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司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又一珍貴縮影
? 2015年7月4日，在德國波恩召開的第三十九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申報的「中國土司遺產」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遺產包括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貴州播州海龍屯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遺址。而作為這次申遺項目的重要背景支撐，不得不提年初入選2014年中國重大考古新發現的新蒲村楊氏土司考古。
在挖出五色土之前，彭萬過了近一年農民般的生活。
除了春節，這個小夥子和貴州省考古研究所的同事們都住在遵義新蒲村裡，早上從農民房裡出發，就開始在地里轉悠：一組去發掘石砌的圍牆，一組在圍牆範圍內，每隔1米打一個梅花孔。他們使用的就是盜墓小說里最常提到的洛陽鏟，在菜地里、樹林中打幾十厘米到幾米不等的洞，靠識別掏出的土色來判斷有無墓葬。
彭萬活動的這片區域，很快就會變成一片汪洋澤國——這裡是中橋水庫的淹沒區，山下的仁江河水正在逐步漫過農地，形成的新水庫將變成遵義新浦區的飲用水源。然而，正是因為西臨仁江河，面水背山，這裡也是一塊上佳的風水寶地。
2012年8月，在水庫啟動之前，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在這一片區做了文物調查和勘探，先是清理了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播州楊氏29世土司楊烈的墓，隨後，又對其東南約200米處的一三室並列的大型石室墓進行了清理髮掘，出土的墓志銘顯示，這是楊氏第21世楊鏗夫婦的合葬墓。
「兩座墓都已經被盜過很多次了，墓室外面的封土已經破壞，有幾個石室都露在外面。楊烈墓基本上盜得什麼都沒了，洞裡面還清出過現代的飲料瓶、手套什麼的。」彭萬說。然而這一次，大家在楊鏗的墓誌記載中找到了一行重要的記錄，顯示該墓位於「威靈英烈侯墓之右」——在整個播州楊氏土司30世的記錄中，只有第14世楊價獲封「威靈英烈侯」。沿著這條重要的線索，考古隊員們在楊鏗墓以西開始了尋找。
「之右」的範圍可大可小，調查的範圍最初在千米之內，漸漸在農莊中縮小了範圍。「我們最終找到了一段圍牆，是宋代、明代兩種不同構造的牆相疊壓，這段牆最後整理出周長有442米，面積有24畝，上面住了好幾家人。」隊員們判斷，古石牆可能是楊價的墓園圍牆，與此同時，水庫一直在蓄水，水平面不斷上漲，留給考古的時間不多了。大家的搜尋範圍，也隨著第一鏟五色土的挖出加快了速度：「考古上，打到沒動過的土叫深土，五色土就是各種顏色混合的土，我們就知道底下是動過的了。」
隊員們很快確定了一個8米×8米的深坑，找了整整一年時間，最後發現，其中墓址的一角就壓在大家睡覺的房子下面。
對楊氏土司家族的考古，最早在1953年就開始了。
第一個發現的是13世楊粲墓，那一座大型雙石室夫妻合葬墓堪稱是石雕藝術的博物館。此後，15世楊文、22世楊升、24世楊綱、26世楊愛，25世楊輝，以及29世楊烈的墓也逐漸被發掘。這些墓葬最大的特點，都是土坑石槨，一般埋在地下一兩米的深度，是大型完整的石室墓。
「這一次很奇怪，最早都鑽到了5米深，也沒碰到石板。我們很奇怪，懷疑這個墓是不是被盜了。」彭萬回憶，研究所討論過很多次要不要繼續挖這個坑，最終結論是繼續挖。「外圍牆已經弄清楚了，我們找了那麼久，起碼要把裡面的坑弄出來，確定外牆是做什麼用的。」在這種忐忑中，終於有一天，一鏟子下去帶出來一塊木頭，上面的漆皮讓大家確定，這個墓不可能是空的。
