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國：書香生涯——學術大師屈萬里學行考述】

摘　 要：屈萬里是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學術大師。他著述如林, 治學謹嚴, 為人恭謙寬厚, 深受後人敬仰。他的卓然成就,是與他砥志礪行, 與書結緣有關。他一生與書為伍, 讀書則手不釋卷, 樂以忘憂;伴書則隨書遷播, 與書為友;教書則誨人不倦, 身體力行;著書則琳琅萬卷, 唯真是從。屈萬里以其聰明才智, 對學術真誠的熱愛, 致力於學術研究, 在經學、古文字學、史學、版本學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以至在今日的學術界仍大放異彩。

關鍵詞：屈萬里　 讀書　 伴書　 教書　 著書

作者簡介：馮建國,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學。

大凡世事, 總是有些緣分的。 屈萬里與書可謂有不解之緣。 他讀書、伴書、教書、著書, 終生與書為伍, 曾自道個中甘苦:「琳琅萬卷, 昕夕摩挲, 足以慰情, 亦可以療飢」[1], 故自號曰「書佣」也。 「書佣」, 當然是指書的僕人。 就筆者所接觸到的關於屈萬里的文章中, 無不以為這是他的自謙之詞。 其實, 這種理解是較表面的一層意思, 實為皮相論。 以屈萬里的聰明才學、以其山東人耿介率真的秉性, 他怎會不知道, 在那個權勢與物慾橫流的時代, 你不是為人作仆便是為物作仆, 這是無法迴避的客觀事實。 唯 「書佣」的帽子, 卻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拿來往頭上套的, 他所需要的本錢是無價的。 因此, 屈萬里為書作佣, 神態上彷彿自謙, 骨子裡倒滿溢著自負! 故而「書佣」此號也正是屈萬里的最好寫照。 屈萬里(1907.9.15— 1979.2.16), 字翼鵬, 山東魚台縣人。 早年,曾任職于山東省立圖書館、南京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 後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並先後應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客座教授, 是一位學植深厚、且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學術大師。然他此等學識涵養, 要非偶然, 實與其砥志礪行、學以忘倦與書結緣有關。 他一生與書為伍, 沉潛其中, 甚至可以極簡要地概括為八個字:讀書、伴書、教書、著書。 下面即以此四事為綱, 對其一生的學行考述如下, 以就正於方家。

01

一、手不釋卷

讀書, 為屈萬里一生最大的樂趣。 他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親原為清朝生員。 屈萬里幼時便立志於學問, 七歲時進鄉塾, 從《百家姓》、《三字經 》、「四書五經」一一讀起。 九歲那年, 時逢鄉里匪盜肆虐, 故遷家至另一鄉鎮就住。 在那裡, 他又讀了幾個月私塾, 便入小學插班四年級。 那時學校猶重國文, 小學課文都是文言文。 寒暑假返家, 他父親又教授 《孟子》等諸家古文。 及小學畢業前, 他已詳細圈讀了 《綱鑒易知錄》、《毛詩》、《韓昌黎文》等, 由此打下了堅實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 並養成了孜孜苦讀、篤志好學的良好習慣 。 後來屈萬里畢生沉潛經史, 此即為基礎。 小學畢業時他全縣國文會考獲第二名, 得到縣長的獎賞 。 1922年屈萬里又負笈濟寧, 考入山東省立第七中學。 時值五四新文化運動, 思潮激蕩、憂世橫議, 可鄙棄傳統文化的言論也頗盛行, 許多人主張把線裝書統統丟到茅廁里去。 而屈萬里則與同學數人, 好古彌篤, 勤讀古籍, 晷窮膏繼, 每以為樂。 校長雖責以違規,然為其好學精神所動, 並不嚴加干涉。

屈萬里後來又轉入濟南的東魯學校讀高中。 該校以「發揚東方文化 」為辦學宗旨。 授課教師皆為一時之選:如李雲林授《尚書》和《禮記》, 丁佛言授《說文解字》, 校長夏溥齋授《明儒學案》, 呂今山授詩文。 此期間 , 屈萬里復於課餘讀完了《資治通鑒》與《續資治通鑒》二書, 其劬學可知。 凡此種種, 為他日後的研究奠定了篤實的基礎。 1928年畢業前夕遭罹濟南「五三慘案」, 世局動蕩, 學校被日軍佔領, 而未能領到畢業證。 1929年, 屈萬里返魚台任公立圖書館館長, 兼任縣立師範講習所的國文教師。 他於公餘之暇讀書,在此讀了許多新文藝小說及前後《漢書 》與《三國志》。 可屈萬里願切深造, 故辭掉館長一職, 遊學北京, 再讀於私立郁文學院國文系二年級。 其時北大、清華的名教授, 多為私立學校禮聘兼課, 屈萬里除在郁文學院就讀外, 常就近至中國大學、北京大學聆聽名師講課。 於此, 他認真聽了馬幼漁的《經學史》及柯燕舲的《文選 》, 還旁聽了胡適、余嘉錫、吳組齋、林公鐸、孫人和等先生的課。 上課之餘, 仍不廢讀書 。 他先後畢讀了《國學必讀及其讀法》、《清代學術概論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 這些書對他後來治學之路影響極大 。可是又遭「九· 一八 」事變, 京津震動, 他大學也未能畢業, 遂返濟南。 屈萬里所受的正規教育, 就此終止, 然卻卒以力學不懈, 成一家之言, 著述等身, 豈是偶然?

