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哲學視角分析當前改革中遇到的深層問題

　　文/溪源

　　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我們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藝術等眾多方面要深化改革，將不可迴避地面臨諸多方面的判斷與抉擇。尤其在未來全球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過程中，文化對經濟制度的詮釋力和話語權的確立將直接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方式和發展環境。因此，從文化和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思考和審視改革開放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來認清全球化的趨勢和規律，並結合國情實際，大力加強軟實力建設十分必要!

　　本文嘗試從上述角度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哲學範疇來解讀和探索當前經濟領域面臨的一些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以期對打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起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和借鑒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十分必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且不少問題也讓西方經濟學家感到困惑，尤其在西方經濟出現問題時，一些西方的大師們還寄未來經濟學的希望於中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至今仍無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國內不少學者談經濟問題，依然是言必稱希臘。同時我們還看到西方經濟學自身的不同學派也觀點不一，甚至出現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的現象。因此從當前看經濟學的理論問題，似乎大家都有一些找不到北的感覺。那麼到底怎麼看這些現象呢?應該講這和我們今後的深化改革密切相關，如果我們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和深究這個問題，也許可以提供一種思路或者答案。

　　現實中，經常遇到西方的許多經濟學理論或者企業的規章制度我們學不來、無法學，或者常有南橘北枳的情況。這實際上正說明任何制度的產生、設計和有效運轉都是離不開文化的詮釋和支撐的。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制度首先需要認識其文化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觀看待從西方引進的政治、經濟等領域的諸多概念及其本質。眾所周知，希臘時期形成的系統的形式邏輯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之一，也是構成其啟蒙運動時期科學理性思維的主要內容，基督教的契約觀念又為其提供了法治的倫理基礎。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一方面與培根的實驗方法結合，導致不斷地一分為二，不停地尋找客觀物質的最小單元;另一方面則是講究對任何問題的是非必須用定義「講清楚」概念，要求語言表達和制度制定也必須嚴格符合形式邏輯，並在概念清晰的基礎上，用還原論的方法不斷地通過形式邏輯來構建其社會的政治、經濟、倫理、法律等大廈。但是我們需要看到這種從個別到一般抽象而成的概念，對個別來講已經是丟掉了不少客觀實在及其聯繫的條件和信息，而還原論導致的從個體或者一般的概念出發，再用形式邏輯的線性思維來推理和建立整個社會經濟的複雜系統的治理和發展模式時，必然導致全社會的法律、財政、稅收和企業管理制度體系呈現越來越複雜的趨勢，當系統複雜到一定的程度，則出現原來的假設、概念、模型或參數越來越脫離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其應用到現實中則必然出現蝴蝶效應而導致系統性危機。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就是這個問題的具體反映。而這裡綜合反映出來的概念加形式邏輯的無限推理和應用後出現的問題，其根源正如東方哲人老子指出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經》第三十二章)，這幾句話深刻地指出了凡是為了人類自身方便而制定的名詞概念，由於其本身已經加入了人的主觀因素，因此其使用範圍必然是有限、有條件的。使用其構築的理論要應用就必須聯繫實際，這是我們使用、借鑒西方理論必須清醒把握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基礎。而當前西方經濟學應用中出現的問題也正是忽略了這個問題，這和他們分析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思維方式有直接的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國情咨文中表示：「世界已發生了變革，儘管在過去幾年遭受到了巨大打擊，但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經濟體……而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是首個以思想立國的國家，這個思想是每個美國人……都會提出『你認為這個想法如何?你想如何改變世界?當你長大後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這段看似簡單的話，但是作為國家的立國思想突出個人和自我就有非常很特別的導向性了。這與我們「道之將行，天下為公」的東方文化相比似是不一樣的!西方文化中的分析哲學、抽象思維決定了他們必然一切從清晰的個體、自我、產權出發，以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數字、抽象的時間、抽象貨幣加上形式邏輯來構建他們社會的經濟、法律乃至政治制度。這種還原論的認識論既是他們的優勢所在，也是其經濟、法律、政治、哲學出現弊端的由來。2008年底，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到訪倫敦經濟學院，向一干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沒人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後來，她又給英格蘭銀行行長打電話，問了同一個問題。於是，英國人文和社會科學院召集頂尖專家專題研討。這些專家給女王的答覆是，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忽視了，那就是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如果從文化哲學的角度看就能發現他們容易由於宏觀辯證思維的缺失而導致系統不平衡的危機是有其文化思維方面的必然性的。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認識論核心都是從人為假設的微觀概念或者公理出發再用形式邏輯來推演的，因此他們認為可以在個體最優化的基礎上實現宏觀市場的一般均衡，而實際上絕非如此，現實說明這是一種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錯誤!

