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人可以通過社會而不死」

在費孝通逝世5周年的時候，我仍然不時能看到他的書籍，並能感受到他的深遠影響力。

在上海世博論壇上，我又一次聽到國際知名學者——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鄭重地引用費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認為上海世博會正是這四句話的生動體現，並在闡釋這四句話的同時，認為「各國的精彩亮相，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對話提供了條件。這種對話是通向人類和平相處的必經之路」。

在對比許多先賢對整個人類未來的思考之後，我認為，費孝通的思考要高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論斷，這是人類未來能夠和諧發展的最好方式，具有無限的生命力。這也使我不由得想起費孝通生前說過這樣的話:「那麼我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呢?我可以讓他們知道，在我這一代，我們的自我認識、自覺性達到了什麼水平。我將通過我的頭腦留下一些東西給後來的人們。那就是文化。文化是寄寓在個人的頭腦里的。個人的頭腦會死亡，但是通過社會，個人頭腦里的東西會積累起來，成為公共的財富。每一個人必須有助於文化的綿續和增積。因此人可以通過社會而不死的。」誠哉斯言!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於江蘇吳江，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按照費孝通的說法，在他的肉體沒有真正消亡之前，他其實應該已死過三次了。

「第一次我應該死在瑤山，那次極少有機會活著出來，碰巧有人發現了我，背我離開絕境。我應該死而未死。」費孝通這樣對美國學者巴博特說。那是在1935年8月，25歲的費孝通獲取清華大學研究院社會學人類學碩士學位後，與王同惠結婚，然後一起赴廣西瑤山做特種民族實地研究。12月16日，在艱難的行程中，因嚮導失引，費孝通誤掉捕虎陷阱，身負重傷。王同惠在求救途中失足溺水而亡。

費孝通繼續說:「第二次在昆明，國民黨打算殺害我，想不到有位朋友來把我從特務的槍口救了出來。有人要我死而我沒有死。」那是在1945年11月25日晚，已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西南聯大教授費孝通參加一場六千餘人與會的「反內戰講演」。當演講輪到費孝通時，槍聲響了。費孝通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勇敢地喊:「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我們要用正義的呼聲壓倒槍聲!」他成為黑名單上的人。1946年，在聞一多被暗殺後，費孝通成為特務們下一個目標。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費孝通最終在美國領事及其他人的幫助下保住了性命。

第三次是在「文革」中。費孝通回顧:「『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不認為我應再活下去。我考慮過自殺但沒有去做。」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費孝通處於非正常狀態，遭受了無數的屈辱，並親眼看著老師潘光旦因受迫害而死在他的懷裡。對這段歷史，費孝通的看法是:「對我沒有多少正面的東西，主要是損害。我失去了一生中最可寶貴的二十年，四十七歲到六十七歲。然而，這段經歷的確使我逐漸更好地了解人呢，逐漸了解真正的人。」「我們相信中國最後會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我確是活著看到這場大風大浪的結束。我的許多朋友沒有看到這些變化就去世了。中國仍有困難，但我真正相信我們會走上正確的道路的，儘管一路上不可避免地會有不少干擾。」

費孝通在「文革」後迅速地恢復了狀態，更加珍惜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業當中。在從事學術活動的同時，他也成為政治家，擔任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位……但在眾多的光芒面前，他有自己的定位，認為自己「老來依然一書生」。

他最看重的職務是教授。

他的工作態度是:「知行合一」，「行行重行行」，「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

他的座右銘是「腳踏實地，志在富民」。

為了「富民」這一心懷天下的追求，費孝通的學問始終與深度的社會調查緊密相連，他的著作《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等等，無不建立在豐厚的田野調查之上。即便他成為國際第一流的學者，即便他成為國家領導人，他都是「身先士卒」地行動在全國各地的老百姓中間，用學者的眼光觀察和思考，得出別人未能想到的具有前瞻性與建設性的見解。他提出的「邊區開發」、「多元一體」、「文化自覺」等理論已被或多或少地運用於國家建設當中，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這些理論同樣長期地影響著國內外理論界。

他的一生走遍大江南北，直到2003年93歲的時候，他仍然工作在第一線。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長辭人世。這一辭世，只能代表費孝通肉體的消失，而他的智慧和精神則永恆地留在人間。

(寫於費孝通誕辰100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