而隨後的進展遠遠超過了大家想像，彭萬清楚地記得，2014年6月19日，大家第一次發掘出了金館釘，雖然不敢確定是楊價的墓，但這麼高等級的墓葬只可能屬於楊氏家族。緊接著，精緻的金盞、金梅瓶、金勺、金劍鞘、銀制的執壺、碗、燭台、玉杯，以及一個60多厘米寬的鎏金雙魚銀洗……一件件完好的金銀玉器源源不斷地發掘出來。即便是見多識廣的老考古隊員，當塵土中的銀盆打開封蓋，滿滿一盆銀器展現在眼前時，依然忍不住嘖嘖稱奇。
楊價夫人墓出土的螭首金杯（上）、金盤（下）
跟過去屢經盜擾的墓穴不同，這座土坑木槨墓從來沒有被挖掘過，因此也難得完整地保留了全套的殉葬品。男女兩個墓室最後共清理出40多件金銀器和玉器。幾個月後，當我們在貴州省博物館看到實物時，仍然不得不讚歎金器的精緻和完整：時隔近千年，螭首金杯如同剛剛製作出來，依然熠熠生輝，雲雷紋鑲滿了杯口，能看出來杯子有內外兩層，咬合處緊實精細。在北京大學齊東方教授的鑒定中，這些高浮雕和夾層做工，正帶著鮮明的南宋風格，出土的器物由於類別齊全，幾乎涵蓋了宋代金銀器的主要種類，展示了最基本的面貌。
真正確定出墓主人身份的，正是男室中出土的器物。在歷史記錄中，楊價其人英偉沉毅，驍勇善戰，在南宋時多次參加抗蒙戰爭。1235年，蒙軍圍宋軍於青野原，楊價率5000兵力抗蒙，解宋軍之圍。此後，楊價經常出奇兵襲擊蒙軍，1237年率上萬兵力屯守長江南岸，阻退蒙軍；1239年派裨將率萬名兵力，在石洞峽再次擊退蒙軍。在此次發掘中，棺槨外出土了金柄環首刀、盾牌、箭簇等兵器，很多殉葬品上刻有「都統使衙公用」、「雄威郎制使公用」字樣，這符合了楊價「詔授雄威都統制」的記錄。
「雄威郎制使」的稱號，也說明南宋時期楊價已被朝廷封官授爵，楊氏家族已經成為當地土著的領導者。按照楊家自己的記載，楊氏祖籍山西太原。唐末，南詔佔領了播州，因朝廷已無兵可派，楊端應募，率兵打退南詔，隨後佔領了播州。朝廷任命楊端為播州首領，授以「五略將軍」名號，允許世襲罔替，這也是楊氏土司在播州統治的開始。
但是楊氏家族的身份目前還是一個謎團。貴州文物研究所副所長李飛告訴我們，抗戰期間浙江大學西遷，譚其驤教授在遵義期間藉助地方文獻，在《播州楊保考》中第一次對楊價的族屬提出了質疑，認為楊氏是本地的仡佬族。倒退著在查閱同時代其他文人士大夫的手札、信件里，研究者發現，文人們多用「夷酋」、「夷族」、「夷人」等稱呼指代楊氏家族，華夏文人並不認同他們的漢人身份。
事實上，現在學界對楊家的族屬意見並不統一，有一種可能是，楊氏實為地方土著，李飛解釋：「在西南地區其實有很多類似庄蹻入滇這樣的故事，是想融入華夏核心的一種附會。台灣的王明珂使類似這樣的故事有一個表述，叫英雄徙邊記。邊疆的族群塑造出一個英雄的祖先，他們就和中原有了聯繫，以便在當地的統治就更有權威。」
與此同時，中原王朝也需要這種邊疆統治者的存在。貴州文物研究所所長周碧素告訴我們，唐分天下為十道，其中九道都經過羈縻州。當唐王朝在民族地區統治力量增強時，會改羈縻州為正州；統治力量削弱時，會改正州為羈縻州。從唐代開始，播州地區也成為羈縻州之一。到了元朝，羈縻州制度被繼承為土司制度，楊家也正式擁有了如今土司的稱號。
周碧素介紹，土司制度本身是中央對少數民族相對鬆散的管理形式，楊家主要靠自己的統治獲得收入來源。播州歷來農業發達，氣候土壤適宜，茶葉、蠟、林業特產豐富。除去少量朝貢，楊氏家族一直在播州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然而一個家族的統治，共有27代30世，能夠跨越唐宋元明四個朝代，對播州世襲統治長達725年，必然有其獨特的原因。
