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誤讀蘇東坡

余秋雨誤讀蘇東坡

余秋雨誤讀蘇東坡

張耀傑

《蘇東坡突圍》是余秋雨《山居筆記》中的一篇，而且是他最為得意的一篇，在為《山居筆記》所寫的「自序」《可憐的正本》中，他把自己所遭受的文化批評與蘇東坡900年前的牢獄之災捆綁在一起相提並論，從而把自己擺在「堪稱大師」的位置上：「作為一個長時期攻讀過人類文化思想史的學人，我對文化批評所能產生的無序殺傷力，並不陌生。即便是那些真正堪稱大師的文化人也會受到極其猛烈的攻擊，我在《蘇東坡突圍》一文中已約略提到，其實這也並非僅僅中國才有。」

而在實際上，以大師自居的余秋雨，連所謂「蘇東坡突圍」的基本歷史事實都沒有研讀明白，就急於把蘇東坡綁架出來與自己一起示眾。

《蘇東坡突圍》的精神綁架

《蘇東坡突圍》中最為有趣的是余秋雨化身蘇東坡的所謂覺悟：「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裡。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

接下來，與「追求社會轟動」和「炫耀無知」的「以前的蘇東坡」一脈相承的余秋雨，奮筆寫下點題之語：「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案』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

要為余秋雨所謂「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而引經據典，無疑是一種精神浪費，本文只就「烏台詩案」中最為關鍵的辦案人員李定略作說明。

據余秋雨介紹，「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凶。……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著一個最深秘的元素：妒忌。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

而在事實上，成為「笑柄」的並不是李定，反倒是余秋雨自己。稍有文史常識的人並不需要「仔細鑒別」，就能夠在《宋史·李定傳》中找到「定於宗族有恩，分財賑贍，家無餘資，得任子，先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的記載，意思是說，李定是那個時代的模範人物，由於他把皇帝恩封給兒子的官職禮讓給了兄長家的兒子，直到去世的時候，他的幾個兒子依然是平民百姓。

另據陸遊《老學庵筆記》介紹，李定的生母仇氏最初是一富豪家的小妾，生下佛印和尚後轉嫁給李問為妾，生下李定之後再一次改嫁為郜氏之妾。仇氏去世之後，時任涇縣主簿的李定以侍養老父的名義向朝廷請假，以表示對於生母的「心喪」。這樁已經成為陳年老賬的個人隱私之所以被炒作為政治事件，是因為李定是王安石的學生，在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導的熙寧變法中堅定站在恩師一邊並得到升遷。

在這場極其無聊的政治圍剿中，蘇東坡扮演的是最不光彩的角色。首先，他與李定同母異父的兄長佛印和尚過從甚密，是李家隱私的知情人。其次，當時有一位朱壽昌的人與李定是揚州同鄉，他的生母劉氏是父親朱巽的小妾。朱壽昌3歲時，劉氏被轉嫁給黨姓人家。父親病故後，朱壽昌放棄官位去尋訪劉氏，歷經50年母子相見，從而為蘇東坡攻擊李定提供了另一種類型的道德模範。蘇東坡讚美朱壽昌的詩句「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就隱含著對於李定的諷刺，從而在李定心中埋下仇恨的種子。李定在「烏台詩案」中挾私報復的所作所為當然不值得稱道，但是，蘇東坡的咎由自取也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假如蘇東坡與李定之間確實存在余秋雨所謂的「妒忌」，也只能是蘇東坡「妒忌」李定的身居高位。

蘇東坡陷入「烏台詩案」之後，並沒有遭到敵對一方的全面圍剿，自然談不上什麼「突圍」。據《宋史·王安禮傳》記載，王安石的胞弟王安禮直接在神宗皇帝面前救護過蘇東坡，說是「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變法派的骨幹人物章惇（子厚），也在緊要關頭向蘇東坡伸出救援之手，蘇東坡因此在《與章子厚書》中寫道：「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

在南宋朋九萬編撰的《烏台詩案》一書，詳細記載著蘇東坡認罪伏法、低頭悔過的文字材料。余秋雨筆下也有「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之類的說明。

野史中還記載有另一種說法，已經退休賦閑的王安石上疏勸導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從而保住了蘇東坡的一條性命。

然而，自以為「仔細鑒別」的余秋雨，連最低限度的歷史事實及其前因後果都沒有研究明白，便開始綁架900年前的蘇東坡替自己解圍，甚至於借著蘇東坡的名義來詆毀否定「整個民族」，進而攫取包辦代表「一切文化良知」的專權專利：

「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請允許我在這裡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裡顫慄。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

