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法國再次偉大——青年拿破崙三世的政治、經濟思想簡介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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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拿破崙三世的觀點吸引，那就危險了。

他的文章非常善於用貌似客觀、公正的語言包裝自己的野心。他幾乎不使用枯燥、晦澀的政治學或哲學辭藻，而是用平實而生動的大白話，兼以比喻、對仗、排比等修辭手法，一步步將讀者誘入「圈套」。和希特勒那種張牙舞爪、歇斯底里的煽動相比，這種平易近人、溫文爾雅的文風同樣具有欺騙性。

本文所指的「青年」，既包括拿破崙三世1840年（32歲）因發動叛亂被捕入獄前的時期，也包括1841—1846年他在阿姆監獄服刑的時期。其實，稱呼這一時期的他為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更合適。

1815年拿破崙帝國覆滅後，波拿巴流亡瑞士。少年時期曾在一位雅各賓派的私人教師指導下學習。後加入瑞士軍隊。

1830年法國爆發七月革命，波旁復辟王朝被推翻。波拿巴本以為家族的流亡生涯會結束，但結果卻令其非常失望。

1830年和1831年之交的冬天，波拿巴前往羅馬走親訪友，這次旅程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之一。

1831年春，義大利中部爆發了革命，路易–拿破崙和同父同母的哥哥加入了燒炭黨人的活動。革命因遭到奧地利的打擊而失敗，哥哥也在戰鬥期間病死。其母親赴戰區，鬥智斗勇，平安帶回這個僅剩的兒子。這對母子利用假身份，辦了前往英國的護照，而後從英國進入法國，最終到達瑞士。逗留法國期間，其母與奧爾良王朝（七月王朝）的國王路易–菲利普會見。國王的虛偽態度使波拿巴懷恨在心。奧爾良王朝在他眼裡是革命的背叛者和法國之恥。

本文主要介紹波拿巴的以下作品：

《政治夢想》（Rêveries politiques，1832）

《拿破崙思想》（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1839）

《拿破崙思想簡編》（LIdée napoléonienne，1840）

《糖類問題分析》（Analyse de la question des sucres，1842）

《加萊海峽之進步》雜誌部分社論（Progrès du Pas-de-Calais，1843）

《駁拉馬丁》（Répons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à Lamartine，1843）

《消除貧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1844）

《對瑞士政治和軍事的思考》《炮兵手冊》《1688年和1830年歷史殘編》《尼加拉瓜運河》暫不討論。

一、《政治夢想》

背景簡介：

從義大利歸來之後的5年，是波拿巴一生中比較平靜的一段時期。但這段時期對他未來的人生道路也非常重要。

第一，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上升了。由於他的親哥哥和拿破崙的親兒子先後去世，他的繼承權排到了第三位（第一位是拿破崙的長兄約瑟夫，但他膝下無子；第二位是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父親老路易，但他健康狀況堪憂）。路易–拿破崙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將自己推到歷史的前台。

第二，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了整理、宣傳其政治思想的嘗試。

1832年5月，波拿巴出版了第一部論著《政治夢想》（Rêveries politiques）。該書只是一本幾十頁的小冊子，但對了解波拿巴早期的政治理念非常重要。他研究了伯父的生平和思想，分析了法國人的心理和訴求，設計了他打算提供給法國的一套制度。可以說，這本小冊子就是他的「建國大綱」。

內容速覽：

在文章之初，波拿巴就自我表白：「促使愛國者寫作的原因之一，就是改善人民狀況的急切意願。因為，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各民族的命運，就會感到震驚不已，並且只會發聲捍衛理性和人性的權利。」接著，他指出，七月革命的成果已經被那些「害怕自由之樹，僅僅在腐爛了數個世紀的樹樁上嫁接嫩枝」的人糟蹋了，這裡抨擊的對象不言而喻。隨後，他又批判了歐洲的政治狀態：「在歐洲，人民對其君主缺乏信心導致了可見的普遍不安。……無法將自身利益與人民利益相結合的君主，是多麼悲哀啊；當其中一方的光榮無法給另一方帶去光榮，當維護一方會給另一方帶來傷害，當一方無法信任另一方的承諾和誓言時，也是多麼悲哀啊。」他反對的不是所有的君主制，而是無法與「人民利益」相結合的君主制。

如何實現「公德戰勝陰謀，功勛壓倒偏見，榮耀為自由加冕」的目標？波拿巴提出了一種怪異的主張——結合拿破崙二世（拿破崙之子）與共和國！於是，這本小冊子的重點開始了。他說：「偉人拿破崙一世的兒子是最高程度的光榮的唯一代表，而共和國是最大程度的天賦自由的具象化。拿破崙的名字讓人們不用擔心重返『恐怖統治』，而共和國的名字讓人們不用警惕恢復絕對權力。」

一說到拿破崙，他就開始為伯父辯護了：「法國人！公正一點，向那位來自人民、服務人民的人表示感謝吧——他傳播了人類才智的光芒，他保障了國家的獨立。如果某一天人民自由了，這就是拿破崙的功勞。他讓人民習慣於美德，而這是共和國唯一可靠的基礎。不要因其獨裁權力而責怪他——這將我們導向自由，正如鐵犁翻開了土地，給我們帶來了豐收。……拿破崙統治的不幸在於，他無法收穫他播下的所有種子。他已經解救了法國，但還沒能讓她自由。」

接著，波拿巴闡述了自己的國家觀。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第一需求，是獨立、自由、穩定、選賢與能和「平等擴散的幸福生活」。為了保障國家獨立，就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而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就應當得到人民的信任。自由是國家獨立的結果，全體人民都應當參與選舉，「大眾是永遠不會腐蝕的，既不諂媚，也不偽裝，他們應當是一切權力的持續源泉」。至於「平等擴散的幸福生活」（l』aisance également répandue），這個措辭比較繞彎子，含義雖近似物質資料的公平，但更像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帶動全社會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是生活水平的最終平等，而是生活水平提高機會的平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波拿巴的措施是：「不僅稅收要降低，政府也要製造穩定感，安定人們的內心，保證對未來的預期……政府要穩定，體制不能單一，也就是說，不偏袒任何階級，而是寬容所有階級，尤其是與大部分人的需求和願望保持和諧。」其中，「不偏袒任何階級」非常具有迷惑性，他在之後的政治實踐中也喜歡將自己打造成一種「超階級」的存在。

他一方面坦白「我的原則完全是共和派」，一方面又給共和制設定了很多條件：「如果萊茵河是萊茵海，如果美德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如果只有功勛才能獲得權威，那麼我會是個單純的共和派。」他認為，共和國存在缺陷，國家是需要皇帝的。在波拿巴的世界觀里，帝制與共和這兩種制度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於是，他大力鼓吹「共和帝制」這種怪物。

