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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春秋:去國離家百年:不應被遺忘的華人勞工團

科學春秋:去國離家百年:不應被遺忘的華人勞工團

來自專欄知識分子21 人贊了文章

?地圖上標識的圓點都是死去將士的墓地

「他們都是距離地球太遠的星星,過一段時間,世人才能看見他們的光芒!」

法國北部有個名叫Erin的村子,現在是個只有200多人的小村莊。1916年,英國人在村子裡划出一塊地方,建了一個坦克修理工廠。1916年10月,村子裡先後來了三批中國人,每次500人,總共1500人。加上英國軍人,他們在新建的工廠修理送來的炸壞的坦克。幾乎每天都有坦克要修理。有時一次就送來幾輛,曾經有過一個半月修好100多輛坦克的記錄。而這批坦克重返前線不久,就發生了一場對德的坦克大戰,這批修復好的坦克參加了戰鬥,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這1500個華工,只靠幾個英國人,是修復不了那麼多的坦克的,前線英軍便沒有足夠的坦克對抗德國人,那場戰鬥就可能輸掉。十四萬五千名位華工中的1500人,就起了這麼大的作用。

撰文 | 姚蜀平

責編 | 程 莉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一、因文會友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從開始到結束,100年後的2014-2018年,法國不斷舉辦各類紀念活動。我有幸今年六月前往巴黎,參加了紀念華工參戰百年的部分活動。

早在1980年,我極偶然地得知一戰期間有華工前去法國參戰,巴黎北部還有個諾埃爾華工墓園。從那時起,30多年來,我不停歇地在關注和收集有關一戰華工的一切可能到手的資料,恰逢2011年首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徵文開啟,我應徵寫出一戰華工的長篇小說《他從東方來》。該作品獲得了首屆星雲創作獎歷史小說類佳作獎,其後我在原作基礎上大量增補加工,2014年由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完整版《他從東方來》。

?《他從東方來》一書

金城出版社2014年3月剛出版此書,一個月後的4月5日,我意外收到一封陌生的電子來函:「我是法國齊魯文化協會的江敬世,在這裡也是研究一戰華工為主,剛在網上看到你寫的有關一戰華工的小說《他從東方來》出版,特表祝賀……我這裡收集各種與華工有關的資料,我們明天就去華工墓地掃墓了,今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比往年隆重一些,你有機會到法國來,我可陪你到華工有關的幾個景點轉轉……」

我從沒有想到我的書會這麼快就傳到華工曾經戰鬥過的法國,而巴黎也有研究一戰華工的人,前往華工墓園拜謁是我多年的心愿。我隨即給江敬世先生寄去五本《他從東方來》。

2016年是華工抵達法國一百周年,巴黎華人為了紀念曾經為推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做出貢獻、並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華工們,舉辦了大型紀念活動,活動名稱就是「《他從東方來》——紀念一戰華工赴法百年論壇暨書畫展」。當年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基金會主席丁偉星先生還與法國郵政部門聯合製作了一套十張、五種款式的紀念郵票,郵票畫面記錄了華工赴法、到達戰區、在軍隊中勞動以及在法國設立的華工墓園等場景。首日封的左上角除了印有丁先生辦公室地址外,下面有兩行字:

《他從東方來》紀念一戰華工赴法百年論壇

2016年12月11日

?紀念一戰華工赴法百年郵票的首日封

江敬世先生今年1月31日在來信中告訴我:「2014年一戰爆發一百周年,我舉辦了『和平與發展——紀念一戰爆發暨華工論壇』;2016年是一戰華工赴法百年,我就用了你的書名,『他從東方來——紀念一戰華工赴法百年論壇』」。

今年他們邀請我以「一戰華工專家」身份去往巴黎參加一戰結束百年紀念活動。

二、初到巴黎

6月12日我抵達巴黎,江敬世先生親自到機場來迎接,我們一起前往丁偉星先生辦公室。丁偉星先生在巴黎華人中德高望重,60年代就來到法國,法語英語都十分流利,是和當地政府等地方機構打交道的主要人物之一。丁先生見到我十分親切,他自1983年開始關注一戰華工,三十多年來,我們雖然身處不同地方,卻都因某些偶然因素而關注同一個被遺忘的群體——一戰華工。我們年齡也相近,共同志趣與相同感受讓我們無拘束地攀談起來。丁先生送我四個紀念一戰華工赴法百年郵票的首日封,郵戳日期為2017年3月29日。看著信封上醒目的《他從東方來》幾個字,我怦然心動!

