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緣何失敗?

撰文:丹尼爾·柯茲-菲蘭

翻譯: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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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馬歇爾抵達中國後與蔣介石會面。圖片:奧托·貝特曼/Getty Images

「我們曾經是贏家,但我們現在已經不是了。」特朗普在競選時就這麼講,當上總統以後也一直這麼說。 

儘管他的這句話經常會引發眾怒,但這其實是特朗普和美國外交界中他的批評者之間所有的不多的共識之一。兩邊都懷念那個失落的黃金時代,那個無論在國內還是在世界舞台上,美國都取得偉大成就的時代。特朗普經常講的這句話是一個早已被廣泛接受的敘事的粗糙版本;他的話之所以能夠有影響,乃是因為這個國家的民眾早已深陷諸種美國神話之中不可自拔。

人們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而非美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期,看作美國在外交上的黃金時代。這個時間段標誌著美國時代的開始,一個領導力勇猛的時期,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邊的各種外交原則和成就都是從那個時候來的。馬歇爾計劃讓歐洲脫離貧困和絕望;美國的全球聯盟建立;德國和日本進行了民主制度的革新;「遏制」戰略讓蘇聯的威脅不復存在;「最偉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的勇氣和「智者們」(Wise Men)的視野

【「Greatest Generation」和「Wise Men」這兩個表達分別因湯姆·布羅考的《美國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和沃爾特·艾薩克森與埃文·托馬斯合著的《智者:六個朋友與他們建構的世界秩序》(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的出版而流行——譯者注】

……這些都十分妥帖地融入了這樣一個敘述之中:戰後的美國有著重塑世界的力量和目的,而這最終讓美國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

喬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比這種敘述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體現了美國實力這個概念。作為陸軍將領的馬歇爾帶領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之後他又作為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打造了一個全球領導力的典範,將力量和雄心與慷慨和智慧融為一體。「最偉大的一代」向他的偉大成就看齊,「智者們」想要獲得他的智慧。馬歇爾之後的每一代官員和政策制定者都聲稱自己是在繼承他的遺產,這些說法是否有說服力則是另一回事。當面對從中東到中美洲的一系列挑戰時,人們依然會呼籲,應當設計並實施另一個馬歇爾計劃。

但這個「勝利敘事」存在一個問題:對於馬歇爾的職業生涯,同時也對於美國外交政策而言,那個黃金時代的核心事件之一被遺漏了。

馬歇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勇地履行作為軍人的職責,在冷戰初期他是富有遠見的政治家,而在這兩個時期之間,他承擔了自己生命中最困難的使命。從1945年底到1947年初的13個月里,他是美國駐中國特使,努力在國共之間斡旋,促成中國的和平,為作為美國同盟國的未來民主中國奠定基礎。而他的努力失敗了,其後果和教訓對他之後的職業生涯帶來了很大影響,也直接影響了之後幾十年里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

「誰丟掉了中國?」美國人在之後的很多年裡都會問這個問題。一些人認為馬歇爾應該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因為馬歇爾在中國遭遇的失敗與通常對他以及那個時代的描述衝突,所以這個核心事件往往被完全排除在「勝利敘事」之外。然而,完整的敘事不僅應該關注成功以及權力的可能性,還應該關注挫折和權力的限度。多年來,馬歇爾的成就極大地激勵了美國人。然而,他的失敗可能會讓人們更多地了解他的遺產,也能讓人們了解美國今天的位置是怎樣的。

馬歇爾是不想去中國的。從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那天開始,他便出任陸軍參謀長,經過艱苦的六年戰爭,他很想退休。但是,隨著中國內戰爆發,中共可能會獲得勝利,而這樣的結果可能會摧毀美國設想中的戰後世界秩序。因此,杜魯門總統要求馬歇爾(杜魯門稱馬歇爾是「這個國家或者其他任何國家所可能培養出的最偉大的軍人」)完成最後的任務,承擔起這個使命。馬歇爾的責任感不允許他拒絕杜魯門的要求。

