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服務社會新坐標

王振耀《 人民日報 》（ 2012年10月23日 12 版）如果要總結出傳統觀念、成見偏見阻礙社會事業發展的典型案例，在公益慈善界恐怕是相當容易的。如同改革開放之後整個社會用了10多年時間才認識到市場經濟並不是洪水猛獸一樣，我國社會對於社會組織功能的認識，也同樣在經歷著一個類似的歷史性轉型過程。在相當長的時期中，社會對「慈善」持負面看法的不在少數，上個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都熟悉「偽慈善」、「披著慈善的外衣」一類的辭彙，因為那曾是我們這一代人長期使用的「常識性」批判工具。與此同時，大家對社會組織更為陌生，一種傳統的思維慣性就是：社會組織就是非政府組織，而非政府組織就一定要與政府組織嚴格區分並且要突出其獨立性，理論上甚至還要特彆強調非政府組織的政治性功能。結果，相當多的人們對非政府組織懷有多方面的擔心。儘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早已深入人心，但是許多公益活動長期以來都是依靠政府組織，而社會的活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所幸的是，由於社會的高度開放和政策的快速調整，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功能正在被全面地激活，社會管理創新和社會建設的任務擺上了議事日程。回顧過去10年社會管理的發展歷史，人們不難發現，在公益慈善領域，一個最大的理念變化就是，整個社會已經將慈善視為一種風尚，而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功能則被大眾系統地接受。如果要確定具體的轉型標誌，最早的政策導向是2001年所建立的「中南海捐贈站」以及中央領導人以普通公民參與的經常性捐贈。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決議中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我們黨的文獻中第一次明確地對慈善事業予以定位。這一年，國務院通過了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2005年，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更進一步將慈善工作納入政府工作範疇，中央機關公務員開展了為期3年對受災地區的連續捐贈。民政部也正式設立慈善工作處，這一年，還召開了第一屆中華慈善大會並頒布《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黨的第十六屆六中全會和十七大重申了發展慈善事業的目標。由此可見，2008年，由於汶川大地震救災所爆發的全民慈善熱情，被社會稱之為「中國公益元年」，這決不是偶然的。社會開放與經濟開放的呈現形式是有區別的。社會管理方面的政策性調整，關鍵是突破了「一放就亂，一統就死」的傳統管理模式，在創新社會管理機制體制的過程中，將支持社會組織的發展作為了重點。一些數據也許能夠說明基本的問題：2004年，中國的社會團體為15.3萬個，而在2011年則達到25.5萬個，也就是說，整整增加了10萬個以上；而民辦非企業單位，2004年為13.5萬個，2011年則達到20.4萬個，增加了近7萬個；基金會則由2004年的892個增加到2011年的2614個；全體社會組織的就業人員到2011年已經達到599.3萬人，社會組織開始成為一個逐步發展的巨大行業。社會組織在養老服務、兒童照料、殘障人士的保障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務，正在逐步成為社會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日益體會到社會組織所提供的社會服務的優勢。我曾經擔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見證了慈善組織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發展進程。2005年，我曾經和慈善界的許多人士交換意見，希望提出一個目標：通過5年努力，到2010年，全國的捐贈款物達到500億元。這個提議曾經被有些人當作笑話，他們認為我不了解中國國情，因為2005年全國的捐贈款物無論如何統計也就是100億元左右，要在未來5年增長几倍是不可能的。汶川大地震那年，全國捐贈款物超過1000億元。有人認為，這是特例，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但是2009年，全國的捐贈款物超出了500億元，2010年，按照民政部的嚴格核實，捐贈數額達到了601.7億元。更讓人欣喜的是，通過10年來的發展，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新型互動：政府開始規模性地採購社會組織所提供的社會服務。2012年春，中央財政公開用2億元的資金來向社會組織採購各個地方的社會服務項目，這是一個相當良好的開端。對此，有個別年輕人有些不解：如此發展，民間組織要依賴政府的財政，還會有自身的獨立性嗎？其實，政府已經離不開民間組織，民間組織也需要政府的多方面支持，這種互相依賴的密切關係，恰恰是一種健康的新型社會結構，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趨勢，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來支持這一趨勢的快速發展。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