丁先生說共同籌備紀念華工赴法百年活動還有全球公益聯盟執行主席讓?克洛赫?波德赫、法國中華會館會長陳廣城、法國外籍兵團退伍華人協會會長陳建青、法國山東文化藝術經貿協會執行會長江敬世等人。

丁先生回憶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有位來法的留學生雲中君,後來留在法國研究近代史,他偶爾發現了巴黎北部諾埃爾鎮邊上有座華工墓園。丁先生聞訊後,多次驅車前往,深深為之觸動。

1983年10月31日,丁先生組織了巴黎地區150餘華人前往諾埃爾華工墓園掃墓。諾埃爾鎮政府準備了樂隊,丁先生與該鎮鎮長Claude DE Valicourt一起在華工墓地獻花,然後全體到鎮上唯一的學校與當地一百餘名學生共同舉辦了紀念活動。不久消息傳到台灣,1984年11月,屏東縣東港鎮通過丁先生與諾埃爾鎮結成姐妹鎮,鎮長Vakucourt及夫人在同年去台灣為此簽字。1985年6月,台灣屏東縣東港鎮回訪諾埃爾鎮,帶來了一對石獅子。諾埃爾鎮離大西洋不遠,是個旅遊小鎮,那對石獅子至今仍傲然挺立在前往墓園的必經之路上,這個濃濃的中國元素昭示著前方不遠處,有座獨特的華工墓園,它吸引了過往遊客。

當晚丁先生做東為我洗塵,在附近一家中餐館宴請了幾位客人。其中一位是來自上海的第六代名導演胡雪楊,他早在電影學院當學生時,拍下的《童年往事》就榮獲1990年美國奧斯卡電影學院電影節最佳影片獎,1994年他自導自演的《淹沒的青春》獲第十五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導演特別榮譽獎。他拍攝的文革三部曲讓人了解他是一位極有才華又關注現實題材的優秀導演。他目前正在巴黎拍攝一部以一戰華工為主題的紀錄片,胡導演告知明天要採訪我,我表示毫無準備,他說順其自然最好。他的合作夥伴、執行製片劉偉麗女士也在席,她英文法文俱佳——在異國他鄉,這對胡導演和攝製組來說至關重要。其後幾天也證實了劉偉麗女士是位親和力極強和非常有能力的人。

另兩位來自英國倫敦。一位是一戰華工數字博物館的發起者和負責人張春生先生,另一位是該博物館籌備處秘書長艾米小姐,他們正在與倫敦明愛學院一起做一個項目——「一戰華工數字博物館」。我不禁想起三年前的2015年1月29日,我曾經在財新網自己的博客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敬重生命,學會謙卑——為何英國人百年後還在尋找一戰陣亡將士屍骨」。我眼前的這兩位正是在做這項工作,我對他們不禁產生深深的敬意。他們告訴我,英國人現在不僅在尋找自己國家一戰陣亡將士的屍骨,而且把眼界擴展到150個國家,對大戰中所有國家的逝者一視同仁。找到遺骸就檢驗其DNA,一旦甄別,都會送到相關國家,即使是敵方德國士兵的遺骸,也會送到德國去;發現是中國人,就會送到華工墓地。幾天後,當我們來到巴黎北部的諾埃爾華工墓園,果真看到右前方有兩個新墓碑,上面沒有名字和逝去年代,僅註明是「Chinese Labour Corps」(「中國勞工旅」,也稱為「華人勞工團」)。

張先生他們做的工作就是建立與這些逝去華工相關資料的數字博物館,以便後人尋找先輩或是做有關研究。後來了解到,張先生他們做的海外華人博物館,範圍極廣,從清朝開始,經一戰、二戰,直到香港回歸。這個浩大的工程,由少數人來承擔,一切出發點是「以人為本」,令人欽佩和期待。

