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一）　　都城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统治者发号施令、实施有效统治的中枢。因此都城的选址和建设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直接影响到国运的兴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都城的选址和建设，把定都建都视为“国之大事”。“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墨子·七患》，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徐元文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都城的选址要考虑到政治形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交通等多方面因素，而都城地址一旦确定和建设，就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都城也是一样，对后代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都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早期秦都邑　　秦早期都邑是指秦在建都雍城以前的都邑，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都城与后来秦的都城有较大的差别，当时秦国力弱小，都城规模较小，还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雍城以后都城的规模扩大，布局讲究，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西垂与西犬丘　　关于秦早期都邑中的“西垂”与“西犬丘”，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多处记载。在殷商王朝时，秦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到非子时先“居犬丘”，后被“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庄公时，“居其古西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宫”。这些不同的早期都邑的迁徙是这一时期秦人发展的缩影。因此，搞清这一时期都邑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质上，西垂和西犬丘为一地两名，《史记·秦本纪》云：“非子居犬丘”，“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从上可看出，非子、秦仲到庄公、文公都曾在西垂（西犬丘）居住过或把它作为都邑。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西垂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县中确有西县，新莽时改名曰“西治”，东汉时又复称“西”。王国维先生云：“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王国维：《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9页。）　　既然西垂和犬丘的地望在西县，那么探讨秦时西县的治所是非常必要的。实质上只要弄清了西县的治所，秦早期都城的地望便可迎刃而解。　　西县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王国维《秦公敦跋》、马非百《秦集史》、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均采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之说。《汉书·地理志》：“西，《禹贡》璠冢山，西汉所出。”《后汉书·郡国志》：“西，故属陇西，有璠冢山、西汉水。”这为确定西县故城的位置不仅有方位、距离可参，又有山、水可依。　　西垂（西犬丘）在今天水市西南，即礼县的盐官、永兴一带，正在天水的西南方向，且其和天水的距离与史书记载相当。《水经注》记载的西县县治也就在这一带。更重要的是，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位于永兴乡西边的平泉和文家之间）发现了三座秦公墓葬。　　在该墓葬内还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和陶器，这些青铜器和陶器一部分存在甘肃省考古所，一部分存在礼县博物馆，而大部分被盗卖海外，上海博物馆已从海外购回了四个铜鼎和两个簋，其中最大的一个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器腹内铸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也发现一对秦公壶，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器口内壁有铭文“秦公”二字，故称之为秦壶。他认为其器在周厉王晚期到宣王初年这段期间，就是秦庄公，壶制作于他即位以后，比不其簋要晚一些，这对秦公壶，很可能出于器主的墓葬。（李学勤等：《最新发现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日。）不仅如此，这一带过去经常出土秦的青铜制品，如秦公簋、不其簋等。　　韩伟先生曾在法国看到一批金箔饰片，据收藏者讲，该批文物出土于甘肃礼县，这批金箔饰片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闻，实属罕见文物。（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前几年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附近，又发现了一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型的秦公钟、秦公镈。专家推测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的。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秦早期的青铜编钟，由3个大钟和8个小纽钟组成，外观完整，整体呈现深绿色，形状和太公庙出土的编钟的形状非常相似，11个钟一字排开，整齐地放在坑道内。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套编钟保存得非常完好，出土后完全可以再一次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同时，在祭祀坑里还有两具人牺牲的骨架，专家认为这两具骨架是人牺牲中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人牺牲就是用人来当做祭祀的祭品，这非常符合秦朝时期的历史特征。（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同时，离祭祀坑1000多米的地方还有一座大型的建筑基址，被判断为秦早期的宫殿遗址，具体作用不详。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土夯的城墙和17根大型的柱杵基，每一根直径都接近1米，非常壮观。此次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从体量大和其他特征上判断已经被证实为秦早期所有，并且人牺牲和大型古乐器的同时出现也证明了当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礼乐祭祀制度，已经是贵族和王族所有，是标志性的发现。大堡子山城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主体为周代城址、城外墓地和居址。城内遗迹主要为秦公墓及大型房屋基址和灰坑及中小型墓。大堡子山遗址钻探面积1299245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各类遗迹699处。城内目前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6处，探明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基址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另一座东西长70米，南北宽13.5米，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此外，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及祭祀坑也位于城内。北城墙长约250米，东、西城墙长约1000米，南城墙尚未发现，在东、西城墙的正中有小路横贯城址，形成的缺口可能和城门有关。城墙为夯筑，宽3米余，保存高度2—3米。（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从以上对秦的考古遗址的发掘来看，秦的西垂城址应在此附近，因为古代君王的墓葬都在都城的附近，特别是秦前期都城更是如此。不管这些中字形墓是谁的墓葬，秦的西垂（犬丘）都应在此附近，这两处墓地都位于西汉水的两岸，地势较高，是建都的理想场所。　　秦在西垂的祭祀建筑有西畤，《史记·秦本纪》云：秦襄公立国后，“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宗庙的修建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笔者曾多次去甘肃礼县一带考察，实地考察了西汉水上游盐官、永兴一带的地理环境。这里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在秦先祖时期，环境比现在优越得多，北邻秦岭、岷峨山，西汉水两岸形成了高数米或数十米的黄土地，或梯形坡地，或起伏土丘。尤其是黄土台地，因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临近水源，适宜耕种。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类就开始在这里生产、生活，在此发现了很多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址。　　秦人迁居这里后，利用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在此定居，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征服了周边民族，走出陇山，挺进关中平原。　　结合西汉水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代的文献记载及现在的考古发现，笔者认为秦的西垂（西犬丘）就在现在礼县的永兴附近。　　（二）秦邑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由于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指出“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邑之秦”可看也，秦人曾以秦为都邑。　　关于秦邑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川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史记集解》引徐广云：“今天陇西县秦亭也。”《汉书·地理志》云：“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又据《水经·渭水注》云：“（秦）水出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而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自是始矣。秦水西经降陇县城南……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　　从以上记载来看，秦邑应在秦川，而秦川是由秦水冲蚀形成的。秦川有故秦亭，即是秦的都邑——秦邑，为非子所封之地。　　秦邑的地望就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自治县城南的瓦泉一带，这是文献资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文献资料已经明确指出秦在清水。晋代的《十三州志》认为秦亭在清水县东北。徐日辉曾撰文并对新版《辞海》予以纠正，认为秦亭不在张家川东，更不在清水东北，而在张家川县城城南之川地上。（徐日辉：《秦亭考》，见《秦州史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今张家川县城南的瓦泉位于清水（秦水）的岸边，从文献上来讲符合秦邑位于清水县东北的记载。