下面這段話可以很好地總結波拿巴的觀點：

我希望看到建立這樣的政府，它可以保證共和制的一切優點，但沒有它帶來的不便。一句話，這是強大而不專制、自由而非無政府、獨立而不尋求征服的制度。這種制度的基礎應當是：一、國之三權應當是人民、立法機關和皇帝；二、人民應當擁有選舉權和認可權；三、審議權應當在立法機關；四、行政權應當在皇帝。

（按照他的設計，認可權指對皇帝的認可。）

《政治夢想》的最後是波拿巴草擬的一部憲法，包含了具體的制度設計（限於篇幅，不多介紹）。可見，他的野心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早有準備；不是毫無章法，而是有著周密的思考。

附：致維埃亞爾的兩封書信

維埃亞爾（Narcisse Vieillard），原為波拿巴親兄的導師，也是波拿巴的朋友和顧問。第二帝國時期成為元老。

（1835年1月30日）波拿巴的自嘲：「憑藉名字，我得到了很多；憑藉自己，我一無所有。出生是貴族，天性和政見又是民主派。通過繼承得到一切，但實際上一心向著選舉。一些人因為我的名字奉承我，還有一些是因為我的頭銜。如果我跨出了日常的軌跡一步，就有人說我野心勃勃；如果我安靜地待在角落裡，就有人說我冷漠無情。一句話，我的名字對自由派和絕對君主主義者都會造成相似的恐懼。我唯一的政治盟友只能在賭徒中尋找，他們認為在諸多可能性中，我可能成為有用的籌碼。」

（1836年1月29日）1.不在乎共和制和君主制的界限：「我認為在這兩種不同的政府中，都不存在什麼違反根本原則之處。一個也好，另一個也罷，依據情況，都可以產生好結果。」2.對世襲制的態度：世襲制與人們對財產的熱愛緊密相關，在可預見的未來里看不到這種觀念的衰退。「世襲原則出自時代的利益，而不是文明程度的標誌。」波拿巴善於用貌似不偏不倚的論述為自己的野心做鋪墊的語言風格，在此有著鮮明的體現。

二、《拿破崙思想》

背景簡介：

1830年的革命讓路易–菲利普坐上了王位，但他的統治卻並不依賴當初參加革命的人民。他以財金融資產階級統治替換了貴族統治，整個政權因此一直存在參與度較低的問題。在奧爾良當局內部，派系鬥爭從未停止，內閣更迭頻繁；而正統派（波旁王朝的遺老遺少）、資產階級共和派、波拿巴派、無產階級也從不同的角度抨擊奧爾良王朝。1831年，里昂工人運動爆發；1832年，正統派代表人物貝里公爵夫人發動叛亂；同年，共和派利用拉馬克將軍出殯之機發動起義；1834年，第二次里昂工人運動爆發……正是這種不穩定給波拿巴在內的各路冒險家提供了渾水摸魚的機會。

波拿巴意識到，法國人並沒有忘記他的伯父。從復辟時代到奧爾良王朝，有不少關於拿破崙的作品問世，有些是學術著作，有些是回憶錄，還有些是誇張的傳奇。文學作品的傳播力度更大。司湯達、大仲馬、喬治·桑、巴爾扎克、雨果都創作過懷念拿破崙的作品。總之，拿破崙情結不只是個別政治派系的問題，而是一種群體心態，甚至奧爾良當局有時也會擺一擺追憶拿破崙的姿態。如1836年夏，時任首相梯也爾主持了凱旋門的落成儀式。

波拿巴一方面急於登上政治舞台，一方面又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奧爾良王朝滅亡的時日。1836年10月30日，波拿巴率領一小撮同黨，在斯特拉斯堡軍營發動叛亂，本以為會引爆整個法國的局勢，但僅僅兩個小時之內就被平定，無人死亡。奧爾良王朝將波拿巴流放到美國（路易–菲利普仁至義盡，在波拿巴臨行前還送給他一箱子黃金），其同黨經審判後，全體無罪釋放。

在美國僅數月，波拿巴就得到了母親病危的消息。遂經英、荷、德，回到瑞士。1838年，在法國政府施壓下，離開瑞士，前往英國。

1839年7月，他的論著《拿破崙思想》（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問世了。

內容速覽：

該書分為政府總論、思想總論、內政問題、外交問題、皇帝的目標、帝國覆滅原因論、結論七大部分，洋洋洒洒近200頁。這是到目前為止波拿巴最明晰且最完整的思想表述。

1.政府總論

波拿巴首先討論了人的兩面性。人類永不間斷地趨向完美，這是神性；但也逃不出固有的缺陷，這就是人性。國家和社會也是如此，既有不朽與進步，也有弊病與混亂。正因為如此，「政府之建立，是為了幫助社會克服阻礙其進步的障礙……政府不像某位著名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必要之惡，而是所有社會組織的有益推動者。」所有國家都有共同點——自我完善的需要；也有著不同點——面臨的弊病不同，因此，政府的形式「根據它們需要治癒的弊病、根據時代、根據它們所治理的人民而異」。「在政治中，善只是相對的，從不是絕對的。」

根據上述理念，波拿巴認為，像政論家那樣過分強調一人統治和多數統治、民主政府和貴族政府的明確界限是不可能的。「能持續的都是好的。持續最久的，就是最適合這群人的。」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一個純粹的實用主義者，不在乎政府形式上的差別，而看重政府的實質——是否完成了它的使命，也就是「調整自身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在社會現有狀態下採取必要手段為增進文明提供平穩從容的道路」。

在波拿巴眼裡，當時的世界上只有兩個政府很好地履行了它們的「昭昭天命」，一個是俄國，一個是美國，而這兩個政府的形式是相反的，前者個人獨斷，後者自由放任。處於中間的老歐洲，「就像一座自我消耗的火山」。法國呢，「你現在卻沒有需要完成的使命了嗎？你要將自己的精力和能量消耗在兒女們無窮無盡的鬥爭中嗎？不，這不是你的命運。」

2.思想總論

新思想的產生如同後浪推前浪，大革命帶來的變革和破壞令人目不暇接，直到最後拿破崙閃亮登場，改變了混亂的局面，「將真理從熱情中分開，將成功的要素從死亡的種子中分開」，恢復了一種可以將各種互相衝突的偉大原則綜合在一起的政府形式。拿破崙是「大革命的遺囑執行人」。黨派紛爭的毀滅之火熄滅了，奄奄一息的革命女神將其最後的願望託付給拿破崙：

「將我主要的奮鬥成果集中在堅實的基礎之上，重新團結法蘭西分裂的人民，驅逐聯合起來對抗我的封建歐洲，治癒我的傷痛，啟迪各族人民，在我已經挖掘深度的地方拓展寬度，為歐洲做我為法國所做的事，即便你用自己的鮮血澆灌文明之樹，即便你的計劃被人誤解，即便你的家族四海漂泊，也永遠不要放棄法國人民的神聖事業，而是用發揮天賦的才智，以人性允許的一切手段引導其走向勝利。」