美國直到1917年才參加一戰,出兵200萬,死去了5萬多士兵,戰時都是匆匆就地掩埋,戰後大多被重新起殮安放到棺木里,用海輪運回國安葬,為此200萬美國軍人分四年才全部返國,就因為每艘海輪要承擔運送一定棺木的任務。近年,美國仍然在尋找三十年前在柬埔寨、越南和寮國等國家失蹤的美軍士兵遺骸。他們「掘地三尺」,就是為了兌現「讓每個人回家」這句承諾。任何當地人只要找到陣亡美軍遺骸,可以得到25萬美元,並獲幫助申請移民美國。而阿靈頓公墓,也是將軍與士兵相連,死而平等。

張先生還講到英國人現在不僅為戰爭中逝去的每一個人立碑,還為參戰的動物立碑,因為許多動物為贏得大戰勝利而貢獻了它們的生命。被立碑的有驢、馬、狗、駱駝、大象和鴿子。在一戰期間,德國人曾驚奇為何英國炸彈那麼準確地擊中他們的潛艇,原來是鴿子傳遞的信息。所以每炸毀一艘潛艇,就要犧牲幾隻鴿子。BBC主播後來在述說這段歷史時,都是眼含熱淚。動物參戰還可舉一例,二戰時的蘇聯士兵炸毀德國坦克,許多時候也是靠訓練有素的軍犬,它們身綁炸藥,聞到汽油就衝上去,最後與敵人坦克共亡。戰後人們難忘這些與我們共同抗擊敵人的生靈,為他們樹碑立傳。想到此刻,大家更加感慨,我們為何不應該為我們參加一戰戰死他鄉的成千上萬名華工先烈們樹碑立傳呢?

那天在席的除了江敬世和胡導演,其他人都沒有看過我的書,他們好奇學物理出身,後來做科學史的人,怎麼會寫一戰華工小說。他們希望知道我寫此書的緣由及經過。

思緒翻騰到30多年前的80年代,我滔滔不絕地講述起早在1980年發生在北京友誼賓館的往事。那是一次偶遇。我聽一位英籍華裔女士說起70年代末,他們到巴黎旅遊,在一家中餐館吃飯,垂垂老矣的老闆問這些客人:「中國現在是哪個皇帝?」原來他是一戰留下的華工,來法60年,再也沒有回去過,可是心中還想著遙遠的中國,想知道現在誰當皇帝。我聽後感到無比震撼,自此一個孤獨老人的形象總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他問的那句話不斷在我的耳際盤旋,怎麼也忘不了、放不下。我像著了魔似地想知道他的背景:想搞清一戰和中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去法國的華工是些什麼人,他們做了些什麼,經歷過什麼遭遇,他們最終的結局又是怎樣……

30多年來,我不斷關注他們,不斷尋找和收集資料,彷彿和那個遙遠的群體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想用長篇小說形式來書寫這段歷史。可是浩瀚的歷史背景、陌生的人物,難以尋覓到真實資料,都讓我望而卻步。直到2011年有一天,一位台灣文友,與我失聯了20年,偶爾得到我的信息後即用電子郵件與我聯繫,他的第一封信就是傳遞我一個信息——台灣舉辦「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徵文,其中創作獎的第一項是「歷史小說」。那四個字,像電閃一樣擊中我,霎那間點燃了我心中那團撲不滅的火種——一戰華工。我以往知難而退的情緒此時煙消雲散,我有了具體目標:徵文要求的一定字數(12-14萬)和交稿日期(10月1日截止)。獲悉徵文已是4月,我知道我沒有多少時間,我著手整理過往30多年收集的資料,又開始從中、美各種途徑廣泛查詢相關歷史資料。動筆時已是7月,我不是專業作家,我只能抽空來寫,不過一旦決定動筆,再也停不下來了。我寫到晚上11點困得眼睛睜不開,就把鬧鐘開到3點先上床睡覺,3點爬起來再寫到6點。這樣我終於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了13萬字的書稿。我把小說定為早在20年前就想好的書名:《他從東方來》。