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张家川县城南一带依山傍水，地形优越，地势开阔，是建都邑的理想场所。在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我们在张家川县博物馆看到了秦时的铜鼎、铜壶、铜柄铁殳、铜矛、半两钱及约二三十斤的车马器，均出土于瓦泉一带。我们在此还发现了大量被盗的秦墓，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大遗址，面积250米×150米，这是一个大夯土层，据当地人反映，在此夯土层下曾发现过秦建筑材料砖瓦等，这种情形和秦公大墓的情况相类似。　　（三）汧邑　　自从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为了得到周天子许诺的岐以西之地，便告别昔日的西垂，越过陇山，挺入关中。但由于关中地区的戎族势力强大，不愿放弃所占领之地，因而秦人进入关中以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缓慢东进，先立足汧（今陕西宝鸡陇县东南的边家庄），后沿汧河东南下，建都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千河乡魏家崖），又沿渭河东进，立都平阳（今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附近），经过与戎狄近百年的不断争战，夺得了关中西部的土地，并找到了理想的建都之地——雍城。　　秦建都汧的最早记载是《括地志》引《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徙都汧是成立的。　　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封为诸侯，而被“赐以岐以西之地”，实质上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当时的关中地区随着周的东迁，几乎被戎狄瓜分殆尽，平王当时讲：“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虽然如此，对秦来说也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机会，秦襄公终于可以以诸侯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尊王攘夷”了，为了得到这一大片的土地，秦襄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只有越过陇山东进才行，只待在陇山以西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史记·秦本纪》云：“襄公二年，戎围攻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看出秦襄公由于徙都汧，犬丘失去了政治中心的作用，犬丘的地位被汧所代替，西犬丘的防守变得薄弱，遂引起了周围戎族对犬丘的进攻。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页。）。能伐戎至岐，把都邑仍放在陇山以西也是无法想象的。到文公时，为了养精蓄锐，并为其父守丧，即位后仍“居西垂宫”，三年后，他便率兵东进，经过一年的努力，终在汧渭之会建都。　　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秦人确在汧建过都。近20年来，在陕西省陇县的边家庄村发现了大量春秋时秦墓地。该地位于陇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汧河南岸台地上，村西北一条小河自南向北注入汧河。　　到目前为止，共出土和发掘墓葬30多座。这些并非该处墓地的全部，经踏察了解仅是墓地东北部临近断崖的一部分，是五鼎四簋的高级别墓。在边家庄墓地东南约1.5公里的磨儿原村西，有一座古城址，为春秋城址，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边家庄墓地处于汧河西岸的同一片台地上，东临汧河，南临川口河，这座城址的东南部至今仍可见到部分夯土城墙。东墙的南段尚断续保存近百米，南墙的东段尚存约近200米，东南角也保存有一部分残墙遗迹，残存高度约1至2米不等。在该遗址上有相当于春秋时期的代表器物盆、罐、鬲等陶器残片，还有战国时期的陶盆残片、素面半瓦当，内饰麻点、外饰绳纹的板、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残片，说明这一城邑曾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可以这样认为，该城址和边家庄秦墓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即边家庄墓地是该城邑的墓葬。　　下面我们再分析文献资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陇州汧源县即现在的陕西陇县，汧源县是隋代建制，其县治就是陇县县城所在地。　　汧作为秦都城的时间很短，从襄公二年到襄公十二年襄公死，共11年。需要说明的是，汧城是为伐戎扩张领土的需要，城址规模不大。这是因为作为都城时间短，当时无暇修建规模较大的都城。　　（四）汧渭之会　　《史记·秦本纪》云：“二年（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直到秦宪公二年，徙居平阳，汧渭之会作为秦的都邑共48年。　　“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在汧水和渭水的汇合处，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引起了对其地望的争论，目前关于汧渭之会的地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体说来，有两种观点，第一，在今眉县附近。第二，在今陕西宝鸡市和宝鸡县的交界处。在第二种观点中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陈仓，有人认为在魏家崖，有人认为在汧河西岸宝鸡县千河乡的李家崖一带，有人认为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卧龙寺西北。笔者同意汧渭之会于东渭河以北的千河乡魏家崖一带。　　汧水以东的千河乡魏家崖一带，地形高而平，正好在凤翔原（三畤原）的西端，其西为汧河，其南为渭河，无论从地形还是从交通而言，都符合古代建都的条件。　　按照当时秦人进入关中地区的路线应为沿着汧河向东南走，先在今陇县东南的边家庄附近建汧都，后继续沿着汧水河谷向东南前行，在魏家崖一带立足，因为这里的整个地形优于古陈仓地区。从情理上讲秦人不可能后退十里然后建都。只有在此建都，秦人才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就是依靠凤翔原，向东进取与戎作战，所谓退就是可以继续沿着汧水向西北而上。　　考古资料也可以说明秦人在魏家崖建过都。在此发现过不少秦时的金器、铜器和陶器。而且在魏家崖一带有秦的宗庙即鄜畤，这也是我们判断都城所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见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秦文公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鄜县属冯翊。”《史记索隐》云：“音敷，亦县名，于鄜地置畤，故曰鄜畤。”故《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为神，故立畤也。”认为鄜畤在左冯翊是错误的，应在右扶风地区。因为当时秦的势力根本未达到左冯翊地区，更谈不上在其地设畤了。《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李泰先生认为鄜畤在雍县南原上是对的，但又把西畤定在雍县就不对了，西畤应在甘肃的礼县。　　综合以上而言，可知汧渭之会就在今汧河入渭河的东岸魏家崖一带。韩伟先生认为“千（同汧）渭之会”在今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千河东岸，在这里发现了一处两万平方米秦代宫殿遗址，出土了“蕲年宫当”、“竹泉宫当”、“橐泉宫当”、“来谷宫当”等瓦当，应是战国乃至统一秦的蕲年宫等四个宫殿所在。（韩伟：《远望集前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而最近的考古发掘成果更能说明汧渭之会就在汧河以东。2003年，陕西省考古所为了配合宝鸡东岭集团的基建项目，对其所征用的一千余亩土地进行随工清理，在凤翔县西南约15千米处的汧河东岸台地上，迄今已发现了200余座秦墓葬，显然是一处大型的秦人墓地，在清理的31座秦人墓葬中，既有平民墓，也有身份较高的贵族墓。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早中期，应早于秦都雍城的时代。特别是发现了一座随葬铜器为五鼎四簋组合的中型墓葬，墓内有五个殉人，还有一座陪葬车马坑。可以看出绝非一般人的墓葬，当为大夫级的墓葬。这一发现为秦汧渭之会地望的确立找到了更有价值的线索。随着这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新的发现。（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　　（五）平阳　　《史记·秦本纪》云：“宁公（宪公）二年（前714年），公徙居平阳。”平阳是宪公新立的都邑，又叫“西新邑”。宁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作宪公，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也作宪公，当称宪公为是。《史记·秦本纪》也云：“秦武公元年，居平阳封宫。”至秦德公即位时，始居雍城大郑宫。由此可以看出，平阳从秦宪公二年到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共有36年作为秦的都城。　　关于古平阳的地望，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集解》引徐广云：“眉之平阳亭。”《史记正义》云：“平阳封宫在岐州平阳城内。”平阳故城秦时属雍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武公卒“葬雍平阳”。秦雍县辖境自今凤翔向南直到渭水之滨，西汉属郁夷县。《水经·渭水注》：“汧水东南历慈山东南，经郁夷县，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宪）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郁之平阳亭也。”郁即郁夷县，西汉置。东汉废郁夷县，把今宝鸡县东渭河北岸并入眉县，因而《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改为“眉之平阳亭”，当为一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里，秦宁（宪）公徙都之处。”岐山县唐贞观年间即移治今址，今岐山县城向西南距宝鸡县太公庙村约40里，与《括地志》记载差不多。前几年，在宁王古城遗址发现“郁夷”瓦当一枚，更进一步说明这里就是西汉郁夷县治所在地。（《“郁夷”瓦当现身宝鸡宁王遗址 五座秦王陵有望找到》，《文汇报》2003年12月17日。）　　1987年元月，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春秋秦早期铜镈三件、铜钟五件。铜镈器形硕大，全身饰24条飞龙勾连，纹饰线条流畅，布局疏密得当。一号镈重125斤，通高75.1厘米。镈钟上有铭文，是秦国国君宗庙祭天告祖时使用的一套乐器。铜器上的铭文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毫无疑问是宫廷重器。（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出土地东距今阳平镇7里多，南临渭水，北倚凤翔原，为渭水北岸第一阶地。这片地西起宝鸡陈仓区虢镇，东迄今宝鸡县宁王村一带，东西长约30里，南北宽2里余，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在这一台地范围内的阳平、秦家沟、大王村、南阳村、窑底村、太公庙村、东市泉村、西市泉村、李家堡、贾家崖等地均有堆积丰富的春秋、战国及秦的遗物。台地在太公庙村一段，地势高亢、开阔。太公庙村东北距古岐州县城（今岐山县）约四十里，古雍城亦在其西北约三四十里处。文献记载与实际出土情况完全相符。　　在太公庙村以东不远处现仍有宁王村，“宁”的繁体字“寧”与“宪”的繁体字“憲”字形近，当是后人误为，实际上应为宪王村，与秦宪公在此居住有关。　　当秦的都城迁至平阳时，秦已相对强大，因而在都城的建设上比以前规模要大一些，《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时，“雍大雨，坏平阳宫垣”。说明秦时的平阳可能有宫城。