　　那麼，我們的文化與之相比又有什麼特點呢?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比較中呈現出不少相反相成的現象，而且恰恰又選擇了從否定西方的形而上學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又說明什麼呢?無疑需要我們從客觀實際出發，來探索和認識這種與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和人的思維行為方式密切相關的而又在深層次起決定作用的文化哲學認識論問題。

　　二、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比較中來把握全球化過程的一般規律

　　老子《道德經》中有「執大象、天下往」的話，意思是「抓住了最根本的規律以後，就能夠判斷天下發展的趨勢」。通過對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比較，我們會看到許多互補乃至相反的現象，不過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我們從宏觀規律的角度來審視和把握的問題!

　　比如有經濟學者提出：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國家」，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就是講，在美國，如果市場佔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制，那麼經濟危機就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佔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制，官僚化則將使市場失去了生機與活力，那麼經濟危機也就必然發生。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出在華爾街，那麼中國的危機則必然出在國有企業。這些顯得很對偶，但也確是有依據和道理的。

　　在金錢與權力關係的歷史看，美國是金錢支配權力，而中國曆來是權力支配金錢;美國的政治哲學以講權利、講法律為主，也講道德。而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則以講義務、講道德為主，也講制度和法律。我們以前批評人家是帝國主義擴張、自由資本主義造成經濟危機;而現在人家則抨擊我們是專制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美國人重消費，中國人重儲蓄，人家實行直接稅為主，我們還只能實行以間接稅為主，這裡面的一系列對稱、相反難道僅僅是偶然的嗎?

　　再從產業經濟看，目前，中國產業整體上仍處於工業經濟時代，而美國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兩國的產業結構也呈現出明顯的互補性特徵。這種互補性是在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三個層次都廣泛地存在。

　　如果要專門找這方面有趣的對稱、對待、互補的問題就更多了，乃至東西方的語義都充滿辯證的統一。諸如美國學界的左派自由主義對於中國而言恰恰是右派，其右派恰是我們的左派，連我們地名的書寫順序都和人家相反，為什麼會這麼巧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意象思維(相對西方的抽象思維)來看，這裡面實際上已經生動而深刻地體現了從思維、行為到制度和經濟結構的對立統一關係，兩者已經構成了「陰陽」即「矛盾」關係，也即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這種狀況的出現具有極其深刻的客觀規律的規定性。1974年5月30日毛澤東主席會見物理學家李政道時就體現他非常重視對稱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義。當時李政道以筆尖轉過來轉過去來演示，並指出「這運動沒有一刻靜止，但這整個過程卻具有對稱性。毛主席非常欣賞這種演示，並且問到對稱的更深含義，問到物理學家能否僅僅根據對稱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規律」(《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第360頁)。北宋哲學家張載也曾經深刻地指出：「有象斯有對、對則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因此辨別和認識到這種具有對稱意義的「陰陽」、「矛盾」及其雙方的相反相成、對立統一與互相轉化的關係規律，以唯物辯證法為工具來分析未來中美(東西)關係乃至全球化問題的趨勢，並積極主動地促進其朝有利於我們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轉化就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戰略指導意義。

　　上述分析可能有不少人會認為是牽強附會，那麼我們注意到當年管子在管理國家中總結的七種方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管子·七法》)中就包括「象」，這是為了處理作為複雜系統的國家宏觀戰略事務時具有我們民族獨特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對這七法中的「象」《管子》一書中具體解析為「……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這就是應用我們傳統文化中的觀物取象和立象取意的意象思維方法。在我國傳統的文化經典和著名學者中有大量的關於「象」的描述。如「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素問·五運行大論》)。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易教下》中指出：「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我們還注意到錢學森同志晚年十分強調：「我們要多宣傳這樣一個觀點，科學技術工作決不能局限於抽象思維的歸納推理法，即所謂「科學方法」，而必須兼用形象思維或直感思維」(《關於思維科學》第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所以這種形(意)象(系統)思維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體現在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工具，有其重要的認識論價值的。在我們傳統優秀文化的精華中醫理論中，就強調「察色按脈、先辯陰陽」(《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上醫醫國」(唐·孫思邈)，「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對老祖宗的這套認識論和方法論在全球化的今天應該給予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視，並從實踐應用中不斷豐富並加深認識，以做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經·道經第十四章》)。

