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湖遺址」給我們留下的問題：漢字是否是世界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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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賈湖遺址，被確認為中國二十一世紀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其考古成果在世界具有非常大的震憾力。並被鐫刻在北京「中華世紀壇」青銅甬道顯要位置，垂青史冊。經專家鑒定，賈湖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第一個具有確定時期記載的文化遺存」，是「人類從愚昧邁向文明的第一道門檻」。作為9000年前人類文明文化的象徵，賈湖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遺址出土有世界上最早的樂器——骨笛；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世界上最早的家畜馴養地；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起源——契該符號；世界原始宗教與卜筮起源；世界稻作農業主要發源地。在5.5萬平方米的重點保護區內，在僅發掘不足2700平方米的面積中，出土珍貴文物近5000件。其中最典型的有：骨笛、盛酒的各種陶器，生產生活用的各種石器等。同時，發現的房基、陶窯、灰坑、墓葬、瓮棺葬等，也有很好的文物價值。 　　 　　 　　 　　二、意外的發現： 　　 　　 　　 　　１９７９年秋，舞陽縣北舞渡鎮賈湖村修築護村堤以防水患。該村小學教師賈建國在修堤形成的取土坑內開荒種地時，挖出一些石鏟、陶壺。作為村裡的文化人，有一定文物保護常識的賈老師把發現的物件上交到縣文化館，引起縣文化館文物專干朱熾的重視。賈老師當時不會想到，他的這一舉動開啟了發現"中國二十世紀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賈湖遺址。 　　 　　 　　 　　三、發掘： 　　 　　 　　 　　當時裴李崗文化剛剛被發現，全國特別是河南省各級文物考古部門十分重視對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探索。１９８０年春，河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組織專人前往賈湖調查，隨後確認這是一處裴李崗時期文化遺址。１９８３年春，賈湖村村民要求在遺址區西部規劃宅基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派員前往發掘，此後，歷時１０餘年、多達７次的賈湖遺址發掘工作陸續進行。 　　 　　 　　 　　1961年，原舞陽縣博物館朱幟同志在下放賈湖村勞動時發現了賈湖遺址。 　　 　　 　　 　　1979年秋，賈建國老師開荒種地時，挖出一些文物，上交縣文化館。 　　 　　 　　 　　1980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到先生在此進行調查，確定了遺址的文化性質。 　　 　　 　　 　　1982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來此調查。 　　 　　 　　 　　198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天鎖、陳嘉祥等在此進行試掘。 　　 　　 　　 　　1985年10—11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居中、王良啟等對遺址進行第二次發掘。 　　 　　 　　 　　1985年10—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居中、王良啟對遺址進行第三次發掘。 　　 　　 　　 　　1986年3—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居中、楊振威對遺址進行第四次發掘。 　　 　　 　　 　　1986年10—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居中對遺址進行第五次發掘。 　　 　　 　　 　　1987年3—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居中、王勝利對遺址進行了第六次發掘。鄭州大學考古專業04級考古實習隊在宋豫秦、張國碩等老師的帶領下也參加了此次發掘。 　　 　　 　　 　　2001年4—6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河南省文研所張居中、潘偉斌、秦顥、邱平等及中國科大科技考古專業考古實習的研究生，在此進行了第七次發掘。文化研究成果： 　　 　　 　　 　　四、主要文物發現： 　　 　　 　　 　　賈湖遺址經過1984—1987年5個季度的大規模發掘，發現裴李崗文化時期房基45座，灰坑300個，墓葬300多座，陶窯10座。其中發現了以次擴建的多間房及壕溝。發現珍貴文物標本3000餘件。質地有陶、石、骨、牙等，器形種類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壺、陶碗、陶杯、骨魚鏢、骨鏇、骨針、骨錐、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盤、磨棒、石斧、石鐮、石鏟、石鑿、石刀、石鑽、石砧、砧帽、石環等。另外還在遺址中發現有反映稻作農業起源的碳化稻粒。在出土遺物中，以1987年發現的一批七孔骨笛和一批具有文字性質的甲骨契刻符號最為珍貴，把我國的文字史，音樂史推進到八、九千年。　 　　 　　 　　 　　2001年，發掘面積300餘平方米，發現房基8座，灰坑66座，陶窯3座，墓葬96座，發現陶、石、骨各種質料遺物數百件，發現大量炭化稻料、豆粒等植物種子，各類魚、鱉、龜、鹿、豬、狗等動物骨骼。2004年12月，根據中科大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聯合研究的成果證明，9000年前賈湖人已開始釀酒，其成份主要是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 　　 　　五、文物研究： 　　 　　 　　 　　1、笛聲傳自八千年前 　　 　　 　　 　　如果說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後的仰韶文化時期，人們製造的陶塤已經達到了與現在五聲音階完全相同的水平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的話，那麼，在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的賈湖遺址發現的已具備七聲、八聲音階的骨笛，不得不讓人嘆為"聽"止了。 　　 　　 　　 　　