直到汉时，仍作为离宫使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有平阳封宫中的铜器一件，上刻“平阳封宫”四字，秦篆，阮元定为秦平阳封宫中的器物，始皇或二世时所作，又有衡器“平阳斤”，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秦二世补刻辞，当为平阳宫或平阳城中之物。　　（六）秦早期都城何以频繁迁徙　　在战国以前，迁都之事常见于史书，夏时的都城除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外，其他都城尚不清楚；商王朝都城迁徙不定，史载至成汤已八迁，至盘庚迁殷时又已五迁；西周的都城由西而东多次迁徙，从周原到丰镐；春秋战国时大多数国家也常常迁都，战国时的韩国五易其都，楚三易其都，赵也三易其都。这些迁都的原因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但迁都的目的都很明确——另寻合适的生存环境。秦人的迁都频繁进行，完全是主动的，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而选择更合适的地方作为根据地，这也是秦人后来之所以能称霸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秦前期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数易其都，这是因为：　　第一，秦在成为诸侯国后，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诺，赐以岐以西之地，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当时的岐以西之地，基本上为戎狄控制，其势力强大，连周天子也被逼得东徙洛阳，而秦当时的势力还很小，要得到岐以西之地，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秦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每前进一步，便扎下根，建设都城，向四方扩展领土，然后再向前进。　　第二，在东进的过程中，秦人也对占领区的地形环境进行观察，以便选择较为理想的地方作为都城，因而随着占领的土地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多起来，因此完全可以说是优化选择和充分利用优越地理环境的过程。这也是秦德公以前数易其都的原因。　　史念海先生认为：“自然环境应是形成都城的首要因素，不具备自然环境诸条件，是难以成为城的。所谓自然环境，至少应包括地形、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各项。”（史念海：《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虽然每一个都城在自然环境诸条件方面难以全部优越，但总以各自的特色见长。当然自然环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既是形成都城的基本因素，又可成为都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加之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要求的角度不同，因此就可能形成都城的迁徙。　　总之，秦在德公以前的都城还处在探索阶段，在探索的过程中，频繁更换都城是正常的，但从数易其都的情况来看，所建都城的地理环境越来越好，秦从越过陇山后，不断向东发展，地形越来越开阔，土地越来越肥沃、平坦，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和文化越来越发达，从汧河岸边，到汧渭之会，再到渭河岸边，八百里秦川，土地的开发程度越来越高。这对于秦的发展强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秦都雍城　　雍城在秦的发展中是里程碑式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此以后秦才真正揭开了其称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　　（一）定都雍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雍城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秦为何要把都城选在此呢？这是秦人建国以来对自然环境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总结的结果。此前的平阳地处渭河谷地，地势低洼，而且夹于渭河、秦岭与凤翔原之间，地窄路隘，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守，或向南北扩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凤翔原是周代周原的一部分，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地势高敞，依山傍水，南为雍水，地势平坦。北为汧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这里土壤肥沃，易于农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从秦德公开始，迁都于此。经过200多年的修建，成为当时列国诸侯中较有影响的都城。　　（二）雍城的布局和结构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秦雍城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从20世纪3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依据文献在此寻觅。50年代开始了有计划的勘探、试掘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根据勘探得知，城址平面略似正方形，城墙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坐北面南，部分地段依自然地势蜿蜒而筑。西城垣保存较好，南墙次之，东墙和北墙保存较差。城垣一般宽14米左右，城墙基最宽处15米，最窄处7.5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夯窝较小，夯土密实，西墙北段发现有人工构筑的城濠，现长1000米左右，宽12—25米，深约6米，城东、南两面分别有纸坊河和雍水作为天然屏障，北边由于被压在现在的凤翔县城下，是否有城濠不详。　　城内共有干道八条，纵横交错，东西、南北向各四条，井字交叉排列，呈棋盘状，八条干道宽8—10米，把城内分成25个似后代都城中的坊的结构。相邻干道之间的距离不等，一般在650—800米之间，最宽的1300米，窄的400多米，其走向不甚端直，相互之间亦不平行。现发现三个城门均在西城垣，与城内东西向干道中的三条相通，门宽8—10米，大体上由三道组成，中间一道较宽，路土较厚，两边两道较窄，且路土较薄。据推测雍城当有16座城门。目前已发现三处城门，宽8—10米，车轨间距2.1米。（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482页。）　　雍城的宫殿建筑是十分华丽的，早在秦穆公时，都城尚处于发展时期，当时的戎族使者由余来到秦国，当他看到处于修建时期的雍城时，不禁感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2页。）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可知雍城有社。依“左祖右社”之制，社当位于秦公朝寝即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之西。　　在雍城发现了“市”的遗址，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详细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有夯墙，西墙长166.5米，南墙长230.4米，东墙长156.6米，北墙长180米，宽1.8—2.4米。钻探时于四周围墙中部都发现有“门塾”遗址，一般宽21米以上，进深14米左右。墙体两侧均有瓦片堆积，应是夯墙上的覆瓦。四周有围墙基址，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与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市亭图基本一样。　　西墙的市门已经发掘，南北长21米，东西宽14米，建筑呈“凹”字形，进入门口处有大型空心砖踏步，从门四周的柱洞及瓦片堆积情况推断，门上有四坡式大屋顶建筑，遗址内出土有秦半两钱、鹿纹等图案瓦当及一件钤有“咸□里□”的陶器残底，雍市遗址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面朝后市的格局一致。从布局来看，市周围有围墙，四边开门，市门上有市楼。市的交易限时限地，分门别类，集中管理。在西南市门外，还发现两道南北向车辙，可见此“市”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干道之间，既便于货物流通，也有助于对“市”的规划设置和对其交易状况的了解。据出土文物种类及纹饰推测，这座“市”建筑的建造使用当在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　　从以上的社和市遗址所在位置看，雍城的布局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都城的设施比较齐全。宗庙、社稷、市场是都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都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所载：“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说明雍城的高寝、太寝、受寝是秦王公的宫殿。其遗址在雍城已被发现。目前在城内已发现三个主要宫殿区。　　姚家岗宫殿区。姚家岗为一隆起的台地，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距雍城西垣约500米，当地人称此为“殿台”。主体建筑位于姚家岗村及其东南部，面积约两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发现宫殿遗址一处、铜质建筑构件三窖、凌阴遗址一处。宫殿遗址的东部已被破坏，北部尚未清理，仅发掘了西南的部分。夯土基的西南两侧各有河卵石铺就的散水一道。出土文物主要有素面半瓦当、槽形三角形几何纹板瓦、绳纹与三角几何纹相同的筒瓦、饕餮纹贴面砖等。　　在宫殿遗址附近发现三窖64件铜质建筑构件，其形状有：阳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阳角三面蟠虺纹曲尺形，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形，双面蟠虺单齿方筒，单面蟠虺方筒形，双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双齿片状，小拐头等。（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第2期。）　　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有的构件内仍有朽木遗存来看，推断这批构件是与木构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方筒形构件的截面为正方形，因此，无论单齿或双齿的双筒形构件的施用，应与截面呈正方形的枋材有关”，“小拐头从其较小的形制来看，应施作门窗装饰，但具体部位尚难推断”。同时，发掘者还认为方筒形构件的形制和后世的枋心彩画有一事实上的渊源关系。杨鸿勋先生对构件的分类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大件的形制，大体上可分为内转角、外转角、尽端（单向齿饰）和中段（双向齿饰）四个类别，另外还有少数小型转角和梯形截面的构件”。同时还指出：“大型铜件所附着的木构件截面，小于一般殿堂的主要承重构件，又鉴于器物多数仅有一、二铜板并带纹饰，其余为粗糙的框架，说明此件安装后仅一、二面露明，其余各面为暗藏（为其他建筑部件遮挡）。据此可以判断，它们可能是加固版筑墙所用的壁柱、壁带之类的构件”。所以可以称为“”。“大型的用途当属统治阶级宫殿壁柱、壁带之类上面所加的饰件，小型转角一类当是门窗构件。这些铜质构件的出土为我们关于木构交接自早期扎结到晚期健全榫卯之间，曾存在使用金属件加固阶段的设想提供了依据。”（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铜钩——金》，《考古》1976年第2期。）这种建筑构件1930年曾在燕下都遗址发现124件，可见当时的宫廷建筑已经普遍使用铜建筑构件，使得秦宫显得更加辉煌华贵。　　凌阴遗址位于宫殿遗址的西北，为一平面近方形的夯土台基，夯土基的四边有东西长16.5米、南北宽17.1米的夯筑土墙。墙内以细泥抹光，夯土基的中部为一东西10米、南北宽11.4米的长方形窖穴，窖内四壁呈斜坡状。该遗址面积达190平方米。（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从凌阴遗址的设置反映出该宫殿建筑豪华，设备齐全。