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德國現代化進程與威廉時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

　　 【內容提要】德國威廉時代的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處於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間的意識形態。它在政治上的登場曾推動了德國現代化的繼續前進，克服了德意志地方分裂化，造就了新的民族社會，證實了現代人的潛力與能動性；但它同時又是現代化危機的產物，它用向社會個體介紹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種政治烏托邦的現代許諾，來回答現代化進程及其壓力所帶來的種種痛苦，它對民族獨特優越性的誇張式宣揚，造就了德意志社會強烈的內聚力，並最終成為威廉時代民族集合化的工具。

　　 【關鍵詞】德國現代化/威廉時代/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

　　 要想深入了解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有必要對兩種民族主義進行區別。一種是以法蘭西為主要代表的民主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它從個體自由意志出發，將民族建立在平等公民權和人民主權原則基礎上。在國際鬥爭中，這種民族主義整體性地決定著這些民族的帝國主義行為。另一種民族主義是以德意志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它基於這兩個基本假設：（一）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的，也都能被民族地理解；（二）一個民族通過它自身成員文化上的共同性來定義。由於這種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將文化、生活方式看作決定民族的本質性因素，看作一種統一力量的表達，同時又將這種表達稱之為"文化民族的靈魂或精神"，因而在國際鬥爭中，甚至能更好地將本民族整合化，更有力地、也是帝國主義式地發出它特有的"浮士德動力"。

　　 僅僅停留在這種對概念的了解上，人們還不能理解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為什麼能在德帝國威廉時代發展成一種侵略性極強、整合性極高的民族主義。為此，我們必須探討德意志這種民族主義在思想發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中的演變過程，它與現代化進程及其壓力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在內、外政治活動中的運用及意義。

　　 一

　　 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有著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發展根源，它本身就是文化民族運動的產物。啟蒙運動、德意志古典主義、普魯士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給這場新的文化民族運動打下了烙印。對這種浪漫主義因素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奠基人物是約翰·哥特弗里德·赫德爾。他從"前浪漫主義"的反理性主義出發，將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民族獨特性強調為"具有無限價值的東西"（註：沃爾夫·D·格魯內爾：《德意志問題：1800年以來的一個歐洲歷史問題》(WolfD.Gruner:DiedeutscheFrage,EinProblemdereuropaischenGe-schichteseit1800)，慕尼黑1985年版，第32頁。）。另外，還有兩種因素對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奠基來說也特別重要：第一種因素是新的語言哲學，它通過洪堡、黑格爾、格林等人不斷得到了發展。"語言"被他們看作"是人類享有世界、解釋世界的體系，它不僅是人的產物，而且也是不斷給人打下烙印的體系"（註：托馬斯·尼佩爾代：《對德意志歷史的反思》(ThomasNipperdey:NachdenkenUberdie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6頁。）。這種對語言基本意義的強調，本身指出了語言-人種上的區別，指出了通過語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後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義。第二種因素來自赫德爾，他強調了從"學者、精英們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識型的大眾文化"的轉向。在這裡，講著同樣語言的"人民大眾"被包括進文化反思的對象當中，因而本身具有一種民主-平等主義傾向。因此，"文化民族原則"成為了浪漫主義設計方案中的本質部分。

　　 古典主義也是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來源之一。自18世紀晚期以來，人們在對希臘文化的研究中，建立了一種"文化統一體"思想。也就是說，將文化理解為一個統一體，這種統一體具有一個人類集團（即民族）在語言-人種上的共同性。黑格爾發展了這種思想，他將這種對統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義-美學上的和浪漫主義-歷史學上的解釋系統化了。他的整個美學哲學的藝術體系，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對此，德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尼佩爾代作出這樣的評價："在19世紀的德意志大學裡，所有人文科學中的主流派，都是由這種首先是古典主義、唯心主義的，然後也是浪漫主義的整體把握頑強地決定著的。"（註：托馬斯·尼佩爾代：《對德意志歷史的反思》(ThomasNipperdey:NachdenkenUberdie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7頁。）因此，"民族精神"、"民族感"等關鍵性概念，被當作科學的解釋產生出來，"民族特點"也就被浪漫主義地看作是一種長久、永恆的現實。這種有著古典主義美學根源的思維方向，無疑給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形成，給自身民族價值的特別抬高帶來了好處，並與之緊密結合在一起。它力圖理智地解釋世界，卻妨礙了人們去真實地認識科學的理智，因而往往具有非理性主義色彩。

