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文化精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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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史與傳的關係

（史傳第十六）

在傳說中，像盤古開天地和神農嘗百草的古典故事，若追問發生的具體年代，不但遙不可及而且已經虛無縹緲。所以，我們今天聽到類似這樣一些古代傳說時，忍俊不住都想問一句：書上有記載嗎？其實，據說軒轅皇帝時代，便有一個史官名叫倉頡，他的職責就是習文記事，這確實也是十分久遠的事情。

《禮記?曲禮上》中說「史載筆」。那麼，史為何呢？史者「使」也。這就是說，「史」等同指使別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載筆」的「史」，就是指定專人，執筆站在帝王左右，及時記錄下來帝王的言語和行動。《漢書?藝文志》上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以，便有了記錄言語的經書《尚書》和記錄行為事件的《春秋》啊。例舉這一類文章的經典，在堯舜時代的是《尚書》中《堯典》《皋陶謨》，而在夏商時期的則是《尚書》中的《甘誓》《湯誥》。進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姬周朝代，延續周文王倡導「創新」的弘大志向，從一開始周公姬旦便制定了新的規則，一方面追溯並區分了夏、商、周的不同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的四時季節，詳實推算和記錄了言行事件曾經發生的時間年代。與此同時，各諸侯邦國內部，也自設史官，並記錄言行，旨在揚善抑惡，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東周第一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開始，王朝國勢衰退，而諸侯權勢增強，舉國上下不僅禮儀鬆散，而且法令制度日漸失序，隨之社會人格及其道德倫理，愈發乖張離奇。所以，才有周遊列國歸來的孔老夫子，一邊嘆息王道失落，一邊痛心禮崩樂壞，一邊悲憫斯文墜地，並於時常靜卧之中，哀傷鳳凰不至；於偶或臨街之時，憤懣麒麟不識。於是乎，請教樂師極力整飭《雅》《頌》的音樂，依傍魯國的歷史校對姬周《春秋》……究其目的，就是通過例舉事實經過的得失成敗，得以思辨功過是非的關鍵所在；通過引證生死存亡的前因後果，達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於是《春秋》之中，一字褒獎勝過加官進爵，片言貶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謂微言大義而亂臣賊子俱，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儘管睿智深邃並寓意深刻，但文辭過於委婉簡短。與之同時代的左丘明，深諳微言大義的精要，加之熟悉內容事件的因由始終，所以能夠依傍《春秋》，進一步創作了「傳」這種文體。

何為傳呢？傳者，轉也，即轉達的意思，是指將經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轉化成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語言，藉以幫助後人對經書的學習和理解。所以說，《左傳》如同聖人經書的翅膀，更像是史傳文體中的桂冠。

進入了列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因為史官這一職位依然保留著，所以在秦國合併其它七國過程中，各個國家都還有自己的簡牘史冊。又因為這一時期的簡冊，主要記錄當時縱橫捭闔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並且沒有嚴格的年代時令順次……這就是國別體《戰國策》的由來。

漢高祖劉邦，經過多年戰爭，剷除了贏秦和項羽後，終於建立大漢帝國。漢初陸賈稽查這段歷史，完成了《楚漢春秋》。

漢初司馬談（公元前約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馮翊夏陽人司馬遷之父），則是家傳的於宮廷內書寫史冊，而其子司馬遷繼承父親遺願，致力於甄別歷代帝王將相的業績功勛。論《史記》的文本體例，其中記述的人物，若與《尚書?堯典》比較，決不能說個個都是聖賢大德；其中的義理文辭，若與孔子《春秋》相較，也不可能篇篇堪稱精妙絕倫。所以，司馬遷效仿《呂氏春秋》中「紀」的方法方式，將記錄帝王的篇籍，統一命名為「本紀」，這樣既能提綱挈領，又適合拓展規模。於是，「本紀」用於記述帝王，「世家」專門書寫諸侯，「列傳」描繪投身政權鬥爭的精英豪駿，「八書」講解政策制度，「十表」羅列年譜官爵。這一切雖然與以往史書顯著不同，卻把事件時序處理的有條不紊。綜合評價《史記》：具有記錄實事求是，而不隱瞞避諱的優點；知識淵博雅正，而有宏論善辯的才能；擅長獵奇探幽，而有離經叛道的缺憾；文體層次條例，並有錯落失序的不足……對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記論」中有過詳細論述。

班固編寫《漢書》，既是繼承家業，也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經驗，尤其司馬遷《史記》，依然助其成功達半。縱觀《漢書》體例，「十志」內容涉及廣泛，特別是「序」「贊」氣勢恢宏，整體文質彬彬，而儒雅中正，頗具古典經書信史的遺風。至於世間評價《漢書》：既是尊孔崇經的雅正典範，亦有目錄條例的拓展創新，但疑其有遺親攘美的不實罪過，以及賄賂撰文的致命瑕疵。如此觀點因由，仲長統（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陽郡高平人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在《昌言》（此書亡軼）里已有詳細說明。