凌阴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诗经·豳风·七月》记载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正确，这也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后来在秦都咸阳也有发现。　　根据《秦纪》的记载，据推测姚家岗宫殿区很可能是春秋时期秦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雍高寝。　　马家庄宫殿区。马家庄发现了四座宫殿遗址。一号建筑群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位于雍城中部偏北。南北残长约76米，东西宽87.6米，面积约为6660平方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及东西厢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布局井然有序，规矩整齐。大门由门道、东西塾、回廊、散水等部分组成。　　在一号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各种陶瓦、铜质建筑构件。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东厢内，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牛羊有全牲、无头和切碎三种祭祀形式，坑与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可以看出是多次祭祀的结果。根据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遗物、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记载，初步认为一号建筑群的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一号建筑群是包括祖庙、昭庙、穆庙、祭祀坑等在内的一座较完整的大型宗庙遗址。它的发现，无疑对探讨秦宫室宗庙制度、祭祀仪式及秦的建筑史有重要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室，宗庙为先。”祭祀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先秦时代是崇尚鬼神、祖先的时代，研究其礼制建筑、祭祀形式，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先秦时期宗庙之类的礼制建筑，古时的记载很多，但考古发掘出来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先秦礼制建筑，目前还只有这一个，它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先秦高级建筑，在商周到秦汉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二号建筑群与一号建筑群相距15米，坐北向南，由于破坏严重，目前仅保存有门塾、隔墙、围墙及水井、输水管道等几部分。　　三号建筑群位于雍城中部偏北稍西处，东距马家庄宗庙建筑约500米，西距姚家岗宫殿区约600米。基址坐北朝南，除南部取土破坏外，保存基本完整。南北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总面积达21849平方米。平面布局严谨规整，四周有围墙。由南至北可分为5座院落、5个门庭。第一院落长52米，宽59.5米，南墙和东墙有一门，前门有三段土墙，好像是屏，即后代的照壁。第二院落长49.5米，宽59.5—60.5米，南墙和西墙各有一门，院中部偏北西侧各有一长方形建筑。第三院落长82.5米，宽60.5—62.5米，东西墙各有两门，南墙有一门。正中有面积达586平方米的长方形建筑一座。第四院落长51米，宽70米，东西南围墙各有一门。第五院落长65米，宽86米，东墙中部有一门，院内正中偏北及前方两侧各有一座建筑呈“品”字形排列。院内南部有两座长方形建筑，中有一通道与第四院落相连，各院落的南门均宽于其他门，应是主要门道。　　三号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有凹字形板瓦、绳纹及抹光带相间的各式筒瓦，还有饰粗绳纹的厚瓦片及散水石等，根据建筑形制分析，该遗址为雍城的朝寝，此朝宫与附属建筑面积达四五万平方米。　　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南宫乡而庙居左，庙在寝东也。”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遗址以东，且时代相近，规模较大，故推测这一遗址可能是寝宫所在。韩伟先生在《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名称进行了推定，对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路五门，并以此证实先秦时代的天子五门制度及秦公的僭越行为。同时还考证了外、治、燕三朝的位置及功能等。　　四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二号建筑群遗址以东，相距50余米，遗址高于周围地面，破坏严重，散水石到处可见，残存面积达两万平方米，夯土墙基已残缺不全，出土有凹字形板瓦、筒瓦、陶水管、散水石等。　　马家庄朝寝、宗庙、二号、四号四座建筑群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组成了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马家庄宫殿宗庙区。马家庄一、二、四三座建筑群的年代均为春秋中晚期，这同秦桓公居“雍太寝”的时间相近，由此推断，马家庄宫殿宗庙可能是“雍太寝”之所在。　　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北起铁沟凤尾村，南至高王寺，西到棉织厂、翟家寺。凤尾村遗址位于纸坊乡铁沟行政村，由于破坏严重，现在面积约四万平方米。暴露在断崖上的夯土基高约1.4米，地面堆积瓦片很多，板瓦、筒瓦俯首皆是，曾在此采集到“奔兽逐雁”纹瓦当、板瓦、筒瓦等多件。从形制看大多为战国中早期的遗物。　　秦躁公“居受寝”的时间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的上限大致相近，故铁沟、高王寺宫殿很可能即所谓“受寝”。　　雍城的陵区在雍城以南，位于凤翔县尹家务至宝鸡市陈仓区阳平的南原上，东西绵亘30余里，埋葬着德公至出公等23位国君。　　由此可以看出，雍城已具备了都城的规模，且规模很大。除了鳞次栉比的宫殿外，秦还在都城中修建了台观馆舍等建筑，有繁华的商业区，国君和大臣的陵墓集中在一起，城外又有秦公狩猎游玩用的北园等苑囿，这在石鼓文中有记载。　　雍城是秦都城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个，其整个都城的情况已基本勘探清楚，除以上介绍的三大宫殿区外，还在城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青铜作坊有雍城南部的史家河、中部的马家庄村北、城外北部的今凤翔县城北街等地；炼铁作坊在史家河和南郊的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在城内东部的瓦窑头，城外杨家小村、八旗屯均有发现。　　（三）雍城的特点及其对以后都城的影响　　秦都雍城在中国都城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既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又具有共性，对以后都城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1.选择有利的地形环境　　雍城地理位置优越，被雍水和纸坊河环绕，地势开阔，北有汧山阻挡，地形优越，交通发达，易守难攻。　　2.棋盘式城市布局　　雍城由于城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各四条干道井字交叉排列，因此，使得城内布局呈棋盘状，这种棋盘式布局便是里坊形成的最初形式，利于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因为这种棋盘式的里坊布局，都有自己的围墙和固定出入的门，按照不同级别住在不同的地方，闾左和闾右的地位不同。在雍城和咸阳已经有里的建制，应该就是这种棋盘式都城布局的最初形式，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3.不筑外郭城　　春秋战国时，随着社会的变化，都城的建制也在发生变化，各诸侯国一般除了修建宫城外，还要修建外郭城。但雍城则未发现外郭城，只在宫室外修建宫城，这种建筑形式是与诸侯国有区别的，其原因何在呢？尚志儒、赵丛苍两先生认为与雍城在战国中期之初已不再是都城有关。（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研究》，《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页。）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实质上应与秦人筑城观念有关，其都城的建设是先建筑宫殿，后修宫墙。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悼公“城雍”。说明在悼公时才开始修建宫墙。不只是雍城无外郭城，栎阳、咸阳均未有外郭城，关于这一点后文中还要详论。　　4.离宫别馆环绕城郊　　在都城外建设离宫别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中是较少的。雍城郊外的离宫别馆有的在近郊，有的在远郊。在雍城郊区，发现了“蕲年宫”、“囊泉宫”、“年宫”“来谷宫”、“阳宫”等遗址。这些离宫均为秦宫汉葺。这种城郊离宫别馆形式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时被发扬光大。有些学者认为秦时无文字瓦当，但从雍城发掘的文化层来看，秦时是有文字瓦当的。　　5.朝寝在都城的地位提高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宗庙不仅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政治统治中心。　　而秦时期突出人的作用，在都城规划中明确提出“重天子之威”的指导思想，城内建筑便以朝宫为中心。　　秦都雍城的宗庙与宫室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建筑，也都位于雍城中部南北中轴线的两侧，说明这时的秦人已把宗庙和宫室看得同等重要，说明人的地位上升。宗庙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秦人的思想要比当时其他诸侯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因为这一时期实质上是宗族统治，宗庙是团结人们的纽带，因此宗庙成为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之大事都要在宗庙中进行。　　雍城处于过渡阶段，宗庙和宫室同等重要，到了秦统一前后的咸阳，宗庙的地位已降到次要，宫室建筑处于主要的地位，七庙位于咸阳宫的南面，到了秦始皇时，“重天子之威”的思想已完全体现出来，朝宫修建在都城的最南面，汉的未央宫也是如此，而其宗庙都位于城的北面。　　可以看出，雍城处于中国都城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研究，秦当初营建雍城时，仍以宗庙为主，大郑宫即为一座以宗庙为主的建筑，前面讲到姚家岗遗址发现的牛羊祭祀坑及祭祀用玉器，说明大郑宫确为宗庙性质的建筑，其后约经过一百多年，秦国社会逐渐走上变革的道路，思想意识也由重祖宗向重君主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变化表现在宫室规划上，便是“朝”与“庙”的分离，于是便于姚家岗宫殿区之东，分别建造了一座独立的宗庙和朝宫，这样一来就使得雍城的主体格局呈现出一种过渡形式，这确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发现填补了商周到秦汉间都城制度史上的空白。　　（四）雍城在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自从德公居雍大郑宫后，秦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秦穆公时期，文治武功兼备，他任用贤才，西取东进，使秦的领土面积显著扩大。在西边，“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4页。）；在东边“是时秦地东至河”。可以说这是秦在孝公以前最辉煌的时期。