　　 從歷史發展的根源上講，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首先是那些有著共同文化、但並不生活在一個共同國家裡的人們的一種民族主義，是那些受壓迫的民族（如東歐、東南歐諸民族，以及愛爾蘭人、挪威人、佛蘭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義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義。在這些地方，由於長期以來並不存在一個共同的國家，這些人口是靠語言、文化和歷史來組成一個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著共同國家裡的人們那樣，由政治意志來組成民族。在這些沒有共同國家的民族那裡，文化上的民族主義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用民族國家組織起來的民族那裡，民族主義早在民族的共同屬性中得到發展了。因此，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首先更加適應於那些沒有共同祖國的民族。在這些民族身上，對語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強調，比較起那些已生活在同一民族國家中的民族來，有著不同的、也是更為重要的功能和意義。

　　 對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鞏固的民族國家中的各民族來說，社會成員個體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是完全不成問題的。而在像德意志這樣的沒有在一個共同國家裡生活的民族那裡，同一性身份問題卻一直是個中心性問題。法國大革命使德意志社會的這個中心問題變得更為尖銳。正是作為對法國在歐洲統治地位的一種反應，作為對打有法國烙印的"啟蒙運動"文化統治地位的一種反應，作為對雅客賓專政和拿破崙帝國"歐洲劃一化統治"威脅的一種反應，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才真正開始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正是反拿破崙的抵抗運動，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識界的抵抗，轉而發展成群眾性的反對"異族統治"和"劃一化統治"的鬥爭，從而也浪漫主義地喚醒了德意志民眾的民族意識。

　　 事實上，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對德意志民族運動最大的影響就在於，它使德意志的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們明白："唯有在一個共同的國家裡，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才能發展並得到保護，也才能真正地將個體整合成民族。"（註：托馬斯·尼佩爾代：《對德意志歷史的反思》(Th-omasNipperdey:NachdenkenUberdie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1頁。）因此，從"世界公民"到"民族國家"，成為德意志民族的發展道路。

　　 由於德意志民族的分裂與封建諸侯國林立的政治局面相聯繫，對民族統一政治目標的追求，使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與市民資產階級的人民主權論、自由主義者的自由權力思想結合在一起。因此，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的早期無疑具有進步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當個人自由、平等的要求與民族自由、平等的要求不能同時獲得的時候，正如1848年革命中的困境所表現的那樣，圍繞著兩者優先權的問題便在具體的政策上和爭執中陷入長期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民族的要求自然具有優先權。這就是為什麼德意志市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他同時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的話，最終會放棄自由主義的優先權，轉而擁護容克貴族集團於1871年建立和統治的德意志帝國的原因。當然，由於將奧地利中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個"小德意志統一"帝國還並不是一個真正具有這個文化民族全面統一意義的民族國家，因而它在這個時代中所體現出來的民族主義，仍然是一種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usohneNation)"，從而也為德意志人以後建立具有完全統一意義上的"大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努力，繼續提供著一種潛在的"合理依據"（註：約翰內斯·維爾姆斯：《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JohannesWillms:NationalismusohneNation)，法蘭克福1985年版，第11頁。）。

　　 二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會成為歐洲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主要代表，與德帝國自身現代化發展的快速進程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巨大壓力分不開。儘管這個進程早就開始了，但正是在帝國時代的高速工業化階段，才使傳統與現代社會環境上的區別變得日益鮮明，才使社會中個體承受的壓力極大地增強了。

　　 在傳統社會裡，人們生活在一種分散化的社會結構之中，生活在小集團之中，生活在地方、區域、等級的社會之中。與統治的聯繫、忠誠的要求，首先是建立在人事上直觀形象的基礎上的。人們受著傳統的引導，行為準則在傳統中被保留下來，並傳遞給下一代。由於人們面對著的是這種有具體形象物的直觀世界，生活的意義是簡單的，也是現存的。總之，人們傳統的行為模式，是與農業社會結構中那種占統治地位的組織類型--如封建莊園、行會等--狹窄的"共同體"相適應的。

