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興雲 等：汪洋治粵五年——允許改革失敗，不許不改革

　　在剛剛結束的廣東省黨代會上，汪洋再次當選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這是他自2007年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廣東這個中國經濟第一大省「封疆大吏」的第五個年頭，而他依然如同剛剛上任的新官，在廣東一次次燒出令國內矚目的「火」。

　　廣東此次新一屆省委常委在選舉過程中，首次採用了差額選舉的方式，儘管此前已有一些省份率先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但與在廣東逐步推進各級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基礎上的「更進一步」的嘗試相比，廣東首次省委常委差額選舉仍然受到輿論的關注。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肖濱認為，從等額到差額，其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他表示，通過差額選舉省委常委，或許透露出一個信號，以後黨內各個層級的選舉應該都會推行這種差額選舉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差額選舉省委常委意義就更為重大了。

　　更為引人矚目的是汪洋在黨代會期間一些看似常識卻又充滿新意的觀點。

　　5月9日，在中共廣東省十一次代表大會作報告時，汪洋表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

　　5月14日上午，汪洋在通過網路與網民進行交流時，又表示，他經常能看到民眾批評留言，這可以理解，作為執政者和公僕，主人說僕人兩句也有合理性。

　　深圳大學中國當代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教授認為，汪洋的上述觀點，使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開始得到破除。

　　2007年12月，在就任廣東省委書記後召開的第一次省委全會上，汪洋在兩小時的講話內22次提到「解放思想」，號召廣東官員重拾改革開放初期「殺開一條血路」的精神。

　　赴任廣東第一天，汪洋在就職發言中說，「改革開放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也靠改革開放起飛。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必須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

　　從2007年12月上任至今，汪洋賦予廣東改革「汪式風格」。「騰籠換鳥」、「雙轉移」、大部制改革、「幸福廣東」的創新理念……他多次大力呼籲官員解放思想，做「推陳出新、破而後立」的從政者。

　　為了這次黨代會，汪洋分別開了多次座談會。如2月28日，汪洋就請來吳敬璉、高尚全、周其仁、遲福林等8位業界著名專家，組織了一個半天的專家座談會，以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為題目，討論黨代會報告的起草。

　　激蕩革新

　　五年治粵，汪洋在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方面著力甚多，最經典的案例就是順德大部制改革試驗。為此，汪洋曾三次前往順德調研。

　　汪洋在2007年12月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後，隨後就直接掛點聯繫順德，並將其和深圳、珠海、廣州等市一起，列入行政體制改革試點。他對順德行政體制改革作出批示：改革方案可以先試不爭論，時間做結論。

　　2009年8月17日，廣東省委、省政府正式批複順德繼續開展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綜合改革試驗工作，同意在維持順德區目前建制不變的前提下，除黨委、紀檢、監察、法院、檢察院系統及需要全市統一協調管理的事務外，其他所有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事務，賦予順德區行使地級市管理許可權。

　　2009年9月16日，順德正式啟動被稱作「石破天驚」的「大部制」改革，將原有的黨政機構由原來的41個精簡到16個，縮減近2/3，政府工作部門減少到只有10個。接下來，汪洋在隨後召開的廣東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順德樣本」，並向全省推廣。

　　為了使樣本更具有全國意義，作為經濟特區及計劃單列市的深圳也在汪洋的推動下實行大部制改革。

　　2010年5月，《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獲國務院的批複。深圳重新啟動2003年大張旗鼓開始後又悄無聲息的「行政權三分」改革，將政府職能部門分為決策部門、執行部門、監督部門三大板塊，各自運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深圳市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立勛認為，「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不同於順德和珠海，核心內容是將行政權——三權里的一權，分解成行政、決策和監督三個部分，打破過去集運動員和裁判員於一身的管理格局。」楊立勛說。

　　實際上，深圳和順德行政機構改革的結果在取得減少行政機構提高辦事效率的同時，還在機構設置方面初步探索了行政權力間的相互制約和監督。為下一步減少和下放審批許可權，真正意義上實現「大社會小政府」摸索了路徑。

　　據了解，在不到一年時間內，汪洋5次專門聽取順德改革彙報。汪洋強調，廣東是通過改革去創造優勢，通過成熟的市場去彰顯優勢的。

　　順德大部制改革後不久，汪洋曾在順德區委書記劉海彙報鎮街改革情況後將他留下，跟他說的第一句話是「開弓沒有回頭箭，順德沒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隨後，珠海、江門、東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陸續公布。廣東政府的「瘦身計劃」自此從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一直推進到地級市。

　　在通過深圳和順德「大部制」改革為大城市和縣級城市提供樣本的同時，同樣在汪洋的推動下，作為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廣州和珠海還分別進行了人大歸位和社區民主試點。

　　修訂後的《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辦法》明確提出，在廣州市範圍內，與群眾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都不再是政府說了算，而是應由廣州市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對於未經人大討論決定，政府擅自越權做出的決定，人大常委會將可依法撤銷。

　　上述《辦法》有助於解決長期以來人大「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和政府「認認真真走過場」現象。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表示，廣東現在的做法是以經濟改革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大部制、減少審批都是這樣的情況。他認為，汪洋提出的建設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就是要按照國際標準來創造市場環境。

　　另外，珠三角鎮域經濟發達，「強鎮」與管理許可權的矛盾普遍存在，汪洋曾將其形象地比喻為「大腳穿小鞋」。

　　如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常住人口達到50萬，相當於一個中等縣。街道工業產值過千億元，擁有海信、科龍、格蘭仕等著名企業，2009年時經濟總量就達330億元，堪比一些地級市。