在雍城的十多位秦公励精图治，不断开拓疆土，整顿内政，使秦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襄公受封立国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秦国只有在建都雍城后，才真正揭开了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也只有在此之后，秦族才真正跨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雍城作为秦都城的二百多年里，秦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工具得到了较大改进，秦公一号大墓发现铁农具十余件，在凤翔高庄秦墓中，出土器件50件，反映出当时铁农具的使用比较广泛。农具的改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泛舟之役”反映出当时秦农业的发展情况。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只要我们看一看秦都雍城的考古发现即可以清楚。从1962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城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有金器、银器、铜器、陶器等，制作工艺精良。　　其中以陶器为主，有盆、罐、鬲、钵、豆、盂等生活用具，还有水道、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有用于生产的石磨、铜铲等工具。在青铜器方面，姚家岗出土的青铜建筑构件，为新出现的器形，其纹样为蟠虺纹。这是春秋时代秦国流行的纹样。在制陶领域，秦人立国后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突出的展现在砖瓦建材方面，如雍城宫殿遗址出土的凹字形板瓦，以及瓦当等，鲜明地显示了秦文化的特征。在仿铜器礼器方面，彩绘大耳壶、大口罐等，都是新出现的秦的典型代表性器物。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彩色丝织物及木胎漆猪、金鸟、金兽，以及玉器、骨器等，反映了秦国的丝织、漆器、金属细作等各种手工业都发展起来，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艺水平也相当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秦都雍城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著名的经济都会，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肯定也是比较繁荣的。　　秦都城迁离雍城后，雍城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雍城的经济地位很高，有许多的手工业作坊仍然存在，又处于交通要道，所以史念海先生认为：“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关中这时已有三个经济都会，即雍、栎阳和咸阳。栎阳即阎良区武屯镇东北，雍和栎邑不作为政治都会之后，依然保持着经济都会的地位。”（史念海：《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而且秦先公的陵墓及宗庙还在雍城。秦雍城建都时间长，所以先公时期的墓葬很多。关于宗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说明雍城有很多先王庙，因此，后代的秦公秦王、始皇都必来此祭祀。秦始皇二十二岁行冠礼时还必须到雍城去。雍城的许多宫殿及离宫别馆因此保留了下来，甚至沿用至西汉时期，反映了雍城的不落地位。　　三 两个临时性都城——泾阳和栎阳　　雍城作为都城无疑是不错的地方，但要继续向东扩展领土，则有鞭长莫及之感。于是在肃灵公时建都泾阳（今泾阳县境），到献公时更向东迁都至栎阳（今西安阎良区武屯乡）。通过这两次迁都，秦人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开始由弱变为强势，以至于由守势变为攻势。实现了献公提出的“复穆公之故地”的夙愿。完成了作为临时都城的历史使命。于是到孝公时，迁都咸阳。　　之所以称泾阳、栎阳为临时性都城，是因为：其一，当时的根据地仍然在雍城。其二，泾阳、栎阳的都城规模都较小，建筑形式也比较简单，都城的设备和设施也不齐全。正因为是临时性的都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叙秦都城咸阳时，认为“自雍徙都之”。　　秦之所以把都城从雍迁到泾阳，再进而迁到栎阳，其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扩大土地，因为秦穆公时曾一度夺得晋河西地区，但由于雍城在当时的交通环境情况下鞭长莫及，河西地又得而复失，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土地，必须把国都迁往东部，一则利于国君指挥战争，二则易于保护得来的土地，以便“得寸进尺”。虽然泾阳和栎阳为临时性的都城，但在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秦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使秦国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在对东方的战争中由守势变为攻势。特别是在栎阳期间，进行了“献公改革”和“商鞅变法”中的第一次变法，其制定的改革方针影响了秦以后的发展。　　（一）泾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在秦灵公和献公之间，还有秦简公享国十五年，惠公享国十三年，出子享国二年，加上灵公的十年，从公元前424—前383年，共计41年。从以上记载来看，从灵公到献公元年，秦以泾阳为都城。　　王国维先生认为秦灵公时将都城从雍城东徙泾阳，以泾阳为都邑，并指明泾阳就在现在的泾阳县。（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1页。）我赞成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在此，我想就秦都邑泾阳再补充一些资料。　　泾阳位于咸阳之北，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当秦穆公独霸西戎之后，其后的秦公便将矛头指向东方，当时的东方是先进地区所在，当时的晋国与秦国为争夺河西地区进行了许多的战争，为了指挥对东方战争的需要，秦灵公便“居泾阳”。实际上，在秦灵公之前，诸秦公已开始把矛头指向东方，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秦桓公和景公时期，秦虽有东进的决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无能及内部的争权夺利，使秦国一度积贫积弱，东方的晋国不时西侵秦国，对秦国形成很大的威胁。其中有两次晋国的军队已到达泾水，甚至越过泾水。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桓公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23年后的秦景公时期，“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7页。）。这两次战争给秦人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此后的晋国因六卿的内部斗争，国力消耗，这正是秦东进的良好机会。《史记·秦本纪》云：秦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秦灵公执政，迁都泾阳后，加大对东方晋国的进攻力度，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同上书，第200页。），八年，“城堑河濒”，十年，“补庞，城籍姑”（《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705—706页。）。可见秦灵公迁都确实是为了东伐。到简公时，也曾多次东伐，“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七年，堑洛城重泉”，简公十二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秦与晋的战争变成与魏的战争。“十四年，伐魏，至阳狐。”（同上书，第710页。）直到秦献公时，始觉得要对付三晋，“复缪公之故地”，必须再往东迁。于是在献公二年，“城栎阳”，开始了进一步对魏国的战争，由于国都再次东迁，对魏的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真正取得了河西的土地，为进入河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都邑泾阳到底在什么地方，根据文献及地形考察应在泾水之阳，即现在陕西省泾阳县北，秦灵公所居泾阳，当在泾水之北，因为“水北为阳”。泾阳所在地，地势平坦肥沃，对于发展农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可借用泾水以浇灌土地，正因为如此，时人在谈到秦国形势时指出：“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28页。）由于泾阳优越的环境地理位置及战略上的需要，秦灵公便从雍城迁于此。但其具体位置还需要认真探讨。　　（二）栎阳　　那么，秦献公即位后为何又要把都城从泾阳迁于栎阳呢？首先是因为灵公迁都泾阳后，虽然多次发动对东方的战争，但由于当时内政混乱，“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在此四十多年时间里，“会往者厉共、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多次发生宫廷政变，使秦一蹶不振，要打破这种局面。迁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摆脱旧贵族统治的不利局面。迁都后，献公在栎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栎阳的地理条件要比泾阳好，这里是交通要道，商业发达，“北却戎翟，东通三晋”。最后从军事方面来讲，迁栎阳比泾阳更利于对东方作战，栎阳距离东方的魏国更近，更利于国君指挥战争及巩固已获得的土地。　　栎阳，从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开始建都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作为秦的临时都城34年，在这一时期，栎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栎阳古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关庄和御宝屯一带。西南距今栎阳镇（唐时建）约25公里，南距渭水约15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北距康桥镇仅隔一石川河。　　据《史记·秦本纪》载：“献公二年（前383年）城栎阳。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从秦献公二年到秦孝公十二年，秦在栎阳活动了34年之久。　　《史记·秦本纪》云：“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按《史记集解》引徐广语“城栎阳”即“徙都之”。又“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这里的“徙治”即“迁都”之意。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把“迁都大梁”也写作“徙治大梁”。　　《史记·货殖列传》又云：“献（孝）公徙栎邑。”《帝王世家》载：“至献公即位，徙治栎阳”，“孝公自栎阳徙咸阳”。这部书是西晋皇甫谧著的，起自三皇，止于曹魏，专记帝王事迹，所述秦以前史事博采经传杂书，可补《史记》之不足，对研究曹魏以前帝王事迹颇有用处。《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载：“栎阳县本秦旧县，献公自雍徙居焉，属左冯翊。项王立司欣为塞王，亦都之。”　　1964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曾对栎阳城址进行了勘探和调查。勘探的结果是，探出了3条街道、6个城门和500多米夯土城墙，发现了7处重点建筑。（田醒农、雒忠如：《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勘探的结果是，发现了南、西二城墙和3处门址，道路13条，建筑基址等15处，其东、北城垣可能被水冲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工作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也有人认为本身不存在东城墙和北城墙，应以石川河为自然屏障。　　经过勘探和发掘，秦栎阳故城应有10座城门，即南门二、北门二、东门三、西门三。几处大型遗址均分布在城的中部，其中一号遗址尤为庞大。其范围，东西和南北均达350米。