，順利實現向後現代社會的轉型。今年4月，當年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領袖、現在歐洲議會綠黨議員科恩·邦迪接受採訪，當被問及法國五月風暴是否是一次反叛的時候，他回答說：「在法國，68年5月完成了社會進步的變革，接受更廣泛的個人自主（En France, Mai 68 a complètement transformé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et a accordé une plus large autonomie à l』individu）。」［9］ 他還說，「40年了，人們不再擔心將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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