經動物學家鑒定，賈湖骨笛是用鶴類動物的尺骨鋸去兩端關節鑽孔而成。制笛之前賈湖人曾經認真計算，笛子製成後還運用打小孔的方法調整個別孔的音差，製作方法和過程，與現在民族管樂器的製法很相似。它反映出的音律水平和計算水平之高，令人驚嘆。專家研究發現，賈湖人已經有了音與音之間距離差別的基本概念，這些音程關係經過了七八千年，甚至上萬年的音樂藝術實踐，直至明代樂律學家在計算和理論上加以科學化的總結，才使人們對十二平均律有了新的認識。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由中央民族樂團黃翔鵬帶隊，音樂專家們對賈湖骨笛共同進行了測音研究。他們從比較完整的６支骨笛中，選定了最完整、無裂紋的一支七孔骨笛進行了檢測，結果發現這支骨笛的音階結構至少是六聲音階，也可能是七聲齊備的、古老的下徵調（徵：古代五音之一。相當於簡譜中的"５"）音階。音樂家蕭興華、徐桃英先生還利用這支骨笛吹奏了我國傳統名曲--《小白菜》。悠揚的音樂，令所有在場的人激動不已。賈湖骨笛與西安半坡陶哨（只能吹奏出一個二度音程）、河姆渡陶塤（只能吹奏出一個小三度音程）相比較不知道要先進多少倍。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賈湖骨笛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為完整、出土個數最多且現在還能用以演奏的樂器實物。這是我國音樂考古中繼湖北曾侯乙墓編鐘、編磬之後，又一重大的考古發現。英國權威科學雜誌《自然》曾載文介紹了這一發現。 　　 　　 　　 　　目前，賈湖遺址中出土的骨笛達３０多支，除去半成品和殘破者外，有１７支出土時比較完整。但因長時間在地下疊壓，有些骨笛取出來時已經成粉末狀。真正比較完整的骨笛有６支，一支５孔，一支６孔，三支７孔，一支８孔。其中的三支７孔骨笛分別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６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中國科技大學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縣博物館合作，由賈湖遺址歷次發掘的主持者、中國科技大學張居中教授率隊對賈湖遺址進行了第七次考古發掘。 　　 　　 　　 　　第七次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支二孔骨笛。出土時此笛已斷為兩段。這支二孔骨笛長２０多厘米，呈棕黃色。骨笛兩端刻有規則的菱形花紋，花紋細如髮絲。骨笛的兩孔靠近笛的兩端，孔徑約３毫米。經測定，這支骨笛被認定為８０００年前的物件。這支二孔骨笛是在賈湖遺址首次發現，也是歷次發掘中最為精美的一件，是迄今為止世界考古界發現的最早、最為精美的二孔骨笛。 　　 　　 　　 　　 　　 　　 　　 　　2、符號疑為文字起源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７日，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網站發表了一則驚人消息："在中國河南賈湖發現的烏龜殼上的符號，很可能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知最早的文字。" 　　 　　 　　 　　 　　 　　 　　 　　如果這則報道內容被證實，那將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目前，世界上公認最早的文字是出現在古代中東地區的楔形文字，距今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年；學界公認的中國最早的古文字是商代中晚期的殷墟甲骨文，距今不過３３００年左右，而賈湖甲骨的年代卻距今８０００年以上。 　　 　　 　　 　　 　　 　　 　　 　　在賈湖遺址出土的遺物中，發現了１６例刻畫而成的符號。這些符號分別刻於１４件龜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其中龜甲符號９例，骨器符號２例，石器符號２例，陶器符號３例。有些從其形狀看，具有多筆組成的結構，應承載契刻者的一定意圖。如刻於龜下腹甲右側的近似甲骨文的"目"字、刻於殘腹甲上的"曰"字等。關於這些符號的性質，發掘者認為具有原始的性質，與商代甲骨文有某種聯繫，而且很有可能是漢字的濫觴。 　　 　　 　　 　　 　　 　　 　　 　　對於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網站發布的消息，賈湖遺址考古發掘的主持者張居中反應很謹慎："文字的發展要經歷記事符號、圖形記事、語段文字三個階段，最後才進入成熟語詞文字階段，賈湖刻符也許是處於第三階段（語段文字）。" 　　 　　 　　 　　 　　 　　 　　 　　其實，早在１６年前發現賈湖遺址龜甲上的契刻符號後，張居中就和時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郝本性等人前往北京求證。求證的結果並不樂觀。有些專家認定賈湖遺址出土的契刻符號就是文字，而不少專家卻認為"這些符號肯定是當時的人們有意識刻畫的，但不能確證為文字"。專家們的分歧並不意外，有關中國文字的起源，在學界一直是一個難解之謎。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後，人們總是在猜測：在如此成熟的文字系統出現之前，一定有其源遠流長的創製過程。而考古界也始終沒有放棄尋找相關證據的努力。 　　 　　 　　 　　 　　 　　 　　 　　一種成熟的文字應該具備固定的形、音、義，同時還要上下成文。專家們對賈湖甲骨刻符的形、義都進行了考證，但現在要去準確判斷這些８０００年前的符號的讀音卻根本不可能，而且這些符號大多是單獨刻畫，也就不可能有上下文。這使得賈湖刻符的文字性質未能得到專家們的一致認可。 　　 　　 　　 　　 　　 　　 　　 　　刻畫符號的發現，在史前考古報告中並不鮮見。如仰韶文化、崧澤文化、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上都出現了刻畫符號。賈湖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與殷墟甲骨文相比較，兩者在年代上相距四五千年，但並非沒有一點可聯繫之處，如甲骨文是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而賈湖遺址也有刻在龜甲和骨器上的。賈湖的刻畫符號與甲骨文相比，有些地方也確實有相近之處，只不過甲骨文是作為一種相當完備的文字而存在的，而賈湖刻畫符號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不管考證的結果如何，賈湖先民創造的燦爛文化都會讓８０００年後的子孫們嘆為觀止。