在到達中國之後的僅僅幾個星期里,馬歇爾就取得了很大成績,連那些對他持懷疑態度的人都稱其為奇蹟。杜魯門寫道:「多虧了你,計劃的進展看起來似乎完全符合預期。」在馬歇爾的調停下,國共雙方同意停火,這場內戰距離此時已經打打停停持續了二十多年。他們商定了民主聯合政府的基本原則,聽馬歇爾解釋《權利法案》,也聽他大聲朗讀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演講。他們還簽署了《雙十協定》,計劃將雙方的部隊整編為一支軍隊。

馬歇爾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對他宣稱:「我們國家的全體人民應當心存感激,並大聲呼喊, 『中美長期合作萬歲』。」毛之前已經在黨內做出指示,中共正在進入「和平與民主的新階段」,還談到如果自己能訪問美國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其他如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猜想,自己能在蔣介石領導的新政府得到什麼職位。

但我們現在知道了,馬歇爾為實現和平並且讓中國成為美國盟國所做的努力失敗了。當國共雙方的討論從高層之間達成的書面協議轉到實施協議的種種細節時,共識破裂了,雙方在有關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隨著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斯大林從起初對馬歇爾的調停表示支持,轉為鼓勵毛澤東加快開展游擊戰。

馬歇爾又艱難嘗試了10個月,他試圖避免國共談判崩盤,同時也是避免隨著中共的勝利而增加的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華盛頓的官員將他與西西弗斯相提並論,一次又一次地在努力推動和談的進展。直到1946年底,他終於放棄了。 「現在需要中國人自己去做我努力引導他們做的事情了,」他總結道。

三人小組:國民政府代表張群,馬歇爾,中共代表周恩來

但在他職業生涯的下一階段(看到他在中國的表現之後,杜魯門決定讓他做國務卿),馬歇爾面臨著痛苦的選擇:隨著中國內戰的蔓延,中共取得勝利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是否應該採取措施。然而,因為有在中國的經歷,他對美國的援助能否產生決定性變化這一點完全不抱希望,同時他也確信,對中共採取重大軍事行動將會帶來巨大風險,而且當時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美國的資源。

最後,馬歇爾警告說,如果武力干預中國內戰,美國將「必須準備接管中國政府,管理其經濟、軍事和政府事務。」而這將「導致美國政府持續不斷地投入各種資源,而且幾乎沒有叫停的可能,另外還「會導致大量資源的消耗,正中蘇聯人下懷」。對馬歇爾而言,挑戰將不僅僅是資源上的問題。如果進行全面軍事干預,那將意味著美國政府需要承擔起「各種義務和責任……我確信,在知情的情況下,美國人民永遠不會接受這些義務和責任。我們無法逃避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捲入中國內戰可能造成許多嚴重後果,其中包括巨大的經濟成本;然而,雖然經濟成本將會很沉重,但如果與其他責任相比,卻還只會是微不足道的代價。」

就在馬歇爾和毛澤東舉杯慶祝和平和中美友誼幾年之後,中共在全中國範圍取得勝利,蔣介石逃到了台灣。馬歇爾在中國的工作進展最順利的時候,他曾被美國各派政治人物稱讚為中國的「拯救者」,如今因為「丟失」了中國而遭到圍攻。

攻擊他的人暗示,中國之所以「落入共產主義之手」,是因為美國決策者怯懦導致他們消極無為,另外再加上這些人背信棄義;而正是這樣一種暗示催生了「麥卡錫主義」,美國公民生活由此迎來了最黑暗的時刻之一。麥卡錫曾發表長達三個小時的長篇大論,批判馬歇爾以及「馬歇爾的中國使命造成的災難性的、愚蠢的罪行」,他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陰謀,罪惡深重,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冒險行動與之相比都會相形見絀。」

【麥卡錫將自己的講話出成了一本書,書名是《美國從勝利中撤退: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的故事》(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在麥卡錫主義處於鼎盛之時,即使是馬歇爾的門徒艾森豪威爾在競選總統時也沒有出來為馬歇爾辯護。

