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色列交惡的邏輯與展望

作者：陳建利 南都評論記者

來源：南方都市報

聯合國安理會近日通過2334號決議，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區域的定居點建設。以色列反應強烈，很快宣布暫停與4大常任理事國在內的12國的外交關係。而特朗普也發推文嘲笑聯合國的決議，呼籲以色列挺住。

定居點擴建近年為什麼沒有中斷過？美國為何這次罕見投了棄權票？美以關係惡化的原因是什麼？兩國關係的演化有何內在規律？巴以和談為何近年毫無進展？就這些問題，南方都市報記者專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劉中民。

以色列定居點不斷擴張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區的定居點修建活動規模如何？為何以色列控制不了定居點的擴展？

劉中民：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以色列佔領了阿拉伯國家的大片領土，包括埃及的西奈半島、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同時還兼并了1947年巴以分治時劃給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現在爭議的定居點主要是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自上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以色列在巴被佔領土的定居點建設一直在繼續。猶太定居點的擴展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歷史慣性所致。以色列最初就是在近代猶太復國主義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猶太人從歐洲和世界各地移居巴勒斯坦，通過從阿拉伯人手中購買土地，建立定居點，直到1948年建國。以色列人把擴建定居點視為一個「自然增長」的過程，視為以色列發展的組成部分。

其次是以色列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色列的各政黨，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極右翼的政黨，在擴建定居點問題上，雖有細微區別，但大方向一致，基本都支持擴建定居點。最後是安全戰略的需要。以色列國土南北狹長、東西狹窄，擴建定居點很大程度上有安全戰略的考慮。而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無論是東耶路撒冷還是西耶路撒冷，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是混居的。巴勒斯坦的目標是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來建國。以色列在此建立定居點實際上是切割了東耶路撒冷，使問題變得更複雜。

南都：內塔尼亞胡政府為何對決議大動肝火到暫停與安理會4常在內的12個國家的外交關係？

劉中民：雖然以色列叫停的是與12個國家的外交關係，但主要的指向是美國。過去聯合國曾多次討論定居點問題，美國都是站在以色列一方，行使否決權。這次是奧巴馬在任期即將結束之際首次投了棄權票，一反過去做法，讓內塔尼亞胡政府難以接受。這是奧巴馬政府近年來和以色列不睦的表現，也是矛盾的總爆發。

而內塔尼亞胡的強硬立場是向即將上任的特朗普表明立場和態度，也是以色列國內政治的需要。安理會2334號協議通過後，以色列國內的反對派認為這是以色列外交的一大敗筆，呼籲內塔尼亞胡撤銷外交部長。強硬也是為應對反對派的壓力而做的一種姿態。

美以關係的演化邏輯

南都：美國這次為何投了棄權票？

劉中民：美國投棄權票，要放到奧巴馬政府整個中東政策的轉變上才能看清。小布希八年任內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深陷泥潭，與伊斯蘭世界進入對抗。奧巴馬上台時面臨著中東亂局的爛攤子。2009年訪問埃及時，奧巴馬在開羅大學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構成了其中東政策的一個框架，內容包括結束兩場戰爭，分別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放棄反恐戰爭，改善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推動巴以和平，希望在兩國方案基礎上實現巴勒斯坦建國。

應該說，奧巴馬任內提出的這些目標基本達成。伊核協議的最終簽訂、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改善等都是成果。今天國際恐怖主義襲擊目標更多地轉向了歐洲。儘管在伊拉克尚不成熟的條件下撤軍，但畢竟也撤出來了，阿富汗也僅僅保留了幾千人的駐軍。唯一沒有任何進展的就是巴以和平進程。

奧巴馬上台之初，就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點的擴建。這次的棄權票看似與美國一貫的行為有些脫節，背棄了與以色列的傳統盟友關係，但的確體現了奧巴馬政府在巴以問題上的一貫主張。

二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因素。在現在權力交接的政府輪替時刻，美國政黨的極化和分裂達到頂點，尤其是特朗普大肆批評奧巴馬的中東政策。投棄權票是奧巴馬在任內最後這段時間給特朗普的一個難堪。還有一個不太重要的因素就是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近8年來個人關係不睦的因素。

南都：除了巴以政策外，奧巴馬任內哪些中東政策調整，導致了內塔尼亞胡的不滿？

劉中民：奧巴馬任內的8年中東政策，採用的是總體收縮、戰略減負；謹慎使用武力，避免陷入新泥潭；更多發揮盟友作用等政策。當然這是為了服務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的調整。在美國的中東政策中，讓以色列不滿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伊核協議的簽署和美伊關係的改善；二是巴以政策。

南都：從以色列戰後建國至今，美國對以色列和巴以政策經歷了哪些階段？演化的邏輯是什麼？

劉中民：美以關係主要分為冷戰時期和冷戰後兩大階段。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到上世紀60年代初，是美國與以色列關係相對冷淡的時期，美國還沒全面介入中東事務，當時對以色列的援助主要是私人援助。到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美以關係開始緊密，原因是美國深度介入中東，美蘇兩國爭霸中東，以色列的戰略價值凸顯。到上世紀70、80年代兩國的盟友關係走向成熟。

冷戰後，蘇聯解體導致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下降，以色列的戰略地位相對下降，但仍然是美國的地區盟友。老布希時期的海灣危機，當時伊拉克想把以色列拉入戰爭，向以色列發射飛毛腿導彈。為配合美國的整體布局，以色列沒有進行回擊，進而使雙方的盟友關係得以鞏固。雙方也有一些不和諧，就是美國在1991年開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老布希施加壓力，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點的建設，令以色列不滿。柯林頓上台後，以色列由拉賓領導的工黨執政，柯林頓下了很大功夫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在1994年簽訂了《奧斯陸協議》。小布希執政時期，「9·11」事件的發生，反恐戰爭的需要導致以色列戰略價值提升，兩國關係得到了再加強。