　　綜上所述，從文化哲學認識論的高度來審視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把握宏觀的大規律，一方面使我們在全球化環境中，知己知彼，樹立更加自覺和積極主動的戰略意識，在堅信自己優點的同時能更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不足;同時還將使我們在未來的深化改革中心中有數，更加善於揚長避短、有的放矢，樹立道路、制度和理論自信。更長遠看還是能在未來全球治理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建設過程中，樹立起有利於我們的話語體系和話語權!

　　同時，還要看到全球化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融、碰撞乃至衝突，這是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必然。《易經》中談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矛盾雙方在對立統一規律的支配下必然誕生新的事物。因此，全球化的這個過程中也必然醞釀著重要的歷史機遇、成果和重大的戰略挑戰。既然自然的現實選擇了中華民族作為其中的一方，賦予這樣的歷史使命，那麼我們就要勇於擔當，敢於作為。既要高度重視挖掘和弘揚我們自身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重塑我們文化的詮釋力和感召力，更要注重融合與擴大東方文明圈以與西方進行對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良性互動。同時，還要充分認識到陰陽互濟共生，有很大的迴旋空間，不能排斥或者完全對立地看待對方，要善於在兩極互動中根據自己的實際，把握好度，善於轉化，注重發揮東西文明的綜合的優勢，主動搶佔綜合東西方文化優點的這個戰略制高點，從而為自己未來的政治、經濟發展夯實文化根基，積蓄軟實力服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看到眾多領域改革的指導意見都有個「分」字當頭。從「分田到戶」、「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到具體行業諸如醫療衛生領域的「政事分開、管辦分開、贏利與非贏利性分開、醫藥分開」，電力行業的「廠網分開、輸配分開、主輔分離、主多分開」等。正是這個「分」字，讓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使國民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對待這個「分」字如果從文化的角度看，必須承認和西方分析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著根本的關係，我們必須承認學習和引進西方的這個「分」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過「分」與「統」具有深刻的辯證關係，社會是個整體，「分」的目的畢竟是為了整體最優，因為只有整體最優才能真正實現絕大多數個體的最優。因此要特別注意「分」後必須馬上跟上「統」的一手，當然這個「統」在本質上已經不同與計劃經濟的行政管理的「大一統」，而是可以通過監管、信息技術、法律和人民的道德文化自律而能實現的健康市場秩序及國家社會和諧發展的「大一統」，進而避免因為「分」了以後導致「統」不起來而無法實現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的無序局面。

　　為此，我們當前深化改革就面臨著這樣一些關鍵的問題：「分」要分到什麼程度才合適?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式「分」和「統」是最合適呢?也即「分」了以後怎麼「統」起來?「分」與「統」的形式、內涵又是些什麼呢?也就是講我們必須一方面注意和避免「分」了以後，導致群龍無首無序發展的狀況;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過度地強調「統」而過多地用行政來「統」，進而導致管理低效或使社會缺少活力的停滯局面。而解決這些問題的背後我們只有緊緊抓住文化中的認識論這個重要的工具來審視，做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加倍重視調查研究和與時俱進，才能做到「察於心、決於度」，進而始終保持心中有數和積極主動的良好發展狀態。

