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犯之辯：「輿論繭房」內的一次自我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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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性侵犯」的探討、追問、辯論，不管是過去，還是在現在，都呈現出「圈子內部的爭辯」格局。甚至，在不斷的「性侵犯事件」發生的過程中，輿論也都集中在「圈內發酵」，一旦出圈，瞬間就「風浪不驚」，貌似沒有人關心，更沒有人在意。

就近來的「媒體圈」和「公益圈」的「性侵犯風波」來看，就當事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而言，自然就是施害和受害的過程之辯。可要是對於圈內的人來講，追根究底就是「圈內價值觀」的爭辯。當然，同在一個圈子內，「價值觀」不相同這很正常，但最讓人感到驚詫的是，一個圈子內的人不講「共識」，更不講「底線」。

或許是「媒體圈」和「公益圈」的人手握話筒的緣故，同樣的事情，發酵的速度和勢頭超乎想像。當事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各執一詞之後，最喧鬧的就是圈內旁觀者的立場之辯。而這同時也成為圈內「自我抄檢」的一次機會。

講真，在圈內廝混，誰還沒幾個「酒友茶友」，尤其在「媒體圈」和「公益圈」的朋友們，功力都在嘴皮子和筆杆子上，這種時候怎能不出來為所謂的「朋友」吼幾聲。只可惜，當「犯錯的朋友」已成「人渣」的時候，所謂的「勉強站台」，就是為虎作倀。尤其，在公義面前，很多時候「勉強的情誼」非但幫不上忙，還可能露出「難看的吃相」。

當然，在近來的「媒體圈」和「公益圈」的內部爭辯來看，顯然比我們想像的「更混亂」，更「無底線」。坦白講「性侵犯」已經夠讓人感到可惡，但當圈子內的人「是非不分」、「彼此指責」卻不講道理的時候，總讓人覺得「圈子爛透」沒有希望。甚至，在圈子內各種火藥味十足的情況下，外圍的看客只能罵一句「貴圈真亂」。

不過，在這次「性侵犯之辯」中，作為「輿論繭房」內的自我抄檢，有幾個現象值得我們去深思。比如「性侵犯」的邊界和可能，受害者維權的方式的適當性，當事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關係鏈條中的表態及站台，以及公共表達的尺度和基本常識判斷。

抄檢其一：性侵犯的邊界和可能性。

對於近來的「Metoo」聲明，幾乎都是以社交媒體中的「圈子」為中心在發酵。受害者的表達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回憶的方式在講述，而且都是發生較久後才作出的聲討。這其中，因時間久遠，有人質疑其中的動機。但這種邏輯僅是站在「侵犯者」有利的立場，卻沒有站在「受害者」對應的困境，自然會讓人感到不公。

與此同時，關乎「性侵犯的邊界」，實際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意願問題」，至於是摸什麼部位，那只是一種實施具象。這裡面就比較微妙，既然是「意願問題」，能說講出來的「不願意」肯定就是「不願意」，而講不出來的「不願意」，並不代表「願意」。

因為，有太多「不願意」因「恐懼」（境遇的不可抗因素）而「講不得」，而且每一個人的認知能力有限，反抗力量有限，所以能做出「Metoo」聲明的決定的受害者，很大程度上已經是一種突破。另外，作為可能性的「避免性侵犯」，當「弱者」（女性居多，偶發男性）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與「侵犯者」獨處，即便獨處的情況下，一旦對方行為輕佻，肆意黃腔，就要擇時機而動。

不過，有「弱者」（女性居多，偶發男性）專門以色相換取利益，就屬於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因為從某種層面上是「自願的」，所以也就算不得「性侵犯」之列，至於道德上站不住腳，又是另外一回事兒。

抄檢其二：受害者維權的方式的適當性。

從某種意義上，如若「坐實」受害的事實，受害者的維權方式不應該被過分限制。不管是「道德審判」還是「法律審判」，都應該站在「受害者」一面才好。不過，有人擔心這樣會導致一些人故意污衊的可能，事實上擔心都是多餘的。

既然道德和法律都應該站出來，那麼法律審判就應該為道德審判兜底。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存在污衊的可能，但並不妨礙法律進一步去判斷。所以，對於受害者的維權而言，就應該「不設限」，否則「弱者」怎能有被救贖的時刻。

抄檢其三：關係鏈條上的「站台爭辯」講情更要講理。

作為當事者，不管是「受害者」，還是「侵犯者」，都有自己的關係鏈條。這其中就存在一個「站台」的問題，不管說不說話，表不表態，都算是「站台」。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點，在講情面的時候，更要講道理。因為，不講道理的站台，就是豬隊友，非但幫不上忙，而且會幫倒忙。

這種情況在「媒體圈」和「公益圈」中，顯然表現的比較充分。那些平日里愛憎分明的人，就因「侵犯者」是自己的好友，便瞬間失語，甚至一點態度也沒有。這類人還好點，反正就是顧及情面，不說話就完事兒。

最讓人感到無恥的是，一些有影響的人，在情面至上的邏輯里，腦子也跟著短路了，在公共媒體上用荒誕的邏輯進行護短，著實讓人感到失望和痛心。而這也是這次「輿論繭房」內較為有意義的一環。

抄檢其四：公共表達中，知識分子的背叛為何越來越嚴重？

依照朱利安·班達的說法，知識分子的價值是靜態的，公正的，理性的。與此相對的自然就是浮動的，不公正的，非理性的。只可惜，就現在的公共表達中，基本上趨於後者。不管是普通大眾，還是公共知識分子，都是以自己願意相信的邏輯在判斷事實，而非是以開放大腦進行信息全面化的判斷。

這或許也是近些年來公共知識分子越來越臭的主要原因。人們所有的情緒都是好惡的觸發，而非理性的觸發。這使得在表達上越來越沒底線，好像只要能搞臭對方，不擇手段已經成為一種首選方式，因為見效快，立桿見影。

與此同時，「陰謀論」成為一種高打的主要邏輯，凡事想不通就好像是「陰謀論」，甚至在公共知識分子之間的談話中，髒話、黑話到處飛揚，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謂的表達，十之八九是罵街，所謂的討論大半是「長舌會談」，而這也是知識分子越來越墮落的主要特徵。

最後強調一點，真正健康的社會中，需要的不是「榜樣型」知識分子，而是需要常識型，理智型，公正型知識分子，因為大眾是狂熱的、非理性的，就總需要有人去告訴他（她）們，別跟著一起「耍流氓」（無知的幹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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