波拿巴引用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傳播的歷史，說明新思想從最初引起恐慌（指1793年路易十六被處決、雅各賓派上台等事件）到最終被人接受是需要時間的，「自由」也是如此。此前導致社會撕裂的思想，在拿破崙的手中就可以鞏固社會。「通過保存革命的道德影響力，削弱它引起的恐懼，拿破崙比起其他任何人都加速了自由的統治。若是沒有執政府與帝國，革命就僅僅是一場壯觀的大戲，留下許多偉大的記憶，卻又了無痕迹。」

波拿巴堅決否認伯父的權力只來源於個人野心。他認為，伯父能完成那麼大的事業，就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那麼，為什麼拿破崙要稱帝呢？波拿巴是這麼分析的：一個政府，首先要考慮它所治理的國家是什麼情況，它可以依賴的力量在何處。舊式君主國的支柱是貴族和教士，分別代表了土地財富和道德影響。而大革命摧毀了封建勢力，重新分配了利益，如果再回到過去的統治、繼續依賴已無根基的勢力，這無疑是瘋狂之舉。而拿破崙雖然恢復了舊有的形式，卻將權威建立在新的基礎上；他雖然恢復了宗教，但沒有讓教士成為一種統治方式。所以，拿破崙沒有損害誰的利益，反而滿足了政治與道德上的需求，符合大多數人的願望。「如果這些變化不是早已存在於大多數人的情感與理念中，拿破崙也不可能將其實現……他對全民族說：『你們想要一個世襲君主國嗎？』全民族通過400萬張選票表示同意。」寫到這裡，波拿巴還特意加上了一段註解：「一些人對本次選舉的合法性提出懷疑，但他們這麼做的話，等於也抨擊了共和國的所有憲法，因為這些憲法還沒有得到這麼多贊成票呢。」

波拿巴比較了古羅馬和法國的歷史，以此證明傳統制度的影響是很難擺脫的。古羅馬有500年的共和時期，轉為帝制後，仍然延續了共和制的很多形式；法國有1400年的君主時期，走向選舉制共和國也不會是一日之功。所以，「愷撒必定希望保留共和制的形式，而拿破崙則重建君主制」，也就是「舊瓶裝新酒」。

接下來，波拿巴又論證了世襲制的優越性，其實這是為自己繼承伯父事業的合法性提供理論支持，其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他從「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區分開始說起。前者是永久利益，依靠傳統代代相傳，它只能通過貴族的形式而體現，如果沒有貴族的話，世襲的家族也可以；後者是短期利益，因時而變，它只能通過人民的代表而體現，而人們的代表需要換屆。

波拿巴總結道：「為了避免穩定性和連續性的缺乏——這是民主共和國的最大缺陷，有必要建立一個世襲的家族，擔任普遍利益的保護者，但它的權力應當完全建立在人民的民主精神之基礎上。」

3.內政問題

這是《拿破崙思想》最長的一章，佔全書的一半篇幅，現擇其扼要者敘之。

拿破崙上台後，首先要思考三個問題：哪些思想觀念一去不復返了？哪些今後會取得勝利？哪些可以立刻得以實行？

波拿巴認為，伯父追求的目標是自由，「越是了解歷史，就越會相信這一點」。但有人認為這種看法是胡說八道。於是，波拿巴寫下了這段比喻：

「自由就像一條河。為了讓它帶來沃土而不是毀滅，它的河床必須要挖寬、挖深。如果它在天然的邊界內有規律地流淌，所經過的國家都會讚美它；如果它像急流一樣衝破了界限，它就會被視為最恐怖的災難。」

於是，接下來波拿巴用了連珠炮似的排比句，列舉了實現自由需要的八大條件，概括如下：

1.黨派猛烈攻訐，需化解仇恨；
2.平等原則未普遍施行，需在全部法律中貫徹；
3.公共精神、宗教、政治信仰缺失，需在三者中至少恢復一個；
4.憲法反覆更改，需重建法律的影響力；
5.古老的習慣被摧毀，需依據新原則建立新習慣；

6.無論何種形式的政府，既無力量又無威信，需重建權威；
7.一個國家沒有貴族，除了軍隊之外也沒有其他組織，需建立規範化的組織以重建公民秩序；
8.外與鄰國作戰，內有敵之黨羽，需征服敵人、爭取盟友。

總之，拿破崙帝國的法律，正是為實現穩定的自由而開闢道路。

「在耕地、播種、抽穗、開花、結果之前就想要收穫的人，將會受到憐憫。相信僅僅靠宣布一些原則就可以建立新秩序，是致命的錯誤。」波拿巴寫道。

波拿巴認為，伯父「是他所處時代的正確理念的代表」，試圖融合而不是消除各種理念。皇帝曾說：「我喜愛各黨派的實在人。」在他的國務委員會中，有斐揚派、雅各賓派和保王黨人士；他尊重法國各個時代的光輝歷史，將「舊制度」下的若干名將移葬到榮軍院；他簽訂了《教務專約》，調節了國家政權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對待猶太人，他既承認了其公民權和平等地位，又引導他們融入法國社會。但是，拿破崙雖然實施了「大綜合」政策，但不代表他放棄了大革命的原則：他召回了「流亡者」，但他們被變賣的財產不可挽回；他娶了奧地利的公主，但不損害法國的利益；他恢復了貴族頭銜，但這些頭銜對任何階級、任何行業的人開放。

接著，波拿巴耗費了大量筆墨，詳細回顧、解讀、吹捧了伯父在司法、金融、慈善機構、農業、工業、商業、公共工程、教育、軍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政策，不再贅述。

波拿巴批判了法國人想要複製外國制度的傾向。他認為，英國的議會自由是好，但它的基礎是貴族制，沒有這一點，英國就是一團亂麻。還有美國，雖然我們看到了它的輝煌，但法國和美國不能相提並論：美國人尚未在他們的土地上紮根，所以美國人的利益是個人化的；美國是商業優先、工業次之、農業為末，而歐洲正好反過來。「從各種方面來看，法國都是文明世界的首領。但人們似乎懷疑她制定不出獨一無二的法國法律，即適應我們的需求、立足於我們的天性、符合我們的政治地位！讓我們採納其他國家由長期經驗所確立的進步成果；但也讓我們保存自己的法律，法蘭西的形式、法蘭西的天性、法蘭西的精神。」

波拿巴堅決否認伯父是個獨裁暴君，反而指責法國人對待自己的皇帝太苛刻。他反詰道，英國的克倫威爾比不上拿破崙，尚且能得到公正的評價，為什麼拿破崙不可以。

最後，波拿巴假借身處天國俯瞰人間的伯父之口，提出了以下質問：

你們這些責難我的人，在24年之久的和平環境中幹了什麼？

你們緩解了不和，將各黨派團結在國家的聖壇周圍嗎？
你們讓國家各權力機構擁有法律承認的道德優勢，以保證穩定嗎？
你們讓貴族院具備我的元老院那樣的民主結構嗎？
你們保存了國務委員會的有利影響和有益功能嗎？
你們保存了榮譽軍團組織最初的純潔和威望嗎？
你們讓選舉制度建立在我的縣級議會的民主基礎上嗎？
你們通過保證議員的薪金，便利了進入代議院的渠道嗎？
你們像我一樣，論功行賞、打擊腐敗、在行政機構中灌輸嚴格而純潔的道德，使權威值得尊重嗎？
你們通過施加權力的影響，改良風氣了嗎，犯罪是多了還是少了？
你們通過完成土地登記，保證財產的安全了嗎？