周碧素認為，這主要是楊家與朝廷的良好關係。「起初因為這裡地處偏遠，歷史上這裡的重要性沒有凸顯，但後來因為戰爭的格局，播州的軍事重要性開始提升。因為楊粲、楊價、楊文的積極抗蒙，使播州的政治地位迅速進入鼎盛時期。」在北宋時期，楊氏家族擔任的官職普遍不高，分別是正七品、正八品、正九品等低級官職，播州與中央的關係並不緊密。在南宋嚴峻的戰爭背景下，播州強悍的軍事能力被南宋所倚重，官職也水漲船高，楊價所擔任的播州安撫使，已經是從四品以上。「什麼地方有叛亂了，包括川南、涼山一帶，甚至湖南在內，朝廷都會要求楊家帶兵去平息，播州楊氏在西南地區政局穩定中起到很大作用。雖然是地方武裝，但宋朝的都統制就已經把楊家納入中央軍制了。土司制度是中央對地方實施管理的一種制度，包括兵力，而且楊家也還是比較顧全大局的。」
中原文化在楊氏家族中一直有崇高的地位，楊粲的家訓十條中，第一句就是「盡臣節」。其子楊價首先在播州設立科舉制度，播州很快考取了第一個進士。在整個南宋時期，播州共有8人考中進士。周碧素總結，南宋時期，楊氏始終奉南宋王朝為正朔，楊粲願意幫忙平定吳曦之亂，楊價、楊文均曾大力幫助宋軍抵抗蒙軍。在激烈的戰爭環境下，楊氏被朝廷不斷青睞與倚重，強化了在西南領袖與道德仲裁者的地位，名正言順地剿、撫各處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央王朝形成了相輔相成、休戚與共的關係。
而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周碧素介紹：「宋結束，元建立，楊家就馬上到中央朝廷進貢建立關係，他們知道必須和朝廷保持一致，才能有穩定的根基。」在元代，楊氏家族已經有了宣撫使的官職，為正三品。到了明朝，在朱元璋於貴州廣設衛所，大興屯田以前，黔北播州地區已經有了楊氏自己的屯衛，成為雄踞黔北的土司王國。
從楊端入播開始，楊氏家族一共在播州統治了30世。目前，已經發現了9座棺槨，但有一位土司必定是無跡可尋了——楊應龍，是楊家第30世土司，家族統治在他這裡終結，而他身殞之處的海龍屯，卻是楊氏家族最為顯赫的歷史遺留。
海龍屯位於遵義城市區西北15公里處，「飛鳥騰猿不能逾者」的龍岩山山麓上，最早由15世楊文興建，「置一城以為播州根本」，以抵禦從四川、雲南漸漸逼近的蒙古大軍。「龍岩山頂像張桌子一樣，南北兩面是懸崖峭壁，各有兩條小溪夾起來，在東面交匯成為烏江的一個支流。西面是連綿不斷的群山，南邊只有一條陡峭的小徑與山下相連。」李飛在海龍屯帶隊駐紮過一年多時間，在考古中發現，宋朝修建的海龍屯大約有0.2平方公里，當年楊文為了防範蒙古大軍，修建了多個軍事壁壘，海龍屯只是其中一個。
在楊文之後，考古專家沒有找到對海龍屯的記錄，在隨後漫長的統治中，海龍屯的作用並不重要。等到了30世楊應龍時期，楊應龍以防禦周邊少數民族的理由重修了海龍屯，把面積向山脊兩段延展，擴大到近0.4平方公里，希望「以為子孫萬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
在楊應龍所在的明朝，楊家的官職相對單一，幾乎都是宣慰使，從三品，不如元代的宣撫使品級高。楊氏家族的官職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明代中央集權的加強。楊應龍自己也曾上貢「材美」的大木七十，被賜飛魚服和都指揮使官銜。但這位史書記錄中，「生而雄猜，陰狠嗜殺無忌」的末代土司，並不像自己的祖先那樣安穩。