追溯史傳文體的發展軌跡，亦不難看出：《左傳》在言行記錄上，完全依附《春秋》筆法，只是個別地方添枝加葉，但依然文字簡約不詳，尤其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無從知曉，一時難明。自《史記》開始，從本紀到列傳，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開始分類介紹的詳略得當，不但一覽無遺，並且方便閱讀理解，進而成為了紀傳文體的先鋒楷模。

漢惠帝（劉盈公元前210-188年漢高祖劉邦與呂后之子西漢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呂后攝政，《史記》的《呂后本紀》和《漢書》的《高後紀》，都明顯違背了古典史書的記錄規則，這是為什麼呢？自伏羲以至於呂后之間，從沒有聽說過有女人做皇帝。漢代像呂后這種特殊境況，本不應該成為後世效仿的榜樣，更不應該記入史冊表彰。在《尚書．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過這樣的誓辭：「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母雞不司晨；母雞司晨，家破人亡。）；《穀梁傳．僖公九年》記載，在葵丘齊桓公與諸侯的會盟中，有「毋使婦人與國事」（禁令女子干預國政）的誓言。像秦國，也曾有過昭王年幼而宣太后主政的故事；再者，也就是西漢呂后專權的事實了。對此，無論說成臨時替代還是攝政，都一樣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說樹碑立傳了。到了西漢末年，因為《史記》《漢書》都將呂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從事歷史記錄工作的張衡，可能受其影響，曾主張將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寫入本紀，這簡直就是更加荒謬不堪的事情了。因為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說是假冒的皇后兒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啊；至於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因此，劉弘、劉嬰兩人才應該書入本紀，哪有將呂后、元帝皇后載入本紀的道理呢？

東漢的史書，起始於劉珍（公元？-約126年又名劉寶南陽郡蔡陽縣人東漢史學家）、李尤（東漢史學家字伯仁廣漢雒人據說司馬相如揚子云之風拜蘭台令史）等人撰寫的《東觀漢記》；隨後，袁山松（又名袁嵩東晉陳郡陽夏人）的《後漢書》以及張瑩（東晉文人）的《後漢南紀》，缺點都在於偏頗失序，不倫不類；再者，便是薛瑩（三國時期吳國官員）的《後漢紀》、謝承（三國時期著名史學家）的《後漢書》，其內容粗糙謬誤，多不可信。於此期間，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緊實，而華嶠（公元?-293年字叔駿平原高唐人西晉學者史學家改《東觀漢記》為《漢後書》時稱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的《後漢書》準確恰當，他們的作品應是東漢史中的頂級傑作了。

三國爭雄時期，記載魏蜀吳史跡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孫盛的《魏氏春秋》、魚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等，有的言語過激，難以核查證實；有的內容寬泛，找不到中心要點。唯有陳壽（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漢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的《三國志》，從文辭記述到論辯義理，都十分融洽和諧；晉代的荀勖和張華，都把《三國志》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並不過譽。

進入晉代之後，設置了著作郎一職，專門從事史書的編撰。陸機的《晉紀》，書寫晉代開始的歷史，但並不完備；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臨沂人東晉大臣）的《晉紀》，寫晉未的歷史，卻沒有結尾。再者，像干寶（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後遷居海寧東晉文學家史學家）的《晉紀》，裁剪核定確實井然有序；孫盛的《晉陽秋》，簡明扼要而又重點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時代的《春秋》，無論經文還是傳文，都有一些比較明確的範例，可以用來作為這一文章體例的準繩。自《史記》《漢書》之後，固定的範例卻沒有了！一直到了東晉鄧粲（生卒年不詳東晉史學家湖南長沙人）編寫《晉紀》開始，又恢復了擬訂範例的自我約束，並且拋開漢魏史書鋪張拓展的寬泛格調，進而取法殷周經典幹練精微的謹實風格。由此可見，當時僻居長江之南的學者們，已經領會到古典經籍的妙用了。所以，像孫盛（生卒年不詳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東晉中期史學家名士官員）編史時，也開始先立規矩，則完全取法鄧粲罷了。

毋庸置疑，凡載入史冊的作品文籍，必須熟悉諸子百家，才有可能不誤入歧途。那麼其中優秀作品，之所以能夠流傳千古，貴在揭示了世道興衰的徵兆表象，並成為後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鑒。因此，每一朝代的史書記傳，無論其為何等體例，必將與日月一樣出沒存生，其所彰顯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業，都必將與天地一般廣大長久。

漢朝立國之初，史官一職，頗顯榮耀。各州郡及諸侯國的主要言行記錄，都必須彙集到中央太史府。宮廷史官，藉此洞察各地方勢力的風聲動向，並為帝王將相提供適時應變的決策信息；另外，太史官必須查閱館藏文件史料，校驗古代殘櫝敗簡，以求博聞強記，而稽古鑒今。所以說，凡史書記傳的文辭和內容，本來就應該以經書典籍為準繩，至於在規勸警戒深淺程度把握上，自然必須效仿聖人賢達的知識水平。所以說，作為一名太史官員，必須由上述的閱歷經驗和知識儲備之後，才有可能據實記錄言行，並具有中正評判是非得失的能力，進而才有可能摒棄虛假不實之詞的泛濫成災。