1932年元月, 屈萬里結識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 欒先生深知屈萬里讀書之勤、用功之深, 加之曾任魚台縣圖書館館長, 遂推薦給時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 王獻唐即聘請他擔任館員, 四年後又調升為編藏部主任。 屈萬里在山東省立圖書館七餘年, 置身書城, 不廢苦讀,涉獵的範圍既龐雜又廣泛。 他首先搜索周易諸書, 博覽多家, 對惠棟易學涵泳最深, 「才知道研治《周易》, 不能專靠古人的注釋, 而必需參考其他的比較資料。 於是除了泛覽先秦的典籍之外, 也開始注意考古學和民俗學等類的文獻」。[2]再加之王獻唐乃著名的文字金石學家, 精研鐘鼎文, 屈萬里受到其引導, 遍觀館中所藏文字學書籍, 漸對甲骨文發生興趣, 並開始研究與收集辨偽資料, 直至去世前, 仍未間斷。 他嘗自言:「懿哉! 任職圖書館之得以坐擁百城, 恣我旁搜冥索也。 自是為學有本, 所謂深造自得, 居安資深而漸臻左右逢源之樂矣。」[3]這期間, 屈萬里更是手不釋卷, 勤奮攻讀, 夯實了學術基礎。

山東省立圖書館全體同仁合影(上世紀30年代初期)

其後, 屈萬里又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 負責主編善本書目。 此時, 他對圖書版本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晉書》、《隋書》等史籍亦閱覽頗多, 對於各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1943年, 因王獻唐介紹 , 以借調名義, 他又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 任甲骨文研究助理員, 後升任助理研究員。 期間, 在鑽研甲骨文之餘, 他熟讀 《尚書 》、《孝經 》、《老子》、《楚辭》, 旁及《左傳》、《禮記》諸書。 同時屈萬里又受到傅斯年的啟發, 更加深了他治學秉持以真實資料為主的原則, 故後來多從事於辨別資料的研究。

1949年間, 應台灣大學傅斯年校長之聘, 屈萬里到台灣。 此後因教學與工作關係, 在甲骨文、《詩經》、《尚書》與先秦文史資料考辨等方面, 下了更多功夫。

「琳琅萬卷意悠閑, 夜半書燈照未眠」。[4]屈萬里讀書是逐年逐月逐日累積的, 從不因任何阻擾, 包括戰亂、動蕩、遷徙等問題而作罷, 而是鑽之彌堅。 無論是冒死轉運典籍, 還是專門從事研究, 只要能與書為伍, 便覺其樂無窮。 屈萬里讀書時往往忘掉一切, 即使是當年在四川萬縣烽煙傳警、一夕數驚的艱苦環境中, 仍借讀書遊覽遣悶。 屈萬里每日早晨以兩小時治易, 午後以兩小時遊覽勝景, 余時則溫習經子諸書。 在樂山停居五月, 若《周禮》、《公羊傳》、《穀梁傳》、《爾雅》、《國語》、《管子 》、《墨子》、《莊子 》、《荀子》、《列子 》、《孫子》、《吳子》、《韓非子 》、《呂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論衡》等書, 或新讀, 或重閱, 皆粗覽一過 。 此期間,他還能就數年心中所得, 撰寫了《周易彖象傳例》一文。 此文精見獨辟, 名播學林, 往往使人有渙然冰釋之樂。

02

二、以書為伴

伴書, 為屈萬里一生最大的機緣。 對常人而言, 伴書二字有好書作伴、益友為朋之意。 然對於屈萬里而言, 自有著更為深廣的含義:他不僅多年從事圖書館工作, 攤書傲百城;而且還於「七七事變後」協助王獻唐載書播遷, 為保護齊魯瑰寶做出卓越貢獻。

1937年秋, 平津失守, 日寇大舉南侵, 韓復榘不戰而退,濟南危殆。 那時屈萬里正在山東省立圖書館擔任編藏部主任。 山東省立圖書館創始於清宣統元年(1909), 最早由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擘劃經營, 備極勤勞。迨至 1929年, 王獻唐擔任館長, 經費漸裕, 搜集亦多。 抗戰初期, 藏書已達二十餘萬冊, 善本三萬六千多冊, 金石物品一萬七千餘件。 戰端初啟, 王獻唐即擬遷書於遠省, 免遭毀失。 可是當時館中同事多已請假, 津浦火車日日遭敵機轟炸, 又成畏途。

一日, 王獻唐與屈萬里相商 :「本館為吾東文獻所薈萃,脫有不測, 吾輩將何以對齊魯父老? 擬就力之所及, 將比較珍秘者十箱, 移曲阜至聖奉祀官府。 顧此事重要, 可以肩其任者, 惟余與子耳。 津浦車時遇敵機襲擊, 往即冒險, 然欲為吾魯存茲一脈文獻, 又不容苟辭。 子能往, 固善, 否則余當自往。」[5]屈萬里聽而感奮, 不計道路艱險, 慨然請行, 誓與此書籍共存亡。 是時省府要員忙於逃命, 省立圖書館無人顧及,內遷經費無著。 王、屈二人四處奔走, 求親告友, 甚至不惜出賣自己收藏的珍貴文物, 終於湊出一筆經費。 10月 12日晚, 屈萬里及工友李義貴毅然告別家人, 隨書離鄉, 先期將館藏圖籍文物 10巨箱運往曲阜至聖奉祀官府保存。 其後, 王獻唐又於 10月 23日和 12月 20日分兩次從館藏中揀出 21箱運往曲阜。 不久, 由於戰事緊迫, 南京陷落, 日軍南侵津浦路, 曲阜無日不聞敵機轟炸聲, 由此, 三人遂決定從曲阜南下遷移後方。 限於運輸條件, 他們僅從轉運到曲阜的珍藏中篩揀了 5箱, 余留至聖奉祀官府。