當我按照要求把複印的五份稿子和一個光碟打包開車前往郵局時,激動和喜悅充斥心間。途中天漸轉陰,開始掉雨點。待我到了郵局停車場,竟然下起了瓢潑大雨,隨之是電閃雷鳴,狂風暴雨。郵局前的兩株矮樹全身晃動著樹枝,像是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在不停地甩著滿頭長發。天陰暗、雨狂瀉,風怒吼,我感到天好像就要塌下來了。我坐在車裡不敢動,緊緊抱著那包書稿望著狂怒的天空。不知過了多久,我用衣服裹住書稿,打開車門,在瓢潑大雨中沖向小街對面的郵局。在一系列繁瑣又漫長的手續後,終於謹慎地寄出了一大包書稿,我如釋重負地走出了郵局。突然耀眼的陽光照得我睜不開眼,沒有電閃雷鳴,沒有狂風暴雨,門前兩株矮樹靜靜地立在兩旁,樹枝上的水珠正在向下滴淌……我突然感悟到,剛才的暴雨是幾十萬華工淚如雨啊!現在我把書稿寄出去了,天晴了!我真想張開雙臂對天喊道:「天青、天亮,我把書稿寄出去了!我要讓全中國人都知道你們,我要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們!」(作者註:「天青、天亮」是小說《他從東方來》的主人公,一對孿生兄弟,分別赴一戰東線和西線的華工)。

後來執行製片劉偉麗對我說,那天晚上在餐桌旁,我講述這一段時,眼含淚花,聲音顫抖……我經歷了30年,終於實現了把一戰華工用文學形式寫入歷史、能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夙願。今天又遇到一群和我一樣關注一戰華工志同道合的人,還能和他們相聚傾談,我的激動與興奮無法形容,我不再感到孤獨,我相信,要讓更多人知道、懷念和尊敬華工的願望正在一步步地實現。

三、凱旋門獻花

凱旋門是世界著名的一座圓拱門,始建於1806年,1836年才建成,是拿破崙為迎接打敗俄奧聯軍凱旋歸來的將士而建,至今已有180年歷史。其建築宏偉,大氣,位於戴高樂廣場中央的環島,巴黎12條大街以此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她是巴黎的心臟。除了建築學和美學無可非議,凱旋門本身的深刻歷史意義和哲學宗旨更是不可低估。

凱旋門是為了慶祝法國軍隊擊敗俄奧聯軍,為了慶祝法軍的勝利而修建。「凱旋」乃勝利歸來之意。它與戰爭和勝利緊密相關聯。這裡記錄了1792年至1815年間的整個法國戰爭史,刻下了558名拿破崙時代英雄的名字。四個大型浮雕展示的是「出征」、「勝利」、「和平」、和「抵抗」。

戰爭是殘酷的,打仗就有死亡。凱旋門正下方,無名烈士墓是一次大戰結束後於1920年11月11日建立的。那裡長眠著一位在一戰犧牲的無名戰士,他代表了一戰中死難的150萬法國將士。在無名烈士墓前有盞長明燈,那是1923年,為紀念所有為祖國捐軀的法國士兵而點燃的火焰。每晚6:30,這個長明燈會被點燃,徹夜長明,火焰發出金黃色跳動的火光,像是在召喚那些亡靈歸來,也是提醒活著的人們:尊重死者,珍惜生命;正視戰爭,永葆和平。

凱旋門是法國人精神的象徵,每逢重大節日,如每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法國總統要從凱旋門下走過。每個總統卸任時,也要來到這裡向無名烈士墓獻花。各族各裔的人們,為了紀念為國捐軀的先輩,都會到這裡來獻花,伴隨著馬賽曲,表達他們對曾經為自由、平等、博愛戰鬥過的先烈的敬仰,也表達吾輩要繼續追求的意願。