既然８０００年前的骨笛能夠吹奏出悠揚動聽的《小白菜》，誰知道將來用賈湖龜甲上的契刻符號會不會寫出《陋室銘》呢 　　 　　 　　 　　 　　 　　 　　 　　3、其他： 　　 　　 　　 　　這裡發現的大批房基、墓葬、窯穴、陶窯以及大量的生產工具對研究當時的聚落形態、生產力發展水平都有重大意義。 　　 　　 　　 　　這裡發現的大批保存較好的人體骨架及動物骨骼，對研究當時的人種、人類體質、家畜起源、生態環境都具有重要意義。 　　 　　 　　 　　墓葬中隨葬成組內裝石子的龜甲及共存的骨笛及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為研究當時的埋葬習俗、龜靈崇拜、信仰等宗教意識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經中國科技大學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對賈湖出土的陶器進行研究分析，九千年前的賈湖人已掌握原始的釀酒技術，這對研究世界酒文化史具有重大意義。出土的大量稻穀、炭化米，以及大量成套的稻作農具證明了考古學家多年來的猜想：９０００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賈湖人已創造出相當發達的稻作文化，淮河上游地區曾是我國稻作農業的起源地。 　　 　　 　　 　　 　　 　　六、主要媒體報導： 　　 　　 　　 　　賈湖遺址的驚人發現，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轟動。其研究成果被鐫刻在北京「中華世紀壇」青銅甬道顯要位置，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及新華社、中新社等國內主流媒體都進行了高密度、大劑量的宣傳報道，《美國地理》雜誌、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英國《自然》雜誌等世界著名學術刊物也先後對賈湖文化的研究成果給予了密切關注，一批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紛紛投入到賈湖文化的探索研究中......下面採錄一些報導: 　　 　　 　　 　　 　　 　　 　　 　　1、賈湖遺址契刻符號早於甲骨卜辭 　　 　　 　　 　　 　　 　　 　　 　　《光明日報》1987年12月17日 　　 　　 　　 　　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研究證明 　　 　　 　　 　　為探索中國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 　　 　　 　　 　　 　　 　　 　　 　　 　　 　　 　　 　　本報訊記者侯紅光報道：有關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研究證明：在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遺址出土的甲骨所顯示的契刻符號，早於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4000多年，領先於素稱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紙草文書，它為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這批甲骨的賈湖遺址，位於河南舞陽城北22公里處的沙河故道旁。經碳14測定，這裡的文化層異常單純，是一處距今8000年且保存完好的相當於裴里崗文化時期的原始社會聚落遺址。從1983年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後在此進行了6次考古發掘工作，出土陶、石、骨、甲等質料遺物數千件。載有契刻符號的這批甲骨，是考古工作者在最近的一次發掘清理中意外發現的。 　　 　　 　　 　　記者從考古發掘地先睹了新出土的這批甲骨契刻符號。在幾片呈灰黃色的龜板浮甲表層，顯而易見的人為契刻符號不容置疑。此外，還有銳器刻劃在石具和骨片上的較規則符號可以佐證。據考古工作者介紹，這批契刻符號和形成年代比近年來發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從部分契刻符號的形體來看，個別與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的字形近似。 　　 　　 　　 　　新發現的甲骨契刻符號，多載於隨葬的帶孔龜甲甲板上。這類帶孔甲板，是與遠古時期人類占卜相連繫的佩在身上的飾物。專家們分析，從這種現象看來，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應與此一脈相承。有關考古工作者也認為，以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為標誌，中原地區在我國古代率先進入了有文字的歷史時期。但在形式這種體系已經較完整和成熟的文字之前，我國文字從發端到成形必然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這次新的甲骨契刻符號的發現，為探索我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線索，也為我國文字史的研究和仰韶文化的考古提出了新的課題。 　　 　　 　　 　　據悉，有關甲骨契刻符號的全面清理和研究，正與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遺址的進一步發掘同步進行，搜集工作仍在繼續。 　　 　　 　　 　　 　　 　　六、主要媒體報導： 　　 　　 　　 　　 　　 　　賈湖遺址的驚人發現，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轟動。其研究成果被鐫刻在北京「中華世紀壇」青銅甬道顯要位置，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及新華社、中新社等國內主流媒體都進行了高密度、大劑量的宣傳報道，《美國地理》雜誌、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英國《自然》雜誌等世界著名學術刊物也先後對賈湖文化的研究成果給予了密切關注，一批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紛紛投入到賈湖文化的探索研究中......