1937年 12月 27日, 他們一行搭乘省立醫院的隨軍車輛, 於狼煙烽火、彌天曠劫之中, 開始漫長的歷程。由曲阜出發, 經兗州、開封、鄭州, 抵漢口, 然後轉宜昌 , 渡三峽, 入萬縣, 間關千里, 最後到達四川樂山。 途經魯、豫、鄂、蜀四省,行程達七千餘里。 在這次載書播遷的途中, 曾經遭受敵人追擊、敵機轟炸、土匪搶掠、險灘惡阻, 顛沛流離間歷盡了千辛萬苦。 後來屈萬里在回憶時描述了他在滋陽遇險的經歷說:「旋聞軋軋機聲, 自南而至, 視之凡四架, 予乃避入叢林, 則見冢上洞孔密布, 蓋敵度林中必有匿人, 以機槍射擊所致也。因復趨出, 偃卧道側, 以察其肆虐之狀。 是時我高射炮齊發,煙花綴空, 如白雲朵朵。 機槍則密如連珠, 時雜以轟炸聲, 儼置身戰陣間也。」[6]描繪生動, 歷歷在目 。 而在這以後的旅途中, 武勝關八日之內三次被炸, 三峽險灘險些觸礁, 驚險歷程恍如隔世, 其他如土豪兵痞的覬覦侵吞, 大雨船舷失足等, 更是不勝枚數。

即使在這戰火紛飛的歲月, 載書播遷的王獻唐、屈萬里也沒有放棄對學術的研究。 所到之處訪金石遺迹, 參詳圖書, 精進學問。 當時屈萬里一行剛到曲阜, 王獻唐即寄書信來, 詢問移送情況, 兼及學問之探討。 提到宋人 《東家雜記》、《祖庭廣記》、《孔子家譜》等記載曲阜古籍的文獻:「以書中所載宋代情形, 逐條訪求印證, 以明今昔異同, 可以匯成一文或一書。」[7]他感慨道「流離漂泊之中, 正不能廢學, 學而居此聖賢之鄉, 寧非大幸?」[8]王獻唐來曲阜後, 屈萬里先生和他「晝每相與偕游, 夜則篝燈談學, 恆至夜分, 實喪亂中一快意事。」[9]

一日, 他們同赴聖廟觀演禮, 王獻唐於東華門外地攤上得一紐漢薛司空半通官印, 篆刻甚精, 價又便宜, 他喜出望外愛不釋手, 一直把玩到深夜, 並賦詩一首寄欒調甫, 有 「暖到心頭是冷銅」之句, 情溢於辭。 南遷途中, 王獻唐給屈萬里講述古音韻文字以及古物版本。 一日飯時 , 王獻唐笑著對屈萬里說:「一言君須牢記:予之學, 齊派也;君之學, 魯派也。」[10]言下之意, 齊人思想活躍, 多瑋奇之說, 而魯人則多硜執陳規。 從後來王、屈二人的著述來說, 他們的許多經典之作都萌芽於此時。

這次運川圖書文物, 計有三大類。 第一類為古籍珍善本, 共有 438種 2659冊, 其中有宋元刊本 53種, 明刊本 93種, 清刊本 5種, 稿本 113種, 鈔本 96種 , 批校題跋本 64種,拓本 9種, 鈐印本 5種, 珍稀如唐人寫經、宋贛州州學刊本《文選》、宋寶佑趙節齋刊本《通鑒紀事本末 》、元益友書堂刊本《范德機詩集》, 清吳兔床藏趙凡夫批校《六書總要 》、清黃蕘圃手校《封氏聞見記》、清吳枚庵手鈔黃蕘圃手校《江淮異人錄》、清嚴崇榘手稿阮芸台手序 《種李園近稿》、清王懿榮輯孔氏微波榭鈔本 《海岱人文 》, 及齊魯地方名人的眾多鈔稿本等。 第二類為書畫類 , 共計 143種 182件, 珍貴如王漁洋行書詩箋、劉石庵小楷五福頌、鄭板橋行書堂幅、高南阜書畫屏、石濤山水堂幅、惲南田山水畫、陳眉公墨梅、查集堂山水花卉、李南澗遺像堂幅等。 第三類為金石器物, 包括陶瓷、玉器、銅器、磚瓦、甲骨等共 734件, 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愁思鏡、漢見日之光鏡、秦二世元年詔版、六朝海獸葡萄鏡、秦詔瓦量、宋磁香爐、康熙朱龍大盤等。 這些稀世文物圖籍, 是山東省圖書館數代人幾十年的心血珍藏, 也是齊魯文化的瑰寶精華所在。 在這批圖書中有一部 《剿闖小史 》, 清初禁書, 實乃罕見的舊鈔本。 郭沫若在四川偶然讀到, 即產生興趣, 他放下正在從事的古代史研究, 對《剿闖小史》加以整理標點, 由重慶說文社出版, 且直接啟發了他於 1944年寫出名揚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