　　現階段，我們還將在深化改革中面臨眾多的兩極問題，諸如：市場(看不見的手)與政府(看得見的手包含計劃、監管、政策、價格、審批等)、商品與貨幣、供給和需求、法治與德治、公有與私有等等眾多「二」的對應問題。我們看到，一方面，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依然堅信「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迷信看不見的手。經濟學中的奧地利、芝加哥學派仍然是主流。在貨幣與商品的關係上，美元貨幣已經成為脫韁的野馬，試圖成為其新殖民的手段，結果已經出現了不少難以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們的許多主流學者也認為在上述眾多的兩極中只能執其一端，並進行到底。比如在諸多行業中把市場作為我們的終極目標，認為只有徹底的市場化才是優化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表現在現實中如煤炭開採只要有錢就可以干，住房、教育、醫療衛生也有片面地追求市場化的趨勢，大有一「化」了之的價值認同。結果是煤炭事故頻發，基層官員參股，引發腐敗，現實中出現我們根本無法監管和管理到位，以及法律、制度形同虛設，監督者需誰來監督的問題。山西省還似乎參照了歷史上的「鹽票」制度而出台了「煤票」，但卻又有被批評以所有制來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上述這些問題的實際根源是對這些「二極」的問題唯理論化和絕對化，似乎「兩害相權只能取其輕」，只能落在有「害」之處，而把辯證法、把老祖宗的「執二用中」、把理論聯繫實際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在這裡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和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那麼怎麼來處理這些「二」極的對應問題呢?中國古典哲學對這個問題早就有過「兩末」之辯的說法，認為它是沒有實際意義的，現實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都在兩者之間的「度」上，也就是《管子》一書強調的「度數」和辯證唯物主義「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靈魂。「與時偕行」、「君子而時中」、「天下隨時」、「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們先賢的智慧結晶《易經》里也一再強調這個道理。至於怎麼才能把握好度呢?那就是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這個我們反覆強調的老問題了!曾國藩早已經說過：「天下事，需要躬身入局」才能從親身的感受中提出有益的解決辦法。否則，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老是沉溺於「姓資與姓社」、「公有與私有」、「政府與市場」的「兩末」之辯中是沒有現實意義的!這裡提出的文化中的哲學認識論問題無疑是深化改革中繞不過、躲不去的深層問題，它也能深刻地啟發我們進一步學習領會和應用辯證唯物主義的這一重要思想武器的重大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經濟發展的體制、模式背後都有深刻的文化影響。而全球化是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交融、撞擊和取長補短的綜合過程。當前網路經濟、信息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正從生產力的角度深刻呼喚新的思維方式以解決複雜、開放巨系統的社會乃至全球經濟的和諧發展問題。與此同時，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正逢其時，但是這個道路和過程怎麼走呢?西方近代的復興路徑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文明復興、大國崛起的具有一般性規律意義的借鑒。首先西方從羅馬法復興和文藝復興開始，先是恢復希臘、羅馬時代的人文精神，其後在宗教改革方面是處理好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並在宗教自身的發展方面探索出新路。再後的啟蒙運動則是吸收了外來的中國的傳統自然哲學，從思想上擺脫了宗教的枷鎖。最後的科學革命就是遵循依此而樹立起的一種全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即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和培根的實驗的方法，加上固有的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傳統)，並以此來審視和構建自己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秩序，從而從文化復興走向了全面的社會復興的。

　　那麼參尋此路徑，要實現我們民族的復興，我們首先就必然要復興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挖掘儒、釋、道中的人文精華和重要的認識論、方法論精髓;其次就是要客觀地分析東西方文化的優缺點及其在應用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優點和不足;再次就是要充分認識「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易經》賁：飾也，指文化)，從而重視通過文化創新來綜合其優點，並以此注入現代社會來提升國民的道德水平和科學創新能力;最後歸根結底就是一定要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探尋出一條新道路，並據此來指導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走才能走向全面復興。

　　我們注意到一些文化界前輩現在就十分關注這件大事，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說:「《易經》學術思想的根源，如果離開象數，只是偏重儒理，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未免是很大的損失。古人所謂『象外無詞』，也便是這個意思。如果潛心研究象數的易學，配合科學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發現，很可能會替中國文化的前途，開發更大的光芒。古人雖然也有這種企圖，但始終不敢脫離前人的窠臼」。

　　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曾精闢地分析說：「中國傳統中，沒有創造出歐幾里德幾何學那樣完整的體系，也沒有創造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的嚴密體系;到了近古時代，也沒有出現西方十六七世紀盛行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更沒有伽利略所開創的實證科學方法。應該承認，這是中國傳統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時代，必須做到思維方式的現代化。既要發揮辯證思維的優良傳統，更要學會縝密分析、進行實驗的科學方法。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于思維方式的更新」。

　　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指出「歸根結底，控制人類共同命運的努力成敗取決於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哲學和文化層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導政治行為的重要觀念和思想」，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加敏銳地認識和把握這個深層次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一個新的中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正山雨欲來」，他指出這項事業的創作者將是「出生於胡適死後的這個新生代的中國知青」，他還特別說明這不是嘩眾取寵，「而實在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幾十轉後的實際心得」!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民族是個歷史悠久、不甘落後、勇於創新的民族。「生生之謂易」，我們應該有信心、有決心從文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良性互動中，為自己的文明探索出一條光輝燦爛的未來，相信我們中華民族必將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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