下面採錄一些報導: 　　 　　 　　 　　 　　 　　 　　 　　 　　 　　 　　 　　 　　1、賈湖遺址契刻符號早於甲骨卜辭 　　 　　 　　 　　 　　 　　 　　 　　 　　 　　 　　 　　 　　《光明日報》1987年12月17日 　　 　　 　　 　　 　　 　　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研究證明 　　 　　 　　 　　 　　 　　為探索中國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 　　 　　 　　 　　 　　 　　 　　 　　 　　 　　 　　 　　 　　 　　 　　 　　 　　 　　 　　本報訊記者侯紅光報道：有關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研究證明：在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遺址出土的甲骨所顯示的契刻符號，早於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4000多年，領先於素稱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紙草文書，它為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這批甲骨的賈湖遺址，位於河南舞陽城北22公里處的沙河故道旁。經碳14測定，這裡的文化層異常單純，是一處距今8000年且保存完好的相當於裴里崗文化時期的原始社會聚落遺址。從1983年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後在此進行了6次考古發掘工作，出土陶、石、骨、甲等質料遺物數千件。載有契刻符號的這批甲骨，是考古工作者在最近的一次發掘清理中意外發現的。 　　 　　 　　 　　 　　 　　記者從考古發掘地先睹了新出土的這批甲骨契刻符號。在幾片呈灰黃色的龜板浮甲表層，顯而易見的人為契刻符號不容置疑。此外，還有銳器刻劃在石具和骨片上的較規則符號可以佐證。據考古工作者介紹，這批契刻符號和形成年代比近年來發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從部分契刻符號的形體來看，個別與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的字形近似。 　　 　　 　　 　　 　　 　　新發現的甲骨契刻符號，多載於隨葬的帶孔龜甲甲板上。這類帶孔甲板，是與遠古時期人類占卜相連繫的佩在身上的飾物。專家們分析，從這種現象看來，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應與此一脈相承。有關考古工作者也認為，以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為標誌，中原地區在我國古代率先進入了有文字的歷史時期。但在形式這種體系已經較完整和成熟的文字之前，我國文字從發端到成形必然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這次新的甲骨契刻符號的發現，為探索我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線索，也為我國文字史的研究和仰韶文化的考古提出了新的課題。 　　 　　 　　 　　 　　 　　據悉，有關甲骨契刻符號的全面清理和研究，正與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遺址的進一步發掘同步進行，搜集工作仍在繼續。 　　 　　 　　 　　 　　 　　2、賈湖刻劃符號的發現與漢字的起源 　　 　　 　　 　　 　　 　　 　　 　　 　　 　　 　　 　　 　　張居中（《中國文物報》2003年12月5日第七版） 　　 　　 　　 　　 　　 　　自筆者和李學勤教授等合作撰寫的《The earliest writing? Sign 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 HenanProvince ,China 》一文最近在英國Antiquity雜誌發表之後，引起國內外一些媒體的關注，國處感興趣的學者在《科學》網站還進行了討論，BBS還專家報道了討論情況，作為賈湖遺址發掘的主持者和賈湖契刻符號的主要發現者，我覺得有義務對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陳述和澄清。 　　 　　 　　 　　 　　 　　1、賈湖遺址的重要發現 　　 　　 　　 　　 　　 　　位於河南省舞陽縣沙河之濱的賈湖史前聚落遺址，是一處距今約9000—7800年的新石器時代前期遺址，文化內涵十分豐富。1983—2001年，曾先後進行了7次科學發掘，揭露面積2600多平方米，發現房址、窯穴、陶窯、墓葬、獸坑、壕溝等各種遺迹近千處，陶、石、骨器等各種質料的遺物數千件，特別是大量的栽培粳稻、30餘支多音階鶴骨笛和出現於賈湖二、三期文化的距今8600—7800年的10餘個契刻而成的符號，更為學術界所重視，我們認為這些契刻符號具有原始文字性質。賈湖人發達的宗教文化和音樂文化，是有雄厚的物質基礎作後盾的。賈湖所在地區，具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賈湖人又有發達的稻作農業，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動物類食品和植物類食品，也為巫師階層的形成和精神文化的創造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豐富，為原始文字的產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賈湖原始文字便應運而生了，從而奠定了漢字8000多年的基礎。 　　 　　 　　 　　 　　 　　2、8000年前的甲骨契刻符號是中國文字起源的依據 　　 　　 　　 　　 　　 　　我們在龜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發現了10多例契刻符號，除了在骨笛上所見的設計音孔時的刻記和契刻骨板上的單道刻記外，可以確認的契刻符號共發現有17例。其中龜甲有9例，骨器上3例，石器上2例，陶器上3例。 　　 　　 　　 　　 　　 　　這17例契刻符號，大體上可分三類： 　　 　　 　　 　　 　　 　　第一類有龜甲4例，骨器3例，石器、陶器各1例，共9例，占所發現契刻符號的一半以上。此類符號從其形狀上分析都具有多筆畫組成的組合結構，其中應蘊含著契刻者的某種意圖，記錄了一件特定事情，因之，應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 　　 　　 　　 　　 　　 　　第二類3例。契刻在石顏料塊或陶墜上，不排除作戳記之用的可能。 　　 　　 　　 　　 　　 　　第三類數量也較多，但均在龜甲上契刻，共5例，為橫或豎的一道或兩道直向刻痕，明顯為有意所為，與半坡、姜寨的同類陶文刻符相似，可能具有記數的性質，如是則應為計數類符號。 　　 　　 　　 　　 　　 　　由於賈湖刻符部分刻於龜甲上，刻符龜甲又出自墓葬，且多為8個一組，故自然使人聯想至《周易》的八卦。 　　 　　 　　 　　 　　 　　