解放後, 這批圖書文物又運回到山東, 統由以王獻唐為主任的山東文物管理委員會保存。 在上世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國家組織編纂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時, 上述古籍大都收錄其中。 目前這些圖書文物完好無損地保存於山東省圖書館與博物館。 當《載書播遷記》發表時, 屈萬里在引言中曾有「不知此圖書文物, 尚存天壤間否? 且聞獻唐先生墓木已拱, 北望齊煙, 何勝唏噓」[11]等語, 關切之情, 溢於言表。屈萬里倘知經他手保護入川的圖籍文物安然無恙, 當會含笑九泉。

此外, 屈萬里在對善本古籍的維護與考訂方面也貢獻甚巨。 早在山東省立圖書館時, 他就受命編撰了《山東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 此書目計收經、史、子、集、叢五部, 共 1746種, 是從館藏的古籍中遴選珍善本編纂而成, 囊括了此館多年來收藏明清幾大家著名藏書家的精華, 除內閣大庫外, 有益州李氏大雲山房、聊城楊氏海源閣、德州田氏古歡堂、新城王氏池北書庫、歷城馬氏玉函山房、濰縣陳氏十鐘山房、日照許氏攀古小廬等。 全目計收宋刊本 16種, 元刊本 37種以及一批鈔本稿本、名家批校本。

1940年, 屈萬里又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 歷任編纂、特藏組主任。 此期間, 他一直負責善本書的考訂工作。 該館的善本書, 多購自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番禺沈氏等家的藏書。 加上抗戰勝利後, 接收南京的澤存書庫。 此十幾萬冊的善本圖書, 欲一一考訂編目, 殊為不易, 除需淵博的學識外, 尚需不辭艱辛的毅力。 屈萬里昕夕辛勞, 終於在 1947完成《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此部書目, 不僅是該館的首部善本書目, 其完善精細的編輯體例,為日後全世界關於中國善本書目的編纂, 奠定了正確範例。善本書目既成, 他又為中央圖書館制定《善本書申請影印及攝製管理辦法》, 允許出版商影印攝製, 將兩千多年的資料公諸於世, 為學術界敞開學習研究之門。 另外, 屈萬里還擬定了三十四則《善本圖書編目規則》, 幾乎今全世界所編定善本書目的規則, 皆據此以訂定。

1965年, 屈萬里又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聘請, 為該校圖書館訪問學者。 於此, 又有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一書, 由台灣藝文印書館出版, 可謂表彰國粹,播風異域。 1966年, 在各方人士一致推薦下, 他又擔任台灣中央圖書館館長。 他在任內設法爭取資源, 大量補充與漢學有關的圖書, 使該館收藏的漢學資料更加充實。同時開創兩項極有意義的服務工作:一為代國外學人搜集有關漢學資料, 一為代國外圖書館鑒別中國善本圖書, 遂使中央圖書館成為世界研究漢學的重鎮之一。 此外, 又促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之復刊, 積極推動《台灣公藏中文人文科學聯合書目》的編輯工作, 以利海內外學人檢索。 故屈萬里就任館長的時間雖短, 然其貢獻之巨, 則為學者目所共睹。

03

三、授業傳道

教書, 乃屈萬里一生最大的事業。 他弟子滿門, 桃李天下, 七十大壽時人們送壽聯寫道:「七十人生開始日, 三千弟子晉呼嵩」。 在祝壽酒會上, 當天與會者竟達五百餘人, 海內外之弟子共為之祝壽。 以此, 先生所受門生故舊之愛戴, 自不言而喻。 時逢屈萬里病篤, 其學生上則五 、六十歲, 下至二十餘歲, 均爭相晝夜照顧, 日夜輪值, 在屈萬里人生最后里程一路伴行。 迨先生去世之後, 諸位先生及其愛徒又組成 「遺著整理小組」, 將其畢生思想之體系、治學之方法, 精心整理, 組合成集, 傳世出版。 隆情深愛, 人人知之, 無不憾然! 屈萬里厚望如斯, 實乃其人其德使然。

屈萬里早年曾任師範講習所的國文教師, 先生自編教材。 內容涵蓋古今中外名篇, 諸如莊子《馬蹄篇 》、黃宗羲的《原君》、魯迅的《阿 Q正傳 》、嚴復的《天演論》等, 從教材的篇目觀之, 則顯其兼收並蓄的開闊胸懷。 這種眼識在其台大教學間, 更相承繼。 及至台大, 其規劃《中國學術史 》與《文史資料討論》分別作為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必修課, 經、史、子、集、文學批評、小說、戲曲等七大類為必讀之書目及考試的規定。 歷代詩文經典為大一國文讀本。 且中文系所有學生必修一門零學分的 《高級英語》。 此種變革, 觀之, 則顯大手筆、大胸懷。 課程安排既有廣泛的學問基礎、學問視野 。 又具前瞻性的深見。 一如他所言, 文學一詞的了解是採的「文章博學」的廣義。 漢學已經不只是中國自己的學問, 而早已是一門國際性之學術。 固步自封, 閉門造車, 終不可取 。 是故屈先生, 尤為強調外文。