你們像我一樣，讓各種新工業蓬勃而生嗎？
你們在長期的和平中，完成了我在殘酷戰爭中開始做的一半工作嗎？
你們為商業開闢了新的渠道嗎？
你們改善了貧困階層的狀況嗎？
你們將法國的全部歲入用於她的繁榮這一唯一目標嗎？
你們恢復了離婚法，保證家庭的道德嗎？
你們將國民衛隊組織成抗擊侵略的不破屏障了嗎？
你們將教士限制在宗教事業中，而遠離政治權力嗎？
你們保留了軍隊曾以正義的方式獲取的尊敬和民心嗎？或者說，你們是否試圖敗壞士兵的崇高使命？
你們讓滑鐵盧的老兵吃到應有的麵包，作為他們為法國流血的補償嗎？
三色旗和法國人的名字，保住了舉世尊敬的威望和影響力嗎？
你們為法國爭取到了危難之際可以依靠的盟友嗎？
你們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嗎？相反，你們的稅收不是比我在戰爭時期的還重嗎？
最後，你們削弱了我僅僅是為了安內攘外而建立的中央集權行政制度嗎？

這一連串的嚴厲質問，針對的是波旁復辟王朝和奧爾良王朝。「24年之久」，正是兩者統治的時代。

波拿巴替伯父作了回答：「不，你們保留了我的統治中僅僅是暫時性的東西，而能夠減輕其缺陷的好東西都被你們拋棄了。和平的益處你們得不到，戰爭的壞處你們倒是全部保留了。」

4.外交問題

拿破崙的外交政策是什麼，波拿巴概括為「真誠地向所有願意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政府提出與法國結盟」。「他不是侵略者，相反，他總是被迫擊退歐洲的同盟。如果有時候他比敵人先行一步，那是因為先發制人才能保證勝利。」

波拿巴是這樣為伯父的頻繁戰爭辯護的：隨著戰績的增加，拿破崙的視野也相應擴大。「作為法國君主，他要為法國的利益服務；作為一位偉人，他要為歐洲的利益考慮……為了建立和鞏固普遍的和平，西方的英國和東方的俄國，要麼應當通過理性說服之，要麼就通過勝利屈服之。」

波拿巴大談特談拿破崙的戰爭是怎樣給義大利、瑞士、德意志、波蘭帶來社會進步的，他提供的論據未必是虛假的，但往往是經過裁剪和曲解的。他認為，拿破崙並不像其他統治者那樣，把新附的人民視為被征服者，而是讓他們享受到開明政治的好處。比如在義大利，他廢除了封建制度和什一稅，推行了民法典，鼓勵科學、藝術的發展，以公民兵取代了僱傭兵……對於吞併皮埃蒙特、羅馬、佛羅倫薩的行徑，波拿巴進行了厚顏無恥的辯護，他說這是為了教育當地居民如何成為公民和士兵；等戰爭結束了，法國就會將這些地區歸還給故國（義大利）。

波拿巴最後總結道：「帝國的戰爭如同尼羅河的泛濫。當河水淹沒了埃及的田地時，人們會認為這個國家被毀滅了；但河水一旦退卻後，他們就會迎來沃土和豐收。」

波拿巴論述外交的篇幅遠遠不及內政，似乎反映了他對內政問題進行了更多的思考。在之後的歷史中，他也的確更加擅長內政而非外交。

5.皇帝的目標

本章是前一章邏輯上的繼續，也是全書最理想主義的一章，口號多於論證。波拿巴認為，伯父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歐洲聯盟」。那個時代的其他政治家，只會將歐洲的均勢建立在大國間的敵對之上，而不是相互間的普遍利益上。而拿破崙為了促進歐洲的聯合，要推行一套歐洲法典，設置一個歐洲上訴法院，建立一個歐洲研究院，統一貨幣和度量衡。

波拿巴還利用社會契約論，即人們會為了共同利益而讓渡自身的一部分權利從而結成越來越大的群體，來論證歐洲共同利益高於各國利益的必然性。當然，他又強調，拿破崙的政府是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

6.帝國覆滅原因論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拿破崙這麼偉光正，為什麼還覆滅了呢？這是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因為它關係到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實踐中的有效性。

但波拿巴同時又陷入了一個悖論。探討拿破崙失敗的原因，是否要反思他的錯誤？如果反思錯誤的話，是否又有損於拿破崙的威信？所以，波拿巴既要分析拿破崙的失敗，又不願意真正反思。於是，這一章就成了全書內容最短的一章。

波拿巴認為：「皇帝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的工作完成得太快了，是因為一連串的事情以不尋常的速度壓向他，也就是說，他的征服太迅速了……另一方面，外國人對暫時性的戰爭之惡不耐煩，忘記了拿破崙帶給他們的好處，為了避免短暫的不便，浪費了未來的獨立。縱然是現代最偉大的天才，又怎麼能夠在區區幾年裡使外國人摒棄所有偏見、接受所有良知呢。」總之，他的失敗僅僅是因為計划過於宏大，「打算在帝國的十年里完成幾個世紀的事」。

7.結論

第一，拿破崙雖敗猶勝。「帝國時代是對歐洲舊制度的生死之戰」，儘管拿破崙戰敗了，但他的思想在各處生根發芽。「征服者自己也採用了被征服者的理念，各族人民竭盡全力恢復拿破崙已經在他們之中建立的東西。」人們不禁要問，名敗實勝和名勝實敗，哪一種才算是偉大的政治家？

第二，當今之世，還有哪位非凡人物可以通過優越的思想博取世人尊敬呢？波拿巴認為，現在的天才只需要基本的理性即可。「一個人不應該僅僅複製已經做過的事，因為模仿並不總會帶來相似的結果。事實上，複製一個過往的政府的細節，而不是複製其精神，就像一位將軍，站在拿破崙或腓特烈曾經獲勝的戰場上，以為只需重複同樣的操作就能取勝。」

第三，「拿破崙思想，不是戰爭的思想，而是工業的、商業的、人道的思想。如果在一些人眼裡，它總是充斥著鬥爭的雷鳴，這是因為它確實長期以來被大炮的硝煙和戰場的灰塵所籠罩。但現在煙消雲散了，人們會透過武力的榮光，隱約看到公民的榮光，它更加偉大，也更加持久。」