賈湖龜甲劃符號有以下幾個值得重視的特點： 　　 　　 　　 　　 　　 　　●符號多刻在龜甲的明顯位置應該是為了便於看到； 　　 　　 　　 　　 　　 　　●符號似乎暗示了龜甲的放置方向； 　　 　　 　　 　　 　　 　　●在同一墓龜甲中，有時有一個以上刻有符號，符號並不相同，說明符號不是墓主個人的標記； 　　 　　 　　 　　 　　 　　●在同一龜甲上，有時出現兩個刻劃符號。 　　 　　 　　●符號比較有象形性，如眼形、門戶形，很像後世的文字。過去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刻劃符號，例如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符號，極少有象形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和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的符號，則象形因素較多，從而不少學者認為是原始文字。就這一點而言，賈湖這些符號確與文字接近。 　　 　　 　　 　　 　　 　　 　　 　　學者們注意賈湖龜甲符號，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在龜甲上刻出符號，有似於殷墟時期在龜甲上刻寫文字，近年考古研究已經指出，對龜的神秘性的信仰在中國源遠流長。賈湖墓葬的龜甲中，多與石子同出，證明是一種原始的占卜工具，在占卜的方式上雖與商代的灼卜不同，其基於對龜靈的信仰則是一致的，龜甲占卜可能有傳襲擊的關係，刻劃符號是否與後來的文字有關，不是不應該考慮的。 　　 　　 　　 　　 　　 　　 　　 　　賈湖原始文字發表之後，許多學者都曾試圖講行解讀。由於這些符號過於抽象，目前還不便對之進行臆猜，但都具有一定的形，應記錄了當時的主人一定的寓義，應是可以肯定的。而義是要用語言來解讀的，因之也應有對應的語言。若如此，這些刻符就具備了文字的形、音、義的基本條件。儘管它大多只是單字，但已具備了文字的基本功能。所以，筆者認為稱其為原始文字，或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當是可以成立的。 　　 　　 　　 　　 　　 　　 　　 　　與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漢字是由筆劃為基本書寫單位構成的，它的筆划走勢和框架結構，表現了漢字的基本特徵。漢字的組合方式是拼合式，先由筆劃組字根，再構成合體字。從漢字的組織結構上看，它是由三個層次組成的。 　　 　　 　　 　　 　　 　　 　　 　　第一個層次是筆劃，如點、橫、豎、撇、捺、勾、折等。 　　 　　 　　 　　 　　 　　 　　 　　第二個層次為合成字，這些構件就是字根，目前電腦操作中的五筆字形輸入法，就是以這些字根來拆字的，如匕、十、刀、乙、兒、厶等。由這些字根組合成大量的漢字。 　　 　　 　　 　　 　　 　　 　　 　　第三層次為合成字，如基、著、學、深、和、加等。如先由撇、豎組成立人，再加「匕」，即成「化」字；由三點組成水旁，再加「工」，即組成「江」字，如此等等。從此可看出，漢字是有三級結構，這是漢字獨有的特性。 　　 　　 　　 　　 　　 　　 　　 　　我們再來看賈湖刻符，它和後來的甲骨文、金文和現代的漢字一樣，從書寫特徵看也有3個結構層次，賈湖契刻與商代甲骨文是一致的，因為同樣刻在堅硬甲骨等物體上，筆劃遒勁，撇折有矩。與現代漢字相比，書寫的特點也基本一致，如先橫後豎，先上後下，先左後右，先里後處等等。如若不照這些筆順來寫，不但寫起來困難，也難以寫好，這是漢字的特性使然。因之也可以說，賈湖刻符也是現代漢字書法藝術的濫觴。 　　 　　 　　 　　 　　 　　 　　 　　從以上分析可知，賈湖契刻符號與漢字的基本結構、組合方式、書寫特徵都是一致的，漢字的基礎在8000年的賈湖時期已經奠定，賈湖刻符的性質及與漢字起源的關係則是不言而喻的了。 　　 　　 　　 　　 　　 　　 　　 　　像任何事物的產生一樣，文字的起源與發展也有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決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某一位聖人靈機一動，一夜之間就創造同成熟的文字。同時，文字的發明應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有其經濟的、技術的、文化的、思想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決定的。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成熟漢字是商代「甲骨文」，但甲骨文的發展水平決非其初始階段，在它之前肯定已有相當成熟的文字出現。甲骨文看似文字發展史上的一個突變，但這是不合邏輯的，就像是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長有白鬍子。我們現在雖然暫時還沒有發現早於商代甲骨文大量的成熟文字，但並不意味著甲骨文就是突然出現的，這種現象可能與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的載體和埋藏條件有關。縱觀文字起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應有4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即物件記事階段，其形式有實物記事、結繩記事等。在中國古籍文獻中，就有較多關於結繩記事的記載，如《周易·繫辭下傳》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等等。 　　 　　 　　 　　 　　第二個階段：即圖形記事階段。在第一階段的記事方法不能滿足人們經濟、交流、和精神的需要時，人們迫切需要新的記事方法，圖形記事便是這個階段的代表，它是以圖畫的方式記錄一個事件，可見到的形式有大量岩畫等。另外就是契刻的標記。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來記錄數目。漢朝劉熙在《釋名·釋書契》中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清楚的說明契就是刻，契刻目的是幫助記憶數目。因為人們訂立契約關係時，數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端的因素。於是，人們就用契刻的方法，將數目用一定的線條作符號，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為雙方的「契約」。這就是古時的「契」。後來人們把契從中間分開，分作兩半，雙方各執一半，以二者吻合為憑證。