屈萬里之於教學 , 勤懇耕芸, 誨人不倦。 論語所謂「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乃先生平日教學之真實寫照。 屈萬里授課平易謙和, 課堂之上旁徵博引, 娓娓而談。 學生紛紛選課, 不止中文系學生竟相選修, 歷史系等均不在少數。 以致屈先生的課上濟濟一堂, 人滿為患。 屈先生講課, 最大之特點, 不僅語出有據, 板書行書寫的溫厚儒雅, 且講述之中, 時據一字或一語, 穿插一段歷史故事, 聽者頓感興趣盎然。 若乃有不及者, 課下尤特為之詳言。 「對待學生, 真可謂有教無類。 不偏心不勢力。 從來不以容貌、背景、或一幾之喜惡來對待學生。相反地, 他能從各種不同的立場、背景、條件, 設身處地的為學生們著想, 一方面寬諒年輕人的無知和弱點;另一方面, 他會從不同的著力點, 儘可能的幫助學生們發展他們的長處,成全他們的願望。」[12]

屈萬里之於學生 「親之如兄弟, 愛之如子女, 解惑釋困,獎掖提攜, 不遺餘力」[13]從教, 盡職盡責 。 直至他罹患惡疾, 入住台大醫院間, 接受化學治療際, 仍念念不忘為博士班學生於病床旁授課。 先生以己之力, 多為學生考慮。 自任中央圖書館館長間, 先生多驅車前往台大上課, 及至門口, 若遇將之下雨, 或匆忙趕去上課者, 先生往往停下, 載之。 屈萬里以己之謙恭、謹嚴、細密、踏實之品性, 言傳身教。 如斯仁愛之心者, 乃大德之范也。 殆其擔任台大系主任期間, 有改教學與學習之方式, 特舉辦學術之討論會, 擬定必讀之書目;使學生接受嚴格的治學方法之訓練, 為台大中文系培養出嚴密而不繁瑣, 踏實而不空疏的優良學風。 學風既成, 棟材之出可待也。 先生之功, 不可沒。

古言,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大凡學問之成, 必有其方法手段。 屈萬里教導其學生為學須 「大處著眼, 小處著手」, 要能發掘問題, 要 「於無字句處讀」。 他與學生研究問題時最注重證據, 常引用《韓非子 · 顯學篇》:「無參驗而必之者, 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 誣也。」[14]要求學生充分熟悉研究對象, 掌握第一手資料。 且做研究工作, 需了解學術的行情, 一種學問已做到了什麼樣的水準, 以免徒勞的去做一番無用之功。 掌握研究對象之後, 做研究工作必須憑藉資料,能運用的資料愈豐富, 所得的結論也愈正確。 自然, 資料不應以本目的為限;資料愈正確, 所得的結論也愈正確 。 如果資料是假的, 便得不到正確的結論, 因此辨別資料的真偽和圖書版本的優劣極為重要, 資料愈原始, 愈有助於研究工作。因此, 做學問應重視原始的資料。 傳述資料不一定盡不可信, 應當注意它產生時代是原始的還是傳述的。 於此, 資料愈熟悉, 愈有助於研究工作。 故而, 屈萬里先生要求其學生對最重要的幾部經典, 諸如 「四書」、「五經 」等, 最好要熟讀成誦。 已而觸及問題, 即可觸類旁通, 取之左右逢源 。 之於如何寫好論文, 先生力主, 做學問應當有創見。 學習階段只算是做學問的準備功夫, 到了研究階段才算是做學問, 既是做學問就應當有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多參考已有的成果和論文。 選擇論文題目, 應當特別慎重。 多找有關的書目和別人已選好的論文來參考, 大有益處。 如果有過類似的題目,且比自己的更有創見, 那麼最好是另選題目。要養成分辨材料的能力。 一旦有了研究方向, 就得有完整的, 正確的資料,才能有憑有據。 屈萬里之於教學, 實乃其治學心得之踐行。大凡「出其門者, 咸卓然知所樹立」[15]也。 此言不差, 由他親手培養的學生遍及海內外, 其中很多已成為國學研究領域中的領軍人物。

屈先生待人接物, 舍己厚人, 足為楷模, 乃是公言。 費海瑾在屈萬里的遺物中, 發現一張 「饋米團 」, 此乃一詩, 言:「天涯老去益相親, 廚冷日長憐我貧。 侵曉扣關分祿米, 忘他同是斷炊人。」其旁加註雲:「己丑歲, 隨孔聖公來台, 遭陳蔡之厄, 經旬不舉火, 篋藏鬻質皆空;翼兄先期至, 然斷貨亦數月矣! 所勝者, 瓮中尚儲米數斗耳, 既見予餓, 竟全舉以贈,白骨而肉, 盛德無以報也。 茲寫小詩, 籍示銘鏤。」[16]先生德之長風, 如沐後者, 其功永垂矣!