這次為了紀念一戰華工赴法百年,丁先生等當地華人,經向巴黎政府申請獲准,定於6月13日下午在凱旋門獻花。凱旋門獻花是一項十分隆重而莊嚴的大事。那天多個團體準備了七個插滿鮮花的平台式花籃,我們五點半就聚在香榭麗大道一側的人行道上,身著制服的專職樂隊早已在凱旋門下等候,救護學校幾十位身著亮麗制服的青年男女正列隊待發,一身戎裝、胸前佩戴各種勳章的外籍兵團退伍老兵們,成為備受矚目的一群,胡導演的攝製組也已準備就緒。六點多鐘,由警車開道,眾人列隊跟在手捧花籃的先遣隊身後,由香榭麗大道向環島行進。彙集了12條道路的環島交通要道被警車攔截,一行人緩緩通過環形馬路抵達凱旋門下,馬路方才放行。手捧花籃的人領隊,我和幾位退伍老兵並列緊隨其後。我每邁開一步,都會想到,我現在正向巴黎凱旋門行進,向你們——百年前倒在這塊土地上的幾千上萬名華工烈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禮和最誠摯的敬意!

?作者(右二)與外籍兵團退休軍人合影

到達凱旋門後,我與一位退伍老兵共抬一個花籃,緩步向前,輕輕放下,6:30準時點燃了聖火,我看著眼前聖火跳躍的金色火焰,相信地下有靈的華工先烈們,一定知道我們今天正以最隆重的方式、在最聖神的凱旋門下,祭奠你們。安息吧!有名和無名的光榮入土的英烈們,你們創造了歷史,完成了人類的不朽。

?凱旋門獻花

當法方和華人代表致辭後,馬賽曲響起,我們站在兩側,向幾百年來為了人類進步、民主和自由而捐軀的先烈們,致敬!

四、一部反映一戰華工的紀錄片

這次來巴黎,有一項我並未預料也沒有做充分準備的工作,就是參與胡雪楊導演拍攝的一戰華工紀錄片。胡導演向我述說他的思路。這部片子以探索百年前華工參加一戰為主題,採用三個訪問來穿插,三個被採訪者分別來自英國、法國和美國,他們都是關注一戰華工達三十年之久的人。受訪的第一位是個英國人,當年墓園的花匠,名叫CarlLiversage。他幾十年如一日地照看華工墓園,對華工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前不久,英聯邦正式命名他為「英聯邦戰後墓園管理委員會」負責人。他對華工墓園幾十年的照看,傾注了對一戰陣亡華工的關切,對歷史的尊重,他是個值得我們尊敬的人。

胡雪楊導演採訪的第二位就是身在法國多年的丁偉星先生。丁先生曾輾轉在上海、台灣、香港,最後於六十年代落腳巴黎。自1983年,從台灣留學生雲中君那裡得知巴黎北部有個華工墓園,多年來,他年年組織巴黎的華人去諾埃爾墓園掃墓。正如他對我所說,對一戰華工產生出感情了。我深有同感,對那個遙遠又陌生的群體,我總感到一種難言的親近,隨之又會產生深深的悲哀。他們沒有魂歸故里,而是靜卧他鄉,多少年沒有人來燒香掃墓,沒有人來磕頭祭拜,他們有的有姓名,有的無姓無名,沒人知曉他是誰,又從哪裡來。那是一群被祖國遺忘,而被招募國眷顧的中國農民、中國工兵,中國的驕傲和脊樑。現在終於有人來看望你們了,來燒香祭拜你們了……

從第一次組織150人來諾埃爾鎮,丁先生就注意和當地保持聯繫,畢竟這個墓園位於諾埃爾鎮一隅。鑒於每次前往祭奠,都有不少當地法國人參與,丁先生總會贈送一些小禮物給那些前來的當地人。最早掃墓時有個當地年輕人,名叫MichelGalvani,首次從丁先生手中接過一條領帶。這個小禮物竟然被他保存了30餘年。如今他已經是諾埃爾鎮的副鎮長。多年來,他參加了無數次丁先生組織的紀念華工活動,對一戰華工也產生了興趣,或許還有了感情,他主動去做一戰華工的研究,還拍了半小時的紀錄片,給周邊學校的學生放映。對願意來拜謁墓園的人,他都免費為他們講解。這是多麼可貴的民間交流,也是一種對生命敬畏的傳承。丁先生因地利而做了許多我們想做而不可能做的工作,更為可貴的是,他以一己財力為支持,使這些活動得以呈現。