城内几条主要干道都通向此遗址。从道路分布情况，也足以表明遗址在都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此遗址内，有几处夯土基址，规模可观。出土有大量瓦片、红烧土及汉代砖瓦残块，当为栎阳宫遗址。　　据前朝后市之制度，宫城之北当设“市”。《史记·货殖列传》载：“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其“市”的规模当不会太小。《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在秦国初次变法，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先导演了“南门徙木”的活剧，“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可知此“市”至少应设南、北门。　　城址西南部二号遗址范围较大，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铺地砖等，当为一处秦汉时期的重要建筑遗存。四号遗址曾发现一个战国晚期铜釜内装金饼八枚，其中一枚阴刻篆书“四两半”，可知为秦金币，当有显贵或大贾居留于此。三号遗址出土有大量铁渣，当为一处冶炼作坊遗址。　　秦孝公时，又将都城迁到咸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栎阳这时已完成了作为临时都城的任务。经过献公、孝公的改革，国力日益增强，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已无力与秦抗衡，只有派龙贾沿洛河修起一座长城，企图阻止秦国向东扩展。同时魏惠王在公元前364年把国都迁往大梁，从而减轻了对秦河西地区的威胁，这时秦的发展已不限于河西一隅，更重要的目标则是向函谷关外发展，以至于统一中国。　　栎阳作为秦的都城虽只有34年，但它是秦从弱到强至为关键的34年，献公和孝公都是在秦历史上的开拓性国君，励精图治，为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则是在栎阳进行的。　　献公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改变了秦历史上长期的奴隶制残余——人殉制度，规定“止从死”。2.实行“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3.推行县制，建立了四个县。4.“初行为市”，发展商品生产。秦献公的改革起了重大作用，使秦的国力增强了，在向东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献公在位23年，对秦国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因而秦“至献公以后，常雄诸侯”。献公死后，太子渠梁即位，这就是秦国有名的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他发愤图强，立志改革，发出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商鞅经人推荐，三说孝公，得到了孝公信任，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共进行了两次，变法的内容主要是：1.废除世卿世禄制。商鞅针对“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得尊显”的旧风俗，规定国君的亲属（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制定二十等爵的军功爵制，只要立了军功，不管你以前的地位如何，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爵位，这一法令的制定，激发了人们在对外战争中奋勇杀敌的积极性，从而也提拔了一批支持封建政权立有军功的新官僚，使国家兵力强大起来，达到了扩展领土兼并弱国的目的。2.重新整顿了献公时“为户籍相伍”的制度。公元前356年，“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鼓励互相监督。3.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说，凡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4.鼓励个体小农的发展，规定男子成年必须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以促进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商鞅变法”取得了重大成果，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公元前352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他率军东渡黄河，几次打败魏国，直打到魏国的国都安邑。商鞅变法后，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变法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2页。）。　　栎阳作为秦的临时都城及在交通上的优势，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献公七年，“初行为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出现了“亦多大贾”的局面。考古发掘中多次出现陶文“栎市”也证实了史书记载的正确。这里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很快，《云梦秦简·仓律》载：“各县入谷仓，万石一积，而栎阳两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很明显这里的农业在秦国占有重要地位。栎阳也是秦代军工生产的主要产地。这说明虽然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然而栎阳的经济地位并未降低，仍然是当时秦经济发达的城市，对秦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四 秦都咸阳　　咸阳因位于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而得名，山南水北皆为阳，故名咸阳。咸阳作为秦的都城时间长达144年，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到秦灭亡（公元前206年），即从战国秦到统一后的秦朝。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孝公时期为初创时期，惠文王到庄襄王时期为发展时期，秦始皇时期为鼎盛时期。在秦的都城发展以至中国古代都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在这里秦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也正是在这里秦制定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以至于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事”，正如柳宗元所云：“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6页。）　　（一）秦都咸阳的选址　　秦之所以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是因为咸阳作为国都的条件较栎阳要优越得多。　　其一，从战略上来讲，栎阳已完成了作为都城的任务。秦从泾阳迁都栎阳后，随着献公、孝公的改革，秦国在和魏国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收复了失地，而魏国由对秦的攻势转变为守势，遂把国都从安邑往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与中原各国进行争夺战去了。而且在洛河上修建了一条长城，以防御秦的进攻，秦人完成了迁都栎阳的任务。再要扩大对东方的战争，完成统一大业，只有迁都咸阳才合适。　　其二，咸阳作为国都较栎阳交通更为便利。交通是否便利是从古迄今人们选定都城必先考虑的因素。咸阳附近的交通道路密集，可谓交通枢纽之地，来往于东南西北的人们都需经过此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渡口，著名的“咸阳古渡”正反映了这一情况。当时关中通往外地的主要道路有函谷道、武关道、渭北道等。函谷道也称渭南道，与渭北道东西相贯，沿渭河而行，古今同为崤函陇蜀间所必经。渭河在咸阳附近呈一西南东北转折，其东函谷道由黄河南岸延伸而来，其西渭河南岸已迫近秦岭山麓，地势起伏，有碍行旅，渭河北岸则较为平坦，大道由此渡渭最为便捷。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安以东多分布在南岸，以后又多在北岸，已经出现此种端倪。大道渡口正是建立都城的理想场所，秦孝公从栎阳迁都咸阳，首先就是为了控制这一渡口，东出函谷以迎天下。而以咸阳为都，南渡渭河即可控制武关道，东南进取楚国。咸阳正处于这个交叉路口上，秦把都城迁至咸阳是通过函谷道进取东方和通过武关道对付楚国的必然趋势，加之咸阳靠近渭河，通过渭河可进行漕运，用渭河进行运输在秦穆公时已付诸实施，著名的“泛舟之役”就是秦国利用渭河进行漕运的范例。　　其三，地形优越，易守难攻。咸阳南临渭水，东倚泾水，逶迤起伏的秦岭、嵯峨、九嵕诸山遥遥相望，南北环抱，东和北有泾水阻挡，进可攻，退可守，是建都的理想场所。　　其四，在经济上的环境也优于栎阳。咸阳一带土地肥沃，是周代丰镐的近畿地区，开发较早，比栎阳一带的盐碱地更利于发展农业。　　总而言之，秦迁都咸阳既有地理环境方面的考虑，又是秦战略上的需要。正如《咸阳县志》所云：咸阳“南临渭水，北倚九嵕，左挟崤函，右控巴蜀”。　　（二）秦都咸阳的规模和形制　　秦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的筑冀阙开始，到后来的“渭水贯都，以象天汉”，都城的规模一直处在发展扩大之中。　　关于秦都咸阳的规模，传统的观点认为位于当时的渭河以北，正如《三辅黄图》所云：“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建，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实质上惠文王以后，秦的咸阳都城已不再局限于渭河以北地区，开始向渭河以南发展，在渭河南修建了兴乐宫、甘泉宫、信宫、诸庙、章台、上林苑等建筑，成为都城的一部分。因此确切地说，秦都咸阳北至泾水，南到终南山，大体可分为渭北宫室和渭南宫室两大部分。　　渭北宫室　　四十多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试掘，基本上可以确定秦都咸阳渭北的范围，西起石桥乡的何家、杨村，东至红旗乡的柏家嘴，东西长24里，渭北咸阳城的南部由于渭水的北移冲毁了一部分，北边到泾水。　　关于渭水北移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球自转引力的作用；二是渭水以南山高坡陡，水流湍急。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渭水一直处于北移的状态，对于渭水北移冲毁咸阳城的问题，武伯纶先生在《西安历史述略》一书中认为冲毁较多，几乎找不到秦都咸阳的踪迹。有的学者则主张虽冲毁了一部分，但秦都咸阳的主体仍在，目前咸阳原上的建筑遗址即是咸阳城的中枢所在。（刘庆柱：《试论秦咸阳城布局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　　究竟渭河北移了多少呢？据《汉书·文帝纪》苏林注云：渭桥“在长安北三里”，此渭桥即秦时的横桥，秦昭王建，秦始皇曾修缮和扩建，汉沿用。据《三辅旧事》载：“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的渭河北岸上发现一条南北道路，东西宽50米，路土厚0.3米，上距地表深1.4米，该路是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的道路中最宽者，往渭河南延伸恰与汉长安城的横门相对，北为牛羊村东西的二道原和半原地，西起胡家沟，东至山家沟为秦都咸阳的宫殿区。（孙德润等：《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考古工作者沿横门往北，也发现了一条道路，向北延伸1250米后再无路土，表明西汉时长安与渭水相隔不足三里。而今天长安城到渭河北岸的距离约13里，说明渭河北移约十里。据刘庆柱先生考察，渭水在这一带从秦迄今约北移了8里，两者相差不甚多。由此可见，冲掉的多为手工业作坊遗址及商业区之类，当时的人绝不会把宫殿等建在离渭水较近的地区，因为他们长期与渭水打交道，对渭水的习性是了解的。据史书载，当时咸阳“因北陵营建”，陵即大土山，也就是说建在咸阳二道原上，今天发现的咸阳主体宫殿遗址即在咸阳二道原上。　　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的钻探试掘工作已进行了30多年，在遗址范围内共发现各类遗迹230余处，其中6处已经过试掘和重点发掘，揭露面积15000平方米，清理战国秦墓数百座，出土和采集文物5000余件。