屈萬里曾言, 研究院是其「活養死葬」的地方, 以此足見先生獻身學術之真誠。 先生崇仰學術。 素以學者身份甚是自謂。 柯慶明在 《談笑有鴻儒》一文中引舉一例, 如是說:「當時雖是學術行政人員大權在握的權威時代, 但在台大中文系的幾位老教授之間, 盛行的仍是禮敬教師的傳統文化……鈔擬以他的名義所發的公文, 首先注意到的是, 他絕不稱`職" , 也不自署`系主任" , 而永遠只在最後必須稱銜的地方, 自稱`兼主任" 。 我有一次忍不住好奇問他, 他要我打開教職員録看, 是不是在他的職別欄上寫著教授兼主任? 他告訴我:`教授才是他的本職, 主任只是兼職, 而教授是聘任的, 因此和校長是平等而非隸屬的關係。」 [17] 屈萬里先生雖鑽研古學, 然其思浸透西學之洗禮, 既有古之儒雅, 又重近之平等觀念。

仁者, 愛人。 屈萬里先生敏求好古, 誨人不倦, 愛人甚如愛己, 此是為仁者;另其恭謹寬厚、舍己厚人, 碩德標范, 此是為人師。

04

四、著述如林

著書, 為屈萬里一生最大的學術奉獻。 他曾師從傅斯年, 並得到其治學真傳。 且又師從名碩王獻唐。 王先生曾諄導他:「治事期如銀行之整飭不紊, 治學期如學校之師友講習。」[18]此言他銘記於心且踐行於其學術一生。 他也曾自言:「平生治學, 以三事自誓:一、絕對服從真理;二、絕不做意氣之爭;三、絕不用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 來增強自己的論據。」[19]以此觀之, 先生治學之德性, 大矣! 在學術研究上, 終以「淹通宏博、善考索、精鑒別、系士林重望者數十年」[20], 而成為一代學術大師。 他一生著述等身, 其主要撰述大約在四個領域。

其一, 經學。 漢代至今 2000餘年, 用心於經學的學者不可勝數, 但經學中尚待解決的問題仍然很多。 屈萬里經學研究的最大特點是充分利用新發現的資料, 如甲骨文、鐘鼎文、石經等史料, 再利用古史、文化人類學等方面的知識為憑藉,博採諸家精義, 就文本以求本義, 遂自成一家之言。 屈萬里在尚書、詩經方面的研究, 最為人們稱道。 其代表專著有《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漢魏易例述評》、《尚書釋義 》、《詩經釋義》、《詩經選注》、《尚書今注今譯》、《先秦漢魏易例述評》等;重要論文見於《書佣論學集》近十四餘篇, 諸如《易損其一考》、《說易》、《周易古義補》、《周易爻辭中之習俗》等 。

現舉兩例, 窺其精華。 《經義新解舉例》一文, 言 「載鬼一車」:「周易睽卦上九爻辭說:`睽孤。 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 先張之孤, 後說之孤。 匪寇, 婚媾。 往遇雨則吉。" 普見的周易注, 都把`鬼" 字解釋為鬼神之鬼, 如此解說, 則`載鬼一車" , 豈不是白晝見鬼! 按:周易卦爻辭, 是西周初年的作品。 在殷代和西周時代, 把國叫做方。 如 《詩經 》里的徐方、蠻方、就是徐國、蠻國;尚書里的多方, 就等於說諸國。 殷周間西北方有一個異族, 叫做鬼方;這一異族, 見於甲骨文、小孟鼎, 周易的既濟、未濟, 和詩經的盪篇。 古書中對於鬼方的記載, 雖然不夠詳細, 但可知它是屢次和殷周為敵的民族。殷周間的習慣, 稱呼某一個方國, 往往不加方字;稱呼某一個方國的人, 也往往不加人字。 譬如蠻、夷、羌……等字, 既可以指其國而言, 又可指其人而言。 從這些例子來看, 鬼方的人, 自然可以單稱為鬼。 這樣說來, 載鬼一車, 就是載了一車鬼方的人, 這句話就不足奇異了。 由於鬼方之人常常和中原人為敵, 所以初看到他們乘車而來, 以為是來劫掠, 所以先張開了弓, 準備應戰。 後來卻把弓放下了, 因為他們不是寇賊,而是來求婚的。 這樣解釋比較合理些。」 [21]之於上例, 屈萬里先生熟識上古經典, 旁徵博引, 以甲骨文、詩經、尚書等為參證, 分析入木, 且條理精準, 足見其深厚的功力及廣博的學識。 《周易集釋》乃為屈萬里之將成之著, 無奈先生溘然長逝, 周易巨著, 不能見世, 先生之憾, 世人之憾也!

以此例觀之, 屈萬里先生治經是本著清儒的做法, 最重考據。 闡釋則以問題入手, 熟知先秦經典, 諳習上古習俗文化, 尤重甲骨文字, 內證外證結合, 故而, 文章讀來, 厚實豐敦, 足見功力之不凡。 無怪乎, 李濟之曾譽屈萬里先生為「經學第一人」, 屈萬里於經學用力最勤, 著述最佳, 此自當是論。