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首先，美以關係是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同盟。美國認為以色列是最符合西方的民主定義的中東國家，且兩國都是受迫害的宗教徒建立的移民國家。在現實方面，兩國在遏制蘇聯的霸權，遏制地區強國伊拉克、伊朗的地區霸權方面有共同的戰略利益。近年又有共同反恐的需求。而確保以色列安全一直是美國的政治承諾。

其次，巴以和平進程往往是美以關係的晴雨表。一旦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對以色列施壓，要求以色列讓步，兩國關係就會惡化。而美國一旦需要以色列在其他方面配合其中東戰略，兩國關係就會得到緩和。

三是均面臨國內政治的制約。相對而言，美國的民主黨更強調人權和人道主義等價值觀，共和黨更多地強調地緣戰略利益。往往在民主黨執政期，美以分歧會比較大；共和黨執政時，美以關係會改善和強化。而對以色列國內政治也有影響。左翼的工黨在巴以問題上相對溫和，其執政期間美以關係會相對好一些。一旦右翼的利庫德集團執政，在巴以問題上會比較強硬，美以分歧會凸顯或擴大。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美國的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的影響。美國的精英層已經認識到以色列對美國中東戰略和政策失敗的影響。甚至一些觀點認為以色列已經變成美國的一個戰略負擔。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為敵，在巴以問題上偏袒以色列的僵化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深受美國國內幾百萬猶太人的影響。這些人掌握了美國的金融、媒體、學術的話語權，構成了對美國巴以政策的內在制約。

巴以問題陷入惡性循環

南都：巴以和平這些年遲遲沒有進展，原因是什麼？

劉中民：首先是巴以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包括領土問題、難民回歸問題、耶路撒冷問題、猶太定居點問題等。

其次是「阿拉伯之春」以來，巴以問題被嚴重邊緣化。無論是外部大國還是地區大國，對巴以問題的關切都在下降。埃及、沙特過去是發揮重要作用的地區國家，現在自顧不暇，無心介入巴以進程。而美歐俄也把關注重點放在敘利亞局勢、難民危機和打擊IS上。這些問題是當務之急，巴以問題作為老問題被嚴重忽視。同時，美國主導巴以和平進程的能力在下降。在2000年時曾建立的一個四方機制(包括美歐俄羅斯和聯合國)現在是名存實亡。

三是巴勒斯坦內部的分歧，2006年以來的巴勒斯坦事實上是兩個「政府」，一是約旦河西岸阿巴斯領導的巴民族權力機構，另外一個就是控制加沙的哈馬斯組織。一個是世俗的民族主義力量，一個是伊斯蘭激進力量。兩者在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同時，以色列內部左右翼分歧嚴重，又堅持不與哈馬斯對話，巴勒斯坦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聲音。

四是新世紀以來巴以之間的不信任不斷增強，甚至形成了惡性循環。哈馬斯堅持不能出讓每一寸土地，並採用暴力方式來建國，不時進行自殺式和火箭彈襲擊，導致以色列安全問題凸顯。而以色列以安全為由不斷進行定居點建設，甚至以局部戰爭對加沙的哈馬斯進行打擊。

南都：特朗普最近發推文嘲笑了2334號決議，內塔尼亞胡也表達了要與其合作的期盼。特朗普若上台，對以色列和整個中東的政策會做出何種調整？

劉中民：從競選中看，特朗普具有口無遮攔、特立獨行的個性。他沒有一個完整的文本來闡述外交政策，都是一句話一句話講，不僅不連貫，甚至彼此矛盾衝突。從他的表態看有幾點值得關注。

一是在反恐和敘利亞問題上，打擊IS仍是特朗普中東政策的優先選擇，並且暗示了有可能與敘利亞和俄羅斯合作。在特朗普看來，相對於IS，巴沙爾政權是個次要的問題。這點與奧巴馬目前的政策並沒有根本分歧，區別在他上台後可能加強與俄羅斯合作打擊IS。同時，在移民和難民政策上，他體現出強硬反穆斯林的立場，這會招致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和國內穆斯林強烈反對，不利於與阿拉伯國家緩和關係。

二是伊核問題。奧巴馬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遺產是伊核協議。特朗普對此多次大放厥詞，甚至揚言要放棄協議並加大對伊朗的制裁。他上台後，美伊關係可能會受到一定衝擊，但想單方面取消協議，恐怕做不到。因為協議不是美國單方與伊朗簽訂的，而是伊核問題六方與伊朗簽訂的，具有國際法理上的合法性。美國單方面對伊朗進行制裁和施壓，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三是美國的中東盟友政策。特朗普聲稱包括沙特在內的地區盟友要承擔更多責任，這與奧巴馬中東政策的邏輯並沒有區別。但美國與沙特的關係下一步值得關注，尤其是近年來在9·11事件的調查上，兩國有不少矛盾，特朗普也與沙特王子鬥嘴爭吵過。

四是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兩國關係有改善的可能。特朗普上台後，可能會迅速修補一下受到損害的美以關係，在援助和安全合作上再定位，並通過有限打壓伊朗來安撫以色列。

但整個中東是「形勢比人強」，儘管特朗普特立獨行，但中東的「水深」遠超想像，特朗普想單方面進行顛覆性改變，恐怕會困難重重。就巴以政策而言，特朗普若偏向以色列並做出出格的舉動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例如，他曾稱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合法的首都，這類政策一旦落地，恐怕會引發巴勒斯坦和整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強烈反應，巴以和談更會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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