胡導演採訪的第三人就是來自美國波士頓的我。6月14日上午在丁先生辦公室繼續昨天未盡的採訪。我又一次回顧了1980年友誼賓館奇幻般的邂逅,和帶給我的震撼。還有2011年那位20年不見的台灣友人,偶爾得知我的電郵地址,發來的第一封信竟然就是星雲獎徵文信息。此時和30年前不一樣了,我不僅知道了世上曾有過一戰華工,還知道他們「去國七十年,行程三萬里」,我已經矢志不渝地追蹤了30年,多年來只是感到歷史背景浩瀚,史料凌亂,無從下筆。這次在徵文的明確期限和字數逼迫下,奮筆疾書,2011年9月底終於寫出長篇小說《他從東方來》,不意獲得了首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2013年夏天,改寫並增補的完整版長篇小說《他從東方來》完成後,我攜稿回北京尋覓出版社,又巧遇北京金城出版社新上任主編,他在30年前看過我的一些文章,對我頗有印象。我們相遇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對我來說,他是個初次見面的陌生人,可是對他而言,我是他熟悉而未曾謀面的一位可尊敬的學者。他讓我給他發去書稿電子版,兩周內他看完書稿拍板出版此書,並在不到一年時間的2014年3月,該書就出版面世了。

今天,胡雪楊導演將用更加廣為傳播的電影紀錄片方式,向國人和世人講述參加一戰華工的豐功偉績,他們的可歌可泣以及他們的悲愴往事,自此會有更多國人和世人知曉他們,這個被遺忘的群體將重新登上歷史舞台,為此我深感欣慰!儘管我一直期盼能夠將我的長篇小說《他從東方來》搬上銀幕,可是聽江敬世先生說,他手上就有四個劇本,唯獨缺資金。想來現在是很難找人投資那段並不算遙遠、卻既不時髦也不刺激的歷史。有胡導演的紀錄片足矣!我不再追求奢華的夢。

五、華工墓園

6月18日,我終於要去拜謁魂牽夢繞的諾埃爾華工墓園。自從第一次聽說它的存在,已經36年了。今天終於要親眼看到和親自踏上這個華工墓園!真實得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不知是幻覺還是做夢,不知是踏進書中的照片還是走上了虛擬之路。這裡沒有我的父兄,可是他們又都像是我的親人,因為我為他們日思夜想了30多年。

江敬世先生的朋友出動了一輛小轎車,攝製組兩人相隨。我們沿著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駛去。天氣陰沉,預報有雨,我希望不要下,同行的攝製組劉涵希望細雨蒙蒙,她說那樣更有氣氛。她奉胡導演之命,從車裡就開始拍攝,到墓園後要跟拍……倒是讓我有點不自在了。我們10點過後才聚齊出發,一路上司機飛速行駛,即使這樣,進入諾埃爾鎮已快1點。

小車開進鎮里,車速終於慢了下來。大家希望鎮上唯一開業的那家餐館還開門,我貪婪地望著街邊一棟棟住家居所。這個遠離巴黎的小鎮,街道乾淨清爽,房子小巧可愛,房屋有一層的,也有兩層的,家家門前都有花草,裝點得十分專業又很張揚,很少雷同,各有特色。紅磚是主要建材,家家有汽車,也有許多白牆紅瓦的小屋,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樣,和我想像的很不一樣。

我們踏進餐館,裡面開闊,完全不是我想像的「小餐館」——我關注鎮上的餐館,是因為我的書中有涉及。聽江先生說起,每年舉行大型祭奠活動時,動輒一百多個人來到小鎮,事後都湧向這家餐館。今天餐館只開了酒吧和一側兩行桌子,有客人,但不多。我們在這裡吃了頓濃濃的法國餐。我特意起身去看了看主廳,前面有個小舞台,婚宴時大概會有樂隊。整個大廳能容納上百人,對一座小鎮來說,已很可觀。諾埃爾鎮還是有不同凡響的歷史,當年一戰時就曾是英軍華工的集散中心。