其二, 古文字學。 自清末發現甲骨文, 甲骨文研究便成了一項專門學科。 屈萬里就已發表的《殷墟文字甲編》為基礎, 把 3900餘片甲骨拼綴成 223個版面, 辨字義、釋文辭, 精博詳密的進行考釋, 新認及訂正舊說 70餘字, 著成 40餘萬言的《〈殷墟文字甲編〉考釋》上下兩冊, 在古文字學界有著重大影響。 此項工作費時耗力, 勿有堅毅之志者, 非能完成也。 浩繁近四千片的甲骨散為一堆, 著手將其拼綴成體, 甚難。 更將其對拼綴的甲骨文字一一考釋, 難之又難。 其著既成, 屈萬里自道其甘苦, 「眾里尋她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言語之中, 雖含艱辛之意, 更多的是在尋求過程中的樂趣。 除上著述外, 屈萬里有好些單篇文章討論字形或字義的演變。 諸如《河字意義的演變》、《岳義稽古》等。之於「河字意義的演變」, 屈先生書曰:「河字, 在甲骨卜辭中很常見, 都是指黃河, 沒有別的解釋。 周易卦爻辭中, 河字僅見於泰卦九二:`包荒, 用馮河, 不遐遺。" 這裡的荒字當做大字講, 這句話是說, 背著大葫蘆來渡河, 因而不至墜溺的意思。 從它的語氣看, 這裡的河, 絕不是普通的河流, 應該是指黃河而言。 在尚書中, 有二十一個河字, 禹貢裡頭就出現了十八次, 其中除了徐州`浮禹淮泗, 達於河 " 的河字應做荷字以外, 其餘十七個河字都指黃河……在詩經里, 河字共出現了二十六次, 將這些河字做一番歸納統計, 證明了詩經里的河字也都是指黃河… …」[22]先秦經籍中的河字, 屈先生統計過出現四百次左右, 都是指黃河, 河字現今的意義是河流的通稱, 在先秦時代, 河專指黃河而非通名, 河成為普通名詞,始於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的事。 此篇可窺, 先生旁徵博引,精細綿密, 對先秦資料之熟悉, 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無獨有偶, 談及「岳」字其曰:「甲骨文里的`岳" 字, 有很多種寫法,…… 。 從字形上, 可以看出是以山上復有山來表示高山的樣子;再從甲骨文所常說的地望來看。 `岳 " 字應該是指山西省南部的霍山, 而不是後來的 `四岳" 或`五嶽 " 。 尚書禹貢說:`既修太原, 至於岳陽" , 這個`岳" 即是霍山。 貢禹又說`壺口、雷首, 至於太岳" , 壺口和雷首都是在山西省靠近黃河的地方, 從那裡治水下來, 一直到了太岳, 這個 `太岳"也很顯然是指霍山。 所以我們可以說:由商代後期到禹貢成篇的時代(禹貢大概是春秋晚年的作品), `岳" 字都是霍山的專名。 此外, 在其他戰國時代的文獻中, 另有一個 `岳"字, 也不是指後來的四岳或五嶽。 ……`岳" 在古代既是指霍山, 但是到了後來, 四岳、五嶽的觀念深入人心, 真正的`岳" 反而被人遺忘了。 所以一提到古書上的 `岳 " , 後人就往拿四岳、五嶽來解釋了。」[23]此例篇小, 但說字精湛, 延古及今, 亦能顯出先生古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 在古文字學方面, 屈萬里另有《文字形義的演變與古籍考訂的關係》、《字義的演變和學術資料的解釋與鑒別》等著名篇章。

其三, 史學。 屈萬里的興趣主要在上古史方面, 並能充分利用古文字、地下文物及民俗學方面的資料, 考訂古史。主要著述有《從殷墟出土器物蠡測我國古文化》、《謚法濫觴於殷代論》、《讀〈周書 · 世俘篇〉》等數十篇論文, 多有超越前人的見解。 在 《從殷墟出土器物蠡測我國古代文化》中,他分別從文字、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藝六個方面勾勒了中國的上古文化。 之於文字 , 屈先生如是說:「一提起殷代的文字, 馬上就使人想到甲骨文, 有人以為殷代只有甲骨文一種文字, 其實不然。 殷代的青銅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都有文字, 時隔三千年, 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它們的真面目 。 不過它們的數量, 比甲骨文少的多。 而我們常說中國在黃帝的時候就有了文字, 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地下挖出的東西可以證實。 然而根據甲骨文發展的情形推斷, 大概殷商以前約一千年中國已有了文字, 是沒有問題的。 又如甲骨文是先寫後刻;有些寫了以後還沒有刻的文字, 留在甲骨上。 從那些沒刻的字來看, 如果不是用毛筆寫的, 絕不是有那樣的鋒芒。因此, 可以證明殷時已有了毛筆, 而一般人以為毛筆是蒙恬發明的, 由於甲骨文字的出土, 證明舊說是錯誤的, 這是糾正歷史記載的又一例證。」[24]屈萬里充分利用考古出土的資料,古文字知識, 民俗特點, 重建古代信史。 在重建過程中, 努力糾正謬說, 接近上古歷史真實貌相。

其四, 中國版本目錄學。 屈萬里為中國目錄學的研究和完善,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尤其為近代善本書目著錄的範圍和方法, 在科學性和嚴謹性上制訂了範例。