記載王國家天下的史書，以記傳書寫人物，用編年陳述事端，文筆切忌泛泛而談，內容必須真實確鑿。但是，如果時間距離愈發遙遠，事實必定愈發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發繁多，頭尾愈發容易雜亂如麻。譬如一個歷史事件，其中數人分工不同，如果每個人都將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重複累贅；如果局限一處陳述，又必定有失周全……這就是整體與局部以及局部與局部之間，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處的困難和關鍵所在。東漢張衡指出了《史記》《漢書》中有不少差錯過失，晉代傅玄批評《東觀漢記》中存在累贅煩瑣，就是這種原因問題造成的。

若論說為什麼「年代越久、偽學越多」的問題。《公羊傳．隱公元年》中說：「傳聞異辭。」（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而《荀子．非相》中則說：「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關鍵信息，傳聞越久越簡單，越近越詳細。）所以，史書能夠成為信史的關鍵，就在於寧缺毋濫。然而，世俗追波逐流，人性喜新厭舊，尤其一旦出現了稀奇古怪的東西，世人通常趨之若鶩，並不都是三思而後行。因此，凡傳聞的事情，必定越傳越稀奇古怪；凡記錄遙遠的東西，必定越記越莫名其妙。於是，隨著時間延長，所謂造假偽書，就是因為最熱衷推陳出新，尤其渴望標新立異，經常剔除以往史書中公認的事實，反而專門將其間頗多爭議問題，給予穿鑿附會，而誇大其詞，目的就是追求和滿足於別的書本沒有，而唯我獨尊……如此訛傳，以至於以訛傳訛，最終謬誤泛濫成災的著書立說風氣，不僅是文藝大廈之蛀蟲蠹瘤，更是文化事業的奸雄公敵。

若論說為什麼實時記錄或同時記載也會出現虛假不實的問題。在《公羊傳．定公元年》中，對於孔夫子修訂《春秋》時事關同時代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辭。」（大致本意：對魯定公和魯哀公的過錯不明說啊。）的缺陷，這就是所謂「背景環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時候，針對一些人情世故或說環境利害，所必須要有的理解和尊重。然而，針對現實中尚且生活中人物事件，在如何把握記錄尺度上，其實如同民俗世俗常態一樣：一是習慣嫌貧樂福，熱衷攀龍附鳳，對於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廢物一個，也要極力點睛抹彩；二是習慣輕蔑窮困潦倒的人們，熱心唾棄失敗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藝雙馨而且人格品質異常純潔高尚者，都依然難逃被嘲弄、奚落甚至謾罵、侮辱的人間遭遇。亘古至今，陰陽互懟，季節冷暖；品德優劣，人性善變，這原本就是自認而然，應屬於見怪不怪的社會現象吧。所以，實時記錄、同步記載之所以存在敷衍趨勢，甚至還有明顯歪曲事實的問題，與其說是無法逾越的鴻溝，毋寧講一開始便帶上有色眼鏡好了。

由上可見，記載與事實，時間越久，必定虛假不實越多，而時間越近，也並非越發真實，反而同樣存在歪曲和謬誤。據實而論，在書寫史書中，真正做到了義理中正、剖析周全的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賢避諱、微言大義的是孔夫子。因此。杜預在《春秋左氏傳序》中，才會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讚譽。史傳體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堅守的是懲惡揚善，而良史之才，貴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惡如仇。如同農民稼穡，任何時候見到莠草必定剷除殆盡……唯此，才是千秋萬代始終不會改變的規則準繩。至於如何才能做到繁簡適當的方法，如何掌握區別真假虛實的要領，如何很快理清千頭萬緒的技巧，如何找准辨別是非對錯的依據，諸多此類的問題，只要明確了大綱提要，都會迎刃而解。

毋庸置疑，為一個時代著述立傳的史家使命，如同觀瞻臨摹肖像，一旦傳播四面八方或流傳萬代千秋，其究竟屬於似是而非還是惟妙惟肖，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見，並且一定是互有短長。但是，縱觀秉文弄章之功勛，橫看舞文弄墨之作為，都不會像著述史傳一樣，儘管殫精竭慮而功高蓋世，但卻難免顧此失彼，更無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馬遷和班固，雖然已經屬於精通史學的天才大家，但是他們的作品，依然難免遭遇後人的批評譴責。因此，載史立傳，如果不謹小慎微，反而是任性胡作非為，無論從作品還是身家之性命，都必定危機四伏啊。

總而言之：載入史冊起軒轅，編年敘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輪轉，人子生死如滅燈；成王敗寇任由天，褒貶善惡留人間。義正辭嚴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間興亡多少事，是非功過一字間。

【註解】

1、班彪「論史記」見於《後漢書．班彪傳》，並節選：「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2、班固《漢書．禮樂志》之開端類似「序」的部分：「《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其結尾類「贊」部分：「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