飯後小車先開到兩個漢白玉石獅子前,我們已從丁先生那裡知曉它們的來歷,這個中國符號確實像個指示牌一樣昭示著華工墓園就在前方。我們在石獅子前照了幾張相,然後驅車駛過小石子鋪就的小道,來到了墓園前。我站在它的前面,像是被定住一般,真的不願離去。我走近大拱門細看那兩行熟悉的輓聯:「我欲多植松楸生長遠為東土蔭;是亦同庚袍澤勛勞宜媲國殤名」。內側在「國殤名」三個大字下鐫刻著的是「中華民國駐英全權公使施肇基撰,中華民國前任司法總長林長民書」。半人高的鐵門上方有個小小的扣拌,向上一抬鐵門就輕輕地向內開去。

?華工墓園

園內空無一人,強勁的海風不停地掃過墓園,帶來陣陣涼意,拂亂了我的頭髮、外衣和心緒。我向整個墓園望去,數百座雪白的漢白玉墓碑布滿墓地。想著他們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就靜卧在此,直到六十年後,才有國人前來祭拜,我向他們深深三鞠躬,表達心中的愧疚和敬意,也感謝丁先生和江先生等當地華人,年年來祭拜我們的華工先烈。

我們一排排、一列列地仔細看過去,半蹲著讀墓碑上刻的字,似乎想記下每個有名有姓的人,對那些沒有名字或籍貫的,又會多停留片刻。山東籍最多,驗證了山東籍華工佔總數80%之言。我還特別關注兩個因素:一是編號大小,二是逝去年月。編號小的是早應徵者,來法國也最早,我們看到有兩位數字的。還有位李姓華工,1917年11月26日去世,而英軍是從1916年開始招募,而李姓華工編號是807,說明他來得早,走得也早,來法一年在大戰期間就去世了。還有好幾位的編號高過13萬,如有位名叫陳其榮,山東曲阜人,他的編號是133414,可是他去世日子竟是1919年1月2日,也就是說,他來法國剛剛一年多就去世了。

墓園中間有棵高大的松樹,十分突兀。我早在照片上就看到過,親眼見到感到非常眼熟和親切,它把整個墓園襯托得格外莊嚴。而在大片墓碑的最前右方,有兩個嶄新潔白的石碑,上面沒有姓名和籍貫,沒有編號和死亡日期,聯繫到張春生先生所說,應是新發現的遺骸,經DNA鑒定是一戰時死亡的中國人,就給送到了這裡。墓碑上僅刻著「Chinese Labour Corps」。

?Chinese Labour Corps的墓碑

我抬起身來向墓園外面望去,前方是大片綠色田野,一側是金黃的麥田,很遠才有點點房屋,四周一片和詳景象。遺憾無法追蹤那些回去的華工都是些什麼結局,今日看到留下的在這裡得以一塊歸宿之地,心中稍感寧靜,願他們靈魂安息。

在我們要離開的時候,不斷有外國遊人進來。門口的留言簿已經寫滿,我不忍心就此離去,匆匆在空白處寫了兩句,大意是時隔36年,終於來此拜謁,祝先烈安息,然後戀戀不捨地走出墓園。我們一行人在鐵門前留影,驅車離去時,忍不住回頭望著遠去的墓園,松樹尖頂終於消失。再見了,華工兄弟們,你們沒有被遺忘!一百年過去了,世界沒有變得更加和平,紀念你們是為了你們的功勛,也是為了今日的世界。戰爭殘酷無情,人類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共處,不希望這種慘劇再現,願和平永在。

六、別了,巴黎

這幾天的間歇中,我獨自去了巴黎市三區巴德科特公園。1998年,一戰結束80周年時,法國政府在公園裡面樹立了一個兩噸重的花崗岩紀念碑。上面刻有「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捐軀的中國勞工和戰士」。這裡是華人較集中的地段,所以會選中在這裡安放這個石碑。1988年,法國政府還在里昂車站附近的一條街道牆上,鑲嵌了一個銅牌,上面寫的是「公元1916-1918年,十四萬華工曾在法國參與盟軍抗戰工作,有近萬人為此獻出了生命」。我獨自前往怕是難尋,只好放棄。胡導演攝製組已經拍下了。

臨行前,我再次見了丁偉星先生一面。好像有許多未盡之言,我們交談了一個半鐘頭。他強調要承認華工在一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而北洋政府也應給予足夠的肯定,在派出華工「以工代兵」的策略上來看,他們做得可圈可點。儘管「弱國無外交」,但是他們已經做到當時能做的最好的了。