（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秦都咸阳宫殿林立，气势雄伟。　　咸阳宫。是秦都咸阳的主要宫殿之一，应是一个宫殿群，也是在秦都咸阳修筑的最早宫殿。秦的许多重大事件如，重大的议事、朝会活动都在此举行。也是项羽入关后首先烧掉的宫殿。其遗址即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一、二、三号等宫殿遗址，是由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组成的。　　下面就已发掘的几个建筑遗址予以介绍：　　一号宫殿遗址，位于窑店乡牛羊村北原上，发掘前夯土台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揭露面积3100平方米，通过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进行复原研究，发现这是一座以平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和周围有回廊环绕。其特点为把各种不同用途的宫室集中到一个空间范围内，结构相当紧凑，布局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在使用和外观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正像唐人李商隐在《咸阳宫》一诗中讲的：“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　　这是一座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夯土土质纯净、坚硬，夯层一般厚6—9厘米，夯层清晰，呈半球形，一般是平夯，直径7—8厘米。　　夯土台的顶部是主体殿堂，编号为1室。出1室东门是过厅，为2室。2室以南有一居室，即3室。1室以西为斜坡道，可登1室西侧高起的平台。台以西又有南北两室，南为4室，北为5室。下部台基北侧有两大室，即6、7室。台基南侧由东西向为盥洗沐浴用房（8室）和居室（9—11室）。台基下部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回廊及散水遗迹。出1室北门有走廊，6、7室与北廊间有过道。台基上下分别发现了4个排水池和7个窖穴。　　从该建筑地平的水平测量来看，在50米距离范围内标高误差不超过1厘米，即相对误差控制在千分之二范围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　　在1室中央，发现一个直径达64厘米的柱子，这和《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相互为证。地面朱红色，结构系夯土台基上垫一层厚10—15厘米沙土，上置厚约10厘米的粗草烂泥打底，再抹上1—2厘米的碎草烂泥，表面施朱红色，证实了《三辅黄图》所载的“土被朱紫”。　　各室之间用回廊连接，有东北、北、西、南几部分，其中东北、北和西回廊相通，且均为直角，墙壁构筑与房屋同，地面只作草泥处理，南廊残长50余米，有檐柱14根，西廊通长28米，回廊东西各有一踏步。西踏步正对6室北门，东踏步在7室以北，两踏步均为六步五级，用长方形空心砖铺设。东北角为曲尺形回廊。回廊外有散水，北廊散水宽90厘米，两边平行铺方砖一排，中置卵石。东北角散水用残破砖铺里边，外置卵石。一号建筑遗址上，发现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和构件。从该建筑地平的水平测量来看，在50米距离范围内标高误差不超过1厘米，即相对误差控制在千分之二范围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从出土物的特征判断，其遗址建于战国晚期。从发掘情况来看，该建筑技术高超，为土木混合结构，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各房间的使用功能、通道、采光、排水及结构方面都作了合理安排，平面有主有次，统一而不呆板，这种将一般宫观的分散布局方式集中在一个空间范围内，在中国建筑史上是迄今为止首次见到的。　　二号宫殿遗址位于一号遗址的西北，仍然是以夯土台为基的大型台榭建筑，且规模更大。基址东西长127米，南北宽32.8—45.5米，其东南与一、三号遗址用回廊相连。　　地基采用纯净的黄褐色土夯打而成，层次清晰，有宫室5处，3处位于夯台顶部，属台上建筑，现存部分柱洞和室内地面残迹。有两座宫室位于夯台东半部北侧的底层，保存较好。　　围绕高台建筑的底部有依台修筑的一周回廊，其中东廊、南廊、北廊保存较好，西廊较差。在二号遗址发现竖管18个，分布于回廊和庭院地面，推测是用来插放旗杆用的。同样发现了许多建筑构件。壁画发现于回廊地面堆积中，均属残块，计350余件，其最大者31厘米×17厘米，能识别者为马、凤羽、枝叶、蔓草等。　　从二号遗址发掘情况来看，仍是以夯台为中心、土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多层台榭建筑。以台上的宫殿为主体，辅以依台壁修建的一圈回廊和服务于宫室的东西对称的两处廊下盥洗室。通过回廊与1、3号遗址相连，但二号遗址更大一些，这个遗址可能是咸阳宫中处理政务的一处主要场所。（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2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三号宫殿遗址位于1号遗址的西南，相距近百米，据钻探得知，3号遗址东北角与1号遗址西南角有建筑相连，也位于夯土台基上，遗址东西长约117米，南北宽约60米，清理了遗址西部一部分，发现廊道2条，屋宇2座。　　3号宫殿遗址最大的收获是出土了大量壁画，主要出于廊东西坎墙墙壁上，有车马出行图、仪仗图、建筑图、麦穗图等。车马图每间2—3组不等，每组四马一车，共七套车马，马有枣红色、黑色、黄色三种，皆作奔腾状。仪仗图现存人物11个，均残缺，分上下两列，人物均上着长袍。建筑图有南、北二楼，均为二层，每楼南北两端各一角楼，北楼北端角楼共四层，人字形顶。全长32.4米的画廊，画面主题突出，并辅以松柏等植物及各种几何纹或其他图案衬托，构图新颖多变，设色浓淡相间，富有古朴的现实主义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3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3号宫殿遗址也是战国晚期的，是秦都咸阳宫的一部分，但稍晚于1号遗址，是宫廷活动的场所。其遗址中出土的壁画，无疑在秦代绘画和建筑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一则填补了秦代绘画的空白；二则证实了史书中关于秦汉时期建筑中有壁画的记载。在建筑史上，虽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建筑物上已有壁画出现，秦汉时期在宫室建筑中已广为普及，但均未出现实物，秦咸阳宫中壁画的发现，填补了宫室建筑史上的这一空白。　　咸阳宫是一组宫殿建筑群的统称，其中有许多宫殿台榭建筑，见于记载的有：六英之宫，《七国考》引《广记》云：“主父（赵武灵王）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宫，而有觉。”还有斋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殉咸阳。”还有曲台之宫，《汉书·邹阳传》：“臣闻，秦依曲台之宫悬衡天下。”应劭注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　　咸阳宫是秦都中的主要宫殿，有许多重要的活动均在此举行。如公元前227年，秦王政见“燕使者咸阳宫”，在此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荆轲刺秦王”的活剧。即使到后来在渭南修建了许多宫殿后，秦始皇仍然“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反映出咸阳宫在秦时的重要性。　　在咸阳都城的渭河以北，除了咸阳宫之外，还有冀阙、仿六国宫室、兰池宫、望夷宫等宫殿建筑。　　冀阙。实质上在秦都咸阳最早的宫观是“冀阙”，“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3页。）。冀阙是秦孝公十年迁都咸阳之前由商鞅监修，仿照鲁国和卫国的建筑形式建造的，“营如鲁卫”（《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4页。）。《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史记索隐》云：“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阙实质为类似于门的建筑，用来发号施令，与观的作用相同，“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7页。）。由上可以看出，冀阙实质上应为宫殿的门阙。是秦定都咸阳以后的第一座建筑。　　仿六国宫室。《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又据《后汉书·皇后纪》云：“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之所以修建仿六国宫室，是为了彰显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具有美化都城的作用，因为当时六国宫室的建造，集中了当时六国中的能工巧匠，是战国时期文化的杰作。从目前发掘的六国都城的情况可见一斑。赵邯郸、燕下都、楚都郢、齐都临淄、韩国新郑的规模都很大，建筑技术高超。　　关于六国宫室的具体地望，《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咸阳北阪。笔者认为咸阳北阪，是指咸阳北原，但在此应限定范围。此处司马迁之所以提出咸阳北阪，是与咸阳渭河南的南原相区别，因为到秦始皇时，秦都咸阳已不只局限于渭北咸阳，而且渭南也在咸阳的范围之内，秦咸阳都城已是“渭水贯都”。　　秦始皇先后用了十年时间，平灭了山东六国，每破一个国家，即按照该国都城宫室的建筑形式修建一个相似的宫殿在咸阳北原上，从而建成了仿六国宫室。具体地望，刘庆柱先生在《“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中推测，六国宫室可能在咸阳宫东西两侧。他认为：“毛王沟曾出土楚金币，出土陶器有‘咸屈’陶文，可能是内迁楚国屈姓的制品，聂家沟西北出土有高足鼎，亦非秦的器物，这些可能与六国贵族的活动有关，六国宫殿是软禁六国贵族的，若离咸阳太远不便监督，因而不可能延伸到长陵以北。”　　据陈国英先生调查，在咸阳宫城西的聂家沟发现秦建筑遗址两座，宫城东发现建筑遗址数座，宫城北也有建筑遗址，且可能延伸到长陵以北。在长陵邑所在的怡魏村发现两座秦大型建筑遗址，这些遗址虽未发掘，但按其位置可能是六国宫殿遗址。王丕忠先生曾在怡魏村采集到瓦当三品，一是双兽树枝纹半瓦当，二是树枝菱角纹半瓦当，三是云水纹半瓦当，这三品瓦当与齐都临淄出土的瓦当相同，证明在怡魏村有仿六国宫室遗址。　　笔者认为仿六国宫室就在今咸阳窑店北怡魏村一带。目前在咸阳原上的秦建筑遗迹很多，因为尚未出土带有文字性的东西，故难以确定哪个宫叫什么名字，只有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来判断其建筑的时间。　　兰池宫。因在兰池之旁而得名，是秦时国君常游幸之地，兰池据《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这是当时秦在咸阳宫以东修建的一个自然景观，湖面可以荡舟游览，其中有蓬莱山、鲸鱼石等景观，兰池中蓬莱山的修筑是对秦始皇东巡求长生不老药的一种补偿，成为秦始皇的常游幸之地，有时甚至夜宿兰池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　　兰池宫位于何处？据《元和郡县图志》云：“秦兰池宫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按里程推算，其具体位置即今咸阳宫遗址以东的杨家湾，这里现在是一呈簸箕形的大湾，北、西、东三面有高约5米的岸畔，南面开阔平坦与渭河之滨相连，杨家湾在20世纪50年代平整土地时发现淤泥层甚厚，在渭河发电厂扩建时钻探得知，秦汉以来覆盖有20个文化层，浅处30米可见生土，深处70米才见生土层，可见当时的兰池宫水深达70米左右。据考古调查，在杨家湾西面的原上柏家嘴一带采集到大量秦铺地砖、空心砖、瓦当、陶片等，其形状、纹饰与秦咸阳宫一样，显然是一处秦建筑群遗址。而此地又在兰池的西岸，当为秦兰池宫，秦末被项羽焚毁。据考古工作者钻探，在此处发现了六处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陕西省渭河发电厂在此扩建厂房时，于8米深处出土已腐朽的圆木三根，直径均在15.6厘米左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望夷宫。秦始皇时修建，是秦都咸阳在北部的哨所，南距咸阳宫遗址约8公里，在泾水南岸。当时北边由于有匈奴的存在，经常骚扰内地，秦始皇便在咸阳东北的泾水南修建了望夷宫，作为瞭望哨所。