《拿破崙思想》一書與其說是老拿破崙的思想，還不如說是小波拿巴的思想。後者總結了拿破崙的歷史經驗，又在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下對此進行了豐富和發展。例如，拿破崙酷烈的獨裁統治很難再有吸引力，於是波拿巴不得不承認那只是權宜之計，「不能被視為確定性的制度，而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再比如，波拿巴認為拿破崙思想是工業的、商業的思想，明顯反應了法國發展工商業、完成工業革命的迫切要求。總之，《拿破崙思想》是打開波拿巴心扉的一把鑰匙，也是他的行動指南，還是未來第二帝國的政策教科書。

然而，波拿巴的主張具有迷惑人心甚至包藏禍心的一面。第一，他大力鼓吹「全民政府」，實質是否認國家的階級性。第二，他非但沒有對拿破崙的過失進行反思（或者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反而極力美化其侵略戰爭。未來的波拿巴，也將藉助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借口發動對外戰爭。第三，他的觀點存在諸多矛盾之處。例如，他既口口聲聲承認「人民主權」，卻又主張恢復世襲制和帝制，無論他多麼巧舌如簧，都無法掩蓋這些主張在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三、《拿破崙思想簡編》

背景介紹：

1840年，梯也爾內閣做出了一個讓波拿巴感到詫異的決定——將拿破崙的靈柩隆重地迎回巴黎。路易–菲利普還派自己的一個兒子前往聖赫勒拿島處理相關事宜。梯也爾是個善於作秀的政客，他迎回靈柩的意圖，既是「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歐洲人面前揮舞拿破崙的寶劍」，也有由官方壟斷對拿破崙歷史的解釋權的考慮。

波拿巴決定要和奧爾良王朝爭奪話語權。同時，法國人民對拿破崙的深刻記憶，更讓波拿巴感到民心可用。

內容速覽：

總綱

1840年，波拿巴又寫了一篇《拿破崙思想簡編》（LIdée Napoléonienne），作為《拿破崙思想》的前言。文前的題記是這麼一句話：「不僅僅是皇帝的遺骨，他的理念也一定要帶回來。」

第一節是對拿破崙思想的概括，比起前作，這一篇說理性較弱，煽動性更強。

波拿巴首先批判了現狀：「25年來，法國一直沒能建立起持久的狀態……一邊是腐敗，另一邊是虛偽，到處都是仇恨，這就是我們的狀態!」他認為，法國應該遵循偉大立法者的引導。他將拿破崙與摩西、穆罕默德、愷撒、查理曼並列為能夠開天闢地的人物。

接下來，波拿巴用一系列言簡意賅的短句，解釋了他所理解的拿破崙思想，例如：

拿破崙思想起源於法國大革命，就像密涅瓦來自朱庇特的頭部……它通過鬥爭而生存，通過勝利來說服。
拿破崙思想意味著對50年來被打亂的法國社會進行重構，協調秩序與自由、民權與法律原則。（這裡使用了「50年」，說明波拿巴眼中的拿破崙思想是適用於新時代的。）
它對民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力量和穩定的元素。
它既不追隨黨派的搖擺路線，也不追隨暴民的熱情。它通過理性而統治，並領導在前。
它的前進不是通過排斥，而是通過調和，聯合而不是分裂國民。它根據能力和行動，給予每個人應有的位置，而不計較其觀點或政治過往。
它只關注行動，討厭無用的話語。它在一年之內執行其他人討論十年的措施。
它拒絕中世紀宗教話題般的爭論，不為聖餐變體論之類的形而上問題而鬥爭。
它鼓勵農業，興建新工業，從其他國家吸取對法國有利的進步措施。
它的一切來自人民，但不奉承人民……它的目標不是通過激發半死不活的仇恨、迎合危險的熱情，而建立短暫的民望。它對所有人坦誠相待，無論是國王還是公民，是富人還是窮人。
它點燃了想像力，打動了人心，吸引了人民，因為它在說服人之前，先觸及了人的靈魂。
……

嘲諷保守派

第一節之後，還有「選舉制度」「流亡」「保守派」「英國的個人自由」「法國的軍事組織」五節。在這裡，我們選擇第四節「保守派」加以介紹。

波拿巴自己的思想也有保守成分，但他辛辣地嘲諷了某些自稱「保守主義者」的法國人——「在一個一切都沒有到位、一切都必定變化的國家，採取這樣的名字難道不荒唐嗎？」

英國保守，是因為有值得保守的東西。英國的制度保存了一個世紀，又是世界強國和世界工廠。「而法國的保守主義者有什麼值得自豪的？作為一個黨派，他們沒有輝煌的先例，今天會保守他們昨天出力推翻的東西。」

保守王位嗎？它沒有堅實的基礎，國王只是「宮殿中的囚徒」（這句話很可能是刻意針對路易–菲利普的）。

保守貴族院嗎？它什麼也無法代表，它微弱的聲音對公共輿論沒有影響。

保守眾議院嗎？它只能代表20萬選舉人，既無元老之尊嚴，也無民主之大度（這是在嘲諷奧爾良王朝的選舉許可權制）。

保守法國的物質繁榮嗎？看看「製造業的停滯、人民的疾苦、上層階級的腐敗」。

保守法國的道德狀況嗎？「你們沒看到我們正在向全面瓦解邁進，自私和搶劫才是今日之熱情？」

保守國內的和平？「你們無法在不斷浮現的暴亂中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

保守外交關係？法國不被歐洲人嘲笑就不錯了。

四、《糖類問題分析》

背景介紹：

1842年8月，波拿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經濟論著《糖類問題分析》（Analyse de la question des sucres）。該書的撰寫背景是這樣的：

拿破崙戰爭時代，由於英國的海上封鎖，法國經歷了嚴重的糖類短缺。為了減少對殖民地和外國糖產品的依賴，拿破崙決定開闢新的產糖渠道。1811年3月，拿破崙下令用3.2萬公頃土地種植甜菜。儘管4年後拿破崙帝國就崩潰了，但甜菜糖卻是他留下的一個持久的產業。然而，戰爭結束後，問題就出現了。法屬美洲殖民地的蔗糖與本土的甜菜糖產生了激烈的競爭，法國的糖類市場分裂了！從波旁復辟王朝到奧爾良王朝，兩種利益的代言人一直互相抨擊。除此之外，法國糖業還需面臨國外的競爭。就在這種背景下，波拿巴經過8個月的思考，寫出了《糖類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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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的篇幅僅次於《拿破崙思想》，又使用了大量圖表和數據分析。在書中，波拿巴站在「甜菜糖派」的立場上，指責政府對本土製糖業採取了打壓政策，而這隻會對外國製糖業有利；至於殖民地蔗糖的衰落，是一個早已開始的過程，而非甜菜糖的責任。他主張對甜菜製糖業實施減稅等政策，並批駁了照顧本土產業會減少財政收入並削弱法國海上霸權的論調。

同時，波拿巴藉助甜菜糖問題，表達了他的若干經濟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對自由經濟的懷疑。這又體現在兩個方面：