　　2009年7月，汪洋批示，要求佛山與東莞試點開展強鎮擴權。在財政、土地、規費、社會管理等方面，兩市的部分鎮和街道被下放縣級的管理許可權。改革由此向前推進。

　　通過簡政強鎮事權改革，「十二五」期間廣東省縣級許可權鎮數量要達到100個以上，地級許可權縣達到10個以上。「順德強區擴權、東莞強鎮擴權，深圳取消區級政府，說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減少行政層級，減少中間環節。」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說。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廣東在行政體制改革上做了不少探索，在全國也比較早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下一步廣東如果能夠在探索省級政府和市縣級政府的分工問題上取得重要進展，將為全國解決這一問題提供借鑒。

　　化解烏坎危機

　　除了推進以行政體製為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汪洋另一個獲得外界肯定的方面是對烏坎危機的成功化解。

　　位於粵東汕尾市轄下的縣級陸豐市的烏坎村由7個自然村組成，共計1.3萬多人，原有9000畝土地，但去年9月，卻發生了村幹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集體土地6700多畝賣給地產開發商牟取暴利、中飽私囊群體性事件。

　　在事件一觸即發即將演化成更大的社會問題時，以汪洋為首的廣東省委成立工作組，由省委副書記朱國明帶隊進駐烏坎村，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誠意解決村民的合理訴求，儘快恢復法制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

　　隨後，廣東省委工作組肯定了烏坎村群眾上訪事出有因，大部分訴求是合理的，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可以理解。此舉受到烏坎村民的歡迎，逐步消除了對立情緒。

　　總結相關經驗，廣東省委認為，要變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政府可以引導，但不要替村民做，要變管制、控制為協商、協調，並最終承認了村民的選舉權，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出新的村委會，危機最終得以化解。

　　黃衛平認為，對烏坎危機的化解，表現出汪洋對重大政治局面的把控能力。

　　汪洋曾表示，「廣東成立工作組處理烏坎村事件，之所以請一位省委副書記當組長、一位副省長當副組長，並不是因為這個事件複雜到需要派出這樣的陣容，而是我們希望通過解剖這個『麻雀』，取得經驗，推動村級組織加強建設，更好地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

　　不許不改革

　　有評論認為，汪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遇到了「天花板」，這也是很多學者不願意對汪洋一系列改革評價太高的原因所在。事實上，在這方面，即便汪洋本人也毫無掩飾。

　　汪洋曾列舉廣東發展的五大不足：一是，經濟發展轉快，但發展不夠全面，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管理相對滯後；二是，經濟總量大，但發展方式仍然粗放，結構不夠優化和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三是，城鄉區域發展有了新的進步，但發展不夠協調，發展不平衡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四是，資源環境保護得到加強，但可持續發展的壓力較大，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依然趨緊；五是，經濟增長水平較快，但民生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居民的生活品質有待提升。

　　數字顯示，在廣東經濟總量連續23年位居內地各省區市第一名背後，廣東全省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卻由2000　年的2.67倍擴大到2006年的3.15倍。與國內其他省份相比，廣東人均GDP年均增速過去10年均排在江蘇、浙江、山東、上海等沿海省市之後；技術研發投入佔GDP比重僅為1.2%，低於全國1.4%的平均水平；廣東每新增一個勞動力新創造的GDP是12萬元，大大低於江蘇的88萬元、山東的22萬元和浙江的21萬元。

　　汪洋曾給廣東的官員潑冷水，「我們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但是，長期捧著『總量第一』這塊『金字招牌』，聽慣了別人的讚譽，很容易使我們一些同志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了某種優越感，甚至驕傲情緒，這種缺乏憂患意識的表現，最終會導致不思進取，後果是極其有害的」。

　　在今年兩會廣東代表團分組討論政府報告期間，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權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會觸及現有的法律法規，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層面的支持，「如果法律有障礙，我們一起去上訪」。

　　2007年12月研究報告《廣東省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廣東未來五年發展方向選擇》曾經受到汪洋讚賞，並被推薦給《南方日報》發表部分內容的河海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奇洪教授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最早的改革不是經濟體制，而是政治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核心內容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破除「兩個凡是」，1983年才提經濟體制改革。現在反而是政治體制改革希望從珠三角有新的突破。」劉奇洪表示，「雙轉移」、「騰籠換鳥」等這一系列經濟改革最終是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治體制不改革就不能有真正的經濟體制改革成功。

　　劉奇洪認為，汪洋較喜歡聽取吸收各方意見。而「汪洋提到廣東發展的主張，其實是中共最基本的執政理念」。

　　在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王貴秀看來，經濟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入下去，必須進一步突破體制壁壘。實際上，對於深圳在廣東改革開放中的作用，汪洋是有所期待的，在此次黨代會分組討論時，汪洋指出，如果深圳不堅持市場經濟改革，優勢將不能保持。

　　汪洋說，現在深圳的部門越來越多，法規越來越健全，但是「燃燒歲月的激情越來越淡漠」。

　　廣州市委黨校科研處處長彭彭認為，現在的深圳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人腰纏萬貫，加之前任領導又出問題，在改革的「衝勁」方面自然就有所欠缺。

　　今日的廣東已經不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廣東。最大的不同在於：30年前，廣東省自上而下，求變求新的意志強烈，上下同心，使得廣東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勢如破竹。30年後，一切試圖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在此情形下，將一個地方從發達帶向更發達尤為艱難。「允許改革失敗，不許不改革」。汪洋這位經常上新浪微博聽取民聲的改革者如是回應。在未來更長的時間裡，他的任務是率先探索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