《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這些記載應是對這個階段記事方法的追記，考古發掘也屢有類似遺物出土，如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契刻牛肋骨和上述第三類刻符、甘肅省西寧縣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遺址的骨契圖形等。 　　 　　 　　 　　 　　 　　 　　 　　第三個階段可稱為語段文字階段，即用一個表意符號或一組抽象的圖畫來記錄一句話或一件事情，這類材料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很多，我國新石器時代各文化普遍有所發現，包括上述的賈湖第一類刻符為代表的同時期刻符，及部分仰韶時代諸文化刻符、彩符和大汶口文化陶尊符號等。這種語段文字具有一定的文字功能，因而具備了文字的一些特徵，如記事，交流和記錄語言等，但還不是成熟的文字。從目前材料來看，前仰韶時代已經進入了這一階段，即距今8600年之後。 　　 　　 　　 　　 　　 　　 　　 　　第四階段為成熟的文字階段，依其特徵可稱為語詞文字階段，即一個符號只發一個音，這種符號同時具備了形、義、音三種特徵，真正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人們可以根據交流、記錄的不同需要隨意組合這些符號，以通過書面的形式充分表達人們意願，並在使用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語法和發言規則。從此，真正意義上的文字產生了，在我國，目前所知商代的甲骨文便已處於這個階段。 　　 　　 　　 　　 　　 　　 　　 　　另需指出的是，每個新的階段開始之後，原有各個階段的記事方式並不會自然退出歷史舞台，而是程度不同地繼續存在著，被各個地方、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們所利用，繼續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 　　 　　 　　 　　 　　 　　 　　 　　 　　第一階段：即物件記事階段，其形式有實物記事、結繩記事等。在中國古籍文獻中，就有較多關於結繩記事的記載，如《周易·繫辭下傳》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等等。 　　 　　 　　 　　第二個階段：即圖形記事階段。在第一階段的記事方法不能滿足人們經濟、交流、和精神的需要時，人們迫切需要新的記事方法，圖形記事便是這個階段的代表，它是以圖畫的方式記錄一個事件，可見到的形式有大量岩畫等。另外就是契刻的標記。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來記錄數目。漢朝劉熙在《釋名·釋書契》中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清楚的說明契就是刻，契刻目的是幫助記憶數目。因為人們訂立契約關係時，數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端的因素。於是，人們就用契刻的方法，將數目用一定的線條作符號，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為雙方的「契約」。這就是古時的「契」。後來人們把契從中間分開，分作兩半，雙方各執一半，以二者吻合為憑證。《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這些記載應是對這個階段記事方法的追記，考古發掘也屢有類似遺物出土，如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契刻牛肋骨和上述第三類刻符、甘肅省西寧縣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遺址的骨契圖形等。 　　 　　 　　 　　第三個階段可稱為語段文字階段，即用一個表意符號或一組抽象的圖畫來記錄一句話或一件事情，這類材料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很多，我國新石器時代各文化普遍有所發現，包括上述的賈湖第一類刻符為代表的同時期刻符，及部分仰韶時代諸文化刻符、彩符和大汶口文化陶尊符號等。這種語段文字具有一定的文字功能，因而具備了文字的一些特徵，如記事，交流和記錄語言等，但還不是成熟的文字。從目前材料來看，前仰韶時代已經進入了這一階段，即距今8600年之後。 　　 　　 　　 　　第四階段為成熟的文字階段，依其特徵可稱為語詞文字階段，即一個符號只發一個音，這種符號同時具備了形、義、音三種特徵，真正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人們可以根據交流、記錄的不同需要隨意組合這些符號，以通過書面的形式充分表達人們意願，並在使用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語法和發言規則。從此，真正意義上的文字產生了，在我國，目前所知商代的甲骨文便已處於這個階段。 　　 　　 　　 　　另需指出的是，每個新的階段開始之後，原有各個階段的記事方式並不會自然退出歷史舞台，而是程度不同地繼續存在著，被各個地方、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們所利用，繼續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 　　 　　 　　 　　3、賈湖契刻符號發現的重大學術意義及今後工作重點 　　 　　 　　 　　賈湖的契刻符號，是世界上可能與文字關聯的符號中出現最早的，年代早到公元前第七千紀。如果我們放眼世界，如被一些學者認為與蘇美爾文字的發明有關的粘土tokens，其簡素的一種已上溯到公元前第八千紀。但與此相比，實際上賈湖符號與文字的相似性要更大得多。因此，賈湖契刻符號一經公布，就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如《科學》網站報道說，「在南方的伊拉克於5200年前出現文字之後2000年，中國出現了文字，但是一個由中國和美國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如今提出，文字在中國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緩慢而長期的發展過程，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令人驚訝的8000年前。他們研究認為，在河南省的新石器時代墓穴中發現的龜殼上契刻痕迹，是最終演變為漢字體系的已知最早的前身，並且它們很有可能用來完成一些薩滿教的儀式。或許找到促使中國文字發展的理由比了解中國文字發展的過程更能引起學者們的興趣。與比自身早4000年的賈湖遺址一樣，很多商朝的文字也是在龜殼上發現的。