1.自由貿易。「絕對不受束縛的自由貿易的傳道者，將『讓每個國家經營自己的天然產品』這句格言當成了原則……如果該原則立刻得到全盤實施，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產業的每一個分支都會衰落，所有的人口都會死於飢餓。」與此相反，波拿巴強力捍衛本土產業。法國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現有的工業應當在需要保護的時候得到保護。」

2.勞資關係。波拿巴認為，工廠主不需要像封建地主那樣築造城堡、身披甲胄，他只要關閉工廠的大門，就能讓成千上萬人的命運由其擺布。如果爆發了革命，土地資源尚可在革命者中分割，而工廠的機器是無法分割的，否則每個人手中都只是一堆破銅爛鐵。他多次批判了英國模式，認為該國的製造業「產生了病態的人口，擁有封閉空間的不健康勞作導致的各種身體缺陷以及貧困導致的道德缺陷」，一旦經濟動蕩，工人立刻就會陷入飢餓狀態。波拿巴總結道：「以本國勞動者為代價而保護消費者，總的來說就是對富裕階層有利，對貧困階層不利……消費者的利益，迫使製造商成為壓迫者。為了打敗競爭者，以儘可能低的價格生產商品，他們肯定要讓成千上萬人陷入貧困，肯定要永遠降低工資，肯定要僱傭婦女和兒童……英國實現了某些現代經濟學家的夢想，其工業品比其他所有國家都要廉價。但這一優勢只是以勞動階級為代價的。商品的低價依賴於勞動力的低價，勞動力的低價使勞動者陷入悲慘的處境……如果自由貿易的信徒敢在法國實施他們的有害理論，法國將損失至少20億財富，200萬工作者將失業。」

波拿巴對瑞士模式青睞有加，這裡的製造業是分散的，勞動者容易在工人和農民之間轉換身份。但製造業遭遇危機時，勞動者也可以在田野中找到避難所。

第二，對工業發展的重視。「農業和工業是活力的兩大源泉，而外貿只是其結果。一個明智的政府，應當永遠不會為了後者的次要利益而犧牲主要利益。」「不要將我們的榮耀與物質利益分開，不要將商業繁榮的虛假體系建立在興盛的國民工業的毀滅之基礎上。」像甜菜製糖業這樣的財富來源，如果為商業的利益乃至財政的利益讓步，這就是鼠目寸光。波拿巴將西班牙和拉美國家當成反面教材，認為前者為了商業而放棄了農業和工業，從而丟掉了帝國；而拉美國家的「農業處於嬰兒狀態，工業更是一無所有」，外貿因而是唯一的財源。

發展本土工業，需要從科學發明起步，再經資本投入，加以關稅保護等政策扶持。當然，這種保護並不是永久的，該產業取得進步之後，便可以參與自由競爭。

波拿巴對甜菜製糖業情有獨鍾，不僅因為它是拿破崙的遺產，也是因為它結合了工、農業的優點。根據他的看法，甜菜製糖業可以讓工人進入田地，在不景氣的時節忙碌；又讓農業階層學習了化學和力學，掌握了工業技術；它使勞動力分散，而不像英國那樣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它創造了社會得以組織和政府得以安全的基礎。

第三，對殖民地的態度。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在於提供本土無法生產的產品。「法國土地上的產品，應當比熱帶的產品有優先權。殖民地是為了母國的利益而建立，而不是母國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更何況，衰落的殖民地只有馬提尼克和瓜德魯普。

波拿巴在1841年6月14日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分析過殖民地問題，在此順便介紹。他認為，建立殖民地，考慮的要麼是貿易，要麼是軍事。而法國的殖民地很多是散布在天涯海角的孤島，既不扼守重要的航線，又沒有可觀的經濟價值，在和平時期單調乏味，在戰爭時期是累贅，如馬克薩斯群島和社會群島。與其關注這些地圖上找不到的小點，還不如經營阿爾及利亞和蓋亞那。

五、《加萊海峽之進步》雜誌社論

背景介紹：

「囚犯不出獄，盡知天下事。」1843年是波拿巴多產的一年。他在《加萊海峽之進步》（Progrès du Pas-de-Calais）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政論，內容廣泛。雖然他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要把奧爾良王朝批判一番，但當局始終沒有剝奪其讀書、寫作、出版的權利。

現擇若干篇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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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波拿巴對議會中的反對派進行了「群嘲」。在他看來，「只要反對派沒有熱情、沒有體系、沒有目標，他們就永遠無法在公共輿論中佔據高位。」問他們如何處理大國關係，他們的回答模稜兩可；問他們如何降低稅收、發展經濟，他們泛泛而談；問他們如何建立勞動階級亟需的組織，他們一問三不知。他們身陷雲霧之中，還納悶為什麼沒有人追隨他們。波拿巴用恨鐵不成鋼的語氣批判道：

無論把熱情放在發展經濟，或是追求霸權，還是捍衛自由上，「反對派都要把目標放在心上，這樣才能夠打動大眾的內心」；

無論是追求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還是普魯士的、土耳其的，「在說服其他人之前，必須要證明自己的信念是堅定的」；

無論目標是長遠的還是短期的，「最起碼得存在一個目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目標，這樣人們才能判斷它，如果是好的，那就追隨它」。

說來說去，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才是能提出明確方案的建設型反對派。

四五月間，波拿巴又將興趣轉移到了法國的兵役制度上。

波拿巴認為，奧爾良王朝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沒能建立一套能夠有效抵禦侵略的軍事組織。毫無疑問，法國也應該有一支精良的軍隊，更重要的是，還要有有效的後備力量，保證失敗後能夠東山再起。相比之下，普魯士擁有「文明國家中最完美的軍事組織」。該國有1433萬人口，常備軍有14.5萬人，各級預備役有38.5萬人，每年花費不到5000萬法郎，和平時期保持了較低的成本，且不佔用過多勞動力，戰爭時期又能迅速調集大量戰鬥人員。

波拿巴不僅稱讚這套制度的軍事意義，還稱讚其道德意義。它打破了士兵和公民之間的界限，使國民以保家衛國為第一職責，也不允許富人出錢僱傭窮人代役，因而體現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波拿巴主張學習普魯士的兵役制度。法國擁有3500萬人口。根據波拿巴的計算，常備軍將有31.6萬人，後備軍和第一輪國民衛隊有521198人，第二輪國民衛隊67.7萬人，總計1514198人，花費2.39億法郎。而現在的情況是，法國花費了近4億法郎，而除去3萬阿爾及利亞駐軍、1.4萬憲兵、老兵、巴黎和里昂守軍等，能夠保護邊界的兵力不過20萬。

在《我國議會應當改進的習慣》（1843年9月18日）一文中，波拿巴指出了保證英國議會順利運行的5處制度設計，希望法國議會加以學習、改進。

1.結社權。「在英國，最重要的問題在被帶到議會之前，都已經在公共和私人的集會中考查並討論過了……而在法國，當議員進入議會時，他只從報紙上了解到政治爭論，沒有機會確認公共輿論的真實傾向，也沒有機會通過較小的平台為嚴肅的講壇討論做準備。」因此，「結社權是代議制政府的根基。」

