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沃爾《六十幅最後的晚餐》與達芬奇較高下
文/平之
當代藝術到底是什麼？是腦筋急轉彎？還是指鹿為馬？難以捉摸、甚至被批判為拙劣遊戲，但每年春拍秋拍，當代藝術都會帶來驚喜般的天價。
安迪霍沃爾《六十幅最後的晚餐》
在即將到來的11月15日，佳士得紐約戰後與當代藝術專場，一幅安迪霍沃爾《六十幅最後的晚餐》將與達芬奇估價約7億的《救世主》同場角逐。這件完成於1986年的巨作，是沃霍爾在達芬奇著名畫作的基礎上重新創作，也是他晚年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前從未在拍場現身。
達芬奇《救世主》
霍沃爾除了是波普藝術的領袖人物，他還是電影製片人、作家、搖滾樂作曲者、出版商，是紐約社交界、藝術界大紅大紫的明星式藝術家。就在剛剛過去的2017春拍中，安迪霍沃爾的《毛澤東》以9850萬港元被一位亞洲藏家奪得，成為了全場最高成交拍品，並刷新了西方當代藝術品的亞洲拍賣紀錄，然而去除傭金8600萬港元仍然低於原先9000萬至1.2億港元的預估區間，並且相較於前藏家在2014年9500港元的購入價來說，這個價格不免讓人對安迪沃霍爾的市場捏一把汗。經濟學家Clare Mc Andrew發布的巴塞爾及瑞銀環球藝術年報顯示，僅2016年沃霍爾作品的拍賣行情就下跌了68%。
《六十幅最後的晚餐》，看到這兒你還好嗎？
這幅即將上拍的作品，是安迪沃霍爾在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的基礎上重新創作。如果安迪沃霍爾是大紅大紫的明星藝術家，那麼在1495年到1497年間創作《最後的晚餐》的達芬奇，簡直就是實力加偶像派的老炮。《最後的晚餐》這幅經典的巨作是為米蘭聖瑪利亞修道院餐廳所畫的壁畫，也是文藝復興時期取材於《新約聖經》中最重要的故事，畫面中心是耶穌，當他得知自己被叛徒出賣的消息後，在這個最後的晚餐上對門徒們說：「你們中間有一個人出賣了我。」從構圖、技巧到畫面人物內心活動、神情的刻畫，都達到了里程碑式的極致。
而作為20世紀的藝術家，安迪霍沃爾生於1928年，成年時的他也正巧趕上了流行文化、青年意志涌動的年代，西方社會的年輕人全都處於動蕩、不安分的狀況中。霍沃爾把那些取自大眾傳媒的圖像，如坎貝爾湯罐、可口可樂瓶子、美元鈔票、蒙娜麗莎像以及瑪麗蓮·夢露頭像等，作為基本元素在畫上重複排立，試圖完全取消藝術創作中手工操作因素。
如果說古典藝術家在作品中追求著至高無上的美學地位，同時又在記錄著宗教故事；那麼20世紀的現代藝術家們，則在對傳統美感進行著破壞、解構，叫囂、宣洩著自己不滿的號子。安迪沃霍爾就是這些藝術家中的主要倡導者之一。
安迪霍沃爾在創作《六十幅最後的晚餐》時已是晚年時期，完成後的次年2月霍沃爾即與世長辭。這幅作品的誕生還是1984年，在米蘭藝廊經紀亞歷山大伊奧拉斯的提議下，沃霍爾遂以達芬奇文藝復興時期的畫為基礎進行創作，並決定在《最後的晚餐》這一達芬奇舉世聞名的作品上烙下自己的印記。他創作出各式各樣的版本，包括手繪版本、勾勒輪廓的版本，或是如此例一般，直接複印油畫作為原始絲印圖像。
說是褻瀆顯得藝術的包容性過於狹窄，但這兩幅作品之間的直接對話，的確在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拉開了一個深不見底的鴻溝。站在藝術的角度，達芬奇《最後的晚餐》這幅修道院的壁畫，早已被世人視為無價之寶，根本不可能出現在拍場；而站在文化傳播的角度，安迪霍沃爾德《六十幅最後的晚餐》像個叛逆少年一樣，有力地「忤逆」了傳統，將20世紀的流行文化、激進思想傳達進來，二者自然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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