其具体地望，据《三辅黄图》云：“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以为宫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也云：“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1989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依据史料记载对泾阳县将刘乡王福村和二杨庄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一处夯土高台，这里恰好在泾阳东南的泾水边。笔者曾去考察，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98米，南北宽34米，距地表深0.75米，宫殿基址由于河流的两千年冲刷，已被蚕食很多。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各种瓦当，有云纹、凤尾纹、素面、葵纹，还有筒瓦、板瓦、回纹空心砖、素面空心砖、回纹方砖、太阳纹方砖、素面方砖等。在此还发现了壁画残片及大量的红烧土层。这座宫殿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秦二世就是在这座宫殿中被杀的。当时项羽入关，身为中丞相的赵高，害怕秦二世归罪于己，便先发制人，于公元前207年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逼杀秦二世胡亥于望夷宫。　　渭南宫室　　秦为何把都城向南发展呢？这是因为渭河北在交通、水利、农业和游赏的环境等方面都不如渭河以南优越。　　首先，秦咸阳都城在刚建时，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自从秦惠文王“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后，秦都咸阳在渭水以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如《汉书·五行志》所云：“惠文王初都咸阳，广筑宫室，南临渭，北临泾。”秦都咸阳向北发展，受到泾水的限制，无法继续向北扩展，坐北面南的都城只有向渭河以南发展了，这是秦都城向渭河南发展的关键原因。后来的阿房宫建在咸阳都城的最南端，以南山为阙，正是这种面南坐北思想的反映。　　其次，渭河以南相对渭河以北而言，用水方便。渭河以北咸阳原上地势高亢、缺水，城市供水困难是秦咸阳逐步南迁的原因之一。而渭河以南地势低平，河流纵横如网，沣河、滈河、潏河等既为都城提供了用水的方便，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灌溉的方便条件。　　再次，在渭河以南建宫是秦战略目标转移的需要，自从秦和魏为河西进行了一番争夺后，魏国已处于劣势，于是把都城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变对秦的攻势为守势，于是秦人便把战略重点转向东方。而对东方的用兵，从渭河以南通过函谷关较之渭北优越。作为交通方面的优势，渭南优于渭北，渭南既可以通过函谷关向东方挺进，也可以从东南通过武关向楚国进攻。　　最后，咸阳渭河以南地区是周王朝的建都之地，开发程度高。“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随着秦国力的增强，国都的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始皇迁移全国十二万户于咸阳对渭北咸阳形成压力，只有向渭河南发展才有广阔的空间。正如史念海先生在《中国七大古都·西安》一书中所言：“既然秦孝公最初在渭北营建咸阳还是未能忘怀对于魏国的防御，时过境迁之后，秦人顺应地理环境向渭南发展，也就毫不足怪了。”当然，秦都向渭南发展，也有仿周都之意。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中隔沣水，这种建都形式除其他原因以外，对美化都城环境亦有好处。秦人和周人一样，发展轨迹也是由西向东，仿建周都的示范区营建咸阳，把渭水置于都城中，形成“渭水贯都”的优越环境。　　在渭南地区也形成了众多的宫殿

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首页.书架.社科.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 秦汉都城文化（二）　　章台，章台是秦都咸阳在渭河南岸的主要宫室建筑之一，秦王的许多重要外交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就发生于此，“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0页。）。《史记·楚世家》也云：“楚王（怀王）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章台被作为秦国的象征，“苏秦说楚威王曰：‘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59页。）。说明章台在当时的作用很大。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具体在渭南什么地方，论者不同。笔者认为就在汉长安城内的未央宫前殿，也就是说未央宫前殿是在秦章台的基础上建造的。　　现在的未央宫前殿台基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考古工作者曾在前殿遗址的汉代建筑之下发现有叠压的战国时代秦砖、瓦当等遗物，当为秦章台的建筑构件。秦章台正是利用龙首原北坡的地理形势建造而成的高大建筑物。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论衡·实知篇》也云：“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竟如其言。”西汉武库遗址已找到并进行了发掘，位于长安城内中南部，即今刘寨村东，长乐宫也已勘探清楚，在武库以东。结合考古发掘，章台应是未央宫前殿遗址。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云：张敞“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孟康注曰：章台街“在长安中”。臣瓒注曰：“在章台下街也。”章台街因章台而得名，故章台也应在长安城中。张敞朝事活动在未央宫，罢朝后走马章台街，说明章台街就在汉未央宫内及附近。汉长安城西面南数第一门为章城门，之所以城门名章当与章台有关，由章城门向东有一东西大路横穿未央宫，在前殿南边经过，然后向南出西安门。前殿坐北朝南，罢朝后应从南出，然后走马章台街。　　从新近出土的秦封泥及文献记载来看，过去把章台称为章台宫是不准确的，因为文献中多为“章台”，而且新近出土封泥中也为“章台”，而非章台宫，因而应称之为章台。　　兴乐宫。这是秦在渭河南修建的宫殿群。战国后期的秦国，由于国力强大、人口增多，咸阳宫显然太小，于是便在咸阳宫南的渭河南建筑宫殿。　　《三辅黄图》云：“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汉太后常居之。”《史记·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兴乐宫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成为皇帝经常临朝之处。既然如此，其建筑当富丽堂皇，之所以汉初从栎阳迁都至长安时能以兴乐宫为基础，就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定的基础，因而只需要“修饰之”，便可作为汉初的宫城。　　汉的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扩充修成的，现在汉长乐宫的地望已得以确认，秦时兴乐宫的地望当在今汉长安城的东南方。　　何清谷先生认为秦的华阳宫当在兴乐宫内，因为《七国考》云：华阳宫（华阳太后所居）“在陕西西安府旧长安城内”。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属于兴乐宫的附属建筑。秦始皇时大肆扩建兴乐宫，建了不少的大殿，如大夏殿，还有鱼池台、酒池台，同时还筑有鸿台，高达40丈，台上建有楼观屋宇，秦始皇常在此射落大雁，因以为名。　　甘泉宫。秦的甘泉宫修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至迟在宣太后时已经有甘泉宫了，秦宣太后曾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嫪毐发动叛乱后，秦始皇曾把与嫪毐勾搭成奸的母亲禁于棫阳宫中，后听从齐人茅蕉的劝说，从雍把母亲接回来，“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目前对秦甘泉宫的所在地有四种意见，其一在渭河以南，即现在的汉长安城遗址内；其二在淳化县甘泉山；其三在现在乾县的注泔乡南孔头村；其四在现在户县。笔者赞成第一种意见，即认为秦甘泉宫位于渭河以南与秦咸阳遗址南北相对的汉长安城西北角。具体位置就在汉长安城桂宫遗址一带。　　认为秦甘泉宫在淳化县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是误把汉甘泉宫作为秦甘泉宫，因而提出在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甘泉山上秦时虽有离宫，但名为林光宫，为秦二世修建。《三辅黄图》云：“林光宫，胡亥所造，纵广各五里，在云阳县界。”云阳县，秦置，西汉因之，治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秦林光宫宫址位于今淳化县西北约25公里的甘泉山，宫地在甘泉山南坡，据考古调查，在淳化县梁武帝村、董家村、坡前头村一带，有宫城城墙夯土残迹，实测总周长5668米，当是秦林光宫、汉甘泉宫的宫城，在董家村附近出土的蟾蜍玉兔纹瓦当和龟、蛇、雁纹瓦当，是典型的秦代动物纹瓦当，应是秦的林光宫建筑用瓦。林光宫建筑在秦末幸免于火，汉遂利用之，并在其旁建甘泉宫，建筑庞大的甘泉苑，之所以名为甘泉宫、甘泉苑，就是因为其建在甘泉山的缘故。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的甘泉宫不建在淳化的甘泉山上，当时名为林光宫，至于《史记·范睢列传》上讲的：“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其甘泉是指甘泉山，并不是甘泉宫，因为甘泉山是秦时北边的要塞之地，并非甘泉宫，“夫睢指甘泉谷为秦北面之塞，即云阳县甘泉山也”（程大昌撰，杨恩成、康万武点校：《雍录》卷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认为秦甘泉宫在户县的是南宋人程大昌，他在《雍录》中指出：“古以甘泉名宫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一也。汉之甘泉在云阳磨石岭上，二也。隋之甘泉在户县，三也。”又云：“甘泉前殿必近上林即户县也，则秦之甘泉与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宫不袭秦旧耶。”程大昌时，秦甘泉宫的所在位置已看不到了，猜测隋的甘泉宫是在秦的甘泉宫基础上建造的，这是缺乏根据。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相距甚远。　　秦甘泉宫在渭水之南，隔渭河与咸阳相望。《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史记集解》引徐广语：“入南宫”，“《表云》咸阳南宫也”。从上所述宣太后和秦始皇母亲皆居甘泉宫中，应在咸阳附近，绝不会放在距离咸阳太远的地方。因为宣太后当时握有实权，经常上朝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能离咸阳太远。昭襄王自己也讲：“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见，寡人乃得受命。”（《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第2406页。）这明确告诉我们，宣太后在诱杀义渠王之前，住在离咸阳宫不远的甘泉宫，所以昭襄王才早晚能与太后相见。甘泉宫和咸阳宫仅隔一条渭河，过横桥即是。　　“南宫”是相对于渭河北的咸阳宫殿而言的，在长安城相家巷村新近出土的封泥中也有“南宫郎丞”印，（周晓陆等：《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是南宫中的侍吏，说明秦甘泉又名咸阳南宫是对的。　　既然有南宫，应该就有北宫，新出土的关于“北宫”的封泥有“北宫”、“北宫幹丞”、“北宫工丞”、“北宫弋丞”、“北宫私丞”、“北宫宦丞”等。（同上。）这里的北宫封泥之所以如此多，是因为北宫是指渭北咸阳宫殿而言的，反映出北宫当时仍然很重要，目前在咸阳原上发现了二十七个高台建筑群遗址乃秦咸阳宫，因而北宫即指咸阳宫。北宫中的官吏众多，均是侍候王侯将相的。　　到秦始皇时曾扩建甘泉宫，“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前殿是指宫殿群中最高级最高大的殿堂，如阿房宫前殿、汉未央宫前殿、汉建章宫前殿，至今都留下巨大的夯土台基，从而也说明了秦甘泉宫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当不亚于兴乐宫的建筑。秦二世时，李斯在甘泉宫求见二世时，“二世方作角抵优俳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