2.效率。雖然英國人循規蹈矩，但並不把時間浪費在會議的前期準備上，而且對問題的討論也不是無休止的辯論。

3.三思而後行。每一項提案成為法律之前，需要在議會宣布三次，再通過三次投票批准法案。這可以減少議會投票的隨意性和偶然性，真正體現穩定的輿論。

4.相約棄權。議會召開後，一位議員不得缺席，除非反對方一名議員也同意缺席。這樣可以保證雙方的力量不因個別人的缺席而失去平衡，從而削弱了表決結果的偶然性。

5.取消發言台。「發言台的最大壞處，是只容得下有技巧的演說家發言；而大演說家往往不是最有邏輯的人，也不是最能領會一項議題的價值的人。」波拿巴認為，議員應當直接在坐席上發言，這樣才能使那些不擅長發表長篇大論的「卑微天才」掌握更大的話語權。

應當承認，波拿巴對英國的制度存在某些誤解，例如英國的「相約棄權」是自願的，並非硬性的規定；而法國的情況也沒有他說得那麼差，認為法國議員在議會之外就沒有討論問題的平台，自然是有失偏頗的。然而，這5條建議反映出波拿巴對政治制度的觀察並非停留在大框架上，而是對細節之處也頗為留心。

《官員的才幹》（1843年11月17日）是波拿巴針對法國內閣更迭頻繁之弊有感而發的。統治國家是難度最大的藝術，非才能之士不可勝任。而今，只要是議會的多數黨，就可以擔任所有職位。於是，「人們的政治觀點就是一切，他們的內在價值、特殊才幹一文不值。」內閣一旦垮台，其中的大臣（部長）也跟著下台。關於甜菜糖的法案沒通過，可能導致一位良將辭職；議會否決了關於軍事組織的提案，可能導致制定工農業發展規劃的大臣下台。這顯然是滑稽的。在波拿巴看來，具體的部門只能由專業人士掌握。如果議會反對政府的政治傾向，首相可以下台，但大臣（部長）應當具有穩定性。

《教會與國家》（1843年12月13日）分析的是教會和國家爭奪教育權的現象。「法國的神父們大部分都反對民主觀點，給他們不受管控的凌駕於學校的權威，將允許他們向人民灌輸痛恨自由和革命的思想。」另一方面，不支持教會，將迫使他們再度徵收什一稅、買賣聖職，也會使窮人失去心靈的慰藉。波拿巴認為，政治家應該調解衝突，尋求聯合。他開出的方案是各打五十大板：「大學停止無神論思想，教士停止教皇至上主義。」波拿巴分析了南德意志的經驗。在這裡，天主教士是「最受教育的、最寬容的、最自由化的」，因為神職人員並不是在與世隔絕的修道院里培養長大，而是在大學裡學習神學，就像其他專業的學生一樣。而且，在他們學會做個好神父之前，要學會做一個好公民。法國也應當如此，這樣，僧俗兩界的聯合才會對社會有利。本文中，波拿巴主要強調了宗教可以適應世俗的一面。事實上，法國教會與政府爭奪教育權的鬥爭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的第三共和國。「各打五十大板」的處理方式看似公允，其實絲毫不能解決問題。

六、《駁拉馬丁》

背景介紹：

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政治家，法蘭西學院院士，持溫和共和主義立場，是之後的1848年革命的靈魂人物。

1843年8月23日，波拿巴針對拉馬丁的反拿言論，寫了一封著名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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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說：「我不為霧月18日革命的原則辯護，也不為其殘酷手段辯護。暴動推翻已建立的政權，有些時候或許是必要的，但從來不是可以化為原則的榜樣。霧月18日是對共和三年憲法的公然違反，但必須承認，這部憲法此前已經被肆意破壞3次了……那麼，唯一的問題在於，霧月18日是否拯救了共和國，闡明這一點，需要看看國家在該事件之前和之後的狀況。」

波拿巴不客氣地說，拉馬丁是第一個敢說督政府治下的革命不再有破壞性而是有創造性的作家。他列舉了督政府的一系列弊政……直到拿破崙建立執政府，才通過一系列政策治癒了國家的傷痛，「使共和國和革命果實從全面毀滅中得以拯救」，這個事實是很多共和派也承認的。

接下來，波拿巴又反駁了「拿破崙在全歐洲消滅了法國這個名字帶來的和平榮耀和對法蘭西理念的熱愛」的論點。共和國早已經與全歐洲開戰了，哪裡有拉馬丁所說的「和平榮耀」？相反，拿破崙控制了人民的激情，讓法國革命的真理傳遍歐洲，他掃除了封建制度，在波蘭、義大利、德意志傳播了文明和法律。

對於「帝國的結局，就是歐洲人兩次進駐巴黎」的觀點，波拿巴的反駁似乎有氣無力——畢竟，第一帝國的崩潰是波拿巴主義的最大軟肋。他只好設定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前提——如果法國沒有失敗，「英國就會低聲下氣，歐洲的寡頭就會被消滅，周邊國家的民族性就會復甦，自由就會在全歐洲建立」。

波拿巴說：「我並不系統化地為帝國的所有制度和皇帝的所有行動辯護，我只是對它們加以解釋……但我堅持認為，執政府和帝國之前與之後的所有政府，即便在和平時期，為法國的繁榮所做的貢獻，還不及皇帝在戰爭期間的千分之一。」

接著，波拿巴對拉馬丁提出了一連串挖苦式建議：「拉馬丁先生應該細閱帝國的組織法……他應該查閱犯罪數據……他應該諮詢勞動階級的狀況……他應當計算14年內所有排乾的沼澤、開鑿的運河與港口、開闢的公路、建造的紀念碑、建立的工廠……」

波拿巴感慨道，像拉馬丁這樣具有民主精神的大才子，居然也能說出反拿言論，這是多麼令人遺憾啊。

七、《消除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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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三四月間，波拿巴寫出了一本關於社會問題的重要小冊子《消除貧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這個標題未免有些浮誇，因為它是個無比宏大的命題，但波拿巴在文中討論的方案其實非常具體。

在波拿巴眼裡，工業既能為國家創造財富，也「將人類和物質同等地碾壓在車輪下，將人們限制在狹小的空間無處呼吸，削弱思想和體質；當這些為它犧牲了精力、青春和生活的人沒有利用價值後，就將他們拋棄」。那麼，我們應該限制工業的發展嗎？當然不是。波拿巴認為自己有信心治療被工業所傷的人，同時又保護工業不受傷害。他提出的方案是「將城市的過剩人口引入鄉村」。「勞動階級一無所有，我們一定要讓他們擁有土地。」為了完成這一計劃，需要先做到三件事：