丁先生給我一張名片般大的紙片,一面是「WARGRAVESAPP」,另一面上面有四個英文字母CWGC(Common 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這是「英聯邦戰後墓園管理委員會」,已經成立一百多年了。他們關注一戰、二戰的陣亡者,以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發現了因戰爭死亡的軍人,一概就地埋葬,但必須登記在冊。他們信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對死後的華工不簡單稱其為華人,而是當作死去的工兵來對待。這是他們修建了華工墓園的原因。如果沒有這個頗具規模的墓園,今天我們也不會專門去研究華工歷史。丁先生說,英國倫敦博物館裡有詳細的華工記錄,包括英文名字、籍貫和死亡年月,唯缺中文名字。我們現在繼續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每個死去華工的中文資料,還要找到他們的墳墓。這要和山東同鄉會聯繫,現在國內都是基層、民間在做,上層沒有介入,教科書中也沒有提及。如果找到他們的姓名和出身,就可以交給當地政府去尋找他們的後代,應該讓後代知道這段歷史。這是相當艱巨而龐大的工作,也是功德無量的工程。

丁先生講起在法國北部有個名叫Erin的村子,現在是個只有200多人的小村莊。那裡有個孩子在7歲時,看到家裡壁爐上擺著一個銅管,上面有奇怪的畫符,他問爺爺那是什麼,爺爺告訴他,那是他的爸爸當年參加過一戰,從村裡的中國人那裡得到的。那是1916年,英國人在他們村子裡划出一塊地方,建了一個坦克修理工廠。1916年10月,村子裡先後來了三批中國人,每次500人,總共1500人。加上英國軍人,他們在新建的工廠修理送來的炸壞的坦克。幾乎每天都有坦克要修理。有時一次就送來幾輛,曾經有過一個半月修好100多輛坦克的記錄。而這批坦克重返前線不久,就發生了一場對德的坦克大戰,這批修復好的坦克參加了戰鬥,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這1500個華工,只靠幾個英國人,是修復不了那麼多的坦克的,前線英軍便沒有足夠的坦克對抗德國人,那場戰鬥就可能輸掉。十四萬五千名華工中的1500人,就起了這麼大的作用。

這個孩子記住了,後來隨著年齡漸漸長大,他追蹤村子裡各家,發現幾乎每家都有一些華工留下的東西,鄰村也有,都是當年華工和法國人交換的物品。他17歲時對鎮長說:「我要去研究這些東西。」後來一個60多歲的英國老太太,自告奮勇陪他去了英國博物館,在那裡待了兩天,找到很多資料。他回來後,又在小鎮的田野上,發掘出一些華工的遺物,包括聖經和麻將。

他現在已經22歲了,還在到處收集。這是民間記憶,也是實證。從7歲到22歲,慢慢發酵出來了,這是民間交流在無意中發芽,從中知道了華工都曾經做過些什麼。這個孩子還說他以後要成立博物館。

丁先生為胡導演提供了可貴的線索,胡導演都一一拍攝在案。

如果法國人的後代都在關心華工群體,我們自己為何不應該投入去做呢?丁先生感慨道:「我們都是快80歲的人了,希望中年人和青年人能接著來做。這次紀念一戰百年,不是終點,實際是一個新的起點。要讓更多的人知道,一戰多麼殘酷,和平才是人類應該追求的。」他拿出幾張照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滿了黑點,全是分布在法國各處的幾次大戰的將士公墓。法國境內在64個墓園裡有華工墳墓,諾埃爾墓園只是其中最大、最具規模的一座完全是華工的墓園,其他很多是和法國陣亡者一起埋葬的。當然還會有許多無法尋覓的華工遺骸留在這塊土地上……

一戰華工赴法百年紀念,把華工地位以及華工歷史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個重要的轉折點。祭奠華工,既是為了還他們歷史公道,也是為了償還我們自己的良心債。古人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

有人說過——

「他們都是距離地球太遠的星星,過一段時間,世人才能看見他們的光芒!」

2018年6月30日

製版編輯 | 黃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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