「史書記錄中的楊應龍比較剛愎自用，貴州巡撫彈劾他，親友和部下也告他謀反。朝廷也來勘察播州，但跟播州更親近的四川屢次保他。楊應龍為此也不斷爭立戰功，以此贖罪。四川涼山州現在還有一個石刻，記錄楊應龍曾帶兵到過那裡。」周碧素從史書中整理的經過是，楊應龍幾次幸免於難後，越發驕縱，不肯悔改。最終的導火索，是前期他作為人質的兒子客死重慶，楊應龍促喪不得，最後發展成血洗綦江城，血流成河，斬盡殺絕。由此促發了平播之役，中央朝廷下決心，派李化龍組織八個省的兵力，分八路進軍把他剿滅。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楊氏土司一向以軍備精良著稱，在楊價的時代，播州土兵曾被命名為雄威軍，楊文時，南宋王朝又下詔在雄威軍前加「御前」二字以示寵異。元朝時，播州土兵與思州土兵並稱為「思播兵」，經常為元朝四處征戰，立下了赫赫戰功。而這一支隊伍到了楊應龍這裡，更加龐大嚴密，不下十四五萬人，反過來成為抗擊明王朝的最大力量。
整個平播戰役從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二月十二日開始，中間經歷了多所軍事關隘，楊應龍節節敗退後，在農曆四月十六日退到最險要的海龍屯。四月十八日，當明軍追到了屯底，貴州右監軍張存意在判斷攻防形勢時稱：「彼其數年精力，用之一囤，前後重關，左右深溪，將自謂負隅之虎，莫可誰何。」海龍屯最初修建時，宋王朝曾派專人督辦，「詔京湖給銀萬兩」，如今這座經過重修加固的堡壘，成為楊應龍作為地方土司抗擊中央最後的堡壘。
圍繞著海龍屯的戰役一直打了49天，六月初六，海龍屯被攻破，楊應龍自縊身亡。次年，明中央對播州實行「改土歸流」，分播州地為遵義軍民府和平越軍民府，結束了楊氏對播州共27代30世、長達725年的世襲統治。
楊價墓出土的象紐銀執壺
土司申遺趕在新蒲村沉入水底之前，貴州文物研究所把幾座土司墓分別做了保護。楊鏗墓異地搬遷，楊烈墓原址抬升，土坑木槨的楊價墓在初期發掘之後，被整體裝箱運到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實驗室內繼續發掘，原址上做出標示。彭萬告訴本刊，楊價墓的土坑木槨是一個全新的發現，也許其他未找到的土司墓也是同樣規制。另一個新知是，由楊價墓推測，楊氏土司也許都有墓園，現在隊員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反過頭來重新尋找已發掘墓室的墓園，現在已經在團溪、高坪的楊氏土司墓也發現有墓園。
新蒲村的楊氏土司考古，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評選的2014年中國重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這是目前唯一已全面發掘的播州楊氏土司家族墓地，墓葬年代從南宋至明末。相對於被水庫改變的墓葬，對於普通人來講，海龍屯是更直觀的楊家遺產。雖然海龍屯離遵義很近，只有20多公里，但因為地勢險峻，破壞的程度並不嚴重，在層層厚土的覆蓋下，大量的磚石結構被完好保存下來。李飛發現，很多房子的地磚還在，在發掘出的廚房遺址里，地面上散落著上萬片青花瓷片，忠實地記錄著海龍屯最後興盛的時光。
新蒲村楊氏土司考古另一個重要的現實意義是，新發掘出的考古發現，是申遺項目重要的背景支撐——湖北咸豐唐崖土司城、湖南老司城與貴州海龍囤遺址三座土司墓，放在土司制度和中國少數民族制度、政治制度的體系中考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單一墓葬本身的價值。「土司制度是當時歷史的產物，代表了當年一種比較先進的制度文明，因為其本身的時代局限性，也在歷史中消失了。」周碧素認為對土司的研究才剛剛開始：「這種制度對於中原和民族地區文化多元的結合、制度上的多元一體，以及現在對邊疆民族地區問題的解決，依然有一定借鑒。」
（參考資料：《海龍屯與播州土司綜合研究》、《復活的土司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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