　　 德意志的現代化進程使所有這些關係趨於瓦解。特別是在德帝國時代這個走向統一化的進程中，工業化社會已佔據了統治地位，並逐漸取代了農業社會的"共同體"。越來越多的人，最後是絕大多數人，開始從傳統中走出來，走進一個商品流通和市場化的社會，走進一個具有理性的、無形的、抽象結構的大集團。個體現在面對著一種猛然變大了的抽象概念--"國家"。從傳統以及它的準則中解放出來的個人，本身在"個體化"，他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要靠"內心"來引導了。當個體的存在變得具有獨立性時，也就使統治者個人的權威，或是君主的，或是王朝的權威，越來越只具有相對性了。但與此同時，由於傳統負載集團的瓦解，在這個新的社會大集體中，絕大多數成員之間又彼此並不認識，每個人都得依賴許多對他來說是陌生的人，個體因此被"孤立化"了。終於，"準則"、"聯繫"和"忠誠"再也不能形象具體地、象徵性地被提供了，感覺從直觀形象的世界移進了思考的世界之中。這種過渡導致了一種新的心理狀態，它使個人的自我理解發生了變化，並朝著批評傳統的方向發展。

　　 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意義在傳統中越來越難找到了。覺察出這種危機的首先是敏感的知識界，因為任何準則首先都要以語言和文化上的抽象為中介，進行反思和討論的媒介物也正是語言和文化。於是，"這些知識界的學者們，便首先從那種由他們自己的語言記錄下來的文化中，從藝術、文學、哲學和時事評論中，來獲得他們自身的行為準則和同一性身份。總之，要尋找一種能將特定社會的不同特徵表達為一種不變的傳統時，"文化"這個概念，無疑能非常好地履行這種功能。"（註：諾貝爾特·埃利阿斯：《對德意志人的研究》(NorbertElias:StudienúberdieDeutschen)，法蘭克福1990年版，第177頁。）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教育普及化、社會學校化的德帝國時代里，他們能夠通過學校、出版部門將他們稱之為"民族文化傳統"的東西介紹給社會各階層。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社會聯繫中，語言和文化以及知識界能獲得前所未有的影響和意義的原因。

　　 換句話說，傳統瓦解的結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個體的無保障性與無歸宿性。由於對傳統的贊同變得只具有相對性了，與別人的共同性就必須重新確定。於是，一種新的社會整合化作出了回答："民族！"這個植根於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的民族，這個具有大得多的非人格化特徵的象徵物，成為了個體與集體感情聯繫的紐帶，它甚至不需要作任何事實上的解釋，就能成為這種新社會整合化的形式。這是因為，它畢竟能聯結起這個社會，能將超越個體的身份介紹給個體，並在一個多層複合、錯綜複雜的社會中為個體減輕無保障性和無歸宿性，因而能滿足個體文化身份上的同一性與聯絡交往上的新要求。總之，正是這種新的社會心理局勢，為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德帝國社會的崛起首先準備了條件。

　　 這種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也是以基督教信仰約束力的削弱為基礎的。隨著帝國時代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在人們內心世界的價值地位上，在生活意義的確定上，宗教的分量在不斷縮小，事實上，連宗教本身也在世俗化。於是，各種政治運動成為信仰的替代物，有的甚至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宗教性質。而"民族主義是屬於這種政治活動的，它向追隨者們許諾了獲得拯救的理想，同時也要求他們作出犧牲，並使他們堅信，這種犧牲是值得的。"（註：托馬斯·尼佩爾代：《對德意志歷史的反思》(ThomasNipperdey:NachdenkenUberdie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0頁。）因此，這種民族主義繼承了相當部分的宗教功能和風格，從而成為一種新社會凝聚力的載體。

　　 三

　　 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初，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已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發生分離，並轉而與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強烈地反對"天賦人權"、反對個人自由的政治傳統，並開始成為一種為現存國家統治服務的意識形態。德帝國保守主義的國家官僚集團力圖將這場現代化的政治後果減少到最小程度，便藉助康德、黑格爾的國家哲學理論，設計出一種新的國家統治方案。在這種方案中，整體民族觀念得到了加強，凡是能找到"理性的"(rational)這個詞的地方，也總能找到"民族的"(national)這個詞。而"整體高於局部"、"國家高於國民和社會"、"秩序高於多樣性的自由"成為了統治者的口號（註：拉夫·達倫多夫：《德國的社會與民主》(RalfDahrendorf:GesellschaftundDemokratiein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48頁。）。