這一證據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龜殼就已用來進行占卜活動了。」 　　 　　 　　 　　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先生曾對賈湖刻符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文章中細緻地對每一個符號進行了考證，並提出「賈湖刻符對漢字來源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資料，」有學者認為，賈湖契刻符號的發現「為商代甲骨文的歷史源頭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證據」，「這不但是到目前為止新發現的我國最早的甲骨契刻符號，也是至今我國年代最早的文字前形式。」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古文學學家葛英會也認為「這些符號應該是一種原始文字。 　　 　　彝族學者朱琚元根據古彝族文字與這些符號進行對比，發現它們之間居然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4個符號，用古彝文不但能夠成功的釋讀，其意義也似乎與這件器物的用途極其相符。不僅如此，朱琚元還認為賈湖遺址出土的一些器物，與彝族地區的一些用品也有類似之處。處於語段文字階段的材料，在我國考古發掘中發現很多，我國新石器時代各文化普遍有所發現，已知載體有陶、石、骨、甲等，已知自賈湖契刻符號到商代甲骨文與文字相關的材料相當豐富，至少到龍山時代已有成篇可讀的文字出現，需對之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而使用更為方便又不易保存的載體如竹木、布帛、樹皮等有字材料，更應在今後的考古發掘中，給予高度的重視。 　　 　　 　　 　　漢字由語段文字階段發展到語詞文字階段，從現有資料來看，自賈湖契刻符號到商代甲骨文，至少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程，成熟的商代甲骨文之所以被認為是突然出現，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載體的變化，尋找這類過渡階段的文字載體，是解決漢字起源之謎的主要途徑，應是我們考古工作者今後的努力方向之一。 　　 　　 　　 　　4、關於外國學者的異議 　　 　　 　　 　　賈湖契刻符號發現之後，不少學者對此持審慎態度。其原因除賈湖大多為單字外，主要是因為賈湖遺址距今9000—7800年的年代，早於安陽甲骨文四、五千年，居然有與這發陽甲骨文特徵如此接近的字型，如上述書寫對象、書寫方式，字體組合和基本字形結構等都基本一致，確實讓人難以置信。但如果對賈湖文化的總體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考察，就會發現，賈湖人發明並使用原始文字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順理成章的。賈湖契刻符號和商代甲骨文的載體都是當時巫師的占卜工具—龜殼，字體結構相同，部分字形相似，這就是我們認為賈湖契刻符號應是漢字起源漫長曆程中重要一環的主要證據。 　　 　　 　　 　　漢字是中國的國粹，它經歷了與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它發展的階段性是西方學者用研究拼音文字的起源與發展的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因此也就無法理解。如據《科學》網站上報道，一些西方學者對在最新一期《古代》（Antiquity）雜誌上進行的廣泛討論持懷疑態度。美國波士頓大學的考古學家Robert Murowchick就抱怨說：「這裡並沒什麼新東西。他和其它一些學者拒絕接受這些看似簡單的幾何符號與早期的文字存在某種必然聯繫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這「純粹是一派胡言」。Murowchick就表示，「文字的發展當然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沒有證據顯示這些龜殼就是其中關鍵的一環。」但歷史是多姿多彩的，文字的產生也絕非一線單傳，我們不了解這位波士頓大學考古學家羅勃特Murowchick先生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是否認識漢字，但至少他關於漢字起源的議論純粹是一派胡言！它可以不同意我們的觀點，可以寫出文章與我們討論，但把他的觀點強加於人，與他的觀點不符就斥為「純粹是一派胡言」，頗具西部牛仔的作派，就像「罰人吃肉」的故事一樣荒唐可笑！ 　　 　　3、淮河上游八千年前的輝煌——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發掘與研究 　　光明日報,2000年04月28日 　　張居中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隨著裴李崗、磁山文化的發現，中國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研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經過學術界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就是最主要的成果之一。 　　賈湖遺址位於河南省中部，屬於淮河上游沙河水系，面積約55000平方米。1983年到1987年進行了6次科學發掘，發掘面積達23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45座，陶窯9座，灰坑370座，墓葬349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座，以及一些濠溝、小坑、柱洞等。賈湖遺址地處淮河上游，伏牛山東麓，與以嵩山為中心的裴李崗文化具有不少共同的時代特徵，如小口雙耳壺、深腹罐、敞口圓底缽、鞋底狀四足石磨盤、齒刃石鐮等。但區別亦相當明顯，如賈湖陶器群以喇叭形口折肩壺、鑿形足鼎和三足缽為代表，裴李崗則以小口直頸圓腹壺、圓錐狀足鼎和三足缽為代表；賈湖的夾碳陶、夾蚌陶更不見於裴李崗；賈湖墓葬有單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二次葬、多人合葬等，頭向多西；裴李崗墓葬幾乎全為單人仰身直肢一次葬；賈湖人隨葬品以陶、骨器為主要組合，陶、石器很少，且大多不成組合；裴李崗人以陶、石器為主要組合，不見賈湖的隨葬龜甲和犬牲現象。賈湖人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生業形式，同時漁獵經濟占很大比重；裴李崗人則以粟作農業為主，漁獵經濟不發達。賈湖遺存可分為三期，其中二、三期與裴李崗文化大體同時，一期則早於裴李崗。