人格分裂與價值混亂

應該說，蘇東坡的為人及詩詞既有浪漫洒脫、陽光明媚的一面，同時也不乏多情多欲、陰暗變態的另一面。討論蘇東坡的生平，自然不能迴避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導的熙寧變法。變法過程中改革派與反對派的鬥爭，並不是由王安石一方主動挑起的，而是由反對派的呂誨、蘇東坡、司馬光等人率先發難的。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4月王安石逝世，時任宰相的司馬光在致同僚呂公著（晦叔）的書信中，給予王安石的蓋棺之論是：「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

時任中書舍人的蘇東坡，也在代表皇帝撰寫的《王安石贈太傅敕》中，稱讚王安石是「希世之異人。……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與這篇誥敕相印證，蘇東坡在寫給滕達道的書信中，還就反對「新法」一事進行過反思與懺悔：「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

但是，自以為忠心耿耿於家天下的皇王帝國的蘇東坡，在其它場合依然對熙寧變法進行著不間斷地詆毀攻擊。關於蘇東坡對變法時褒時貶的人格分裂和價值混亂，南宋的陳亮曾有過「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的指責，朱熹也說蘇東坡「分明有兩截的議論」。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蘇東坡對於功名利祿和金錢美女全方位多元化的過分熱衷。

早在變法初期的熙寧年間，由於免役法裁減州郡官衙服勞役的人數，並且裁撤役人額外為在職官員提供無償勞役的種種陋規，使得州郡官員喪失了隨意剝奪下層勞動者的專制特權。蘇東坡第一個站出來，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表示反對：「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

蘇東坡對於遠離家鄉的官員們尋歡作樂的「人之至情」的高調捍衛，顯然是建立在對於弱勢民眾強制剝奪的前提之上的。

在神宗皇帝死後的元祐年間（公元1086-1093年），中國社會以熙寧變法半途而廢的慘重代價，換來的是變法反對派的時來運轉。變法派的中堅人物呂惠卿已經被貶為光祿卿安置在南都商丘，蘇東坡等人依然不依不饒，硬把他貶為建寧軍節度副使併流放到偏遠的建州。當時本該另一位中書舍人劉貢父替皇帝草擬詔書，蘇東坡主動把這個刀筆殺人的差使包攬過來，從而在標題為《呂惠卿責授節度副使》的詔書制詞中，借著皇帝的名義斥罵道：「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蘇東坡為此自鳴得意地炫耀說：「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剮得一個有肉漢。」

呂惠卿到建州後給朝廷上了一道謝表，以一句「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為日後的政治復仇埋下伏筆。斥罵呂惠卿「斗筲之才」的蘇東坡見呂惠卿回罵自己是「蟲臂鼠肝」，不得不承認呂惠卿的文字功夫：「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車蓋亭詩案」，是與「烏台詩案」如出一轍的另一場文字獄，這一次遭受牢獄之災的，是元豐年間當過宰相的變法派中堅人物蔡確。與呂惠卿一樣，蔡確已經被一貶再貶，他在安州賦閑時遊覽當地名勝車蓋亭，並寫下題為《夏日登車蓋亭》的十首小詩。這十首小詩被吳處厚加上眉批抄送朝廷，執掌朝政的文彥博、呂大防、劉摯、蘇轍等人以謗訕太皇太后的罪名興起大獄，最後把蔡確流放到極偏遠的新州直至貶死。

此前已經在「烏台詩案」中親身經歷過文字獄的蘇東坡，並沒有像余秋雨所說的那樣，由「追求社會轟動」和「炫耀無知」的「以前的蘇東坡」轉變成為「覺悟」的蘇東坡，而是在杭州知府任上主動呈送密札《論行遣蔡確札子》，為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出謀劃策：「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但以所系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為。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慾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

這封密札所顯現出來的，完全是一副圓滑世故、趨炎附勢的政客嘴臉。與蘇東坡相比，難能可貴地保持著清醒頭腦的，是時任宰相的范仲淹之子范純仁。當梁燾、范祖禹、王岩叟、劉安世等眾多諫官一致要求對蔡確處以極刑時，范純仁對同僚呂大防敲響警鐘：「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然後又當面對高氏曉之以理：「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

為范純仁不幸而言中，隨著太皇太后高氏的駕崩和宋哲宗的親政，東山再起的章惇、曾布、蔡卞、呂惠卿等變法派人物，於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對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蘇轍、蘇東坡等元祐大臣如法炮製。宋哲宗為此還留下一句名言，說是十年來在宮廷之上只看到過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蘇轍、蘇東坡這些人的屁股，他們用來磕頭的腦袋從來都是沖著太皇太后的。