　　 這種國家方案並非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產物，卻能很好地與之結合在一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民族主義者們對個體提出了"絕對服從國家統治"的道德上的特別要求。在他們看來，"這個民族是一種自然、有機地組織和發展起來的共同體，它是和諧的，是沒有個體與共同體之間衝突的共同體"（註：托馬斯·尼佩爾代：《對德意志歷史的反思》(ThomasNipperdey:NachdenkenUberdie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4頁。）。顯然，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與高度工業化的德意志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處於絕對矛盾的位置上，因為這種社會現實恰恰是以個體之間的區別化和反差為基礎的，是以個體之間的衝突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衝突為基礎的，也是以工人階級與容克貴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為基礎的。但是，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卻被他們輕而易舉地解釋為"外部力量滲透的結果"（註：漢斯-烏爾里希·韋勒爾：《德意志帝國，1871～1918》(Hans-UlrichWehler:DasDeutsche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34頁。）。

　　 激烈的市場競爭釋放出來的壓力越大，個體的無保障性與無歸宿性就越是明顯，社會整合化的要求也就變得越是強烈。但是，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並非只能與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它同樣也能與激進的反啟蒙精神的、反現代主義的種族主義結合在一起。自從1873年經濟大蕭條開始以來，德意志具有現代性質的反猶運動的興起，提供了這種結合的證明。這場反猶運動是一種極端狹隘、反動的政治文化反應，就其性質而言，還僅僅只是德意志非猶太中間階層，在面對這個社會內部的猶太少數民族職業同行競爭者時，運用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作出的一種自發性的社會整合化努力。值得注意是，在1890年以後，知識界青年極右派們發表的大量反猶作品，已在公開鼓吹"人和種族不可改變的天然屬性"，並公開叫喊"經濟上的崛起和對海外地區的征服，應歸功於民族的特別本質，也就是它種族上的特性"，為了"條頓人的世界任務"，對內"必須同時清除低質、危險的猶太因素"（註：黑爾曼·格拉姆爾：《帝國砸玻璃之夜》(HermannGraml:Reichskristallnacht)，慕尼黑1988年版，第77頁。）。這種具有"前納粹主義"性質的反猶主義，竟然能在和平時期，通過在社會內部樹立民族對立面的嘗試，動員起德意志社會中相當廣泛的非猶太中間階層，無疑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對種族主義的反猶主義完全缺乏免疫力。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高工業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社會所有階級之間存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性，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一種持久的緊張性，這兩者本身又具有一種同時性。因此，所有不同職業集團之間許多附帶的緊張關係，都聚集在這一矛盾之中，在這種局勢中，對"民族感情"和"忠誠"的呼喚，目的是為了維護這個社會中統治集團的局部利益。當工人運動事實上是以推翻現存統治秩序為目標的時候，那麼，容克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民族主義信仰和價值體系的強調，本身能作為維護這個現存統治秩序的工具。

　　 尤其在國際局勢緊張化時期，"民族"這個集體的象徵物，在政治上能夠形成一種巨大的壓力。因為它本身負載了一種深深的感情，並能將這個社會大集體中的人與別的社會大集體中的人區別開來，誰對它提出疑問，誰就意味著"背叛"和"不忠"。連德國社會民主黨最後也在1914年屈服於這種壓力，與其它各政黨締結"城堡和平"並"為祖國而戰"。這場工人運動的加盟，使這種民族主義具有了更大動力，同時也恰恰說明了德國工人運動的民族化特點。一位老資格的社會民主黨人在1916年的回顧中這樣講道："我們社會民主黨人長期以來被罵成是"沒有祖國的傢伙"，我們為之奮鬥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們的幸災樂禍歸於失敗。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已經重新學會了我們幾乎忘記了的東西：即在所有的階級衝突之外，這個民族的所有階級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人已經重新學會了把我們自己看作是這個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當然不是最壞的那一部分。因為，我們不想被無論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哪個人，剝奪走我們是屬於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註：拉夫·達倫多夫：《德國的社會與民主》(RalfDahrendorf:GesellschaftundDemokratiein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209頁。）