屈萬里自任魚台縣圖書館館長, 及任職于山東省立圖書館, 先後從事圖書館事業亦達二十餘年, 伴其學習及實踐的深入, 屈萬里深感善本書目, 著錄的項目多不完備, 往往只有寫作者和注釋者, 而沒有批校者、評論者、增補者、刪訂者等,且宋刊本、元刊本、明刊本而對刊刻的皇帝紀元、年代、刊刻者、刊刻處所均不詳細, 更由目錄範圍掛一漏萬, 起不到目錄作用。 先生憑其深厚國學、版本學、編目學素養, 將之改進與統一。 或增入條目、改題目錄, 或增補目錄、糾正誤字等。 且定「善本書目編目規則 」。 幾經嘔心, 至一九四六年, 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 該書目共分經、史、子、集、叢書等五卷, 是為 「中央圖書館」第一本善本書目。 繼之, 時任台灣中央圖書館館長期間, 則又著手聯合目錄的編纂, 涵蓋其下:一、中文善本書目聯合目錄, 二、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 三、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 四、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 五、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 其功彪炳, 其績甚偉。 此項工作福澤後世, 為學者之查閱及其利用, 加強圖書館間之館際合作, 奠定穩固基礎。 屈萬里淹通宏博, 聲名遠揚。 時至一九六五年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欣聞屈萬里盛名, 故特邀禮聘屈萬里前往協助中文善本的編錄工作暨圖書館訪問書志學者之職。歷時一年, 完成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善本書志》一書。 童世綱在書志序文中讚譽道:「檢王 (重民)君之舊稿, 寫琳琅之新志。 校訂刪補, 附益述評, 録序跋則節繁摘要, 記行格而並及高廣, 究版本之傳衍, 著優劣之所在。 不特為讀書治學之津梁, 亦便鑒古辨偽之參證。 其表彰國粹, 嘉惠士林者, 不亦多乎?」[25]誠然, 屈萬里版本目錄學方面貢獻卓著, 為時人乃至後人瞻仰。

除上述貢獻外, 屈萬里主要著作還有 《山東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圖書版本學要略 》等, 另有 《山東省圖書館分類法》、《善本圖書之編目》、《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站在中國圖書館立場上對於圖書分類法文學分類的商榷》等論文多篇。

屈萬里著述如林, 系士林之重望。 然先生不僅著述甚佳, 雖不以詩名, 詩寫的卻也甚好。 其有未曾公開的詩集《流離寫憂集》(現已整理出版, 收於《屈萬里先生文存》)。 先生作詩, 曾戲言:「其平仄失調者, 則曰從俗讀;韻腳不協者, 則曰用中華新韻, 以次解嘲, 誰曰不宜?」[26]先生自是自謙語。 遍覽其詩, 寫景之作, 具清麗之美;抒懷之言, 尤以情真意切見長。無怪其學生劉兆祐先生認為其詩有唐風之純美, 此見堪是的評。 屈萬里播遷一生, 流離往往, 其詩寫其心聲, 拜讀其詩, 甚感學者身份面貌之外的另一番面影。

古時宋玉哀憐屈原, 作《楚辭 · 招魂》雲:「魂兮歸來!」今天, 群賢畢至於山東圖書館, 研討屈萬里的學問, 緬懷屈萬里的事迹, 屈萬里的學魂, 不是已經重歸故里了么? 先生當於九泉之下, 甚慰矣。

蓋屈萬里畢生播遷流離, 道經坎坷, 然其以堅毅之志, 窮古問今, 明辨審思, 斟酌百家, 終獲如林著述 , 顯望學林, 中外具瞻。 其學術思深博大, 治學唯其精真是從 , 傳道解惑, 為經師, 更為人師矣! 覽先生之著述, 如沐清風, 深感厚化。 逝者已矣, 然其長風猶存。 即及今日, 僅為茲篇, 憑弔學術大師之風範也!

[1] 轉引自周倩:《「書佣」屈萬里》, 《屈萬里紀念文集書信集》375頁, 齊魯書社 2002年。

[2] 屈萬里:《書佣論學集序》, 台灣, 開明書店, 1980。

[3] 《屈翼鵬先生行述》, 《屈萬里先生文存》, 2142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4] 歐陽承:《百日悼翼鵬兄》, 《屈萬里先生文存》第六冊, 2317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5] 屈萬里:《載書播遷記》, 台灣《山東文獻》第二卷第三期,1976

[6] 同上。

[7] 屈萬里:《載書播遷記》, 台灣 《山東文獻》第二卷第三期, 1976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楊慶儀:《紀念屈萬里老師》, 《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308頁, 齊魯書社, 2002

[13] 張以仁:《永懷恩師屈翼鵬先生》, 《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 304頁, 齊魯書社, 2002

[14] 盛廣智:《韓非子譯評》, 262頁,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15] 《屈翼鵬先生行述》, 《屈萬里先生文存》第六冊 , 2144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16] 費海瑾:《悵望雲天》, 《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 236頁, 齊魯書社, 2002

[17] 柯慶明:《談笑有鴻儒》, 《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 322頁,齊魯書社, 2002

[18] 同上。

[19] 屈萬里:《書佣論學集序》, 台灣, 開明書店, 1980

[20] 《屈翼鵬先生行述》, 《屈萬里先生文存》第六冊 , 2145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21] 屈萬里:《屈萬里先生文存 》第一冊 , 18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22] 屈萬里:《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二冊, 389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23] 屈萬里:《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二冊, 390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24] 屈萬里:《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二冊, 508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25] 費海瑾:《屈萬里先生的治學與史語所 》, 《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 247頁 , 齊魯書社, 2002

[26] 張以仁:《屈翼鵬先生的詩》, 《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 307頁, 齊魯書社, 2002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