1.法律。法國擁有919萬公頃的未開墾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集體或私人），每年只能帶來8法郎/公頃的收入。其中，除去無法耕種的或另作他用的1/3外，尚有612.7公頃有待開發。議會應當頒布法律，將這些未開墾土地提供給工人協會，使窮苦工人成為農業拓殖者，而工人協會每年需向土地所有者支付這些土地現在可以獲得的收入。

2.來自政府預算的基金投資。波拿巴將稅收比作太陽，它到處吸收水蒸氣，又以雨水反哺大地；降水均勻、有規律，就會帶來繁榮。據估算，為了實現拓殖計劃，政府需要投資3億法郎，在4年內支付，直到這些拓殖地變得有利可圖為止。根據波拿巴的計算，只需投入相當於一年的軍費或維護巴黎城防的資金，就能在20年內得到20億法郎的收入。

3.組織。「沒有組織的群眾什麼都不是；一旦有了紀律，他們就是一切。」群眾和政府這兩種影響力之間難免衝突，這就需要調解人的存在。工人們自由選舉出廉正之士，代表他們的利益；而這些中間人又應當得到政府的尊重。中間人與工人的比例為1∶10。私人企業和農業機構都要設立中間人。

農業拓殖地有兩項功能，一是為貧困人口提供生計，二是在工業不景氣或者新的機器取代勞動力時為失業者提供臨時避難所。

當私人企業需要勞動力時，它需要提供比農業拓殖地更有利的報酬，否則無法吸引勞動者。

拓殖機構還要從利潤中保留一筆錢，建立勞動者個人基金，當後者離開時，可以根據他的良好表現和工作年限分到一筆高於工資的紅利。

工人和中間人聯合選舉出更高一級的指導官，負責傳授農業技術；中間人和指導官聯合選舉出再高一級的拓殖地都督；都督、1/3的指導官、2/3的中間人組成委員會，負責行政管理；賬目每年需提交給工人大會和省議會審計。

拓殖地兼有宗教、教育、醫療職能。勞動者需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嚴格的紀律，「因為它的目標不是餵養閑人，而是通過健康的、有所回報的勞作和道德教育使人們變得高尚」。和軍隊不同的是，這裡不存在服從性的上下級關係，而是勞動者的聯合。

波拿巴受過聖西門思想的影響，也受到了他伯父安置退伍軍人的啟發。無論他是否發自真心，也無論他的方案是否可行，至少《消除貧困》一書足以說明他對當時的社會弊病展開了嚴肅的思考，重視「沉默的大多數」的訴求，也意識到了人民組織起來會爆發強大的力量。這比起以往依靠一二十個同黨突襲軍營的方式奪取政權，已經有了質的進步。

當然，《消除貧困》一書也有嚴重的問題。

第一，波拿巴完全沒有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農業拓殖地方案絲毫不觸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故無法實現無產階級的真正解放。這種逃避現實的田園試驗，最終也會和羅伯特·歐文的「新和諧公社」一樣，走向破產的結局。

第二，即便從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角度看，波拿巴的主張也是違反經濟規律的。比如，城市人口的增加本身也是工業化的結果，將工人召回農村是逆勢而為；再比如，資本家僱傭農業拓殖地的勞動力時，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這破壞了勞動力市場的正常供求關係。

第三，波拿巴的方案也有很多一廂情願之處。例如，真實的利潤未必如他在紙面上推算的那樣豐厚，很多問題只有在長期的經營管理中才會逐漸發現；再比如中間人的問題，如果中間人是勞動者自己選舉的，如何保證他們能得到資產階級政府的信任；如果是政府支持的中間人，又如何保證他們能代表勞動者的利益；即便真正存在這種左右通吃的人物，又如何保證他們不忘初心，永不變色。這些問題波拿巴都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方案。

有趣的是，《消除貧困》有三處提到了中國：

「國內貿易遭受了損害，因為工業相比於它對勞動者的微小回報，生產得太多，而農業生產得太少，國家由無力銷售的生產者和無力消費的饑饉者組成，這種失衡迫使政府像英國那樣，在存在成千上萬的失去一切的法國人或英國人的情況下，前往中國尋找成千上萬的消費者。這些法國人或英國人如果能夠購買食物和合適的衣物，將創造出比最有利的條約大得多的商業活動。」
「一個國家出口的商品數量，總是與其在必要之時能夠向敵人射出的子彈數量成正比。近期在中國發生的事（指鴉片戰爭）就是一個證據。」
「讓國土的財富增長吧，而不是去中國尋找市場。」

十餘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狠狠地打了波拿巴的臉。

附：與路易·勃朗的對話

1844年底，法國著名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前往阿姆監獄，對波拿巴進行了為期3天的訪問。兩人在批判奧爾良王朝時有非常多的共同語言，並且都認為這個王朝遲早崩潰。但對於未來的安排，兩人就開始爭論了。下面這段對話就是其中一例。

波拿巴宣稱自己捍衛「人民主權」原則。

路易·勃朗問：「那麼，你對這項原則的運用有何高見？」

「普選制。」

「普選製作為一項原則，沒有誰比我更熱忱了。但我們不能只關注結果。你知道，法國的農業人口是多麼蒙昧——很多人不識字。另一方面，在當前的情況下，有多少人依靠其他人才能為自己和家人獲取麵包？」

「你的意思是說，沒有理由考慮國民的意願？如果你掌權了，就有權將你的政治觀點施加給拒絕你的大多數人？」

「我沒有這麼說。但我的觀點是，普選權不應該成為孩子手中上膛的槍。人民主權原則絕不意味著那些有條件通過文章或演講為公眾啟蒙的人缺席。每一個誠實的人，都有權利和義務努力拉攏大多數人，並反對任何利用人民以壓迫人民的嘗試。」

「說得沒錯。」

「僅從理論上宣布人民主權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知道去哪裡推廣它，應該儘力讓它傾向於哪一方。政治信條是必需的。」

（短暫沉默）「我的信條就是帝國。帝國難道沒有讓法國達到偉大的巔峰嗎？它沒有給法國帶來秩序嗎？它沒有帶來榮耀嗎？就我而言，我確信國民的願望就是帝國。」

「但是，帝國意味著世襲原則。」

「毫無疑問。」

「世襲原則怎麼能夠與人民主權兼容？其中的矛盾是絕不含糊的——後者是對前者的否定。人民的意願是會改變的，它會隨著事物性質的變化而變化；而世襲原則從本質上講是不可變的。今天的民意提前推翻了明天的民意，人民通過他們的主權行為而放棄了他們的主權，這是多麼荒謬啊。為了掐死一個人而擁抱一個人，這不是一種原則，而是一種背叛。現在的一代人，怎麼能夠通過宣布世襲原則，而合法地剝奪未來幾代人的權利？這是一種明顯無效的契約。」

（迴避爭執）「歸根結底，基本點在於政府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應該關心人民的福祉。」

若干年之後，波拿巴如願以償地恢復了帝國，而路易·勃朗則流亡在外。兩人終究還是走不到一起。