　　 當德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以"民族"的名義來推行時，當負載這種自我讚揚的價值體系的集體非常強大時，這種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便獲得了它自身近乎於機械性的推動力，這種推動力通常是任何個人或集團所不能控制的。就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民族主義這種特殊的信仰體系與保守主義、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這四大信仰體系之間的區別。這四大主義是同一社會內部正在變化著的力量平衡中的產物，僅僅是第二位地影響到國家間的關係；而民族主義是不同國家間正在變化著的權力平衡中的產物，僅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國家社會內部不同階級和階層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因此，民族主義的信仰者可以是來自不同社會集團、不同政治派別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與民族同胞的認同感一旦加強，那麼，與其他國家同樣階級和等級的人們之間的認同感也就自然減弱，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這種認同與排斥模式上的變遷，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價值、民族信條發展的一個決定性前提。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都以"民族"的名義來推行自己的強權政治目標。這種工業民族之間日益上升的戰爭氣氛，本身又能反過來加劇各國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正如德國歷史學家路德維希·德約所指出的那樣："對於德意志人來說，不是在10年間，而是在幾年內，便觸及到國際問題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在1914年，由於面臨"全世界敵人"的仇恨，我們體驗到整個人類那種使人沉醉的強化感。我們政治上的孤立導致了這種突然的、精神上的孤立，這種孤立必然會帶來過度行為的種子。這種發展被大多數人積累起來的情緒所催促，它粉碎了這個民族的精神平衡。由於被仇恨所包圍，這個民族便依賴於它自己的仇恨。社會和國家機器被這種孤立的、光榮的、然而也是命運不佳的鬥爭弄得緊張過度，傳統已完全被歪曲了。極端主義和偏執狂的意識，在一個更為平靜的環境里，本來可能只會是一種殘存現象，但現在已開始在全社會蔓延開來。"（註：路德維希·德約：《二十世紀的德國與世界政治》(LudwigDehio:GermanyandworldPoliticsintheTwentiethCentury)，紐約1959年版，第19頁。）

　　 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並不是德帝國特有的現象。但威廉時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卻始終有著它自身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特點。從大戰前夕德意志知識界鼓吹的"1914年精神"中，人們不難看到這種特點："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間的自然聯盟來對抗法蘭西自由人之間的政治聯盟"，用"義務、秩序、正義來對抗自由、平等、博愛！"（註：克里斯蒂安·格拉夫·馮·克洛科夫：《德意志人一百年，1890-1990》(ChristianGrafvonKrockow:DieDeutschenInIhremJahrh-undert,1890-1990)，漢堡1990年版，第100頁。）

　　 總之，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處於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間的意識形態。它首先是現代化推動力的產物，在它形成的初期完全是現代主義的，因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受到自身落後性的一種反應。它在政治上的登場，本身也推動了現代化的繼續前進，因為它所具有的集中化和動員化特點，克服了地方分裂化，造就了一個民族的社會。它提供了一種新社會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並用社會成員個體身份上的同一性，來替代被現代化發展破壞了的傳統。它促進了所有社會成員對共同事件日益增長的參與，從而證實了現代人的潛力和能動性。

　　 但是，人們還必須看到它的消極因素。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也是現代化危機的一種反映，一種由於行為標準、傳統和宗教的家鄉遭到毀壞而出現的"思鄉病"產物，一種由於異化、理性化、經濟主義、個人主義、毀滅歷史的未來主義、進步主義、抽象的普遍性等帶來的現代化壓力的產物。它用造就一個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鄉，用一種包括整體的新條件，用一直通向"光明未來"的文化歷史上的辯解，用向社會個體們介紹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種對政治烏托邦的現代許諾，來企圖擺脫由於現代化進程及其壓力所帶來的種種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種反現代主義傾向。同時，它總是極力證實自身民族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優越性，並將這種優越性歸結為文化來源甚至是人種。它通過對民族獨特優越性誇張式的宣揚，喚起了成員的民族榮譽感和崇高感，從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強烈內聚力。因此，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它能夠作為威廉時代民族主義"集合化運動"的工具，作為德帝國主義的戰爭工具來服務。在外部因素的壓力之下，它固有的種族主義成分，彙集到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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