在政治鬥爭中人格分裂、價值混亂並且自相矛盾、反覆無常的蘇東坡，還是一位既妻妾成群又經常出入於青樓妓館的風流才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描寫吟誦小腳金蓮的詩詞，就是這位蘇學士的《菩薩蠻》：「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臨波去，/只見舞迴風，/卻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弱說應難，/須從掌上看。」

即使到了最後一次被流放的1098年，年過花甲的蘇東坡也沒有大徹大悟，反而在《龍虎鉛汞論》中，幻想著通過傳統道教的煉丹術在功名利祿之外再修成一個得道成仙的彼岸正果：「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自二月一日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咽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

余秋雨的「奉旨申斥」

對於蘇東坡及余秋雨的為人與為文，最為準確的定性應該是魯迅寫在《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中的一段話：「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同樣是「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而從事「奉旨申斥」的精神專制，余秋雨與當年的左翼文學家略有不同的與時俱進，主要表現在賦予自己連同900年前的蘇東坡以「惟我是大師及文化良知」的神聖名份。他「追求社會轟動」和「炫耀無知」的「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諸多言行，正是蘇東坡向太皇太后主動邀寵並且對弱勢受難者奉旨申斥的現代翻版。

對於蘇東坡這種多元化全方位的人格分裂和價值混亂，也就是余秋雨所謂「多一點活法」的「多元文化生態」，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一文另有評判：「道學先生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的事，其實是全國，至少是S城的『目不識丁』的人們都知道，所以人為『萬物之靈』。」

到了《運命》中，魯迅進一步剖析說：「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偌大的『運命』，只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註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註定。」

應該說，像余秋雨這樣以大師自居的小文人、小名士既要爭名節又要爭官位、既要爭權力又要爭女色，而且什麼事都要爭得那麼堂而皇之，說得那麼振振有辭的強詞奪理，與蘇東坡「萬物皆備於我」的多元多變、多情多欲的名士風流之間，確實是一脈相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余秋雨通過對蘇東坡的精神綁架來抬高自己，也並不是毫無道理。

據余秋雨在《可憐的正本》中介紹：「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一九八八年年初交付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一九九二年終於改由上海出版，難產了整整四年。難產的原因是內容上的審查無法通過，據一九八九年夏那家出版社的通知稱『全書的大多數文化觀念和情感方式不符合我國目前的思想方針』。奇怪的是他們並不退稿，而是花費很長時間刪改掉了全書三分之二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九二年得知上海有一家出版社可以不經刪改出這本書，已經深感僥倖，連出版合同也沒有簽就付印了。……暢銷三個月後開始有第一種盜版本，後來盜版本源源不斷，……我打電話問出版社，正本已經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餘萬冊。……能否以版稅計？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

面對國營出版社「惴惴不安」的余秋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著盜版書商的大肆炒作而暴得大名的。換言之，是中國特色的出版環境造就了文化名星余秋雨的短暫輝煌。出名之後的余秋雨一改《文化苦旅》的相對平實，開始在《山居筆記》中採用煽情濫情的筆調，充分發泄自己既要以大師自居又要主動邀寵或奉旨申斥的專制情結。

比起《蘇東坡突圍》，這種既要以大師自居又要主動邀寵或奉旨申斥的專制情結在《歷史的暗角》中另有更加極端的表現：「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他先秦哲學家來了。他們那麼早就濃濃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

為了坐實由更加權威的孔丘所劃定的「『君子』和『小人』的界限」，余秋雨舉出的證據是：「《水滸傳》中的無賴小人牛二纏上了英雄楊志，楊志一躲再躲也躲不開，只能把他殺了，但犯法的是楊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貼住一具高貴的生命，高貴的生命之所以高貴就在於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貴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小人或能在一定的精神氣壓下被低位安頓，這個時代就已經在問鼎偉大。」

然而，「小人」牛二無論如何招人討厭，說到底不過是貪一點小財；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楊志、宋江、李逵們一旦打出替天行道的聖戰旗號，隨之出現的必然是血流成河、禍國殃民的殘酷爭戰。在法律程序與制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文明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余秋雨筆下「英雄」與「小人」、「君子」與「小人」、「大師」與「小人」之類二元敵對的身份歧視，與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所提倡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本體論，以及《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現代化普世文明，顯然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

歸結了說，多元多變、多情多欲的蘇東坡，首先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的衛道者和王安石變法的圍剿者，然後才是遭受政治報復的突圍者。通過綁架蘇東坡及孔子來抬高自己的余秋雨，在當代文化生態中所扮演的，更是多元多變、多情多欲、人格分裂、價值混亂、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無聊角色；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既要以大師自居又要充分發泄其主動邀寵加奉旨申斥的專制情結以「炫耀無知」的變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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