碳14顯示，賈湖遺存年代跨度為公元前7000～5800年。與賈湖遺存相同的還有郭庄、翟庄等十多處，均分布於伏牛山以東的沙河、洪河流域。以賈湖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具有自己獨有特徵，又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和發展序列，賈湖的稻作農業、夾碳陶等因素與長江流域同時期文化有相同之處，呈現出長江、黃河流域之間的過渡性質。因此命名為賈湖文化，以便於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時，由於賈湖一期文化的上限年代距今9000年，不僅使中原地區新石器文化研究又向前推進一步，且對研究北方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也具有重要意義。 　　賈湖動物群落中，喜暖濕的有獐、麋、麂、揚子鱷、閉殼龜等，但在最早期的灰坑中還發現喜冷的紫貂。植物群落中喜暖濕的有楓香、山毛櫸、水蕨、香蒲、鹽扶木、野生稻及大量濕生環紋藻類等；同時耐旱的蒿屬、藜科植物也大量存在。反映出的是疏林—草原—湖沼景觀，中晚期氣溫高於現今這一地區2～3℃，降水量高於現今400～600毫米，相當於長江流域的自然景觀與氣候特徵。土壤微形態的研究也記錄了氣候由冷轉暖的變化。從各期的環境因素看，一是反映了全新世大暖期的初期氣候迅速轉暖以及其不穩定波動的過程，二是可能具有四季分明的氣候特徵。這為研究全新世環境變遷及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揭示全新世早期環境劇變及北方新石器文化驟起之關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證。賈湖聚落廢棄於一次水災，反證了人與自然的密切關係。 　　通過對300多座墓葬出土的400多具人骨標本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賈湖人屬於蒙古人種的亞洲北部類型，與河南的下王崗組、廟底溝組，山東的大汶口、野店、西夏候組特徵一致，男子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間，易患退行性關節炎等多種疾病。頸椎研究表明，現代人較賈湖人頭部運動的範圍逐漸加大，是人類直立後逐漸進化的結果。 　　賈湖人生業結構中，獲取植物類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農業，主要栽培尚處於原始狀態的偏粳形稻。出土的大量炭化稻和稻殼印痕證實了這一點。因與長江流域稻作農業起源階段的時間大體同步，加上氣候環境的特殊條件和大量的農業生產和糧食加工工具，理由相信淮河上游地區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是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結論動搖了淮河流域稻作農業系自長江流域傳播而來的傳統認識。人骨中碳13的研究也表明賈湖人以食用稻米為主要來源的碳3型植物為主，而未見以粟、黍類植物為主要來源的碳4型植物。 　　賈湖人獲取動物類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狩獵、捕撈和家畜飼養。狩獵的主要對象是中、小型鹿類及貉等。捕撈的主要對象是魚類、龜鱉類、揚子鱷、蚌類等。家畜飼養主要是豬和狗；黃牛、水牛、羊等也有少量發現，是否家養尚不清楚。總之，賈湖人的生業形式是稻作農業和漁獵業為主的廣譜性經濟。 　　賈湖陶製品製作工藝，處於泥片築成法向泥條築成法過渡的歷史階段，且後者逐漸代替了前者，並有明顯的發展規律，為研究這兩種成型工藝的關係提供了重要依據。賈湖制石工藝，已達到了比較成熟和完善的程度，整個新石器時代所有的主要工藝均已具備，許多石製品規整、精緻且鋒利，裝飾品上隧道孔的出現更是這種工藝的最早實例。與以後的仰韶和龍山時代相比，只是穿孔技術尚未廣泛運用於生產工具的製作而已。 　　賈湖制骨工藝發達，骨器種類繁多，製作精緻而規整。有些箭頭堪與金屬箭頭比美，而骨笛的製作更反映出賈湖人高超的計算水平。從骨笛的製作和龜腹石子可以看出，賈湖人已有百以上的正整數概念，並認識了正整數的奇偶規律，掌握了正整數的運演算法則。這為研究我國度量衡的起源及與音樂之關係，揭開「黃鐘黍」的千古之謎提供了重要線索。 　　賈湖聚落布局中，早期居住區與墓葬區混雜，中晚期居住區與墓葬區、作坊區相對集中，反映了聚落形態的變化。聚落周圍有濠溝。是中國古代向心式環濠聚落的濫觴。中晚期聚落可能有5個以上家族同時並存，表明賈湖聚落可能存在著家庭—家族—氏族的三級社會組織形式。通過住房和墓葬兩種計算方法推測，賈湖聚落的常住人口可能在160～260人之間，為當時一個中心聚落當無問題。 　　賈湖人的住房以半地穴式單間房為主，也有少量依次擴建的半地穴式多間房，還有個別地面建築和干闌式建築。灶為室內和室外並存，燒陶則窯燒與露天燒並存。炊器以鼎罐為主，汲水主要是小口壺，以盆、缽、碗為主要盛、食器。可能已具備了煮、蒸、燒、烤等幾種基本的食品加工工藝。 　　賈湖墓葬中隨葬的成組龜甲及內裝石子、共存的骨笛和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表明，賈湖人之中流行巫術崇拜與巫術信仰。從隨葬龜甲和墓地葬狗現象分析，當時存在著龜靈崇拜、祖先崇拜和犬牲現象。以八、六、四、二為主要組合的成組龜甲和內裝石子分析，當時已存在著用龜占卜的現象。這對後來影響中國數千年的象數思維的形成與發展有重要作用。而龜甲、骨、石、陶器上契刻符號的發現表明，在8000～9000年前的賈湖文化出現了原始文字性質的符號，其中個別符號與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處，因之，賈湖刻符很可能與漢字起源有一定的關係。如此則證明，刻劃是漢字的主要來源之一。 　　分屬於賈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經研究已具備了四聲、五聲、六聲和七聲音階，並出現了平均律和純律的萌芽。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先秦只有五聲音階的結論，把我國七聲音階的歷史提到八千年前，它的發現將改寫中國音樂史，同時它也是世界上同時期遺存中最為完整而豐富、音樂性能最好的音樂實物。它可能是後世管樂器的祖制，對後世中國音樂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在中國乃至世界音樂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總之，賈湖文化的發現，向世人展示了八、九千年以前人類社會的絢麗畫卷，再現了淮河上游地區八千年前的輝煌，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為我們研究當時的社會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