對於幾代冷戰時期的決策者和戰略家而言,這個教訓是很清楚的:他們不能讓自己被指責為,某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之手」是因為他們的不作為。林登·約翰遜懷疑美國出兵越南不會帶來成功,他為此感到痛苦,「全能的上帝啊,當年我們離開中國時,他們就把我們罵成那樣,想想看,如果我們從越南撤軍,他們會說些什麼啊!之前的那些話比起來只能算客氣話了吧。」約翰遜的一些同時代人更進一步,認為對越南的干預正是十幾年前應當在中國採取的行動,這是一次補償的機會。即使到了20世紀80年代,許多人依然會拿40年代「丟失中國」作為當時對其他地方進行干預的論據。

但馬歇爾從失敗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訓,特別是當他出任國務卿之後,當時全球冷戰剛剛拉開序幕,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與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運動形成對壘之勢。「世界上那些後進、弱小的民族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是多麼悲慘,多麼不公平,」他說。 「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者們便是以全球此起彼伏的反抗運動作為自己發展、擴張的基礎,將此大勢為自己所用。然而多年來,我們基本上忽略了這些後進、弱小民族的處境,與此同時,對待我們自己的國民則充滿善意和慷慨。我們目前的許多麻煩都源於這種疏忽。」然而,雖然他認識到,要應對這一挑戰,美國的領導必不可少,但他也認識到如果只靠美國的力量,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正如他強調的那樣,「中國的問題主要要靠中國人自己來找解決方案。」

冷戰初始,歐洲處於即將崩潰的局面,馬歇爾把自己汲取的教訓用上了。他認為,首先需要解決「飢餓、貧困、絕望和混亂」,這樣才可以避免蘇聯進一步的擴張;另外,他指出,美國的盟友需要首先採取一些必要的舉措,在那之後美國的援助才能奏效。他向美國國務院新組建的政策計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強調了這些基本原則,他責成政策計劃室找到方法,防止西歐出現動蕩,因為一旦西歐爆發危機,蘇聯便會趁虛而入。政策計劃室後來提出的解決方案便是我們所知的馬歇爾計劃,它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外援活動,也是美國外交政策史上最偉大成就。

六十多年後,等到我加入政策計劃室時,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剛開始,政府高官和許多知名的民間評論家依然會提及馬歇爾的榜樣,呼籲實施我們這個時代的馬歇爾計劃:針對東南亞的馬歇爾計劃,針對中美洲的馬歇爾計劃,針對突尼西亞或埃及或整個穆斯林世界的馬歇爾計劃,甚至針對發展水平不斷衰落的美國內陸的馬歇爾計劃。人們沒有考慮到,他們在呼籲實施這種或者那種馬歇爾計劃的時候,美國正處於嚴重的金融危機中,政府預算水平出現了缺口;而從馬歇爾計劃在當時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來算,整個計劃投入的總資金相當於今天的大約1萬億美元。

與此同時,馬歇爾在中國使命在很大程度不被人們所知,儘管他的那段經歷可能是更有價值的研究對象。人們可以從中看到,美國與中國關係一直在巨大期望到痛苦失望之間循環。人們會對那些艱難的問題有更多了解:何時以及是否對某個國家進行干預;對於那些可能不會以我們希望的方式治理國家或者打仗的盟友,又該如何提供援助。人們會理解到,在制定某種外交政策時,必須考慮到許多棘手的問題,並且要在外交政策失敗之後處理各種後果。

馬歇爾的中國使命在今天能夠給我們的啟迪不限於特定的外交政策問題。美國人現在對自己國家衰落的恐懼感到痛苦,人們圍繞這個問題進行著許多爭論,在這個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說,馬歇爾在中國的經歷能夠讓我們冷靜下來:即使在美國實力最強大的時候,當美國剛剛領導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且其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近一半時,它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這段歷史也應該讓人們感到寬慰。即使在美國在世界上擁有著卓越領導力的時刻,它也不必解決所有問題來表明自己是強大的。

丹尼爾·柯茲-菲蘭(Daniel Kurtz-Phelan)是《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執行主編。他之前曾在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室任職。他的報道和評論文章見諸《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客》。

本文選自《大西洋月刊》,改編自丹尼爾·柯茲-菲蘭的新書《中國使命:馬歇爾未竟的戰爭,1945-1947》(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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